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灭亡后辛弃疾死不投降（辛弃疾投奔南宋）

1162年，辛弃疾南归，投奔宋朝。这时，宋高宗已经当了36年皇帝，期间，除了间或与金人有过对峙和战争之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以向金乞和为主。尤其是任用秦桧为宰相的近二十年中，对金国输金送币、俯首称臣，推行屈辱外交甚于有宋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其政策遭到了许多仁人志士的诟病。金主完颜亮撕毁和约，率数十万大军再度南侵，结果却被一个朝廷派到前线督军的文官虞允文打得大败亏输。在朝廷为此欢欣鼓舞的同时，或许是宋高宗内心感到了惭愧，便以“倦勤”为由，将皇位传于养子赵昚，即宋孝宗，自己提前退休了。

宋孝宗继位后，曾一度有志于恢复故国，积极准备北伐。继位的第二年，即隆兴元年（1163），他匆匆启用一直主战的老臣张浚为枢官使，都督长江沿线各路兵马十余万，分兵北伐，史称“隆兴北伐”。北伐之初，也确实收复了部分失地，但在后续战斗中，由于准备不充分，将领闹矛盾，部队不协同，最后导致在宿州符离（今安徽宿州）大败于金军，只得再次向金议和，史称“隆兴和议”。

举一个小例子。宋朝南渡后，几乎所有的南宋文武甚至皇帝本人在内，对于北伐的方略，皆是以恢复京（开封）、洛（洛阳）为主方向，包括当时岳飞的北伐，也是向着京、洛方向，以把战旗插到开封作为振奋人心的关键性胜利。但辛弃疾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全局的核心不在京、洛而在山东，“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则中原不可复。”为什么？因为这样就打破了惯性思维，南宋要攻就是这个方向，金人要阻击，也会沿着这个思维按照这个方向，但直取山东，便可取河北，取河北便可直击金人的中都（今北京），致其首尾不能应，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稳扎稳打，确保恢复中原的最后胜利。这种意料之外而又让人恍然大悟的观点，之前确实无人提及，无人想到，而《美芹十论》中，此等精辟论断却比比皆是。

辛弃疾虽然提出了如此切合实际的战略，然而，宋金刚刚议和，时机不允许；宋孝宗刚刚因北伐毁掉了仅有的一点兵力优势，他心存犹豫和畏惧；加上宋高宗虽然退位了，但他还想保持安逸的现状，不想拿他太上皇的帽子去作赌注。所以，辛弃疾一腔热血，满身胆识，换来的只是一声叹息。

之后十数年，辛弃疾先后出任过滁州知州、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湖北转运副使、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等职。在这些任上，辛弃疾作为地方官，薄征赋、招流民、教民兵、屯田地、平盗贼，所治之处，政绩不凡。可见，他不但是一位“乱世之英雄”，还是一位“治世之能臣”。

其实，在这些治理地方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内心深处的理想，他一直在为北伐做着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一旦有机会，他就拼命推动，百折不挠。其中，创建“湖南飞虎军”就是这种思想的急切反映。1180年，在湖南安抚使任上，辛弃疾以“湖南多盗”为由，开始白手起家创建一支特种部队。没钱，他多方筹措；没场地，他利用五代楚王马殷的营垒故基；营房无瓦，他号召长沙居民每户献瓦二十片，当场付款；无石，他发动囚徒到长沙城北采石，凡采石的囚徒按量适度减刑；他又派专人，到广西购买大量战马……

不久，一支二千五百人的“湖南飞虎军”，便在他紧锣密鼓雷厉风行的措置下，组建成功。此军经过他的精心训练后，军纪严明，军备精良，军力强大，成为南宋地方武装中最著名的一支劲旅，《宋史》称其“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而辛弃疾创建“湖南飞虎军”，表面上是为维护地方治安，但按照他的最初筹划和训练安排来看，其真实目的是在建立抗金部队，为北伐做积极准备的。

然而，辛弃疾直率果断的性格和对于北伐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对外胆怯、对内倾轧的政治氛围中，却成了别人眼中的“出头鸟”，关于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的议论甚嚣尘上，一些人不满他的人开始在宋孝宗面前弹劾他，他旋即遭到罢官。

在为南宋连续服务的近二十年间，辛弃疾无论权力大小、官职高低，他都像战场上的勇士一样冲锋在前，踏实苦干，而且善决断、有胆识、办事干练、雷厉风行，肯干事、会办事、能成事，是那个时代十分少见的能臣干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