秦国统一六国的原因:东方列国是怎样丧失制秦遏秦机会
进入战国之世,东方列国一直存在着制秦遏秦的机会,但受诸多原因影响,东方列国并没有抓住有利时机成功遏制和严重削弱秦国,终致秦国迅速崛起,不断蚕食鲸吞中原土地,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河西之战后,魏国本有机会打残秦国,却未将胜勇追穷寇,给秦国发展留下了回旋余地。
吴起从鲁国到魏国后,受到魏文侯的重用,使这位军事天才得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吴起在魏国从扩大兵源和提高战士军事素养抓起,推行征兵制,并通过强化高强度高难度的军事训练和激励措施,打造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魏武卒。这些武卒能够“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戟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成为当时最强的武装力量。吴起还根据不同敌国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战略战术。对于秦国,他认为,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针对这一特点,吴起提出,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
那时魏国同秦国相比有较大的军事优势。从公元前413年(秦简公二年)起,秦国就受到魏国攻击。这一年,魏大举进攻秦国,一直打到郑(陕西华县)。次年,魏国军队又占领秦的繁庞(陕西韩城东南)。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到前408年(秦简公七年),魏将吴起率兵攻取秦国的临晋(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郃阳(陕西郃阳东南)等城。魏国取得河西数城后,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原来,秦和魏本以黄河为界,在河西,魏国只有黄河边的少梁(陕西韩城西少梁村)一城。但魏国取得上述一系列胜利后,河西之地全部被魏国占有。魏国设河西郡并筑城,派吴起守河西,成为插入秦国领土内的一把利剑。据记载,吴起“守河西,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在这种情况下,秦只能退守洛水,沿河修筑防御工事,建重泉城(今陕西蒲城)固守,与魏军对峙。
秦国对于魏国占据河西,始终视为心腹之患,但由于魏国军事力量强大,秦亦无可奈何。吴起曾使用各种办法激励魏国民众为国杀敌立功。他告诉魏武侯:要达到“发号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必须“举有功而尽飨之,无功而励之”。魏武侯按照吴起的办法,就在庙廷上举行隆重的宴会,有大功的士大夫坐在前席,享用头等的美味和餐具;次一等的居中间,食具和馔肴稍次;无功者坐后行,待遇又次。同时又使这些士大夫的父母、妻子立于门外,以其功劳大小给予赏赐。这样一来,使人人以杀敌立功为荣。
公元前389年(秦惠公十一年),秦国出兵进攻魏国的阴晋,魏国战士主动进行抵抗:“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于是,吴起专门挑选原来未曾立过战功的战士五万人前去迎击秦军。这些战士受到刺激和鼓舞,争先恐后,奋勇杀敌,结果仅以五万之众“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秦国的进攻以失败而告终。
吴起守河西已经在做灭秦的准备,只是由于魏武王听信谗言,使得吴起灭秦的壮志落空。据《吕氏春秋》记载,吴起治理河西之地,王错向魏武侯诬陷他,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停下车子休息,眼望西河,眼泪簌簌下落。他的仆人对他说:“我私下观察您的志向,舍弃天下就像舍弃鞋子一样。如今离开西河却哭泣,这是为何呀?”吴起擦干眼泪答道:“你不知道啊!君王如果真的了解我,将我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必定可以灭掉秦国,凭借西河可以成就王业。如今君王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不久就要成为秦国的了,魏国从此要削弱了。”
有人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可惜魏军攻取了河西之地,使原来强大的秦国一度岌岌可危,然而却没能乘胜追击,夺取秦国的粮食基地渭河平原,为秦国的再度崛起留下了转圜余地。魏国实力强大,如果能趁秦国还相对较弱之时,削秦灭韩,使其国土东西连成一体,霸业可期。就是说,魏国应该趁其强大之时,在取得河西之地后,以河西高原为基地,继续攻打秦国,把秦国赶出关中富庶之地。如此,秦国只能向西发展,与戎狄争夺土地,而秦国丢掉了关中富庶之地,只能导致国家贫弱,望中原而兴叹。与此同时,魏国应该依靠强大的国力军力,灭掉韩国,使其国土连成一片,进一步增强国家实力,成为广土众民、国富兵强的中原霸主。
吴起被迫离开魏国,灭秦计划落空。魏国不图秦国关中之地,又四处出兵,空耗国力军力,独不对韩国痛下杀手,至秦国商鞅和韩国申不害变法,秦、韩势力厚增,魏国对秦、韩已无可奈何。如果魏国将秦国赶出关中,并吞并韩国,即使后来秦国重用商鞅变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秦国只能在遥远的西域自生自灭。魏国君主在战略上的摇摆和短视,以及叶公好龙式的尚贤,注定了魏国的衰落和覆亡。
楚国取巴蜀最有条件,却始终没有彻底使其成为楚国的一部分,而秦国趁巴蜀之乱占领其地,为秦国削楚灭楚乃至赢得整个统一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秦国不仅有开疆拓土的战略定力,而且在战略步骤安排和战略时机把握上也颇显智慧。秦国在东方取得初步胜利后,就将注意力转向西南,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消灭巴、蜀国,这对秦国以后的统一战争,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巴、蜀是秦国西南的两个小国,居于今天的四川盆地。巴为春秋时巴子之国。蜀为蚕丛、鱼凫之后。蜀王又分封其弟于汉中,号曰苴侯。苴侯与巴王关系密切,后巴与蜀结仇,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巴、蜀相攻击,俱向秦告急。秦惠文王准备伐蜀,但又为道险而犹豫。正在这时,韩国又从东面向秦进攻。早已从魏回来的张仪主张先伐韩,认为伐韩影响大,可以“下兵三川”,耀兵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举而成霸业。但大将司马错则反对先伐韩。他认为:蜀乃小国,是“戎狄之长”,现又“有桀纣之乱”,出兵讨伐,名正言顺,又易取胜,“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而攻韩不仅可能招致齐、楚、赵、魏的干预,而且有“劫天子”之恶名,因此不如伐蜀,伐蜀成功则富国、广地、强兵,“三资具备而王随之矣”。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方案,于公元前316年起兵伐蜀。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兵从石牛道入蜀,与蜀军大战葭萌关,秦军大胜,蜀王被杀。蜀亡后,秦军又灭掉苴及巴。秦国西南秦岭以外的广大地区,遂归秦国所有。”
灭蜀以后,由于蜀地“戎伯尚强”,即当地的少数民族势力很大,张若特从秦地移去“秦民万家”以充实秦人实力。秦国向蜀地移民,不仅强化了统治力量,而且促进了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蜀地在历史上一贯以丝织、冶铁和煮盐三种手工业闻名于世。为加强丝织管理,促进丝织业发展,张若设立了专门制造丝织品的机关——锦官。据说,这里织出的锦,在河中洗濯“而锦至鲜明,濯以他江,则锦色弱矣”。因此,这里被命名为“锦里”,可见当时锦织业之盛。张若还在蜀设立“盐铁市官并长丞”,强化盐铁生产管理。在汉代,蜀地的冶铁、煮盐已经高度发展。
张若任蜀守期间,大力开发西南地区。今天的四川盐源、盐边和云南的华坪、永胜、宁蒗,乃是当时称为“笮”的地方;金沙江对岸的丽江、大姚、姚安一带,当时称为“江南地”,居住着被称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公元前285年,张若率兵“取笮及其江南地”,使这一地区归入秦国领土。这样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初,秦国的统治势力就已越过金沙江,到达了今天云南北部和西北部地区。
取得巴蜀的意义重大,这使得秦国“擅巴蜀之饶”,为以后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公元前280年,秦派司马错从陇西出发,经由蜀郡,向楚黔中进攻。司马错除了从陇西带来的军队外,又在蜀和巴郡,补充了十万人马和一万艘大船,米六百万斛。由于兵多粮足,秦军取得胜利。这次战后,秦占领了黔中地,并迫使楚割上庸、汉北地,又攻取邓(河南邓县)。
张若曾多次带蜀郡之兵配合司马错及白起攻楚,对统一中国起了直接作用。秦与赵结盟,稳定侧翼后,秦就大举攻楚。攻楚大军分两路出击:一路由白起率领向楚的鄢进攻;一路由蜀守张若率领向巫、笮、黔中进攻,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使楚国首尾不能相顾。鄢距楚都郢很近,所以楚国在这里集中了主力,与秦军进行决战。白起攻城不下,就是使出了惨无人道的手段——聚水灌城,导致“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楚军在鄢城一战,就损失数十万之众,主力受到惨重打击。这时,张若所率领的军队在长江上游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牵制了楚军,使楚无力在大别山以南作战。次年,公元前278年,白起又乘胜攻楚,取安陆(湖北云梦、安陆一带),并攻下楚都郢。当秦兵进西陵(宜昌县)后,就将楚先王墓夷陵烧毁,更进兵至洞庭湖边。楚国仓皇迁都于陈(河南淮阳)。从此,秦以郢为南郡,并封白起为武安侯。
秦攻破郢都,给楚国以沉重打击,这是秦在战国时期的重大胜利之一。公元前277年,张若所率的一支军队,攻占了楚国的黔中郡、巫郡。虽然次年楚国又夺回黔中十五邑,但毕竟已失去昔日之强势。在秦看来,它已无足轻重。因此,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秦国不再以主力同楚军较量了。
秦赵长平之战,不仅决定秦赵的命运走势,也决定着其他五国的命运走势,本是东方六国制秦削秦弱秦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却因为其他五国不谙大势、幸灾乐祸,而成了秦国吞灭六国的关键转折点。
公元前262年,秦国军队攻取韩国的野王(河南沁阳县)。秦军占领野王后,截断了韩国上党郡(山西东南部长治附近)同韩国本土之间的联系。韩国上党太守冯亭见通往本土的归路已绝,就以上党投赵,求得赵的保护,赵国接受了上党,并封冯亭为华阳君。由此,秦国与赵国发生了激烈的大规模战争,即长平之战。
公元前260年,秦国左庶长王龁率兵向上党进攻,赵国派老将廉颇驻守长平(山西高平)。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败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秦军又攻赵军垒壁,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双方僵持多日,赵军损失巨大。廉颇根据敌强己弱、初战失利的形势,决定采取坚守营垒以待秦兵进攻的战略。赵军在今长治县八义乡东坪、西坪驻兵,并在石后堡建立堡垒,扼守三关要道,与秦军相持。
因为廉颇据险坚守,寻机待变,秦国使出反间计,散布廉颇容易对付,而且有降秦之意,秦国真正害怕的是赵括。赵括是名将赵奢之子,虽熟读兵书,但纸上谈兵,缺乏实战经验,又骄傲自大,不明真相者以为赵括是军事奇才;赵王以及一些大臣对廉颇长期坚守不战,国家靡费良多,也颇不满意。故赵王立即用赵括代替廉颇。而秦国暗中用白起代替了王龁。
赵括统兵后,果然轻易出击,秦军佯装败走,暗地里埋下伏兵。当赵军追逐秦兵时,秦军退入城内,同时又以一支部队断绝赵国粮道,另一支部队则进击赵国后方,将赵军截断在两处。秦军出兵袭击赵军,赵军只得临时筑起壁垒自卫,等待救兵。秦军断绝赵军粮道,使赵军被困。自七月至九月,赵军四十六日无粮,因饥饿以致人相食。赵括和赵军无奈,只得拼命突围。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国军队瓦解,四十万人向白起投降。投降后,白起竟然命令将这些降卒全部活埋,只留下幼小的240人归赵,以宣扬秦的声威。此役,赵国45万人被杀,秦军死亡也超过一半。
赵国在长平之战惨败,与其外交不力有重要关系。秦、赵两国军队在长平交战,赵军未能取胜,死了一位都尉。赵王召见楼昌和虞卿,说:“现在军队没有打胜,又死了一名都尉。我想下令全军紧束铠甲去偷袭秦军,你们认为怎么样?”楼昌说:“这没有用,您不如派人去与秦国讲和。”虞卿说:“那些主张讲和的人,一定认为不与秦国讲和则赵军必败,而掌握讲和的主动权却在秦国。大王认为秦国是想打败赵军,还是不想打败赵军?”赵王说:“秦国不遗余力,一定想打败赵军。”虞卿说:“大王且听我的意见,您派出使臣携带贵重的珍宝去亲附楚、魏两国。楚、魏两国得到大王的贵重珍宝,一定会接待我们的使臣。赵国的使臣到了楚、魏,秦国一定会怀疑天下诸侯组织合纵联盟,必会有所畏惧。这样,与秦国讲和的事才能成功。”
赵王不听虞卿的建议,派平阳君去与秦国讲和,并派郑朱到秦国去,秦国接待了郑朱。赵王召见虞卿说:“我已经派平阳君去与秦国讲和,秦国已经接待了郑朱,你认为和谈的结果会怎么样呢?”虞卿说:“大王和谈一定不会成功,赵军一定会被打败,天下诸侯庆祝战争胜利的人都已经到秦国去了。郑朱是赵国的贵人,现在到秦国去讲和,秦王和应侯范雎一定会隆重,郑重其事地向诸侯宣传。楚、魏两国会以为赵国已和秦国讲和,一定不会出兵救赵。秦国知道诸侯不援助赵国,那么讲和就肯定不会成功。”赵国最终没能与秦国讲和,赵军果然被打得大败。赵王去到秦国朝拜,秦国扣留赵王,然后才同意讲和。
赵国在长平之战惨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五国君王格局太小作壁上观。秦国攻打赵国长平,怕齐国和燕国一起救援赵国。秦王谋划说:“齐国、燕国援救赵国,如果他们三国团结合作,我们就退兵;否则,我们就继续攻打长平。”赵国军队粮食不够,向齐国借粮,可是齐国不答应。谋臣周子对齐王说:“您不如答应赵国的请求,以此迫使秦国退兵,如果不答应,秦兵就不会退兵,这样正中了秦国的心意,齐、燕两国就失策了。况且赵国是燕国和齐国的屏障,这就像牙齿有嘴唇保护一样,如果没有了嘴唇,牙齿就要受冻。今天秦国灭了赵国,明天就要轮到齐国、楚国了。而且救赵一事,就像手捧漏水的瓮,又像往烧干的锅里浇水那样急迫。援救赵国,这是大义之举;使秦退兵,又享有威武的美名。既有救赵的义举,又展示兵威,迫使秦兵退却,不致力于这样的大事,只知道爱惜粮食,这是为国家谋划的人的失误啊!
赵国在危难之际,向齐国借粮,遭到齐国拒绝。齐国如此行事,未必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只是因为齐国对赵国有怨恨,且齐国也比较弱,不敢得罪秦国所致。
不仅齐国拒绝援助赵国,楚、魏、韩、燕也作壁上观,眼看着赵国被打残。这些国家政要晦暗的内心促使他们幸灾乐祸。他们希望通过二虎相斗,削弱秦赵军事实力,以延长他们苟延残喘的时间。其实,五国打错了自保的小算盘,岂知秦国打残赵国后,会大大缩短秦灭东方诸国的进程。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五国政要如此平庸短视,真是灭五国者,五国也。
东方列国希望秦赵打的两败俱伤,但不希望赵国灭亡,于是他们通过军事干预的方式,参加长平之战后的邯郸保卫战,虽然保住了赵国不灭,但赵国也被严重削弱,六国抗秦的军事优势,从此荡然无存。如果当时东方六国联手抗秦,一定会遏制长平之战的爆发,最起码六国也不会因此而灭亡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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