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砍死妻子（用斧砍妻后自杀）

按照当时铺天盖地媒体报道上的多数表述，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一个叫激流岛的小岛上，诗人顾城“用斧头砍死妻子谢烨后自杀”。短短几个字，简洁锋利，触目惊心，成为迄今许多人对这位“童话诗人”最后的记忆定格，连同他最著名的、有隐喻意义的两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作者：张玉瑶

倘若顾城不是一位诗人，他的死亡顶多会像所有恶性事件一样，被议论一番后结案，二十多年后大约早已被时间淹没。但幸运或不幸的，顾城偏偏是个诗人。在论及他这个人时，这件事注定会被反复提起，无法从他自身抽离。死亡的气息进而蔓延到诗歌的花朵上，让人们在读那些至纯至美的诗歌时，难免怀疑这位所谓的“童话诗人”是否自身矛盾，或者他对光明的寻找是否真诚。

种种谜团，罗生门式的众说纷纭，让顾城成为中国当代最费解的诗人之一。杀人犯、凶手、疯子、神经病、“渣男”，这些说辞成为与“诗人”相伴随的标签，也成为解析顾城其人其诗的阐释母题所在。

但对于《顾城海外遗集》的主编荣挺进来说，这也是最令他深感遗憾的地方。因为当年机缘巧合兼职编一部有关顾城的书，荣挺进直接接触到各种资料和人事，也第一次直面了顾城之死的诸多说法，在逐渐接近真相的过程中，他发现事情或许不是人们以为的那样。在他看来，顾城谢烨之死当然是个悲剧，但更可能是一场意外，所谓“用斧子砍死谢烨后自杀”的说法是一种更符合媒体传播效应和都市传说心理的误传。为此，他曾在网上和一批人打过笔仗，一度犯了“众怒”。

“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一个惨痛的、他自己也没想到担不起的结局，是悲剧，但当我们死咬着惨痛的结尾，把他一切光辉明亮都摘得干干净净，这不客观，也不真实。”和许多诗论者一样，荣挺进绝对认可顾城是个天才，这种天才是单纯不含杂质的，也不是“童话诗人”所能完全涵括的。少为人知的是，顾城还称得上是个“哲学家”，对老庄、禅宗有深刻的领受，自我启悟了所谓“自然哲学”。这些都是属于顾城的“光辉明亮”，不可从悲剧身上剥夺，但也不可和悲剧本身混为一谈。“谈论他之前，先了解他。”

《顾城海外遗集》花费了十余年时间整理，近年来陆续出版，收录顾城自1987年出国到1993年去世这六年间创作的大量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哲思、访谈与对话、演讲答问等六大主题，目前已陆续出版。其中许多内容此前未曾公开发表过，对我们了解顾城在海外的生活面貌、他和谢烨李英等人相处的真实状况及他后期的创作等或有助益。时至如今，谁也无法原原本本还原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依据他们所留下的文字、书信和录音材料（顾城谢烨当时有用录音记录日常对话的习惯），或许可以一点点理解他们是如何走到这一天的，也厘清此前惯性认知中的漏洞。“像顾城这样的诗人，诗是很难说谎的。出这套书，就是想让人们先好好读一读他。不读没有关系，但不读，就不要随便评价。”

专访：顾城的诗歌、哲学与故乡

他只为给你一个答案

书乡：您对顾城诗歌的印象怎么样？

荣挺进（《顾城海外遗集》主编）：我因为要编顾城的书，接触到了很多和顾城有关资料，把能找到的有关他的东西都找来看，这时我对顾城诗歌的认识才开始真正有感想。这是一个天才诗人，不仅仅是一个童话诗人，他后期对诗歌艺术的探索还在不断进行，而且开拓各种新境界新技法。他是一个未完成的诗人。

《顾城海外遗集》

书乡：我们一般把顾城称作“童话诗人”，现在还有些批评说他的诗歌“清浅滑利”，太“甜”。但其实这只是他的一面，他后期的创作还不太为人所了解，据您所知，有哪些新探索？

荣挺进：如果把他认为是“童话诗人”也可以，但就要把童话的内涵予以扩大。我们一般说童话都觉得是单纯的，黑白分明的，如果这样来理解顾城的童话是不对的，童话也可以是成年人的童话，就像武侠小说。童话更意味着一种眼光，就是从人的本性、禀性或者顾城说的灵性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没有掺杂太多的功利心。这一点顾城一直做得很好，他有他的底线，说“在诗面前我要听从诗”。他一直保持这样一份纯净的诗的眼光来看世界。

顾城有他非常甜的诗，很单纯，但他不只有这一面，用他最广为人知的几篇代表作给他贴标签，就会贴到大象的脚趾上。他后期的诗有些写他在岛上的劳作，干各种活，但你看他的诗，和我们一般人劳动的真实感觉又不一样，这就是他的诗心在起作用。他还有些探索性的诗，比如组诗《水银》、《城》、《鬼进城》等，都是他后期的代表作，很多人说读不懂。这和他的技法有关系，也跟他记录自己的真实体验有关系。顾城后期把他的记忆、梦境拼接组合，全部掺杂在一起来写诗，很单纯把他所梦见、所看见、所想起的事情写下来，也可以认为他是童话的。他“放纵语言”，让语言自己说话。

书乡：他的《城》很有意思，一共52首，每首写北京城的一个地标。这是他到海外以后写的，虽然六年间只回了一次北京，却一直在写关于北京的诗。

荣挺进：他说过，我叫顾城，我就是城，北京城。他写这组诗肯定有他思乡的一面，从1988年开始写，写到1992年，但编成的次序不完全按写作时间顺序，他有他的考虑。放在第一首的是《中华门》，是北京的标志，从大的层面渐渐落到个人层面，最后一首是《油漆座》，写了“她”的笑和痣，有人猜测“她”就是李英，顾城曾写过李英的痣。那是李英当年的家所在。

顾城1987年出国，有人说是政治避难或流亡，其实不是，他是获得了正式的工作签证，在新西兰岛上有房子，有产权，可以说比较稳定。我研究过《城》，看了他相关的谈话，顾城说我在这个岛上，做梦都想到北京，但做梦回去，不是记忆中的北京，梦见自己在十字街头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像地狱一般，但在岛上醒来，“我在天堂”。从他用的这些词来讲，很难判断他去国的情感。但他又说，我在“天堂”里感觉不真实，回到北京（做梦回去），就觉得最真实，把你的判断又搞混了。所以顾城很特别，我们用一些惯常的说法去概括他，都不好用。

书乡：顾城说话似乎的确会根据不同的人有所不同，就好像他说他的帽子。

荣挺进：关于帽子他有很多表述版本，别人总是好奇为什么要戴这样一顶帽子，他有时答说是他的烟囱，他不高兴了就从这里出气；有时说是他的裤腿，倒过来走路的；还说过是他的城堡，他不安全时就躲在里面；又说过是接收福音的天线。是不同，但你又不能说他在说假话，你要看他这么多说法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其实只是为了给人家一个答案，“我乐意给你一个答案，让你高兴”。这有他率真的一面，也是他的一种哲学。就像禅宗里面得道的老和尚，同样一个人去问他一个问题，他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就是为了开启你的智慧。这和顾城的哲学认知是一致的，生命是变动不拘的。

书乡：说到哲学，顾城好像受老庄的影响很深，他还对哲学有比较专门系统的思考。

荣挺进：的确很有影响，这是我们过去读顾城的诗忽视了的。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讲，他可以算作“新国学”的一派，继承道家、禅宗这一支中国历史文化上和儒家相对的哲学，也就是作为个人修身养性、生命体验的，而不是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这一脉。从他的讲话里可以看出，老庄的著作、禅宗的语录他都很熟，信口就能说几句，这对他后来的“自然哲学”有影响。我觉得是可以称之为哲学家的。他的《自然哲学纲要》1993年7月1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神学院宣读，与当时欧洲一流的神学家哲学家对话，他们都很感兴趣，觉得对自己有启发。顾城的哲学的价值还会被发掘。

顾城把禅宗和道家那种观照世界的方式——观照是他一个关键词——拿来看现代社会，思考人应该怎样去安身立命，而且落到了他自己的现实实践当中，浑然一体。他写劳动，写很多花花鸟鸟,难得的是，他把这些内化为他的生命体验以后，一言一行便是那样，不与生活分开。他不分裂。

书乡：顾城对现代诗有什么样的贡献？

荣挺进：诗的价值应该是更新，把我们习见的语言打磨得锃亮。顾城诗的价值，一个是让诗回到了人的感受上，不再是政治大概念、仇恨与热爱，把语言从高分贝大喇叭降低到了悄悄对另一个人说话，而且说的是真心话。这可能是朦胧诗派的人都在做的事，只不过每个人声音不一样，像北岛的《回答》就大声一点，好像站在大广场上喊“我不相信”，顾城的声音小一点，轻声细语一点，“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他不像北岛要诉说历史，他不找大命题，就把他眼睛所见、手能摸到、脚能踩到、日常生活中能做到的事，日常生活中的场景物件、景观，静静去看着，去体会，去写下来。他更生活化，没有高瞻远瞩，没有横空出世，没有思接千载，土地上，城里，树林下，看到什么写什么。他写花鸟，好像跟现实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就像邓丽君的歌曲一样，直接诉诸人们的情感。

顾城的诗歌到后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推敲和琢磨着现代汉语自身的表现力，没有借助于外物，他说要让语言自己说话。他自己说他1985年左右年精神上出现了一次危机，我相信那是他自己被众声喧哗包围的时候，他愿意主动退出来，不表达大家都要表达的东西。没想到他的新诗诞生了，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探索。他后期那些诗，我们觉得看不懂，是因为我们没有抛开我们要去理解、要去认识、要去琢磨的执念，就进入不了他的世界。

能激发每个人的诗心和诗意，这就是最了不起的。顾城死得很早，但他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顾城的诗，因为是以最不声不息的方式打动人，没有高声喧哗。就像一个孩子自己专心玩玩具，一边玩一边编自己的故事，成人没有去惊扰他，只是蹲下来听他说，这个时候一定是非常感动的，也会浑然忘记世界加给你的一切侵扰浮躁，像个孩子一样沉浸在自己的灵性当中。顾城的诗为什么打动人？说他是童话诗人，我赞同的一点是，他把他的本真灵性暴露出来了，这是每个人都能在里面去体会到的。

别恋：故事的开头与结尾

在顾城姐姐顾乡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一书中，这两周时间里，顾城、谢烨、顾乡之间充满了对话的细节，也可以从中看到这时顾谢相处的一些特点。漫长冗杂的对话涉及李英的离去、《英儿》一书的写作、两人离婚和财产分割的计划、儿子木耳抚养权的争执、大鱼的到来等等。顾城和谢烨两人说话都比较直率，有时在某一话题上，一人说了另一人不爱听的话，另一人的动作往往是起身离开，并不太有语言上的直接冲撞，过后似乎依然能言谈如初，但空气中始终充满了冷凝的淡漠。一道深深的裂痕已横亘在两人之间，无法修复。

顾城和谢烨1979年相识于一列火车上，故事有一个罗曼蒂克的开头。顾城在情书里写，谢烨“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幻梦的鱼群/鼻线和嘴角都有一种金属的光辉”。下车前，顾城给谢烨留了他在北京的住址。后来谢烨按地址找到了他，两人开始书信往还。1983年，谢烨辞掉上海的工作，到北京来与顾城结婚。那时顾城是声名正盛的朦胧派诗人，朋友们说，两个人简直形影不离，顾城开各种会议都带上妻子。

罗曼蒂克在1986年遭遇另一条轨道。在一次昌平诗会上，当老派诗人抨击顾城时，一个叫做李英的女孩子站起来维护他。李英、谢烨还有文昕当时正好住一个宿舍，据文昕回忆，谢烨整晚都在甜蜜地回忆和顾城的恋情。三个女孩和顾城，很快成为了好友。

1987年，德国汉学家顾彬邀请顾城和其他一些中国诗人参加明斯特诗歌节，因当时顾城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固定单位，中间传达出了一些差错，因此当顾城谢烨最终出国时非常匆忙。行前前一晚，李英按捺不住内心的感情，来和顾城表白。令人有些匪夷所思的是，谢烨也在一旁，却平静地翻看着杂志，任由李英诉说她对顾城的爱恋。顾城对李英说了一句听起来对谢烨伤害很大的话：“你和我天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太像了。”

不知谢烨内心真实作何感想，不过她自称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王安忆回忆说她长得端正大方，像“地母的人间相”。顾城则说，谢烨就是薛宝钗。

顾谢二人出国之后，没有随团回来，用今天的话说，性质类似擅自脱团滞留。何去何从之际，两人在香港开一个会时，机缘巧合之下，遇到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闵福德教授，介绍他们去奥克兰大学任职。不过，到新西兰一年多后，顾城就离开了奥克兰，买了激流岛上的房子和地，开始种地养鸡的岁月，他的一个梦想，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谢烨也生下了儿子木耳。

在这期间，李英一直保持和他们的联系。1990年，两人把李英也接到了岛上，机票等事宜还是由谢烨办理的。自此，开始了一段让外人觉得难以理解的“三人行”生活。这一段生活留在顾城的小说《英儿》里，顾城很诚实地剖白了自己对于女性的心理意识及和“英儿”之间的性描写，难以想象的是，小说还是他一边口述谢烨一边打字的。顾城本决计写完小说后要像主人公一样自杀，但未能自杀。在顾乡的记述里，这似乎让谢烨感到不满。

1992年，顾城受邀去柏林交流，与谢烨同行，把李英留在岛上。没想到，李英和一个白人老头偷偷结婚了（后来又离婚，嫁给诗人刘湛秋），而谢烨也在这期间和一个叫大鱼的华人男性相好。或许出于对顾城长久以来的失望与忍耐，她决定和顾城离婚。顾城的“女儿国”遭遇了双重重创，再回到激流岛时，他和谢烨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漫长的折磨与龃龉中，终于导致了1993年10月8日下午的那一幕。而今这段情感纠葛中的人已经全部过世，但这段故事，却像一朵凄美的花，注定被反复浇灌。

罗生门下的“斧子”

1994年，顾谢死后次年，国内出了一本书叫做《顾城弃城》——名字里透出诗人丢盔卸甲的孤绝姿态——收集汇总了此前关于案件的各类汉语媒体报道。多数报道给予的信息都是，顾城拿斧子砍死谢烨后自杀。一家擅长深度调查的媒体在立了这个“杀妻”结论后，还非常周详地采访了顾城身边的人，试图证明顾城的“不正常”和“疯狂”其来有自。

但“斧子”的说法非常蹊跷，和顾城姐姐顾乡在长文《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中的说法有矛盾。顾乡后来也被顾城接去激流岛生活，和顾城家有十多分钟车程，惨案就发生在她家附近，从时间和空间上顾乡都是离现场最近的人。顾乡的描述是，10月8日下午三四点钟，顾城突然进门对她说，“我把谢烨给打啦”，接着在顾乡奔波恍惚间，顾城用当作晾衣绳的铜芯塑皮绳自缢而死。顾乡去查看谢烨时，谢烨还能呼气，额头上有伤口。顾乡看到现场有一把斧子，一开始也以为顾城是用这把斧子把谢烨击倒的，但“定睛看，斧子竟是干干净净，再看，的确干干净净”。在后来的调查中，警方也排除了斧子和事件有关系。现在看来，斧子更像是偶然出现在现场的无关物件。

顾城与谢烨于成都 肖全摄

斧子之所以进入事件作为“凶器”，很大程度上和后来的报道有关。荣挺进把这些报道按时间顺序排了一些，发现一个关键的细节。最早的汉语报道来自一家香港媒体，转引的是法新社的消息，那位记者采访了经办这个案件的一位警察。警察说，我们相信有一件凶器，一把斧子有行凶的嫌疑。但这属于前期勘查阶段的采访，严格来讲还是猜测，但在进入汉语媒体后，猜测的语气就被抹除掉了，直接被裁剪为“顾城用斧子砍死谢烨然后自杀”的结论，有的还描绘得有声有色，譬如顾城是怎么拿着斧子等待在停车场，等谢烨一下车就从背后对她进行劈杀，甚至砍破了脑壳等。

另一个关键的信息在于，顾城死于谢烨之前，而非之后，并非人们一般以为的“杀妻后自杀”的顺序。顾城自缢后，顾乡看到谢烨躺在草地上，立刻叫救护车、报警等，但救护车从奥克兰到激流岛再回到奥克兰需要时间，数小时后谢烨因救治不及时死于奥克兰的医院。法庭的结论是，“因家庭内部纠纷，一个人让谢烨头部受伤”。2013年，在顾城去世20周年之际，凤凰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流亡的故城》，赴新西兰调取了顾城案件的英文档案原件，在“凶器”和死亡时间等问题上与顾乡的讲述是一致的。

作为最重要证物之一的，是顾城死前潦草留下的四封遗书，但当时在现场被警方收走，直到次年才公开，然而这时媒体和大众的狂潮已经过去了，没有成为第一时间的材料。不过，从这四封遗书里，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一些人在推敲之后认为，顾城在写遗书时只想到自己的死，谢烨还是活在世上的，包括10月8日当天也还商量说要约律师商量离婚事宜。根据顾乡回忆，那一天，顾城和谢烨本来说是要去看儿子木耳和搬东西的，但谢烨起意要去为次日将抵达岛上的大鱼（与谢烨相好的留德中国博士）找房子。接下来的事情便扑朔迷离，谁也不知道顾谢见面时究竟说了什么，发生了什么，竟酿就了悲剧。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无论如何，不管是起于何种原因，用了什么手段，轻重程度如何，是顾城的暴力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谢烨的死亡，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进一步去深究个中细节，却影响到我们对顾城的客观理解——他是否构成“杀人犯”、“谋杀者”的罪名？

荣挺进则认为，顾城谢烨之死更像是一场意外，出乎所有人包括顾城自己的预料。顾城本人绝非如媒体报道中的那样一个人，事实上，按照多个亲友描述，他此前极度反对暴力，甚至不敢杀鸡。荣挺进也详细问过熟悉顾城的人，他平常生气愤怒时的表现是怎样的，并不那样极端。“这是我一定要据理力争的。就像邻人疑斧的故事，人们一定认为顾城手里有把斧子，是因为人们心里有把斧子，不把斧子塞到顾城手上，这事就摆不平。”

但影响是有的。死亡，到底犹如一道黑影，飘拂于“顾城”这个名字之上，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只是问题在于如何去理解。荣挺进见过各式各样的困惑，譬如有高校教当代文学的老师说，每当讲到朦胧诗，讲顾城时，都不知道怎么去讲，他能写那样纯净那样美的诗，最后的结局却是那样残忍，如何去统一这种纯净与残忍？或者又有人说，要把顾城的诗和人分开来看，不管人怎么样，诗还是好的——言下之意，心里还是有疙瘩。

荣挺进觉得，困惑是源于人们先在地将残忍、凶狠、暴虐等词语加诸事件之上，如果将其视作一场意外，顾城的前前后后其实并没有那么矛盾，也不用将其人其诗“一分为二”，看似客观，实则充满偏见。“需要你把斧子从事件中拿走，把杀人犯的判断放下，了解他、认识他、看清他。只要读他的诗，他的哲学，就会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顾城的事件也关乎人心，有一点对人心的启发：人在说话时一定要反躬自省，自问一下，我能不能去这样说一个人，能不能站在道德高地上认为别人怎么样。”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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