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改道历史六次改道入海口（天下长河靳辅治河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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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分成多支的局面至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以后基本结束，“南流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濉”。这是河势一大变化。

后经潘季驯的治理，河道基本上被固定下来，即夺淮河河道。虽时有决徙，但不久即复故道。

由于河道固定，经泥沙的长期堆积，干流的大部分河段已成“悬河”。

1、治河与保运

明、清两代由于建都北京，治河的目的在于保运。因而对黄河的治理主要着眼于固定河道，防止河水北决，当时治河方针是确保不北决冲运，“若南攻，不过溺民田一季耳。是逼之南决之祸小，而北决之患深”。由此以确保徐州以下河段有足够的水源。

1578~1579年（万历六至七年）潘季驯把治河的重点放在徐州至淮阴河段上，“河南一带地方，修防疏懈，堤岸卑薄”之处，决口有所增多。

例如，在开封张家楼（今开封市东北)、祥符刘兽医口（今开封市北）、兰阳铜瓦厢、李景高口（今兰考西北十里）、封丘荆隆口、商丘蒙墙寺（今商丘北）等处，或北决入运，或南决入濉、浍等河入淮。但大多数不久即塞。

故万历十七年(1589年)潘季驯在北岸自武陟詹家店抵砀山、沛县，重修了一次弘治年间所筑的太行堤；南岸自荥泽至虞城，也有旧堤一道，年久卑薄，重加高厚，两堤延亘1500余里，是保护河南的屏障。

此后河患最严重的是明末的一次人为决河。

1642年（崇祯十五年）明政府人为扒开开封城北的河堤，企图淹灌围城的李自成起义军，结果水淹开封城，洪水由涡入淮，造成极大的灾难。

清初顺治元年(1644年)堵塞塞决口，河复故道。同年开始在原武、兰阳、封丘、祥符、考城、陈留一带决溢仍多。

1644~1660年的顺治17个年头里，有9个年头黄河发生决溢，其中7个年头在河南境内。但从17世纪中叶起河南境内河段曾有过一段相对稳定时期。

据粗略统计，从1662年（康熙元年）至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的61年内河南只发生过6次决口，但都不久1790年即又复塞。

1723年（雍正元年）至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的72年内河南境内亦仅发生过6次决口。这反映了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河南境内黄河出现过一个安宁的时期。

这种安宁局面的产生可能与康熙年间自靳辅治河开始，在黄河两岸大兴筑堤、修筑挑水坝有关；同时在堤内凸滩上开凿引河，截弯取直，令汛期将河道冲宽。

例如，1739年（乾隆四年）时曾大规模开凿引河，同时利用放淤加固堤岸。以上措陈单施的采取，势必加强河道冲刷能力，产生陟牟县县县迁东地点自我调整作用。1724年（雍正二年）大修关内。决溢了一次大堤和险工后，在1726~1727年，河南境内河道有很大程度的刷深。

自乾隆中期开始，河南境内河道又逐渐淤高。黄河决口频率加高。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下游遇上一次特大洪水，武陟、荥泽、阳武、祥符、兰阳等地同时决15口，中牟阳桥决数百丈，大溜直趋贾鲁、惠济二河下注，夺涡、颍等河入淮。

2、靳辅治河后为何黄河北决？

徐州以下正河断流。年末决口堵住，阳桥漫口合龙，黄河河复故道。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月黄沁并涨，下游河道多处漫滩，考城、曹县多处漫溢。四十六年(1781年)黄河在兰阳北岸青龙冈决口，洪水冲入运河，四十八年才堵塞口。

以后四十九年、五十一年、五十四年、五十九年，黄河在兰阳以下多有决口。嘉庆八年(1803年)，黄河决封丘衡家楼，大溜奔注，东北由范县达张秋，穿运河东趋盐河，经利津入海。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黄河在武陟马营坝决口，夺溜东趋，穿运河，夺大清河入海。据当时记载，原来原武、阳武一带堤滩高差1丈8尺。这次决口后，以下河段普遍淤滩，堤滩高差仅八九尺。

有的地方如“其仪封三堡至睢州上汛九堡以上河身五十余里，因彼时三堡口门掣溜甚猛，正河水势陡落，泥沙不能下注，尽行壅积，遂至滩与堤平，并有滩面高于堤顶一二尺者。

次年(1820年)三月马营坝决口塞。是月仪封先是漫滩，后又堤塌，宽至130余丈，掣动大溜，夺涡入淮，“毫州最为当冲，其下游蒙城、怀远、凤台、盱眙、五河等处，亦俱黄水经行之路”。同年十二月决口才合龙。

滩槽普遍淤高的情况，进入19世纪以后更为严重，河堤又长期不修，南北决口更为频繁。例如，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一次在中牟九堡决口，口宽360余丈，相当1200m,正溜走今贾鲁河入颍，旁溜夺涡入淮，豫东南、皖北大片土地被灾，这是近代史上黄河最大一次水患。

山东河段变化更大。河南境内的宽河进入曹（县）、单（县），河道逐渐束狭，曹、单河段是豫、鲁、苏三省交会处，是上下河道枢纽段。

此处“河北决，必害鱼台、济宁、东平、临清以及郓、濮、恩、德，南决必害丰、沛、萧、砀、徐、邳、以及亳、泗、归、颍，其受决之处，必曰曹、单，其次则鱼台、城武、沛县差多，而亦必连曹、单。是南北之间，三省之会，曹、单为之枢的也”。

“曹、单河身二百丈，深二三丈，尚不免于横流，徐邳河身阔不满百丈，深不过丈余。徐州以西深者六七尺，浅者二三尺”。

康熙初年河南荥泽以下河道宽4~10里，虞城以下至徐州仅0.5~2里。上游来水至此壅塞，所以自1547年后的四五十年内本河段的变迁主要表现为曹县以下黄运交会口的不断移动，`又时分成散流冲入运河。

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黄河在曹县新集（今河南商丘县北30里）决口，决出的大河至单县段家口分成秦沟、浊河等六股在沛县至徐州之间决入运河；另一股在砀山县东分成五支至徐州入运，原新集以下由曹县循夏邑、丁家道口、司家道口，出萧县蓟门，由小浮桥至徐州入运的250余里干流，即原先的贾鲁河普遍淤浅，万历年间考察时，“委有河形，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势高亢，南趋便利，用锥钻探河底，俱系浮沙。

决出的北面分六股，另又从丰县决出分五小股，共十一支分流决入运河和昭阳湖地区。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全河南绕沛县戚山，入秦沟，北绕丰县华山，漫入秦沟，趋入运河。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在秦沟北筑堤，使大河专走秦沟，称为秦沟大河。1577年（万历五年）在秦沟以上崔家口(今安徽砀山县东北)决徙，走今天地图上废黄河至徐州入运。“秦沟遂为平陆”。以后虽仍有河患，但自清康熙年间在砀山县毛城铺、徐州大谷山等处修了减水坝后，河患有所减轻。

总之，河南、山东河段，在明清两代北岸决口为其趋势。

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言：

自宋代以来，“河用全力争之，必欲北入海；人用全力以堵之，必使南入淮。及于我朝，运道河流，皆沿旧制。顺治、康熙年间，河之决塞，有案可稽。大约决北岸者十之九，决南岸是十之一。北岸决后，溃运道半，不溃者半。凡溃运道者，则皆由大清河入海者也”。

这是黄河沿岸地势南高北低所决定的，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是势所必然的事。

3、潘季驯治河的背景

在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开中河以前，是南北大运河中“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的一段就是徐州至淮阴一段黄河。

因为当时“黄河从东注，下徐邳会淮入海。则运道通，河从北决，徐准之流浅阻，则运道塞”。

自15世纪以来百余年间，决溢不过数次。

变化较大的仅1523年（嘉靖二年）一次，黄河入淮口由大清河经清河县（今淮安市西南、淤黄河北岸)北入淮，改由小清河经县南入淮。

嘉靖以后下游决口多集中在徐州至淮阴一段。

例如，隆庆四年(1570年)河决邳州，决口以下自睢宁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的180里河道全部淤塞。隆庆五年自灵璧双沟以下北决三口，南决八口。

到万历初年桃源（今泗阳）上下有崔镇等大小决口29处。隆庆四年高家堰大溃，洪水合高宝诸湖水，决黄浦、八浅，山阳(今淮安)、高邮、宝应、兴化、盐城诸邑，一片汪洋。已到极为严重的地步。

所以隆庆时(1567~1572年)河工重点已“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

1578~1579年（万历六、七年)，潘季驯第三次“总理河漕”时，即以本河段作为治河的重点。他的治河主旨是“塞决筑堤，束水攻沙”。

就是利用加大流速、增强水流挟沙能力的原理，通过人为力量以达到冲蚀河床的目的，具体措施即在本河段内大筑遥堤、缕堤，又在宿迁、桃源一线南岸筑归仁堤一道，以防洪水南决侵泗州祖陵。在桃源至清江浦间黄河北岸崔镇、徐昇、季太、三义等镇处筑减水坝4座，“以节渲盈溢之水”。又增筑高家堰60里，堵塞决口33处，以抬高洪泽湖水位以冲刷黄流。

在砀山、丰县界上建邵家口大坝，“以断秦沟旧路”，“最为吃紧”，使大河专走崔家口以下新河。这次被固定下来的下游河道，就是今天的淤黄河。

4、潘季驯治河的后果

潘季驯治河工程对徐州以下河道变迁影响是很大的。

他的治理为以后近300年下游河道防洪奠定了基础：

“束水攻沙”的治河原则为后来治河者奉为圭臬，在防洪和调整河道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许多具体的工程设施，例如，在各河段上历筑的缕堤、遥堤、月堤、格堤、减水坝等，都为后代所袭用。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的治河理论和实践存在不少缺陷。姑且不论只注意下游河道的治理，没有考虑到整个流域的整治，即使在下游河道治理方面，他完全否定除了筑堤以外其他如疏浚河道和必要时分水等措施，也是有其片面性的。

万历以后以至清代的河臣一味只知加高河堤与此不无关系，遂使河床越来越高。潘季驯治河时，徐、邳、泗三州和宿迁、桃源（今泗阳）、清河三县境内河床都已高于地面。以后徐州城外河堤几与城齐，水面与堤相平。徐州治城“卑如釜底”。

据清康熙时靳辅实地勘察，从徐州至宿迁小河口的280里河段，堤外田地低于堤顶9~12尺，堤内滩地低于堤顶3~7尺，有的相去仅尺余。明时宿迁北岸原有马陵山及仓基、侍郎等湖作为天然的遥堤和分洪池。时隔不及百年，黄河河底和堤顶较万历时高出数丈，马陵山已不起遥堤作用，两湖已淤为平陆。

清代嘉庆年间，徐州一带“正河日渐淤垫，势成高仰，黄水不能畅流下注，频年屡遭溃溢”。尤其是自徐城“三山头至邵家坝止，共170余里，河身淤成平陆，并无河槽，较量旧河身竟高出水面丈许，水性就下，岂能激之上行”。

河床淤高如此、汛期就十分容易在这里决溢成灾。

6、靳辅治河为何放在清口以下河段？

今淮安市西为当时黄淮运交会口，又称清口。金元以后黄河在此与淮河交汇入海，淮南运河的北口也在这里与黄淮相接，是黄淮运水利的关键地点。由于黄河泥沙的长期堆积，16世纪前期开始已发生淤塞现象。1567年全河入淮后，泥沙量大增，清口淤塞加剧。

明万历时河口段汊港岁久淤塞，仅存云梯关一道入海。又遭海潮顶托，河口形成积沙。

由于下游排水不畅，上游又是“黄强淮弱”，所以清口一带在汛期到来时黄河水往往倒灌入洪泽湖，决破高家堰，泻入里下河地区。

潘季驯治河时大修高家堰，企图抬高洪泽湖水位，逼淮注黄，以清刷浊。但毕竟敌不过黄水，不时倒灌，决破高家堰。16世纪以后，里下河地区已成了常年受灾区。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开始大事“分黄导淮”工程，在桃源县（今泗阳)黄家嘴开黄坝新河300余里至灌口（今灌河口）入海，分泄黄流，又在高家堰开武家墩、高良闸、周家桥三分水闸，分洪泽湖水经里下河地区的湖、河入海。又分疏高宝湖群水由芒稻河排入长江，里下河地区一度水患稍息。

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150年中下游河道决溢约200次，发生在萧县以下至河口段约120次，占3/5，萧县以下河段，也有决溢重点地段逐渐下移的趋势。

明万历时自黄淮交汇的清口至安东县（今涟水县）河面宽2~3里，自安东至河口河面宽7~10余里，深各3~4丈。清初顺治年间，清口以下河身尚深2~6丈，宽200~700丈，到康熙时深仅2~6尺，宽仅12~19丈，23年时间内，河深只剩下原来的1/10，宽度仅剩下1/30，可见其淤积速度之惊人。

清口一带河床淤高，致使“淮安城堞卑于河底”。

所以1677年（康熙十六年）靳辅出任河道总督时，即将治河的重点放在清口以下河段。

他先疏浚了清口至河口的300余里河身，堵塞了20余处决口，又在北岸自清河县至云梯关、南岸自宿迁白洋河口至云梯关各修了一道缕堤。

云梯关至河口原无堤防，这次在云梯关外至海口，挑挖引河，并于北岸筑堤至六套，南岸筑堤陆家社，刷深河槽，宽达一二百丈，深二三丈，海口大辟。再大修高家堰，在砀山以下窄河道内修筑10余处分洪闸坝，以防盛涨，并将南岸分洪后，经过沿途落淤的清水汇入洪泽湖，助淮刷黄。另外，在河道弯曲处开凿引河截弯取直。

经过这次治理，大量泥沙排出河口。但由于海潮顶托，泥沙堆积，河口不断向海中延伸。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河口在十套以东约30里的八滩之外。雍正时河口又移至八滩以外的王家港，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河口外移至十套。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江南河道总督作了一次安东县以下黄河河口段实地勘察，实测自安东云梯关以下，河道计长300余里，纡回曲折，中泓水深九尺至一丈四五尺及二丈不等，自二泓至南北海口30余里，水中淤有暗滩，与两岸滩坡相连，系属硬沙。潮退水平时，自西向东至海水与黄水相接处，渐次高昂，形成拦门沙。自雍正年间以来，河口两岸又涨出淤滩40余里。就当时“下海口形势而论，河底既已高仰，河唇又复渐远”。

随着河口不断伸展而带来的坡降变化，加速河口以上河身的淤积。与此同时，河口拦门沙久积未退。康熙八、九年因海口积沙横亘，相传为拦门沙。“此后七八十年横沙仍在，河患亦未能免”。乾隆四十一年勘查海口，“海口水中淤有暗滩，与两岸滩坡相连，潮退时水深八九尺至四五尺不等，河底既有高仰，河唇又复渐远，即淤沙之明证”。

7、黄河改道的原因

18世纪以后徐州以下河道不断决溢，正说明了这种情况。

清嘉庆、道光以来，黄河下游河道已经淤废不堪，滩槽高差极小，一般洪水年普遍漫滩，防御不慎，就发生决口。决口以后，河水旁泄，加速干流口门以下河道的堆积。

尤其清江浦以下河道，在乾隆年间洪泽湖水面还高于黄河七八尺或丈余，尚可起蓄清刷黄的作用。1796年（嘉庆元年）因黄河迅速淤高，湖水反低于黄河丈余。1824年（道光四年)洪泽湖蓄水1丈7尺尚低于黄河尺余。1870年（同治九年）时实测，始知黄河底高于洪泽湖底1丈至1丈6尺不等。

河口拦门沙久不消除，上淤壅水下泄不畅，遂使嘉庆、道光年间的不断决口成为河道淤废的必然结果。

于是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在王家营（今淮安县治）筑减水坝，掣溜由六塘河入北潮河归海，分泄一部分河水。据当时查勘，“自六塘河一带归海，分溜至六七分，形势极为畅达”。

至该年六月，六塘河分流已达八分有余，正河日形淤浅，渐露嫩滩，新海口浩瀚奔腾，毫无停滞。云梯关虽属依旧流行，溜势甚为平缓。而据实测，“新海口地势实低于旧海口一丈四尺，势若建瓴，流行通畅，是全河一大转机”，原想由此河口改道。

然而六塘河下游硕项湖一带河湖一片，“宽约四五十里，茫无涯涘”，无处筑堤。不筑堤无法使河道刷深。结果还是疏浚旧河，由云梯关入海。

道光五年(1825年)河东河道总督张井奏报中，对当时黄河河道情况，讲得最清楚，其云：

“臣历次周履各工，见堤外河滩高出堤内平地至三四丈之多。年老弁佥云，嘉庆十年月以前，内外高下不过丈许。闻自江南海口不畅，节年盛涨，逐渐淤高。又经二十四年非常异涨，水高于堤，溃决多处，遂使两岸堤身几成平陆。现在修守之堤，皆道光元、二、三、四等年续经培筑，其旧堤早已淤与滩平，甚或埋入滩底。”

“盖河底日高，则流不畅，萦迴纡曲，到处皆成险工”。

“至现在两岸，则惟赖一线单堤，高下过于悬殊，一经溃决，建瓴之势，断难回下就高，虽有数重退守之堤，亦必逐层递溃。是此时全河受病情形，较康熙年间不啻十倍。…现在河高堤险，处处可虞”。

由此可见，嘉庆、道光年间河道淤废，河床抬高，出水不畅，而险工迭出，一次新的大改道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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