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仁是什么性格（从燃烧到无声刘亚仁的弧光）

作者：董 铭由高人气的刘亚仁主演，又是一个“欧巴&妹妹”的讨喜设定，注定这部《无声》会比其他处女作吸引更多的目光然而，在影片表面的温情阳光和黑色幽默下，女导演并没有回避一个残酷的现实：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残疾人，哪怕萌发出一点点向善的心，也很难被冰冷的社会准则所接纳，更何况，他还有个“收尸人”的暗身份，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刘亚仁是什么性格?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刘亚仁是什么性格

作者：董 铭

由高人气的刘亚仁主演，又是一个“欧巴&妹妹”的讨喜设定，注定这部《无声》会比其他处女作吸引更多的目光。然而，在影片表面的温情阳光和黑色幽默下，女导演并没有回避一个残酷的现实：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残疾人，哪怕萌发出一点点向善的心，也很难被冰冷的社会准则所接纳，更何况，他还有个“收尸人”的暗身份。

在韩国年轻一代的演员中，刘亚仁是出类拔萃的。他能够对角色的表情和动作做到准确控制，略显呆滞的目光，微张的厚嘴唇，流露出特殊状态下的心理活动。《无声》里的哑巴青年，显然比几个月前《活着》里的宅男更挑战演技，纵然不及在李沧东的《燃烧》里那么具有喻示性，也同样拥有社会分析价值。

不会说话、肥胖邋遢、脑子看上去也不灵光的泰仁，注定在现实世界中处于社会底层，这从他和妹妹居住的破板房就可看出，这个平日里卖卖鸡蛋的青年“没有未来”。而正是这种离群索居、没有社会身份的边缘人，才更有可能私下去给黑帮“干脏活儿”，不需要得到什么尊重，对处理尸体这种事情也早已麻木，和杀鸡宰鸭也没啥区别。在法律层面，泰仁和养大他的大哥昌福是在自欺欺人，帮人“收尸”当然也是犯罪，更别说涉嫌绑票和拘禁未成年少女了；而在道德层面，这两个残疾人并没有完全泯灭人性，还是有着普通人最基本的良善，他们会好心地给老奶奶送鸡蛋，也会尽心照顾女孩楚熙，甚至在埋尸的朝向、诵读经文等细节上，体现出内心仍抱有赎罪的歉意，这也为后来的解救和送回埋下了伏笔。

在许多黑帮类型片中，这种底层小角色身上，多有此类残忍与怯懦的矛盾组合，尤其是那些身份低微的杂兵，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干了太多沾血的活儿，最后自己也死得蹊跷，这种哑然失笑的荒诞感，本来就是他们“日常暴力”的宿命。

角色命运的难以预测，也成就了黑色幽默。这在昆丁·塔伦蒂诺、北野武等名导的作品中时常出现，女导演洪义正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别看大哥昌福在小弟面前一副“社会人”的派头，真要去干杀人放火肯定不行，绑票勒索也搞不清楚流程，取个赎金都心惊胆战，最后活活把自己吓死……

影片对于黑帮的态度也是调侃式的，前几天还威风凛凛的室长，再登场时自己就被挂在了那儿，这也算是韩国同类商业片的传统；但是对于当地犯罪组织的“常态化”，却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冰冷感——诱拐未成年人在这个国家已是条成熟的产业链，那些外表平凡、和蔼的大叔大妈，其实都是娴熟的拐匪和人贩，如果从父母那里拿不到赎金就会把孩子卖掉。谁会想到街边开过的一辆普普通通的幼儿园校车，塞满的是被灌下迷魂药的失踪孩子，留下的是多少个破碎家庭的噩梦。

11岁的楚熙就是这样被诱拐、被贩卖的，或许是女导演出于自己的善意，片中没有出现这类女孩在被拐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暴力和性侵威胁，唯一一次遇见的“坏蜀黍”居然还是“警察叔叔”。而泰仁和昌福，一个哑巴、一个瘸子，正因为并非主动参与绑票，又因为“业务不熟练”而耽搁了下来，这才阴差阳错地营造出了一段“临时家庭”式的共处时光，其乐融融，温馨惬意，简直可以改名为“收尸人的夏天”。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罪犯和受害者的角色身份悄然变化，又因为有一个缺乏照顾的小妹存在，早熟的楚熙从一心想逃掉的人质，逐渐变成了收拾屋子、照顾孩子的“妈妈”。女导演对生活场景描绘得如此细腻，洗衣服等细节满是温馨，泰仁回到了一个干净、整洁的家中，桌上还有可口的饭菜在等着他，人物从一种被动、木讷的状态中逐渐释放，虽然无法用语言表达，但眼神中多了温情和欢快，动作也不再那么粗鲁，自行车后座的绑绳自然也越来越松了。

在《燃烧》里的刘亚仁，就已然展现出了这种“觉醒”中的人物弧光了，而在这部《无声》里，他有着更令人同情的遭遇和举动。对于楚熙，他其实在内心深处已经有了依赖感（譬如最后的抓手不放），但身为哑巴又难以表达，所以需要“送人-抢回”那场高潮戏来释放。

饰演楚熙的小演员也颇有灵气，对于这个出身于重男轻女家庭的女孩设定抓得很到位，平日里如兔子般乖巧懂事，啥都看在眼中，不该说的不说，知道自己身小体弱，暴力反抗无效，反而会受伤，还不如帮着打理日常生计，积累情感上的信任，关键时刻才能化作感动欧巴的力量。哑巴追车那场戏处理得很利落，滑稽的动作编排算是韩国类型片的保留曲目，导演不只是在调度和节奏上把控娴熟，更在剧情发展上赋予了重要的作用——跳出之前营造出的温情化、浪漫化的“收尸人的夏天”假象，把观众和角色都拉回到现实中，而更关键的是，楚熙的眼神变了。

如果说从“不逃”到“逃”，是楚熙在真正感到绝望后的自救的话，那她最后对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对这几日“田园度假”生活的彻底抛弃。没错，这个傻乎乎的哑巴欧巴的确不算“坏人”，那个脏兮兮的小妹妹也真是可怜，但这并不能改变自己被绑票的事实，当时的依赖和顺从，不过是人类在特殊环境下自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罢了，当有机会回到自己的世界时，那个住在破板房里的男人就简化成了“诱拐犯”。假如再往人性深处猜想，楚熙的乖巧和体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表演”，原以为哄过这哑巴几天，就能等到赎金回家，可这种伪装终究抵不过人贩子的贪婪。

应该说，导演设计这样一个冰冷的结局，是有其严肃意义的，对于绑票、拐卖儿童这种恶劣的有组织犯罪，使用了太多的黑色幽默手法，反而会冲淡题材的社会警示性，最后有必要拉回到现实层面。对于刘亚仁饰演的泰仁来说，虽然他最后有“脱去黑西服”这样一个明显具有“脱胎换骨”寓意的动作，预示着他在社会层面的成长，渴望真正的自我救赎，但这并不算是开放式的结局。毕竟，苏醒后的女警肯定能守株待兔，而楚熙甩开他的手，说出那句绝情的话，才是对他最残酷的惩罚。（董铭）

来源：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