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青春少男少女的电影 一部禁止十三岁以下未成年观看的电影

7月1日　周三

昨天半夜，广场上结束了电影放映。夜行在绝美的博洛尼亚，建筑物的颜色随着夜色而变，一些在白天看不见的露天咖啡座开始装点这幅由窗户构成的夜景图，装点在建筑墙壁的赭色之上。整座城市都关闭了，人们都赶回家睡觉。学生们则占领了圣斯特凡诺广场，那儿美丽得像一位灯光大师点亮的舞台背景。和马埃尔·阿诺在夏日暑天走过的这些街道让人想起了吉奥里亚诺·蒙塔尔多的一部电影（改编自乔治·巴萨尼的小说）：《戴金丝边眼镜的人》。片中的沉重哀伤突然向我袭来：一位被衰老和死亡虎视眈眈着的同性恋教授的孤独。通过他，不是正描述着法西斯主义的上位和那被粗暴虐待的集体命运吗？菲利普·加涅尔告诉我，电影不是在博洛尼亚拍摄的，而是在费拉拉。但这没什么区别：不过是一条街道、一道光、一天中的某个时刻，还有那些触动我们回忆的众多电影。

逗留在博洛尼亚的最后时刻。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认为意大利能让我有归属感——看到莫特尼，还有埃迪·莫克斯的自行车队除外，他们是我年少时心目中的英雄。我们，我们的青春时光，是去西班牙，是第一次驾车逃离到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和非洲。意大利是之后才去的，罗马的法尔内塞宫广场，还有和一个叫奥利维耶·法龙的朋友在法兰西学院的夏天时光。有一本书也算在其中：《在我看来，罗热此后似乎就在意大利》。这是弗雷德里克·维杜在罗热·泰耶尔去世时出版的。罗热是世上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曾在《正片》杂志发表文章，连“《电影手册》派”的戈达尔都曾对他表示过赞赏。他还参加过最早期的威尼斯电影节。自此以后，我来意大利都是按照有规律的间隔：威尼斯、都灵、博洛尼亚、罗马、陶尔米纳；我还要去那不勒斯，弗朗西斯科·罗西的故乡。从那儿还走出了意大利电影的新生代：保罗·索伦蒂诺、瓦莱丽·高利诺、文森·马拉、制片人尼古拉·吉里亚诺和维奥拉·普雷斯蒂耶里。

在飞机上，我细细回味着过去两天在电影世界里度过的时光，还有重逢的朋友们：年轻一代和那些老家伙——老爱抱怨的老家伙。三个小时后，到达了里昂，我便冲进了高铁。巴黎正经历着侵袭全法的酷暑天。我和皮埃尔·莱斯屈尔相约在装潢典雅的蓝火车餐厅共进晚餐。戛纳的行政理事工作即将收尾，我能感到他的放松和安心。我们接着在波力酒吧喝了一杯啤酒，又在查罗恩街附近喝了一杯咖啡。环法自行车赛临近，《踏板》[36]杂志出了一期特刊以示庆祝。像我一样，皮埃尔也可以同时谈论巴德·鲍威尔和弗莱迪·梅尔滕斯。他跟我谈起了“莫洛托夫计划项目”，这是与法国埃罗西奈（AlloCiné）公司[37]创始人让-大卫·布朗共同发起的电视频道下载平台，他们打算明年推出。“这是我发财致富的最后机会了！”他自嘲式地说道。

在巴士底狱周边转了一圈后，我步行回家。酷暑炎热简直太扰人了。一台巨大的散热器被安置在了城中，它在巴黎的夜晚吹着南方的热风。走进大楼之前，我看了一眼拥入里昂火车站广场的人群，还有巡回的出租车、接小孩放学的父母和约会的恋人们。然后我又想到了贝托鲁奇。有一天他在洛杉矶，白兰度给他打电话。他们自从《巴黎最后的探戈》之后就不太和睦，由于马利亚·施奈德的悲剧，要支付的费用涨了，还要付给那么多人。但是白兰度打给了他，只为邀请他到穆赫兰道的高地上，到他的家里相聚。只为相见、畅聊、原谅。

7月2日　周四

与作家伯努瓦·海梅尔曼和阿德里安·波斯在花神咖啡馆吃早餐。他们在2016年初要推出一本名为《体育》的文学杂志，考虑到卢米埃尔中心在明年1月将举办第3届“体育、文学和电影”活动，我们共同为杂志的冬季刊写了一篇与“体育和电影”有关的概要。从花神咖啡馆走出时，我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就像每一次身处图书馆或咖啡厅时一样。这个早晨和我年轻时作为外省人刚到圣日耳曼街区时的那些早晨很像：充满阳光，充满希望。

下午5点53分，从办公室到巴士底狱的“自行车计时赛”结束后，我抵达了火车站站台——戛纳电影节结束一个月后，我的车技已臻娴熟。...

7月3日　周五

皮埃尔·莱斯屈尔告诉我，今天是阿兰·德·格里夫[43]下葬的日子，他将搭乘前往吕贝隆山区的火车去见他最后一面。阿兰因为生病而选择离开了巴黎。皮埃尔带着欣赏之情再次跟我谈起了他。据他说，阿兰休息时总是听爵士乐。想到这里，我便在书房里放起了科特兰[44]的音乐，还有吉姆·霍尔演奏的爵士版本的《阿兰胡埃斯》。社交网络上，对阿兰的缅怀致敬纷至沓来，人们认为失去了他之后，电视节目会失去很多观点的表达，而法国电视四台当下的前途未卜不过是一个额外的征兆。

“我为电影筹资，将其带到观众面前，却要看评论界仅仅因为不符合他们的预期而大发雷霆，这让我有些绝望。”让·拉巴蒂在发送给我一些和记者的交流信息中这样写道，“影评人可以用批评在电影节期间摧毁电影一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兴奋地再做一次，这让参加戛纳电影节变成了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意大利的电影大师们从某一天开始，都不再出席威尼斯电影节了。”拉巴蒂作为帕克特影业（Pacte）的老板，是巴黎乃至世界上最优秀的发行人和制片人之一。如果说法国是作者电影和独立电影的天堂，那也是多亏了他这样的人的存在。无可争议的灵敏直觉、文化上的包容、对争议的喜好、出色的幽默感和对电影及电影节深情的挚爱，所有这些都解释了他缘何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又缘何得到过好几座金棕榈奖（莫莱蒂、坎佩恩、林奇等）。每上映一部电影都要承受巨大风险的独立电影公司和并不清楚这种风险的影评人之间从来都存在着紧张的压力。不过近年来这种压力更加严重了。如果评论带来的风险持续扩大，拉巴蒂不会是第一个决定不再来戛纳的电影人。这种关系必须缓和起来。

晚上，为了蕾雅·赛杜的生日往返巴黎。我常见到她，但绝不是从《阿黛尔的生活》才开始的——那是一段从准备角色、拍摄到参加戛纳并最后获奖的历险。这是一位知晓如何读剧作、如何选择角色的女演员，绝对表现出了自己的电影品位，看看那些装点她的履历表的作者导演作品便知道了。除了这些，她还在那些举止乖巧的时尚照片和电影宣传片背后悄悄藏起自己崇尚冒险、胆大妄为的个性。在戛纳时，我们曾一起高唱波比·拉波因特的《阿瓦妮和弗朗波斯》——她将很多法语歌的歌词都熟记于心，这一点和我一样。

在塞纳河左岸一条小巷的秘密花园中，这个美丽的孩子迎接着每一位宾客，包括她的家人、朋友。年轻的法国电影——她从未远离它，哪怕将要拍摄最新的007电影，哪怕正在蒙特利尔拍摄泽维尔·多兰明年要上映的新片。

这应该是本周最热的一个夜晚，破纪录的高温让巴黎变得像非洲大陆一样。我没有久留，而是搭乘最后一班火车返回。车厢里满是要去度假的人们。我一边听着梅塞德斯·索萨[45]，一边阅读菲利普·索勒斯的《中介人》。从里昂-佩拉什火车站，我将直接前往舒涅[46]地区。

7月4日　周六

电影《心房客》的导演塞缪尔·本谢区特出席了特别放映场。“戛纳为我的电影提供了巨大的冲力……我会再去里昂看您……好好享受环法自行车赛吧，还有，夏天愉快。”《心房客》曾在影节宫的五楼放映，但在这里放映所产生的反响远低于主竞赛单元和“一种关注”单元，但后者引发的反响有时会过度地影响电影，反而使大众观感产生偏倚。事实上，由于放映低调、电影本身的独特和制片人伊万·泰伯和埃里克·霍伊曼的投入，加上完美的宣发阵容（演员包括伊莎贝拉·于佩尔、古斯塔夫·科尔文、瓦莱丽·布鲁尼·泰特琪和迈克尔·皮特），《心房客》受到了欢迎。塞缪尔对于自己要做的事充满了信念，比如写电影和小说，接受自己“郊区居民”的身份，那个身份使他跳出“巴黎人”的圈子。当他说起让-路易·特林提格南特时，会让人觉得他确实没有辜负优良的家族传统——特林提格南特是他的岳父，而他的儿子朱尔在《心房客》中的表现也让人印象深刻。

我想起特林提格南特曾在2012年5月27日第66届戛纳电影节的闭幕晚会上和艾玛纽尔·丽娃陪同迈克尔·哈内克，当时，哈内克刚被官方宣布斩获了他人生中的第二座金棕榈奖。当特林提格南特走上台时，整座影节宫似乎都在激动地颤抖。“我要背一首诗。”他说道。当时恰好是在晚间8点整新闻之前，从诗歌圈到电视圈简直要第二次颤抖。我还记得，那时我立马想到了雷诺·勒万金和电视四台的团队，他们只要一想到正在看颁奖典礼直播的电视观众可能会立马换台就会浑身打冷战。

所有人屏息以待。“一首很短的诗歌。”这位老演员狡黠一笑，好像要告诉大家他是很了解大众心理的。在安静的氛围里，他低声说道：

若我们尝试变得幸福

不要只是装模作样。[47]

诗人雅克·普莱威尔的两句诗。突然，每个人都有点儿遗憾，这首诗竟然这么短。

7月5日　周日

身在其中时，我们从来无法预知将要经历人生中注定的相遇——我不是说爱情，而是说电影。人们是从何时开始迷上电影的呢？一门艺术又是如何闯入现实存在的呢？我经常被问到上述问题。每一次，我的答案都会有所不同：一部电影、一间影院、一位演员、一张照片、一张海报……又或许来自于青春期的一种混合着不安全和愉悦的心情。它将我攫获。那时我觉得，某些东西是可以属于我的：一个故事、一个社团或一段回忆。那时候有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有戈达尔的电影，有爱森斯坦的电影，有德莱叶的《葛楚》，还有维姆·文德斯的《公路之王》。不过，在我的印象中，电影童年起始于赛尔乔·莱翁内和《西部往事》。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机会看它，因为这部电影禁止13岁以下未成年人观看。虽然没看过，但我依旧敬仰它。我曾从叔叔让·莫伊路那儿得到了它的电影配乐碟片，他在都灵为我淘到了它；我还在电视节目里看完了它的故事连载。然后有一天，恰逢马塞尔·桑巴中学的老师们罢工，于是我们结伴在里昂一家叫作科莫迪亚的电影院里观看了这部电影。自此，莱翁内就从未在我的迷影挚爱中缺席过。而且，在2009年第1届里昂卢米埃尔电影节开幕时，我们就将他的面孔放在了汉嘉厅[48]的大屏幕上。在一周后的闭幕式上，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5，000名观众面前介绍了《黄金三镖客》这部电影。放映尾声出现字幕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莱翁内的电影总是招来奇怪的恶名，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每当他的电影上映，人们就会认为它的成功和它所谓讨喜却庸俗的风格是一种罪过。然而这种风格不仅新颖，而且严谨，只是变焦和大特写镜头永远无法取悦那些纯粹主义者。人们甚至控诉他——克林特也被连累——说他们杀死了西部片。再晚些时候，人们又依赖他们去拯救西部片：伊斯特伍德用《不可饶恕》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他也把这部最终的大师杰作（“黄昏电影”这个词读起来会有些累）献给了莱翁内（还献给了另一位良师益友唐·希格尔，一位曾被认为是“二流”的电影人，但最近也被卢米埃尔中心从尘封的架子上请了下来。塔伦蒂诺对我说，不久之后，唐·希格尔也会出现在洛杉矶新比弗利山庄影院里）。

关于莱翁内有太多愚蠢的批评，当我们宣布要在2009年向他致敬时，那些陈年蠢话还在被翻出来，企图盖章他的刻板形象。不过，时间总是在发挥效力，轻易便能给人上一课。塔伦蒂诺也是，他现在已无懈可击，当初《落水狗》和《低俗小说》引发的无数负面评论早已被遗忘。

谁能知道处在复杂批评之中的莱翁内是怎样的呢？是乐在其中还是为之愁苦？我总认为，生活中的他就像罗德·斯泰格尔电影《革命往事》中的人物一样：既然无事可做，那就让我对着花丛撒泡尿，抢个银行，再照料一下孩子。1971年，他随着这部电影第一次消失，那年他刚满四十岁。他这里那里地做了好些“意大利面西部片”[49]（他讨厌人们这样称呼），它们就像彗星扫尾，一闪即逝，不过我们今天还是会带着罪恶的愉悦感再次观看它们（比如《无名小子》《一个天才、两个朋友和一个傻子》）。二十年后，他复出，制作和拍摄了《美国往事》（刚上映时，我就在里昂的UGC电影院观看了它。幸运的是，当时我独自一人，无人打扰，直到影片打出片尾字幕，我仍长久沉浸在与友情道别的忧伤和肃穆感之中）。1984年，他出席了戛纳。这位大师像其他艺术家一样，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媒体的评价——托德·麦卡锡说，自从《金字塔》[50]那场灾难之后，霍克斯四年没拍片，而他从没像第一天到达《赤胆屠龙》片场时那样怯场，这部电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那天，莱翁内表现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哀伤，而他回答关于衰老问题的话至今仍然回响在我们耳边：“你们对年轻的电影人特别友好，但，请对老电影人也同样友好吧。我在这儿介绍我的新电影，却害怕得像个初学者。”这竟是他最后的告白。他逝世于罗马，观看罗伯特·怀斯的一部电影时突发心脏病。我确认过了，那是1989年4月30日。莱翁内当时正在准备一部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电影。他最后一次拜访让·吉利[51]和令人惋惜的皮埃尔·托德斯切尼的安纳西意大利电影节时，曾长时间地谈论电影的第一个镜头。那时我就在现场，贪婪地盯着他的眼睛。人们总是只善待逝者，活着的人则厌恶接受赞歌，只乐意谈论未来，那么莱翁内要怎样才能愉快地接受2012年5月18号人们在戛纳为“死而复生”的《美国往事》爆发的喝彩以及来自罗伯特·德·尼罗、伊丽莎白·麦戈文、詹妮弗·康纳利、詹姆斯·伍兹和埃尼奥·莫里康内的致敬呢？也许他会自言自语：我们必须懂得如何逃避自身的痛苦，去尽情享受生活，享受我们决意投入的事情，哪怕那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与孤独。我感觉很多电影人都是如此。

7月6日　周一

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从来没有在电影院线上映过，连电影诞辰百年之际也没机会上映。这种吊诡的状况即将改善，多亏了大家铆足干劲，而且没有人死抓着优先放映权不放，不然，这些奇迹般的电影可能无法出现在公众面前。感谢法国国家电影中心和他们的电影档案馆，感谢法国电影博物馆和卢米埃尔大家庭，卢米埃尔中心才能够介入这些电影的修复工作。在1，500个、每个大约时长50秒的“电影场景”中，我们挑选了150个左右，考虑做成一部真正的长片，就像在这些镜头世间第一次旅行。亨利·朗格卢瓦曾这样精准地描述这个世界：“曾几何时，电影刚从树林中走出来，从海上升起，那时人们在广场上的神奇镜头前驻足，走进咖啡馆，他们能在那儿看到，所有的银幕都提供了一扇指向无限的窗户。这就是卢米埃尔兄弟创造的时代。”

自从我从戛纳回来，就时常去讷伊[52]，与一支年轻的后期制作团队“银路”一起工作。在里昂，塞西尔·布尔加管控着项目财务，今天才和我碰头的马埃尔·阿诺则负责制作进程。这样的前景——我和贝特朗此前从未会想它会在某一天突然而至——激励着卢米埃尔中心的全体团队。

那首曾被特林提格南特引用的普莱威尔的诗，我敢肯定地说，是《主祷文》的前四句。它曾是我们在学校里最喜爱的。出于对神的尊敬，我们最好再次用心地读它：

我们在天国的父啊，

长住在此。

而我们要返回大地，

那儿偶尔也美丽如斯。

7月7日　周二

电影节的行政咨询处。我们和皮埃尔·莱斯屈尔主席一起面对着三十多位来自行业内不同部门的代表。作为一个受司法管辖的公益性协会，戛纳电影节是由法国文化部、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戛纳市和普罗旺斯地中海地区政府及外事部门资助的：从它成立开始，到1939年失败落幕（战争原因导致，电影节最初的创始人让·扎伊参战后再也没有回来），到1946年再次成功举办（由时任外交部艺术交流处的领导菲利普·艾兰杰主办——我喜欢“艺术交流处”这个称呼），戛纳电影节已经成了国家的重要事务，也被视作法国瑰宝之一。因此，相当多的行政会议上，因事关重大，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责任重大，让它变得庄严而悦人。我在皮埃尔的右边，而他的左边是法国国家电影中心主席弗雷德里克·布雷丹，他也兼任副主席。这些行业中的精英、理事会的头面人物，随时都有能力提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问题。显然，有人提到了选片，出现了“我喜欢，我不喜欢”的声音，但并不粗俗鲁莽。作为与会者中的智者之一，UGC公司的老板居伊·魏莱加稍稍平息了现场的火热气氛，重申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儿：等到年底，等到所有电影都上映了，我们才能真正地去评判本年度的电影节选片。大家都表示认同。谈到这儿，我们就各自散去了。

7月8日　周三

夏天太美妙了，人们都在露天座位上待着。于是我想到了迈克尔·鲍威尔[53]曾说过：“我可以不厌其烦地在路上观看法国人走路。”

7月9日　周四

伏暑天持续侵袭着法国，阳光征服一切，用最初的火焰拂过巴黎北郊的工业厂房。戴高乐机场2E号门，目的地纽约。我要去见马丁·斯科塞斯。2016年的戛纳电影节已经尝到了一些甜头。夜晚短暂，每个人都想在飞机上倒完时差。到达时很是惊喜，曼哈顿呈现一片灰色，恍若秋季，气温微凉，大雨将至。在按响斯科塞斯家门铃之前，由于什么都还没喝，我停在了莱辛顿大道的一家酒吧前。

所有人都围着老马丁[54]：他说着一口标准法语的妻子海伦、制片人艾玛·提林格、电影基金会的管理者玛格丽特·伯德，还有忠实的助手丽莎·弗雷切特。简而言之，一个女性方阵，就差传说中的塞尔玛·斯昆梅克[55]了，她正在第57大街上的斯科里拉（Sikelia）公司[56]工作。谈论的主要话题是老马丁的新电影《沉默》，他想带着它重回戛纳十字大道。

老马丁机智地利用了《华尔街之狼》的成功，好让派拉蒙也参与到这部改编自远藤周作小说的新作中来。他念叨很久了，去年冬天时，他已经在中国台湾进行了拍摄。他需要一年来做后期。他有这个时间。此外，他向我解释道：“我花了很多时间做《黑胶时代》的剪辑工作。”这是美国家庭电影有限电视网与米克·贾格尔合作的一部电视剧，马丁导演了试播集。“我到时候拿到里昂给你看！”他等不及要来了。他还从没有亲眼见过“第一电影路”，对要给他一个自由发挥的机会也很兴奋。“与其谈论我，我更想介绍给你其他人的电影。有很多！”[57]

我看着他。至今，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是安德尔·德·托斯（好莱坞第四独眼龙，《无法无天的日子》的导演）二十年前在洛杉矶介绍我俩认识的。之后，我又和他在戛纳重聚。2002年，我们为了准备放映《纽约黑帮》而组织了一次特别的红毯活动，有他、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卡梅隆·迪亚茨。好吧，我们还致敬了那时刚刚去世的比利·怀尔德，而那才是让老马丁感兴趣的。

他蓄着络腮胡，重新找回了年轻时的气质，一身白衣让他更显迷人。他如往常一样，语速飞快，用爽朗的大笑声装点着滔滔不绝的谈话。他对卢米埃尔电影节的宣传短片发出的惊呼无疑表明了他此刻的心情，那是一种介于愉悦和渴望之间的状态。我送给他两瓶罗第丘红酒，顺便介绍了一下产地。“所以，它就像独立作者小电影？”他总结说，“充满地方特色，默默无闻，但是精彩绝伦？”是的，是这回事。

两小时后从他家走出来时，我对自己说我刚与一位老友共度了好时光，而这位老友恰巧是电影史上的一位巨人。这简直就像刚拜访了小津安二郎、雷诺阿或者费里尼。我走在曼哈顿街头，掂量着这份幸运。然后我冲进了现代艺术博物馆，去看我最爱的罗斯科、《阿维尼翁的少女们》，还有不期而遇的格利特·斯特恩和何雷西奥·科波拉出色的摄影展。之后，我在下曼哈顿地区还有两个简短的约会。赶回机场时已经晚了很多。暴雨忽至，将整个纽约笼罩在黑暗的外壳下，仿佛渲染着一种悲剧气氛。夜晚就这样降临。街上满是闪烁的车灯，视线里却没有一辆出租车。我该像个新人一样错过航班了。在德兰西街和包里街的路口，我为了拦下出租车最后招了招手，然后有人盯着我，认出了我，并叫住了我。是安东南·鲍德利，电影《外交风云》的演员和编剧。我们简单地聊了两句，交流了贝特朗的身体情况，开了个关于“起飞”的玩笑，然后他就像一名真正的纽约客那样，钻进人群为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将我从拥堵的交通和混乱中拯救了出来。

勉强赶上了飞机，我开始阅读在戴高乐机场买的加缪的《旅行日记》（虽然我常常旅途中带上一堆书，但每次在机场还是会买上两三本）。“白昼从一片海洋上升起，海浪汹涌，尽是耀眼的波光粼粼。天空弥漫着轻雾，在热气中发白，一声沉闷却让人无法忍受的巨响，就像太阳要兀自熔化，然后流淌、扩散到厚厚的云层里，延伸至整片苍穹。”1949年，纽约，船上航行，平静，休憩，写作。在那个年代，人们不会愚蠢地一定要在当天往返巴黎和纽约。

7月10日　周五

“是的，我向你保证，这很紧急！”7月14日国庆日前夜，斯蒂芬·塞莱里耶希望我给她发送“2016年戛纳电影节片单”。斯蒂芬是战神影业（Mars）的老板，当下非常重要的发行人，充满热情的迷影者，柏拉图式地爱着所有好莱坞明星，一位出色却永远在焦虑的业内人士。好吧，这通电话属于一般紧急程度。“斯蒂芬，和往年一样，下一届戛纳是在明年5月举行！”

不过她还是继续做她该做的：向我追问相关事务，这会让她感觉在守护自己的电影和主创们。对电影的爱，对我来说是盛行于行业里的一桩美好惊喜。我出身自影迷，尚存的年少式狂妄常常让我认为我们是最出色的专家，最疯狂、最勤勉的内行（“我们”，指的是电影资料馆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影评人、媒体记者和史学家们）。我曾发现，影院经营商、电影销售商、买家、制片人，还有发行人也都是认真、渊博的行家，他们会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每部作品，因此同他们谈论电影是一件让人不知厌倦的高兴事儿。

在最近几周重看过的电影里，有詹姆斯·爱德华·格兰特编导、年轻的约翰·韦恩主演的《天使与魔鬼》（好吧，从1927年开始算起，这已经是韦恩的第82部电影了）。黑白照清晰平滑，毫无卖弄之气，让人印象深刻，荒蛮风景的运用既不显得冷酷，也不会让人感觉危险。我和贝特朗通了电话。“有个剧情让我们和斯科塞斯意识到，两个有天赋的聪明家伙干了一次隐藏的翻拍：彼得·威尔的《证人》，曾是戛纳开幕放映片。除了这一点，那的确是部非常好的电影。”他还告诉我，韦恩做了部分的指导，这一点也能解释它的成功吧。

7月11日　周六

网上流传着一个笑话。安格拉·默克尔[58]到达机场，要出发去希腊度假：

贵姓？边境警员问她。

—默克尔。

—名字？

—安格拉。

—国籍？

—德国。

—是去攻占吗[59]？

—不，只是去玩几天。

7月12日　周日

2008年5月，电影节开幕式前夜，我向当年的评审团主席（其任职期间很成功）西恩·潘解释说，一旦主竞赛开始，我们就不会再谈论选片，也不谈具体的电影，甚至基本不能聊电影艺术。简言之，除了互道早安和去吃晚餐，我们几乎什么都不会说了。西恩安静地接受了。但是第一天，他就激动地问我：“你确定我们不能谈论任何电影吗？”他那时刚看完帕布罗·查比罗的《狮子笼》和阿里·福尔曼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我跟他说，确定。然后他靠过来凑到我耳朵旁说：“我能跟你说件事儿吗？我们刚刚度过了非常棒的一天。”是的，这种话他还是可以跟我说的。每年5月中旬，我都会进入一年中最为敏感的12天。这种存在如此表现：它停驻，静止，如时间，如人生，如爱。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喜爱也希望他人喜爱的电影。

今晚晚餐时，我和西恩在巴黎重逢。他正过境去南非，要在那儿为电影《最后的模样》补拍些镜头。他向我保证，如果我们喜欢这部电影，他就会去戛纳。这是一个好消息。巴黎的露天晚餐令人愉悦。阿黛尔·艾克阿切波洛斯也在那儿，西恩看完《阿黛尔的生活》后，对她印象深刻，邀请了她拍摄。我们提到了比尔·波拉德，西恩的朋友兼制片人，他刚在导演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拍摄了与沙滩男孩乐队有关的电影《爱与慈悲》，在法国收获了很多好评。西恩，这个总是知道很多好莱坞故事的人向我转述了迪伦的一通电话。电话里，迪伦对他在格斯·范·桑特的电影《米尔克》里扮演的角色表示祝贺，不过似乎对他的节食方法更感兴趣，因为那个方法让他模样大变。“我相信他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这个。我跟他说，这很简单：与其节食，不如燃烧更多的卡路里。这似乎让他觉得很难。然后他就挂上了电话。”

7月13日　周一

巴黎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轻盈，我们的办公室几乎被团队抛弃了——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要到秋天才会回来。我看了一部杜维威尔的电影和一部黑泽明的电影，在下午将尽时，去了一家叫“德拉曼”的书店。据说因为一家更喜欢投资足球运动员和钻石矿的资本公司想要盘下这个地方，书店面临着关门的危险。我买了让-路易·科莫利[60]的书，是关于从银版摄影到数字化摄影的；还有一本莫里斯·图尔尼尔[61]的自传。我还为一会儿就要见面的贝特朗买了维克多·雨果与大仲马的通信集，这是他最喜欢的两位作家。为了能高兴地见面，也为了卢米埃尔中心的一些事务，我与他和他的妻子莎拉将在晚餐时共聚（菲利普·努瓦雷[62]和我是他们婚礼的见证人）。我还要关心他的身体，了解他即将入住的医院的情况。他看上去有些忧虑。可能每个人都会这样，但他总是很好地掩藏了这一面，显得愉快而又精力十足。但我感觉到了这种忧虑，切实可感——可能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忧虑。我和贝特朗相处这么多年，早已熟知各种情形下的他。在我眼里，他就像伫立在风浪和暴风雨中无畏的巨型礁石。疾病就这样出现在这样一个乐观者身上。自从梅尔维尔和苏台到他父母面前替他说话，好让他进入电影行业以来，他从未放缓过自己的人生脚步。他已经选择动手术了，板上钉钉了。莎拉为了照顾他而倾心奉献，又丝毫不失威严。手术时间就这样逼近，将在下周进行。当他看到我送给他的雨果与大仲马的通信集《友谊至上》时，发出高兴的大叫声。然后，他给了我一本关于当代艺术的小册子，并在一阵阵的笑声中为我朗读其中的一些段落。

7月14日　周二

一只非洲鹳在比利牛斯山脉飞翔，一名来自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的哥伦比亚人在其身后追赶……环法自行车赛和别处一样，曾经被弗拉芒人和布列塔尼人统治的旧有小世界，如今已经全球化了。比利牛斯山的第一赛段是在塔布[63]和圣马丁石[64]之间——专用飞机、直升机、看台上数不清的人和肯亚白人车手克里斯·弗洛姆在质疑者的眼光下肆意展现着自己。我很高兴遇见了克里斯蒂安·普吕多姆、皮埃尔-伊芙·图奥尔特的阿莫里体育团队。我一边用孩童的天真眼光看比赛，一边用专业的眼光看待组织工作。即使我们主办了戛纳电影节，也折服于这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统领着环法起点站，管理着从运动员、媒体、观众到科技和安保的一切。将在一年后主持2016年欧洲杯的雅克·朗贝尔和体育史专家让·杜里也在场。还有布鲁诺·勒梅尔，上升中的右派新星，紧握着电话不放，模样招人喜爱。密特朗和希拉克都提供过政客们在这种场合的行为范本：摸摸人民的手、孩子的脸颊、奶牛的屁股等，诸如此类。好了，接着，就在工作里自在自得吧。

7月15日　周三

我又见到了马埃尔·阿诺。我们两人凄凄惨惨地一大早前往戴高乐机场，中转维也纳，然后到达乌克兰的敖德萨。在那儿，就像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一样，有一个“小型”电影节，公众的热情和主办方为嘉宾准备的高品质接待能一下子将人虏获。它们能让人很快意识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来进行一场关于戛纳的“大师班活动”、一场新闻发布会，还有一场卢米埃尔电影修复版本的放映会。时间太短。我们必须在一天内完成，然后明天一早就出发离开。我接受这份很早就发出的邀请的唯一前提是，我想与全世界的同行们保持交流。

卢米埃尔电影放映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先用英语作了评论注解，然后由一位厉害的姑娘翻译成俄语，台下的人们则聚精会神，不时发笑。法国电影人让娜·拉布吕娜也参加了放映活动。还有达伦·阿伦诺夫斯基，他惊奇得像个孩子，充满好奇地观察着这个与他的家族颇有渊源的国家。下午，我们登上了敖德萨阶梯。黑海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湖泊。在那儿，可以确定无疑地一睹电影史风华，遥望爱森斯坦和《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反抗者们。

晚上，惊奇于这座城市的性情和空气中的温柔，我们在酒店附近转了转。街道有些昏暗，却很宽广。在宁静中，那些承载了过去年代的建筑让我们很是喜爱。然而在这个国家的东边，在顿巴斯[65]，人们仍在相继死去。我们和向导聊了聊，然后返回。夜晚是短暂的。我们明早就启程，徒留心中未尽的遗憾。

7月16日　周四

返程中，飞机越过黑海上空，给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观感。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机场中转，长时间待在一个休息室里，那儿仿佛聚集了地球上能数出来的所有文化、面孔、宗教、服装和音乐。世界不只是西方化的，从来都不是如此。世界越来越全球化。机场就像是旅行者们的领事馆，给人舒适和保护，提供服务，而我把这段时间利用起来工作了。我本来可以在白天好好拜访一下这座城市——1974年，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来过这里了，如今又通过努里·比格·锡兰的电影和奥尔罕·帕慕克的书重新认识了它。飞机晚点了。在里昂机场，我错过了机场高铁。一位神色平静的司机将我带到了巴迪车站，让我在最后关头赶上了另一班高铁。到巴黎后，我又搭了一辆摩的才及时赶到了爱丽舍宫参加法国和墨西哥两国的外交晚宴。我坐在官方席位上，同桌的有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只要我们一开聊电影，他就听得十分专心。我也很高兴地再遇见了曼努埃尔·瓦尔斯，他曾出席戛纳，谈吐很有洞察力。还有希纳波利斯影业（inépolis）的年轻老板亚历桑德罗·拉米雷斯——这家公司是墨西哥，也是拉丁美洲的电影院线巨头，拉米雷斯则是莫雷利亚电影节的主席，我曾接受他们定于10月底的邀请。晚宴在爱丽舍宫的露天平台结束，我们恋恋不舍，直到奥朗德及其顾问奥黛丽·阿祖莱率先离开，“去市政厅广场参加克里斯汀与昆斯的演唱会”。

7月17日　周五

为了追忆电影节的美好，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给我打电话。他正在山区和莫妮卡·贝鲁奇拍摄新片，他们俩都是这部电影的主角。面对世界电影的现状，他有着一如既往的精力、乐于挑衅的口味和不知疲倦的好奇心。在这些表象之下，我却感到了他些许的忧郁与孤独。二十年前，他曾被视为世界电影圈的年轻天才，是那些以一己之力将一个国家的历史与场景具象化的导演的正宗传人（虽然他自己的国家在这二十年里缓慢而又剧烈地分裂）。两次获得戛纳金棕榈奖，处女作获得了威尼斯金狮奖，库斯图里卡却没有为他关于墨西哥英雄潘丘·维拉的大项目成功融资。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何他的电影项目融资这么困难。“只是700万欧元，你能想象吗？有些家伙拍一部电影，人家就可以一下子给2，000万。我这点儿要求，是吓着谁了？”

好吧，他要拍一部几乎自己出资自己制片的电影了。我向他询问了拍摄遇到的问题。我应该这么做，因为自从他开拍，已经过去了两年。“一切都好。莫妮卡太棒了，我们将在这个夏天杀青。”那么，我们一年后见？在艾利克斯·维勒拍摄的关于金棕榈奖的纪录片里——这部片曾在戛纳“经典”单元放映——埃米尔开场说道：“明年，等我回到主竞赛单元……”埃米尔啊！去年1月，在他的湿山村[66]里举办的库斯滕多夫音乐电影节[67]上，他就给我看了电影前15分钟的样片。锋芒毕露。然后我恭喜了他。他还开玩笑地回应说：“我不能跟你保证整部片子都会是这个水平……”一秒停顿，“有的部分，还会更好哦！”

7月18日　周六

去年5月23日，《巴黎人报》根据受众调查做了一份关于戛纳电影节的形象分析……然而这些被调查者从没有去过戛纳。真聪明。向一群没有机会参与或者对电影节并不在乎、只是听信媒体言论的公众提问做调查，这样的做法只会招来敌意和负面评价，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名望人士总是被怀疑的对象。结果就是：在受调查者眼中，戛纳电影节徘徊在掉价的红毯秀和通俗化的自娱自乐里，摇曳在无法接近的星光与难以理解的作者电影之间。这毫不新奇，哎，因为这就是戛纳的形象……《巴黎人报》应该替自己省点儿钱才对。

但我们的疑惑并不在此，而是为什么那些分明在享受着电影节优越条件的人也对戛纳如此严厉呢？这些人会忘记戛纳给他们带来的愉悦，转而轻易地表露蔑视。在这种情绪转变的背后，存在着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多少电影在戛纳被猛烈地抨击，到了院线上映时却被重新给予好评——往往，作出点评的还是同一群人。今年秋天也会如此。难以接受电影节参与者用低级玩笑去消费电影，取悦搞笑——就好像那些电影节期间整日驻扎在酒店或者访谈室里的电影人因为自己错误的出席在为这个错误忍受如此一番羞辱。

在放映结束的影厅出口，一定得看看那些说着轻蔑之辞的泛红的脸。“他们年年都是这样。”一位影评人朋友对我说。虽然如此，可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这些或喜欢/崇拜/热情痴迷或发牢骚/抗议/嘲笑的记者们并不会离开影厅和等候的队列，他们查询着官网和相关手机程序，每天看5～6部长片，用他们批评的喧嚣制造着戛纳的繁盛与疯狂。有些人来自遥远的国家，因此他们倾注在电影和戛纳电影节上的热情堪称昂扬，比如阿隆科·麦杜昂（我们叫他卡拉帕普雷克），一位住在伦敦的泰国记者，做了一本叫作《影极》的杂志。这位仁兄每年来戛纳看50部电影、10部短片，是他和他这一类人组成了戛纳电影节。这些电影节参与者和饕餮者在荒漠中开辟出了新的道路。但是我们要关心到来到的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位沮丧的影评人，没有人应该被落下——哪怕是最暴躁唠叨的。这引出了一个即将面临的新问题：如何让那些在戛纳的记者都感到高兴呢？

7月19日　周日

在环绕着《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的所有神秘光环中，这可能是最高深莫测的一个：J.J.艾布拉姆斯。迪士尼影业和卢卡斯影业为了延续传奇而选择的导演，不是用数码技术而是用35毫米胶片拍摄。《星际迷航》新系列的影迷很高兴这位导演前来执导。他是一位电影胶片的支持者，且视之为信仰。看着他如此背离乔治·卢卡斯这位数码技术先锋的阵营，一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2002年的戛纳，卢卡斯前来谈论过数码技术，当时却遭遇对这一高效经济模式表示怀疑的讥笑声。

毫无疑问，这并不会阻止卢卡斯采用大量的场景特技特效，不过将数码技术的优势与“胶片”（在法国，胶片放映机时代并不会用“film”表示胶片，但美语会使用[68]）的老旧作比较的讨论刚刚开始。一方面，35毫米胶片的狂热爱好者有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詹姆斯·格雷、克里斯托弗·诺兰和塔伦蒂诺，最后这位刚刚用70毫米胶片拍摄了《八恶人》，并采用了潘那维新超70毫米这种被弃置了多年的规格（在法国阵营，我们的胶片方阵有菲利普·加瑞尔和让-马里·斯特劳布）；另一阵营有詹姆斯·卡梅隆、拉斯·冯·提尔，当然还有乔治·卢卡斯。另外，大卫·芬奇在基努·里维斯和克里斯·肯尼利共同制作的纪录片《阴阳相成》里说道：“导演开始成为主人。通过数码技术，他对自己的画面的了解程度将和他的摄影指导一样。”这是一场各方表现都精彩的辩论，提出了核心问题：这并不是“传统”和“现代”、“反动分子”和“进步人士”的区别，而是电影本身有了不同的选择，让其在影像的世界里可以继续存活——在这个世界里，长久以来，电影早就不是唯一的影像使用者或表现者了。数码技术能促成新的创造力的产生，但在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先锋们不断更新发明的视觉乌托邦里，胶片同样促成了创造力的产生。我忘不了达内去世前所说的话：“我确定，只要光线消逝，只要光不再是创造的手段，只要光不再源自太阳（而是人工合成光画面），那么一部分的人性将离我们而去，所有的伪饰都将成为可能……”

下午，到达中转站之后，我和洛朗·葛拉及图尔车队在伊泽尔桥的米歇尔·尚布兰酒店相聚，共进晚餐，最近我们常常一起吃饭。晚上的活动结束得很晚，从不疲倦的伯纳德·伊诺[69]和兴奋的克里斯蒂安·普吕多姆向我们证明他们知道如何在草地上翻滚。大家为了能早点儿回家睡觉，都附和同意。

7月20日　周一

返回巴黎。与蒂姆·罗斯会面。自从戛纳闭幕之后我还没机会与他交谈，我们提起了塔伦蒂诺的电影。“对詹妮弗·杰森·李来说，这会是一个非常棒的角色，而库尔特·拉塞尔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是天才演员。”可见他们的同行情谊。20世纪80年代，蒂姆还在家乡英国，在城中和银幕上扮演不同的角色。从那时起，他就从没有停止过观看和谈论电影。“不过你会看到，”他补充道，“这更是一部属于塞缪尔·杰克逊的电影。”

今晚，我们吃的是托尼诺做的面。托尼诺是十二区“撒丁岛的塔沃拉”餐厅的老板，这次我给他带去了《我父我主》的一张原版海报。他家的面真是棒极了，记得从第一次吃过之后，我就欲罢不能。戛纳电影节的准备工作要求得非常谨慎，包括日常生活、饮食、睡眠。不能过度放纵，除非是在南下戛纳之前在里昂的过客餐厅，或者，在我们安顿好之后，和保罗·拉萨姆[70]在透特之家餐厅共进晚餐。后者是胡安湾的海边餐厅，店里的普罗旺斯鱼汤实在让人甘愿俯首称臣。“殿堂级！”有一天，罗伯特·德·尼罗大声叫道，眯着眼睛，不再是一副含蓄审慎的模样。美食当前啊。在戛纳，太多时候只能快速用餐，甚至连在布鲁诺·欧格的餐厅里也是如此。欧格在一个私人场所执掌每年电影节非常出色的官方午宴——连詹妮弗·劳伦斯都会在百忙中抽空赶来此处。另外，备战戛纳期间，每天都不能喝酒，也不能喝咖啡：酒精会在一切都完美的时候让人感觉疲累，而咖啡则会让人在精力快枯竭的时候迷信自己一时的神清气爽。

7月21日　周一

一个月前，罗伯特·恰托夫去世了，他是我在任期间最早接触的好莱坞制片人之一。他和艾文·温克勒曾是《洛奇》《愤怒的公牛》和《太空英雄》的联合制片人。只要上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简称IMDb），这个全世界最好的电影网站瞅一眼，你就能看见他们俩共同留下的作品。卡雷尔·赖兹[71]很喜欢他。他担任制片的《步步惊魂》的导演约翰·褒曼也很喜欢他。鲍勃·恰托夫[72]本来有时间参与制作“洛奇系列”的新作《奎迪》，这部电影宣布了将在秋天上映。这部《洛奇7》将由年轻的瑞恩·库格勒执导，他的第一部电影《弗鲁特韦尔车站》曾获得哈维·韦恩斯坦的支持，先是在圣丹斯电影节亮相，后去了戛纳。托马斯·温特伯格和“一种关注”单元的评委给他颁发了一个奖项。瑞恩在戛纳待了挺长一段时间看电影。除了他的街头俚语有些难以理解，我对这男孩有非常美好的印象。总的来说，他的身上有一种谦虚与好奇并存的气质。由于他来自奥克兰，我们便谈起了杰克·伦敦，那让他很高兴。

今早，贝特朗在蓬皮杜医院接受手术。手术持续进行了一整天。晚上，莎拉才给我发来短信：终于放心了，手术很成功。

7月22日　周三

在法国版的《名利场》杂志上，一篇由克蕾莉亚·科恩写的关于马尔蒙酒店[73]传说的文章唤起了我关于赫尔穆特·纽顿[74]的记忆。在他去世的前夜（那是在酒店门口，一次可能得归咎于由身体不适而引发的车祸），澳大利亚女制片人简·夏普和我们相聚用餐，同行的还有沃纳·赫尔佐格、朱莉·德尔佩、赫尔穆特及其妻子琼，一位出色的艺术家。这位老摄影师饱尝生活的艰辛，却细腻温柔。他简直点燃了夜晚，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却总爱说：“要对得起你的坏名声。”他向我提了很多关于戛纳的问题，似乎这比那些乘喷气机出行的富豪精英[75]更有意思。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6月，我会在摩纳哥的家里。你到时候来看我吧。”我回到酒店，很高兴受到这位我崇敬的摄影师的邀请，而且并不讶异他是这么好，对其他事物和人充满了好奇。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当我想起他，悲伤和遗憾就会袭上心头。

突尼斯电影人、记者弗雷迪·布尔迪尔在网上发表了一些看法，解释了为什么法国电影的成功并非偶然，以及非洲电影在困难重重的体制中取得了哪些成功（其中原因之一是戛纳为它们提供了舞台）。他难以自控地大曝内幕，提醒大家，他也是评审团成员[76]，这似乎让他有资格提出一个离奇的假设——观察员评论家们都爱这么干，那就是给雅克·欧迪亚的金棕榈奖是科恩兄弟送给法国的礼物。“我能理解这两位科恩兄弟，作为2015年的评审团主席，这是他们二位欠法国的，因为我曾在1991年担任过评审团成员。那一年，罗曼·波兰斯基担任主席，他将金棕榈奖给了科恩兄弟的《巴顿·芬克》，让他们一夜间跻身于美国一线导演，而在此之前，他们的作品只是被视作戏仿，虽有原创性，但只属二流。为了回馈一个曾经将自己推向名流之列的国家，（出于有意或是无意地）给这个国家的电影一个荣耀的机会，这再正常不过了。”

嘿，冷静，弗雷迪。

7月23日　周四

斯皮尔伯格的制片人克里斯蒂·麦克斯科发来一条吊人胃口的信息。我们曾在2013年的戛纳相遇，那一年，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担任评审团主席。“你已经有开幕电影了吗？”当我回拨给她的时候，她问道。不，我们从来不会在秋天之前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为了保证拥有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我们觉得，如果斯蒂芬能重回戛纳，他会非常高兴。”是一部他导演的电影还是一部他制片的电影？

医生向莎拉·塔维涅确认，贝特朗的术后恢复得越来越好。我在里昂车站附近和皮埃尔·莱斯屈尔吃了顿简餐。在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了《快报》上的一篇访谈。作者是一位超级影迷，当汤姆·拉迪在戛纳和特柳赖德电影节向我介绍他的时候，我就确认这一点了。他和我往来过几封邮件，对于这一点，我很骄傲，特别是在我读过他的自传《约瑟夫·安东：回忆录》之后——那是我在墨西哥旅行时，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向我推荐的书。

7月24日　周五

有线电视电影频道播放了斯登堡的《蓝天使》，玛琳在里面一直唱：“从头到脚，我都为爱而生……”我已经好多年没重温这部电影了，它是我那一代影迷的必看影片——社会学家和批评家克拉考尔[77]曾在书中表示，就像所有于1919年至1933年制作的德国电影一样，它自身携带着一些符号，暗示着对纳粹权力即将到来的渴望。这本书意味深长地被命名为《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78]。我们用心研读这本书，同时，尝试用各种方式去审视书里提到的所有作品。

至于玛琳·黛德丽，这位丰满而伶俐的年轻女人，名声并不怎么样，因为她在魏玛时期的柏林城中有几段不怎么隐秘的同性关系。但我们差点儿忘记了她是在击败了葛洛丽亚·斯旺森、露易丝·布鲁克斯和布尔吉特·赫尔姆后才拿下了罗拉这个角色。现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还知道黛德丽的名字吗？电影人克劳德·莫里拉斯在里昂开了一家电影学校，叫“电影工厂”，专门招收“郊区年轻人”——这一称谓只是为了快速网罗其目标人群，但反而可能招致反感。该校这学期的考试刚刚结束。曾经，电影是我们的唯一，电影为我们带来了电影作品、影院、观众，甚至整个世界，然而对现在的互联网“极客”一代来说，情况还会是如此吗？

7月25日　周六

“当你写一个剧本时，记得在一个场景中间暂停，然后上床睡觉，”比利·怀尔德说道，“这样，你会知道第二天将怎么开始。”假期开始前，为了准备2016年的戛纳电影节，我清点了那些承诺明年会送来的电影，重新拿出了之前就开始统计的片单——按照个人习惯与迷信，我会在5月23日闭幕前夜开始这样做。话说回来，“承诺的电影”，我们常常这样形容它，但其实言之过早。导演们还在工作，有的人甚至刚开始筹备，而一部电影在摄影机手柄开始转动之前还不能被称作电影——即使手柄消失很久了。对于一部大片，特别是对美国大片来说，从开拍到参加戛纳，肯定需要耗时一年零八个月甚至更久。而对其他电影来说也至少需要一年。不过，伊斯特伍德能够在10月开拍，然后在来年4月就给我打电话，告知他的电影已经准备好了：《神秘河》就是这样在2003年惊喜现身的。这让我们对由他导演、汤姆·汉克斯主演的《萨利机长》也心怀期待。

所以这是我的个人传统：在电影节闭幕的前夜，花几分钟为来年的外国电影作一番总结。虽然名单尚处于雏形，但已经足以令人激动，比如已经提到过的马丁·斯科塞斯、西恩·潘和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还有詹姆斯·格雷（他还没有开拍）、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他已经开拍了）、达内兄弟、克里斯蒂安·蒙吉、克里斯蒂·普优（《无医可靠》的导演）、泰伦斯·马力克、贝特朗·波尼洛、帕布罗·拉雷恩、朴赞郁，还有泽维尔·多兰，他的“法国”电影选取了让-吕克·拉加尔斯的一出戏剧；另外，他还有一部由杰西卡·查斯坦主演的美国电影，不过应该没有准备好——总之，由于评委多兰并没有跟我过多地透露导演多兰的动向，就先这样假设吧。

曾经在2013年凭借《烂泥》[79]惊艳了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杰夫·尼克尔斯还没有消息——加利福尼亚的传谣者说他瞄准了秋天，以一部叫作《午夜逃亡》[80]的影片角逐奥斯卡。不过，他手上还有另一部电影正在拍摄。另一方面，科恩兄弟将很有可能完成《恺撒万岁》，但宣布瞄准明年冬天（他们为了当评委而中断了电影剪辑工作），可能会去柏林；此外还有奥利弗·斯通，他将拍摄关于爱德华·斯诺登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电影。

如果斯皮尔伯格、西恩·潘和斯科塞斯都现身，那么对于似乎要强势回归的2016年的美国电影来说已经足够了。“《疯狂的麦克斯》《头脑特工队》和托德·海因斯的《卡罗尔》都有很好的运气，这会让那些制片公司重新重视戛纳，视戛纳为好机会。”迪迪埃·阿鲁什在洛杉矶对我说道。

最后，还有佩德罗·阿莫多瓦。正如他所习惯的那样，在夏天拍摄，在秋天剪辑，明年春天在西班牙上映。在此期间，我必须采取行动来说服他参加戛纳。他熟知历史，知道希区柯克从不领取奥斯卡奖，伯格曼也没有拿过金棕榈奖，不过他还是与他尚未折挂的这个主竞赛单元保持着复杂的关系。

7月26日　周日

吉尔莫·德尔·托罗问：“我在巴黎，你在哪儿？”伊莎贝拉·于佩尔问：“我在里昂，你在哪儿？”啊，我在韦科尔山区。夜晚很炎热，暴雨窥伺着，雨滴终于在山间洒落。艾夏永沙嘴和蒙托的岩石使山峦呈现出红色。一股凋零青草的气味围绕着这片景区。气温会持续上升直到深夜。我想出发去罗曼石山谷的拉格拉芙村庄[81]，我童年的阿尔卑斯山村。某次山体滑坡堵住了隧道入口之后，这里曾与世隔绝了四个月。那里的人都因孤独和隔离而绝望。我们将去那儿吃饭，顺道在莫里耶讷和加利比耶山口游玩一圈，只是为了能和那里的人在一起，为了让那里的人感觉不那么孤单。假期就在那儿度过。返回时，2016年的戛纳电影节就近在咫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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