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韩寓言(老韩讲了一个故事)
我小时候喜欢翻父亲的公文包。
父亲的黑色公文包是人造革的,狭长而扁,他时常挟在胳肢窝底下走来走去。里头装着的,是一些油印的公文材料,还有一个夹着卡片和几张钞票的真皮钱包。我曾把这些花花绿绿的卡片从钱包里抽出来,当作飞镖暗器扔得老远——嗖一下,就越过了院墙;或者是跑到小河边,用这些卡片打水漂。后来挨了一顿揍,才知道那是取钱用的银行卡和信用卡。
父亲翻查着公文包,悻悻说:“唉,小把戏!还好!还好身份证找回来了。”
父亲梳着油光光的大背头,像模像样地把包挟在胳肢窝底下,就去忙工作了。那时父亲刚进国际层压板公司工作,那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便不由得意气风发,天天都要精心地用啫喱水打扮一个大背头。头发叫摩丝喷过,又浓密又坚硬,钢丝般根根分明,与港台明星邵昕很相像。父亲因为高中时文科成绩不错,又爱写文章,就被派去了公司的宣传科。
国际层压板公司在县城里,父亲跟着去了县城,不得常回来了。
太阳从单薄的绿色纱帘上照进来,屋子里的光线就照出了莹莹的绿色。风吹动纱帘的时候,绿色的光线也随之流动,像是一汪布满绿藻的池水。我一个人独处在这样透明清爽的客厅底下,便察觉时间过得缓慢而轻盈。父亲去去来来,也像是在顷刻之间。爷爷说:搬到县城,这是在赚钞票。但什么是钞票?就为了那些红红绿绿的印刷纸?我百思不能解惑。我曾在祭祖时从燃起的火堆里抢救出一张,献给父亲,却痛受了他的叱骂,就更想不明白了。
父亲头年在公司宣传科工作时,不受人待见,因同去的多是大学生,父亲只有高中文凭,自然为这批高阶知识分子所轻蔑。父亲也自有他的抵抗办法,就是回来后关上房门,把公文包卸下,狠狠地骂上一句:
“这批死读书的家伙什!”
没多久,父亲接过了编辑公司报纸的工作。这是一份重要的差事。
父亲回来后关上房门,把公文包卸下,笑哈哈地说上一句:
“这批死读书的家伙什!是时候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父亲叼着香烟,开始编排报纸。但他厌恶学习新事物,凡事皆凭着一股蛮劲去做,既不了解编排的技术,又耻于问人,只好埋头苦工。父亲找来了长尺和铅笔,在纸上作徒手规划。他在纸上六分之一处作一笔直横线,模仿着隶书体写道:
国际层压板报
右下角用小号字体写:
第一期
反复细细勾勒几次,竟也写得像是印刷出的。
他每得一些进展,便在心中念叨着那些书呆子的名字,而后便是对稿件的编排。父亲找来了废旧报纸,对照着来稿,从旧报纸上剪下一个又一个的铅字,用胶水粘于纸上,以尺作标,排列成文。第一期国际层压板报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剪贴字拼凑出来的。这活脱脱是毕昇的活字印刷术。
为争这一口气,父亲就在萤黄的台灯底下剪报。残缺的旧报纸堆在脚边,围成软软的一道新城墙。
新报纸编排好了。
他抽着烟,烟雾绕悬在他的头顶。他将这张用活字印刷术办法编就的报纸久久翻覆地看着,满意地说:
“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的。”
我爱翻看父亲的公文包,这只人造革公文包的内容物,每回都不尽相同。我就曾翻到这张报纸,那是原版剪贴报的复印版。我将报纸从文件中抽出来,对着阳光底下细细地看,铅字就像是一只又一只爬动的蚂蚁。我在空中挥舞着这张报纸,一边胡乱而张狂地啊啊大叫。我用这张报纸叠纸飞机,再哈一口气,纸飞机就可以飞得又高又远,飞到遥远的校场,直插靶心的十环。只是这张报纸印得实在太多了,层压板厂到处送人,最后仍有富余。父亲就用绳子捆扎一叠提回来,放在家中的显眼位置,好叫我们时时看见他的功绩。隔壁邻居王小二来串门,说:
“怎么你家有那么多这种报纸?现在街上到处都是这些报纸了。”
他就抽一沓带回去,说是这纸张硬实,好擦些什么,比如鞋、玻璃、自行车轮轴,再比如……
公文包里层层叠叠的,翻阅它们,就好似翻越和浏览一座座山峦。在那个黑洞似的公文包深处——我摸到了什么?——是两颗糖。
我掏出糖来,阳光把霓虹色的糖纸照得很闪,像是两颗迪厅的舞灯。我上下左右顾视着父亲的身影,看不见,就顾自己将糖纸拆开。糖纸很容易拆,只需捏着两端,用力一拉,一颗圆不溜秋的糖就落在了我汗津津的手心里。
我一口把糖吃掉。
父亲走进来了。
父亲动了动鼻子,笑着说:“我闻到了一股水蜜桃香味。”
父亲笑起来了,说,那是婚庆的喜糖,别家有人结婚,就要派发这样的糖吃。我把糖纸展开,抚平它的皱纹,夹在我的《薛刚反唐》连环画里。
在太阳透过窗户、照出幽幽绿光的时候,父亲也许会突然回来。他需要在临安汽车西站乘坐往返的公交车,车辆绕行,开到后渚村需花费上一个半小时。公文包被放下后,软趴趴地缩在客厅角落,任我翻动。我从包里掏出纸巾,抖搂那些文件,最后掏出色彩各异的糖果,一颗颗排列,像是检阅士兵:形状巨大的八宝糖,就当将军;软绵绵的奶糖,就作将军夫人。往后,只要我翻动父亲那只疲惫的公文包,总是能发现三两颗糖果。
只是,父亲也会与我玩笑。他将收集来的那些糖果藏得很好,我需要扒开密密麻麻的文件,才能尝到一些甜头。有时摸到鼓鼓囊囊的,以为在外边口袋,他却将其藏在隐蔽的内衬里。
我翻找父亲的公文包,这几乎成了他回家后的例行检查。怡口莲的软糖是最好吃的,但吃多了腻味,且不常有。怡口莲的盗版品牌叫“怡口链”,像是带上了河北口音,我吃过,甜得发苦。阿尔卑斯牛奶糖也不错,它的盗版品牌叫作“阿尔鼻斯”,“阿尔鼻斯”近乎无味。
那天,我在河边的幼儿园里,说是学习,也不过是昏头昏脑地度过我的童年。是一个夏天,酷暑,知了都热脱了树。我们吃过午饭,就被小美老师安排去午睡。午睡睡的是大通铺,上下两层杉木板,伢童们结结实实地挤在一起,每个人的膝盖都紧贴着:如果初时平躺着睡,忽然侧一个身,那就无法再平躺了,那些空余就叫其他平躺伢童放松的身体占了去。
那天,小美老师将我们安置在午睡室。等她走后,孩子们照常召开例会。午睡室里昏暗无比,只有墙壁上开着一扇用木栅栏钉住的小窗户,透露出外边的春草和清透的光。朝天椒说:
“你们谁还搞得到那种纸?你们懂我意思吧?之前那种纸还有很多,后来大家都叠飞机,那种纸就不多见了。”
有人附和说:
“对。一般的报纸软趴趴的,统统叠不好飞机。”
我心里美滋滋地想,暂且不要开口,安静偷听一会儿,就让他们去说,就让那些孩子去说。那是我爸爸办的报纸,我一清二楚。
小二说:
“阳阳家里还有一大叠,很大很大的一叠。那一叠,比小美老师还要高。”
我想,是时候轮到我说两句了。我咳嗽一声,说:
“我爸爸……”
我忽然看见墙壁上那扇小小明亮的窗户后面,出现了一个油头脑袋,正对着我笑。爸爸来了,我指了指说:
“那是我爸爸!”
父亲来看我,但已到午睡时间,便绕至小道,探看我的情况。屋子里黑鸦鸦的都是伢儿脑袋,他一时也寻我不见。我叫着他,跳下床板,胡乱踩着不知是谁的鞋子,跑到窗边,同学们便都扭头看我。
父亲只是笑,一直笑,一直笑。他将公文包举起来,半塞进幽暗的窗户,要我隔着栅栏找糖。昏暗之中,公文包挡住了他的脸,栅栏的缝道实在太细了。我费力地摸上半天,才掏出两颗糖果,一颗是怡口莲,一颗是阿尔卑斯。
父亲将公文包缩回去,窗口听见风静静地吹,一会儿,说:“这里还有一颗。”从里衬中又掏出一颗话梅糖递我。
“爸爸,”我一边将糖在裤兜里安置妥当,一边说,“那种纸还有没有了?有的话再给我一些。”
父亲愣了一会儿,方才知道我说的是那份报纸。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沓,穿过栅栏交到我手上,让我分给朝天椒和王小二他们,一起叠纸飞机。
我接过那沓报纸,父亲就将公文包拉紧,又挟在了胳肢窝底下,要我去睡,便沿着泥路走了。
朝天椒凑上来,说:阳阳,你爸爸怎么穿西服?
他们叠纸飞机,黑鸦鸦的脑袋聚在一起。我专心地透过那扇小窗户,看见父亲在干燥的、两侧遍长野草的小道上越走越远,最后黑色西服向左转弯,消失在了墙壁之后。那条路便显得有些寂静了。太阳很晒,褐色泥路坚硬干燥,而且皲裂得很。我们一直叠纸飞机,校场上插满横七竖八的纸飞机。再过不多时,这种层压板报稀少而且难寻,不再容易得到了。
没有名字的幼儿园
我印象中,后渚村小巧玲珑,只是从家里到幼儿园那么大;但村子实际很大,囊括了数不清的田畈和河流,山丘连着山丘,一直向远处延伸。那个没有名字的幼儿园,就靠着一条没有名字的小河,值日生平时洗拖把,将乌漆漆的拖把浸湿的地方,就是那条小河。我们对准岸边黏附的青苔撒尿,也是在那条小河里。
说到撒尿,朝天椒最厉害。他能够一口气将尿撒到河对岸,准确地冲剥下一整块拳头大小的青苔来。
幼儿园是和缫丝厂合办的。一到特定的时季,缫丝厂便用竹篾运来了蚕虫,饲以桑叶,铺放在一层一层的竹篾里,施以蒸笼架构。后来因孩子多爱取玩蚕虫,小美老师便用竹尺打手心训诫。但这种告诫收效甚微,为了蚕虫,我们可是不怕这一点疼的。缫丝厂便将蚕虫藏匿起来,我们只好捡一些竹筐里的桑叶子玩。再过一段时间,虽然不见蚕虫,但已知道它们结茧。我们扳着指头算:过不多久就该缫丝了。届时需将蚕茧水煮,整个幼儿园便弥漫着蚕蛹浓烈的腥臭味。那气味,与厚重的汗味相类。
缫丝厂停工以后,腥臭味团结在一起,久久不能散去。你赶它,它就躲。时间久了,反倒越来越像山羊膻味,需再经过几场雷雨,才能略微清新一些。
小美老师用手指在天空中左左右右地比划,说:
“‘蚕’字是‘天’字底下一个‘虫’。”
那么我们先学习“天”字怎么写。小美老师有一块可以取动的小黑板,上面的板书是请镇上退休的小学校长赵利慧亲手写的,十分工整。她总是将这块赵先生的板书放置得很高,以免我们好动的手摸糊了它。现在,小美老师指着板书上的天字说:
“‘天’字,有两横一撇一捺。有谁发现这两横有哪里不同?”
小美老师的丈夫听见上课的声音,便鬼鬼祟祟地将头探进教室。这时,黄皮狗也来了,跟着叫了三两声。她的丈夫是个身材高挑的人,但脑袋却极小。他的动作总是刻意带上喜剧色彩,我们一见到他,便吱吱嘎嘎地笑起来。小美老师一手向外作驱赶状,像喝退两只看热闹的黄皮狗,右手则在空中比划,竭力想将孩子们的注意力拉回课堂。小美老师有一盒粉笔,但用了一个学期也不见少。为了保护板书,她总是只在空中比比划划,末了让我们一个一个走上讲台,在她的手心里写字。小美老师的手心软软的,红红的,像蚌壳肉一样。有时候我用指甲挠一挠,她还会怕痒地缩起手指。
在没有名字的幼儿园,我们就是这样学习的。小美老师只教几个简单的字形,把赵先生写在小黑板上的模范字上完,语文课就学得差不多了。至于拼音,小美老师只会abcd,教我们念:阿波呲嘚。我们“阿波呲嘚”了一个学期,拼音课程也就结束了。因为后面的efg,小美老师也念不准确,为了避免讹误,索性一概不教。英文课是罕有的,小美老师只教我们Apple和Banana。我们尖叫着,笑着,互相追逐着,在教室前的空地上大声地喊:阿婆、阿婆、白奶奶。
阿婆、阿婆、白奶奶。小美老师跟着我们一起,大声地喊。
我们没有自然课,因为女同学怕怪叫的知了,自然课就取消了。我们的绘画课是在狭小的教室里上的,大家用铅笔在纸上画鸟和太阳。没有笔的孩子,就用食指在课桌上默默地画。太阳是大红色的,且永远只有半个——这是属于小美老师的“三一律”——鸟儿的眼睛永远只有一只,小草永远呈现锯齿状。
小美老师正襟危坐,在她的绘画理论课上森然地说:
“……这很复杂……关于鸟儿为什么只有一只眼睛……这涉及到古希腊绘画规定,透视法……从鸟的右边看,你永远只能看到它的一只眼睛。”
大概是这么说的。总之,也差不离了。我们虚心地接受这样的定论,在稿纸上下苦功夫。为了打好绘画的基础,我们画了一千零一只飞翔在纸张四分之三高度的小鸟,它们由两个三角形(喙与躯干)、两个圆形(眼睛和脑袋)还有四条射线(翅膀和脚)组构而成。再没有比“没有名字的幼儿园”的学生更会画鸟儿的人了。
手工课则是搭积木。小美老师从储藏室里拖出三四个蛇皮袋的积木与玩具,倾倒在拼拢的课桌上,孩子们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这些玩具多是从义乌批发来的,按公斤卖;加上保护不善,所以缺胳膊少腿,有时候奥特曼的脚安到了牛魔王的头上。我最爱上手工课,那时候我想,如果可以上一辈子手工课该多好啊。王小二笑着,数落我短浅的目光。他说,只要我们长大了,这些玩具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你想玩奥特曼就有奥特曼,想玩汽车人就有汽车人。那还上个锤子的手工课。
我问:“锤子是什么意思?”
王小二说:
“到时候,我会买上整整两蛇皮袋的百变小樱,房间角角落落都摆满。我要左手玩汽车人,右手玩奥特曼。玩得不高兴,我就将他们丢进厨房的垃圾筒。”
体育课安排在手工课之后。我们的手工课刚结束,王小二总是念叨着他长大以后的事,玩得便不很起劲。朝天椒说:
“小二,以你目前的智商,也只能想到汽车人和奥特曼。你不懂的是,大人们玩的不是奥特曼,是夜明珠。”
朝天椒转面向我,说:
“阳阳,大人们玩的不是奥特曼。”
朝天椒摊开他的手掌心,说:
“而是这一颗,夜明珠。”
那颗焕发着翠绿颜色的珠子,可怜地缩在他的手心里。他颠着手掌,珠子便躲来躲去。他向我们展示夜明珠的不同侧面。
我们跟着他来到遮阴的地方,他双手将夜明珠捂住,呼号着要我们排成一列。谁不想见识夜明珠呢?我们只好乖乖按着他说的去做。朝天椒汗津津的双手只露出一丝缝道,要我们把眼睛放进去。眼睛怎么放进去呢?但我们还是照做了。这真气人——里面什么也没有嘛——我还以为那颗绿色的夜明珠会把朝天椒捂着的手照得翠亮。尽管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但王小二愣了一会儿之后,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说:
“朝天椒,这实在是太亮了。”
尽管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我还是说:
“是的,我看见了绿色,在发光。它在发光,像一片树叶。”
王小二说:“朝天椒,你该提醒我们,它刺到了我的眼睛。”
菲菲说:
“我看到了一片原始森林。”
小莹说:我好像看见了老虎山上的那种绿光。朝天椒,这颗夜明珠,你是在老虎山上捡的吗?
朝天椒愣了一会儿,看了看我们,有些结巴地说:
“这……这是我爸爸给我的。我……我想是吧。我爸爸有时候会去老虎山。”
我们听说,老虎山上到处是老虎。棠公山上到处是糖果。泥鳅岭上到处是泥鳅。明知老虎山有老虎,偏向老虎山行。
夜明珠的主人朝天椒也把自己的眼睛放进了双手间的缝道里。我有些担心地看着他的动作,担心他说:阳阳,我什么也看不见。他专心看了一会儿,将头伸出来,扫视着围拢的众人。
“怎么样?”我问。
“真不愧是我的夜明珠。”朝天椒说,他慢慢地摊开手掌,小心地将那一颗翠绿的珠子在手心里颠来颠去。
菲菲也说,真不愧是夜明珠。
然后,如果那也算成一节课的话,我准备最后介绍我们的午睡课。午睡一定是这所没有名字的幼儿园里最难熬的一件事情。那间专为孩子睡觉搭建的砖瓦房十几平米见方,两侧上下有杉木板,中间留一狭窄过道。孩子们踢了鞋子,热烘烘的,上床就睡。当时大家的鞋子多是在浮玉街劳保店里买的,款式几乎一样,于是往往出现睡醒后错穿鞋袜的事。有的人一只鞋新,一只鞋旧;一只鞋宽大如船,一只鞋窄小如梭。穿错鞋的就在班上喊:谁穿错鞋啦?于是,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再将鞋调换回来。但调换之后,仍有觉得不对劲的,也就稀里糊涂地穿着作数了。我就常是稀里糊涂的一员。
这间睡眠房实在小得可怜,加之只在墙上开了一扇小窗来换气,便夏热冬凉。小美老师紧急调来了一台电扇,她真是个仁慈的好人。汗水从额头生出来,从脖间生出来,从胳肢窝生出来,很快就洇湿了草席。我想要动弹,我想要造反。但我们挤得太紧了。后来我听说,几百年前白人押送黑奴时,将他们塞进橡木桶,只露出一个脑袋,然后放进船舱里,无法行动。我们都动弹不得了。但我一动不动的时候也在想着,小美老师真是个仁慈的好人。朝天椒的力气大,他想要侧睡就侧睡,想要躺睡就躺睡。力气大的人总能找到办法,但我不行。
这间睡眠房就像是一艘船,这艘船就像是三角航线贸易上的急先锋。
逃脱午睡的办法不多,一个是帮小美老师剥毛豆,一个是帮小美老师洗拖把。洗干净拖把,再把教室的水泥地坪拖一拖。我不懂为什么每天都要拖地,也许是天气太闷晒,为了防止地面皲裂。也许是这样。但这两项活计总是难得,有时一周也轮不上一次。
那天,小美老师指派我和朝天椒一起洗拖把。我高兴地扭动着藏在鞋子里的脚拇指。洗拖把是难得的美差事,和朝天椒一起洗拖把就更难得了。他总是有许多新奇的想法,胆子也大得出奇。我们提着拖把,走出了那扇没有名字的幼儿园大门,大门是生铁制的,很厚实。
“把拖把拖在地上,不要悬空。”朝天椒说,“这样洗的时候,水就会黑得出奇。”
我们拖着拖把,沿途多是灰泥和砂砾。晒太阳的金花阿婆眉头皱起来,攥着一把蒲扇,拍着自己的大腿,说:
“你们两个讨债鬼!”
我想,朝天椒真有本事。金花阿婆平日里半天也打不出一个屁来,朝天椒这就引得她骂骂咧咧的。又想,这根本不是金花阿婆的拖把,她倒管得宽。朝天椒拍了拍我,说:“这面沾满了,我们换个面。”我们就将拖把换了一个面,继续拖着走。
金花阿婆站了起来,手颤巍巍地指,说:
“啧!这两个讨债鬼。”
很快,就走到了浅浅的小河边。天空是简单地开阔,也很蔚蓝。我们手拎拖把,笔直地浸下去,抖搂几下,河水立刻变得像墨汁一样,砂砾和泥土随之缓缓流走了。我脱下裤子解手,趁我方便了一半,朝天椒忽然提出要与我比谁尿得远。此时我的方便已成了强弩之末,就摆摆手说不比。朝天椒就顾自己露出雀儿,冲击着小溪对岸的石青苔。
沿这条没有名字的小河再走上几十步,开着一家小卖部。朝天椒一会儿买了香烟糖回来,装模作样地抽了一会儿。香烟糖是形状造成香烟状的糖果。一会儿,他扮够了瘾,就将糖果拆分与我同吃。
我们洗了好久的拖把,河水都流累了,方才回去。拖把一路滴着水,我们提着它的腿胫,疾疾地回走。
“小心李华。”朝天椒停住脚步,拍了拍我。
我一手仍旧提着拖把,细细地辨认着。李华是李强的弟弟,是后渚村最大的疯子头领、精神病患者。他也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人,整天只会从这里走到那里,也不闹吃要喝,似乎是个太阳能造人,只需晒晒太阳。我忽然有些怕。李华不系裤带,黑索索的裤子松松垮垮地搭在他的牛子上。我有些害怕。蓬头垢面的李华头发炸裂,像一只黑色的狮子。
他正在慢慢地靠近我们。
“不要看他。低着头,他就看不见我们。”朝天椒盯着地面,低头疾走,悄悄与我说。
那一次,小美老师的丈夫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身后依然跟着那一只瘦小但狺狺的黄皮狗。他接过我们的拖把,走在我们的前面。我和朝天椒贴着墙壁,慢慢地慢慢地走动着。我看见这一大一小两只黄皮狗目不转睛地盯着黑狮子的眼睛。我们安全地走进了幼儿园的大铁门。
然后,我们拖地,而同学们睡着。我忽然想,李华算是坏人吗?也许没有谁完全是坏人,有时候只是误会一场。我想一想李华,再看一看开阔的天。天很开阔,也很蔚蓝。后来就再少见那样的天色了。
小美和她的丈夫
小美老师的丈夫是在街上卖力气的三轮车夫。他有两辆三轮车,一辆是拖运货物的平板三轮,上面总是盘着些粗厚的麻绳;一辆是运人的靠椅三轮,靠椅上装有一顶可以伸缩的敞篷。
我们叫他小武老师。村里的老人们叫他小武。小武的眼睛细长,鼻子高挺,嘴唇厚而干裂,脑袋看上去小小一个,但身材高瘦,做起事来手脚精便。谁家买了冰箱、洗衣机要搬运,都是叫的小武。你老远叫一声小武,小武就踩着他的三轮车来了。
没有货物可搬运的时候,小武就骑着他的靠椅三轮,在汽车站等散客。许多客人从安徽坐车来,多是幼儿园的家长,他们看见小武,毕恭毕敬地说:小武老师早上好!小武老师中午好!小武老师晚上好!还要递给小武香烟和糖。小武喜欢把香烟别在耳朵上,两只耳朵一边一支,像一杆天秤,公平又公正。小武老师高兴的时候,就站起来蹬,不高兴的时候他就坐着,慢悠悠地蹬。高兴的时候,蹬得又急又猛,三轮车常常像要驶离地面,凌空飞行似的;链条就像要着了火。家长们心惊胆战地抓着座椅,又不好劝阻他。有时候,连木头座椅也似乎会飞起来;小武老师要是高兴,总能嗖的一下就把你送到。
小武喜欢别人叫他小武老师。他在中午赶回幼儿园吃午饭,就是为了听我们说一句:小武老师来吃饭了。下午一点至三点,车站没有进站的车辆,要是再没有人找他拖运电冰箱的话,他就会把那辆绿漆的三轮车停在教室的空地前,按两下小铃铛,来盯梢我们学习的情况。他养着的黄皮狗听到铃铛作响,就会从狗窝里蹿出来,蹭着小武的工装裤打转。
小武总想教我们些什么。比如算术,比如语文。他抽空讲上几句,比如讲讲蚕宝宝成精的传说,讲讲狗撒尿为什么要抬起一只腿——因为那是济公捏造的泥腿子,哈哈哈!笑话还没讲完,小武就顾自己先笑了,留下我们面面相觑。他总是趁小美老师做饭,抽空在空地上给我们讲几句。他讲述时,厚嘴唇翻动得很快。我盯着他嘴角的白沫,总是不愿意去想起他的另一重身份:小武只是一个卖蛮力的三轮车夫。
小美老师做完饭菜,将那对黄铜铃铛敲得叮当响。我们听见铃铛声,就从围着的小武身边散开了。一会儿,小武和他的狗也来吃饭了。小武吃饭总是很急躁,在饭上倒一点辣椒酱,搅一搅,借着筷子一股脑将米饭往嘴里拨。吃完后,他瘦长地站起来,端着碗筷去了水池旁边,拧开水龙头。这时黄皮狗也走了。他们吃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
小武喜欢别人叫他小武老师。
小武当上我们的体育老师,那是不久后的事情。
为了让小美老师愉快地接受他给自己的任命,小武特意骑着三轮车去街上的文具店买了一只银色的口哨。那只口哨银光锃亮,挂链是细捻的红绳。我几次夜半做噩梦,就是梦见了这只口哨在无人时,兀自呜呜作响。小武老师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带我们在教室前的空地上跑圈。热完身以后,他喜欢教我们一些稀奇古怪的锻炼方法,比如让我们学习青蛙跳,或是攀在门槛上做引体向上。
如果小美老师一时不知去向,体育课的内容就更稀奇了。小武说:“你们看,看仔细了,看看小武老师的嘴巴是怎么做到的。”他让我们跟他一起抿起嘴唇,学习《动物世界》里的大猩猩。朝天椒抿起嘴唇,将双手垂下,不时弯曲肘关节拍打自己的胸脯。他总是学得很好,因为他嘴唇够厚,手臂也天然地有些长。小武奖励学得最好的学生吹他的银口哨,我一次也没有吹上过。朝天椒说,银口哨里有一颗珍珠,吹的时候,珍珠就在口哨里打滚。
有时候,小武让我们学习海豹,在铺着广告布的地面上滚来滚去。要是小美老师看见的话,一定会举着她的锅铲冲出来——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喜欢打滚,我们都喜欢在铺着广告布的地面上滚来滚去,可小美老师从来不允许我们这么做。每当小武带着我们打滚时,总有女生趁不注意,就去将小美老师引来了。
很快,朝天椒成了小武的副官。这件事发生得有些意外,小武忽然就从他的脖上摘下银口哨,转戴在朝天椒的项间。你吹呀,你尽管吹,小武笑起来,说。朝天椒略有迟疑,就在我们羡慕的目光下,一声声地吹起了口哨。口哨声越拖越长,越来越响亮。大家都聚拢过来。
“今天小美老师出去了,我们玩倒立。”小武说。
“今天小美老师不在,我们玩摔跤。”或者,小武老师这样说。
我们也喜欢玩倒立。每次倒立,都是朝天椒先上。他像个真正的古代武士,一个翻身就将自己倒悬过来,双脚靠在墙壁间。孩子们凑在一旁计数,黄皮狗也在人群中穿梭地绕来绕去。数到一百时,朝天椒已面色酡红,想象着自己是一位受伤的英雄,学着他们呕血的模样,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他收了姿态,我们大家一起鼓掌,就轮到别人上了。
轮到我时,我总爱示弱,我享受被他们温柔嘲讽的感觉,我喜欢衬托朝天椒的厉害。更何况,我的脚总是架不住墙壁。他们帮忙固住我的脚踝,我看见世界都倒转过来了,我看见大家穿着清一色的灰色鞋子,那些脚在我面前走来走去。黄皮狗显得十分巨大,我看见黄皮狗黑乎乎的肉垫和它的爪子,我从未那么清晰地看过它们;天和地倒了过来,地是蔚蓝的天。我想,现在到我示弱的时候了,我就呜哇大叫。他们嘴上一边讽笑着,一边小心地将我放下来。每当这时,朝天椒总是隐隐地有些高兴。
我喜欢上小武带头的体育课。可是小美老师不喜欢。她在暗中斜着眼睛打量,如果看见我们玩倒立,或是别的什么,就会挥手,朝着我们大叫起来。我们作鸟兽散了。小武笑着争执几句,或是一言不发,也从墙根底下离开了。
事情大概出在一个月以后,或者更久。
小美老师的锅铲打到了小武的头上。
朝天椒说,我看得非常清楚,砸得很重。砰一声,像是原子弹的爆炸。
那是在一个月以后,或者更久。那天下午的体育课,我们围聚在小武身边,期待他再带领我们玩些什么新花样。朝天椒吹响副官的银色哨子,吹得像是冲锋号。一会儿,等女孩也散漫地围拢过来,小武咳嗽一声,开始讲话。
“今天小美老师不在。”
我们欢呼一声。
“今天我们跳广播体操。”小武说。
我们哀嚎一声。失望极了。
小武的厚嘴唇微笑起来,像是有什么惊喜准备着。朝天椒被他叫到地势稍高的地方,充作领操员,面对着我们。
“先教你们第一招。八个八拍。首先侧身,眼睛半闭,用一只手,抚摸另一只肩膀,然后,把衣服拉下一截。”
我们笑起来。
“再教你们第二招。八个八拍。首先,扎马步。扎好马步以后,双手交叉放到你的马步底下。好,手不交叉时,腿并拢。手挡在前面,交叉时,张开你们的腿。”
我们笑起来。
我们照着做了。大家一边做操,一边调笑。我们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可笑的,但就是笑个不停。黄狗也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像是在笑。
小二悄悄与我说:这是脱衣舞。每月的下旬,镇上的大卡车就拉上满满一车的女人,到集场里跳脱衣舞,大人们交上五块钱就能进到集场里。小二说:我趁他们不注意,也钻进去看过。
小武手叉着腰,扫视我们。
小武满意地说,要是有音乐就更好了。
闹哄哄之间,忽然,锅铲砸将下来了。就砸在小武的头上。后来,朝天椒说,谁知道小美老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生气?那可是实打实的锅铲,他只听见砰的一声,沾着洗洁精的锅铲就出现了。小武老师的头像是砂锅做的,外面看上去没有裂痕,但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砸碎了,就像原子弹爆炸那样,稀巴烂了。他听说,人的脑袋就像是一颗纸皮核桃的构造。
从那以后,我们上手工课,或是别的什么课,便常常听见小美老师和小武争吵的动静。
朝天椒动着耳朵,说:
“我听见小美老师和小武吵架了。”
过了两天,朝天椒又说:
“他们又吵架了。”
再过了几天,朝天椒指了指里屋,嘴唇动了动。我知道他是想说,他们又吵架了。我们只好装作没有听见,去了离那间屋子稍远的地方玩耍。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事态仍在不断地恶化。在手工课的间隙,小美老师抛下我们去侧屋继续她的争吵事业。我们渐渐地听见尖叫声,锅铲砸地、碗筷崩裂的声音。我心里隐隐有些着急,那可是我们吃饭的家伙什,砸烂了,今天的午饭怎么办呢?小二竖起耳朵警惕地问我们:他们好像在打架?小莹已经悄悄地抽噎起来,一会儿,菲菲也不甘示弱,抽动着粉红的鼻子,像是要哭;女孩儿们便都红着眼眶。朝天椒放下手里的积木,从门后偷偷溜出去。一会儿,他扒着后门框,嘴里“丕丕”作响,朝我们打着暗号。这是返回召我和王小二。
我们替他找来砖块,垫在他的脚下。
朝天椒攀着侧屋的窗户,偷偷往里窥探。锅碗瓢盆还在继续地砸,我听见小莹的哭声,听见小美老师呜呜地哭着,黄皮狗也在一旁呜呜地吠着。我想,这个世界真是乱套了。这个世界真是乱糟糟又闹哄哄的一锅浆糊。我想倒立,世界一吵闹,我就想要倒立在墙上。
朝天椒忽然作势从砖块上跌落,原来是小武急匆匆地摔门走了。黄皮狗追上去,挽留似的叫了他两声。小武急急地骑着三轮走了。铁门咣当一响,黄皮狗怔怔地盯着门栓,也不再吠了。
我们不敢交谈,只是蹲下来屏息地注视着那间屋子。过了一会儿,小美老师也捂着脸,啜泣地走出了这所没有名字的幼儿园。
我们三个悻悻地回到教室。
我们玩了一会儿积木,金花阿婆过来了。她要我们就待在教室里玩积木,不要走动,而后,便锁上了幼儿园的大铁门。中午时,金花阿婆端来了一锅子水饺,水饺有韭菜鸡蛋馅的,有猪肉馅的。我不喜欢吃韭菜鸡蛋馅的,但饺子煮成一锅,区分不开,只好稀里糊涂地吃了几个。
整个下午,只剩下了搭积木这件事。我们已经搭了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科隆大教堂,竟然仍旧叫我们把弄那些染色后的木头块,再这么下去,我们非搭出另一个地球不可。
我将积木随意地垒在一起,一边垒一边对小二说:
“好像玩一天积木,也不是那么高兴的事。”
“我们可以去看马戏。大象马戏团就要来了。”
于是我们的注意力被大象马戏团吸引过去,热忱地谈论了一会儿马戏的事。大家或是专心搭积木,积木倒了,便俯身去捡;或是大声地说话,教室里闹嗡嗡的。那天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手工课之后没有体育课,只是金花阿婆慢慢地赶过来,一言不发地打开铁门,看着我们被接走。又慢慢地,不发一言地将铁门上锁。
到了第二天,小二的父亲到幼儿园代课,他的眼睛瞪得很大,为了看管住我们。中午时,仍旧吃金花阿婆包的水饺。现在我已经能看出一些门道了:韭菜馅的水饺,印花是用手捏的;而猪肉馅的水饺,印花是用指甲掐的。朝天椒说:妈的,我看见了。
我们说,你看见什么了?
朝天椒说,我看见小美老师的眼睛一圈乌青。小美老师的眼睛肿了。
我们就不再说话了。我们继续喝汤、吃水饺,想要装作没有听见。朝天椒将水饺吃得很响,咬着牙切着齿。喝汤时咕噜噜的。
又过了一天,小美老师来上课了。她头发乱蓬蓬的,什么闲话也没有说,继续教着“蚕”是“天”字底下一个“虫”。小美老师的眼睛乌肿着,嘴唇上也有淤青的斑迹。我们憋着一股怒气。到了下课,我们四下问着,说:黄皮狗在哪里?
黄皮狗和小武很相像。黄皮狗的脑袋也小小的,但我并非特指样貌,我是说气质:平日里趾高气扬的,等出了事,就和小武一样没了踪影。我们四下寻找着,一会儿,小二边跑边喊:找到了那个东西!就在茅厕旁边的榆钱大树底下缩着。我们赶过去,黄皮狗就在树根旁边蜷成一团,听见我们的声音,哀哀地抬起眼睛看了看我。我们友善地叫它:黄皮狗,来;黄皮狗,来。它呜呜地低鸣着,摇摇起身,低头垂尾地向我们走来。它离得近了,它离得越来越近了。我们忽然拽住它的尾巴,朝它的肚子痛踢了两脚。它哀鸣着,疾疾跑开了,重新躲回榆钱树后面,不敢再动。我们骂道:小武,你妈了个巴子的。
但我们并不知道这话的具体含义,都是跟大人们学的。黄皮狗那对水灵灵的眼睛怯怯躲闪地窥看我们,就躲在树干背后,眉头似乎微微不解地皱着。我们捡起碎石子,朝黄皮狗又丢了两块,它就弃了榆钱树,跑去更远的地方了。我们继续捡着碎石子,朝锁着的铁丝车棚里用力地丢去,小武老师的三轮车也像是哀鸣般,回荡着铁皮鼓的声音。
我们丢没了力气,一边骂着,一边回到教室。
有时候,傍晚的阳光照着她的侧面,她便将眼睛微微地眯起来。她打哈欠时,小心翼翼地,用手掩住眼眶的光。
我忽然觉得小美老师老了。
那闹剧宛如一场自由狂野的梦境。我们骑着马,冒着危险在草原上奔驰,但很快,缰绳被勒住了。我们的体育课又回到了往常的样子。没有倒立,没有口哨,没有摔跤。也没有跳舞。我们只是围在一起日复一日地跳着乏味的早操。小武有时也会回到幼儿园里,与我们一起吃饭,但长久地一言不发,就算是要说话,也只是轻轻地与小美老师说上几句。
黄皮狗绕来绕去,东嗅西闻。也不怎么吠了。
朝天椒
后渚人喜欢种朝天椒,因为朝天椒耐旱多发,近乎无本生意。和胡萝卜、花生南渡至中国生根发芽一样,最早引进“湖南朝天辣”辣椒的人究竟是谁,已不可考。你想象一下,当地人给予这种凶猛辣椒的特殊昵称:辣辣椒。一边用手在嘴边扇风取凉,一边说着“辣辣”的叠词,以见其辣。这种植物入村以后,家家户户都借了种,在自留地上胡乱地播撒几株。这好像是一种妆点门面的东西,一种盆景,绿色茎秆上簇着点点火红色;他们把朝天椒种在门前的裂缝中,种在废弃锈旧的空痰盂罐里。毕竟这是无本生意。那时候说:你爱一个人,就请他吃朝天椒。
是这样没错。因为你爱一个人,就会希望轻轻折磨他,请他忍耐你所带来的痛苦,和吃朝天椒类似。大概是这么回事,关于爱这个东西,我懂得也不太多。
另外,我们也把那个男孩叫作朝天椒。
这个个子不高,头颅却颇大的黝黑男孩,来自桥北,他的嘴唇宽厚如肠。我们这些孩子则多来自桥南,中间隔着一道百十米长的下田桥。桥南孩子彼此之间早已熟络。按照惯例,桥北的孩子多是去镇上念中心幼儿园,所以,朝天椒是怎么回事,怎么到我们的地盘上来学习了?谁也说不清楚。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桥南的孩子围在榆钱树底下乘凉。榆钱树叶多稀疏,实际阴凉无几。我们说着,看着,眼睛捕捉着这闷热夏天中一切值得玩味的事物。忽然间,那个黝黑的桥北孩子穿着一件宽松的蓝白条纹无袖衫走入我们的视线,在茅厕前久久驻足。他像是精确的机械一般停止动作,好像等待着我们眼神的捕捉。而后,当着不远处众多围观者的面,将小美老师种在茅厕前的一株青翠的朝天椒择了一节下来,眼神穆然地眺望着榆钱树的方向。茅厕前的那一株朝天椒肥料供给充足,平日里,男孩们就以浇灌它为乐趣,所以青椒长得又尖又长。他用手揩了揩辣椒上的泥土,准确地将之抛进嘴里。青嫩的辣椒在半空中转了两圈。他平淡地咀嚼着,将辣椒蒂啐在一旁,用脚碾了碾,也不看我们,没事一般地走开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瞧见这个个子不高、头颅颇大的男孩干出粗野的事。我们一时说不出话来。毕竟,那可是朝天辣辣椒。很快,桥南的孩子们都接纳了他。我们簇拥着他,他勇敢极了,他一再地表演生吃朝天椒的艺术。从那以后,我们就给赵德勇取了一个外号叫朝天椒。
我们以朝天椒为荣。假使出了后渚村,我们遇到了别的同龄孩子,就会用大拇哥指指我们空荡荡的背后说:朝天椒知道吗?我和他一个幼儿园。或者说:你敢生吃朝天椒吗?你不敢的话,赵德勇可以吃。赵德勇也就是朝天椒。
朝天椒的勇敢深深地吸引着桥南的孩子。平日里,我们跟在他的身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看他逛来逛去,不时地踢墙皮几脚,让雪白墙皮露出砖红色的内里,或是猛地一脚将一瓶半满的矿泉水踢得老远,水溅洒了一地。
他的那双脚好像白天不踢点什么,晚上就会得佝偻病一样。我们窃窃私语,用手比划着,猜测下一个被那双脚击中的是什么物件;猜中了,心里不由得高兴上一阵。有时候没有风,仅仅是朝天椒走过,夹缝里的狗尾巴草也会瑟瑟地发抖。
桥南的孩子很快就接纳了他。我看见他面含微笑,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看不出来有多高兴。
小武当上我们的体育老师没多久,朝天椒就成了他的得力副官。那只银闪闪的口哨,挂在细捻的红色长绳上,在他的胸口晃来晃去。他常常故意地跑起来,那只银口哨就晃得更厉害了。每当倒立的时候,他就用嘴叼着口哨,颇大的脑袋整个颠倒过来。我和小二并肩看着,小二偷偷说与我听:朝天椒的头很大,所以下盘稳定,可以持久倒立。很快,冬天来了,小美老师告诉我们,如果你在室外放一瓶水,过上一夜,水就会结成冰。第二天,朝天椒带着一搪瓷罐的冰块来到了教室,他用桌角将冰块撞碎,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吃起来。等冰复融化成冰水,又在广众之下一饮而尽,惬意一呼。我们冷得将手揣在袖子里,吃惊地看着朝天椒像一只猛兽一样,将大罐冰块像冰糖一样地吃下去。
小二看着朝天椒饶有余兴地仰面举起搪瓷杯,捅了捅我,悄悄地说:
“朝天椒的头很大。说不定,杯里的只是冰糖而已。”
一会儿,捅了捅我,悄声说:
“要是天天这么干,保准他也受不了。”
小二就是那种对一切事情都不服气的人。没过多久,我们聚拢在一起,成立了几乎是真正的帮派,那也是跟着电视上学的:玄武帮,朝天椒作大当家;小二作二当家;而我,因为胆小,不善于冲锋陷阵,被授予军师一职。歃血为盟,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仪式就对它充满向往。在下午三点钟,阳光斜照,那棵榆钱树下,我们跪拜在小美老师杂植的青红色辣辣椒面前,将三朵花蜜吸食了,朝天椒掰下了三只辣辣椒来,分给我们一人一只。稍后,见我们面有难色,便将我们手中的辣辣椒都抢过,吃咽了下去。
小二胳膊肘捅捅我,想要说些什么,可他什么也没有说。
我们就这样,叫一个桥北的孩子给征服了。
那个转校生是在另一个学季过来的。当时正值酷暑,世界热得一片透明,寂静无声。门忽然被推开了,他顶着一头酷似歌星王菲的短发,穿着一件干净宽大的白T恤,出现在了教室门口。他皮肤白得将将好,露出的胳膊,猪五花似的白,五官也很端正。我还是说说他的头发吧,那种酷似歌星的发型,我敢发誓,在后渚村没有一个理发师能够修剪。如果说那种发型像是得体的银杏,那么我们男孩的头发就是一丛乱蓬蓬的灌木,即使推平了,也会留下坑坑洼洼的痕迹。
“这是杭州来的转校生,李明翰。”小美老师标准地笑着,说,“大大、大大大。”
我们便按着小美老师的节奏,表演起了我们的绝活:齐声鼓掌,掌声“啪啪、啪啪啪”地应和着。
小美老师适时地向这位来自杭州大城市的转校生展示了我们训练有素的教育水准。
小二捅了捅我,说:听清楚了吗?这是杭州来的同学。
从那一天起,我便觉得朝天椒隐隐有些不服气,他侧过头去不看新来的转校生,如厕时,甚至会故意攘一攘李明翰。小二捅了捅我,又用眼睛指了指独自望着墙上斑点的朝天椒。
李明翰带来了幼儿园里的第一双帆布鞋。
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我们一齐看向他的脚:橡胶底配上纯白色的帆布,系上鞋带,这就叫帆布鞋。
这里的孩子几乎尖叫起来。大家都穿着浮玉路劳保店内购买的灰黑色短款套鞋。我们不会系鞋带,也没有鞋带可以系。
不仅仅是帆布鞋和发型。在李明翰到来之后,生活好像一切都变了。小美老师开始在洗手池处挂上了一块块天蓝色的毛巾,它们随风飘动着,好像一块块蓝色的云。而在这之前,墙上只有一排空旷的大头钉,天蓝毛巾从购买的那一刻就放进了橱柜当中保鲜,只在领导来视察时挂上一挂。
每次李明翰洗完手,都会踮起脚,用毛巾细细擦干双手。我们则是胡乱地把手甩干。他看着我们,问:
“你们不擦吗?”
我们摇摇头。我们的手时常是黑的,就算这一刻不黑,下一刻也会变得灰不溜秋。因为我们玩倒立,我们爬榆钱树。我们趴在粗壮的榆钱树胳膊上,看转校生从水泥搭建的茅厕里走出来,又去到一旁洗手。
“你不怕手洗秃噜皮吗?”我问他。
“你们不洗手吗?”他问我们。
“有时候洗。”我说。我向他摊开我的手掌,手心沾着榆钱树上的灰粉。
“喂,小子,”朝天椒拍了拍左手边的树杈,叫他说,“你给我爬上来。”
我忽然有些紧张,我想,他穿着帆布鞋,真的能爬树吗?
果然,李明翰盯着墙角的凤仙花,想了想,说:“谢谢,我不会爬树。”
我们看着他渐渐走远了,一边甩动着手上的水珠。
我想,李明翰和这里格格不入。他衣着太考究了,举止也很文明。他连撒完尿也要净手,这让人觉得有点滑稽。
没有名字的幼儿园里,很多东西暗自发生了变化。
我们开始重新上起了音乐课。在小美老师意外发现了李明翰还会弹奏钢琴之后,那架原本只作装饰用的木质钢琴总算奏出了我们从未欣赏过的音乐。老旧的褐色木质钢琴重新在李明翰洁净的双手底下恢复了青春活力,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致爱丽丝》《梦中的婚礼》和《爱的纪念》。尽管李明翰有时也会弹得疙疙瘩瘩,但我想,这一定是曲子本身的问题。我想,这就是钢琴曲。
一曲结束后,我们就在小美老师的指挥下,按着“大大、大大大”的节奏,整齐划一地为这位小钢琴家鼓掌。每当这时,朝天椒就会抬起头,兀自望向墙上的斑点,一言不发。
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伴奏下,唱起那些歌。我们开始拿腔捉调,发音夸张地试图去押韵;时间一久,也就恢复常态,不再装出文雅的模样,回到了之前呕哑嘲哳的音乐课态度了。
下课以后,人散尽了。我凑到李明翰身边,说:
“我的外公也是弹钢琴的好手。”
他露出惊喜的微笑,握了握我的手。他洁白的那双手,竟然像绸缎一样光滑。
“那么你也是钢琴世家啦?我的父亲母亲就是因为钢琴认识的。外祖父,钢琴是他生活的调味剂。”
我将手抽出来,有些羞红了脸。我说谎了,我吹牛了,我的外祖父只是做工时意外捡到了一台废弃的旧木钢琴,我家也没有一台真正的钢琴。我就快要为他倾倒了,为这个来自杭州的孩子。
“因为要弹钢琴,”他说,“所以我不爬栗子树。”
我想了半天,才记起那天的事。
“我还以为,是因为你的鞋。”
“什么?”他吃惊地说,“不是,帆布鞋就是用来运动的。皮鞋才不能运动。”
我点点头,想告诉他,我有一双真正的皮鞋,但忽然想见我脚上的灰黑套鞋,就没有开口了。一会儿,又想,我其实没有皮鞋,我又吹牛了,那是属于我爸爸的旧皮鞋,扔在家中角落,也没有人穿。
我说:“我们有个玄武帮,你想来吗?”
他看了我一眼,问:“什么?什么东西?”
我说:“玄武帮。帮。你明白吗?”
他的眼神似懂非懂,一会儿,问我说:
“‘帮’就是一个‘组织’。你在玄武帮里当什么干部?”
“我是军师。朝天椒是大当家。”
“你们为什么叫他朝天椒?”
我把朝天椒的故事说了。
“他可真厉害。”李明翰微笑着,说,“我一点辣都吃不得。我不想加入帮派。”
“你知道玄武是什么吗?”我忽然问。我不了解玄武,但我想,李明翰也许知道。
“玄武,就是一只老乌龟。”
我一点也不介意李明翰不加掩饰地告诉我,玄武就是乌龟,乌龟即是玄武。我一个人对着墙壁大笑了两三分钟。那段时间,除了音乐,李明翰所改变的事情还有更多。他就像幼儿园里的雨果,打破了小美老师定下的“三一律”法则。太阳有了金黄色,云朵生出了波纹状,小鸟的翅膀有了纹理,而不再是简单的几何图形的拼凑。
那一天,李明翰决定画一画海洋和海底世界。
我们有些心惊地看见他将画纸涂抹成了蓝色,他开始画色彩交杂的热带鱼,他开始画黑色柔软的海带,他开始画黄白相间的海星。
“这是什么?”我指着画上的图案问。
“海星。”他说。
朝天椒瞪了我一眼。小二拿胳膊肘捅了捅我。
这幅画最后被小美老师钉在木板上,与赵利慧的板书挂在了一起。
往后,我们学着李明翰的样子,开始画起了海底世界。再往后,便是千篇一律的海底世界了。
我忽然不再想同其他孩子爬栗子树了。当我和他们一起,趴在栗子树布满斑点的枝干上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粗野。这种粗野真让我羞赧。我们对着从茅厕出来的明翰吹口哨。朝天椒像以前一样,拍着他右手边空着的树枝,说:“喂,小子。你给我爬上来。”
李明翰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笑起来。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行为的野蛮无理。我们像是蓄意地对抗着什么。可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这样的粗野不再算得上是什么光荣的事。
总之,朝天椒越来越粗野了,或者说,愈加勇敢。他一个人走遍老虎山上盘踞着虎豹的勇敢路,并采下了山上的老虎草作为证据。他向我们发誓,一路上他碰到了两条无毒的菜花蛇横亘路中,两条剧毒的五步蛇生有翅膀。五步蛇的脑袋像个肥胖的三角形,准备攻势时,如箭在弦上。“我用我的镰刀砍死了一条,另一条就从我的身边蹿过,逃走了。我发誓。”
“最后,我爬到了老虎山山顶,采下了这株老虎草。”
大家围上去,看着那棵普普通通的、尖端零星布着红色小点的老虎草。
我们不敢说话。
朝天椒有些得意地说:“我真搞不懂,那个转校生连栗子树也不敢上。”
周遭低下头,无人应和。下意识中,我忽然脱口而出:
“明翰以后要当一位真正的钢琴家。他不能让自己的手受伤。”
我被自己为李明翰辩解的事吃了一惊。小二和朝天椒也吃惊地看着我。
“我真没想到,有人愿意当叛徒!”他的声音像尖锥划过玻璃似的。
朝天椒狠狠地骂着我。他将脚边的鸡冠花踢得粉碎,深红色的花蕊撒了一地。我想,我和他的关系算是完蛋了。玄武帮也完蛋了。这个乌龟帮,乌龟帮的军师,谁爱当就让谁去当吧。
我们的玄武帮就是这样完蛋的。
在我远离了玄武帮以后,朝天椒像是发了疯。为了让我们赞叹,他几乎使出了所有办法。他不顾小二的劝阻,坚持要钻进废弃的仓库里。我远远地看着他从碎裂的门缝中钻进去。孩子们尖叫起来,屏气凝神地盯着那个黑洞缓缓飘散出灰尘。
李明翰说:我不担心朝天椒碰上鬼。这个世界没有鬼。我担心的是,里面的氧气充不充足。
我说:什么是氧气?
李明翰说,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空气。如果氧气不足,里面就会透不过气来。人就会闷死。
他从门洞中钻出来时,蹭了一脸的泥土。他的手上抓着一条黑色的东西,挂着微笑慢慢地朝人群中走去。大家都吓得跑开了。最后,只剩朝天椒站在原地,佯装大笑起来。
我们走吧。李明翰说,那只是一条沾满泥巴的黑色绳索。
接下来的日子,偶尔搭积木,但更喜欢听李明翰讲道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什么是道理。李明翰告诉我什么“杭五丝”的品种,大致是蚕丝、烟丝之类的,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他和我说了空气和氧气的区别,空气不一定是氧气,但氧气属于空气。回去后我告诉爸妈,爸爸吃惊地说:
“你从哪儿听来的?你一个孩子怎么知道这些?”
我也偶尔听李明翰弹钢琴。从来没有人逼迫他练习,他纯粹是出于自愿,在大家都回去之后,经过了小美老师同意,留下来弹一会儿。这时候,黄狗就会不停地绕着钢琴打转,好像它也通音律。他告诉我,这一台是木头做的钢琴,还有烤漆的钢琴。不同材料的钢琴,音质听上去也大不相同。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知道这么多的东西。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听明翰弹奏《致爱丽丝》。
他像是递给了我一把铲子,教我发现了自己灵魂之中安静的部分。和李明翰做朋友,是我引以为豪的事情。
小二曾经捅一捅我,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不再爬上栗子树、待在那儿的树干上。我摆摆手要他闭嘴。小二说,回来吧,玄武帮需要你,我们以后再也不吵架了。
他趁机把折了几折的纸条交到我的手里。这是朝天椒写的情况说明,上面写:“阳阳确实被我骂了。”只这么几个字。
我们谁也拉不下面子。
唉,可我再也不想回到乌龟帮去了。
朝天椒就像生活在一场冒险情景剧里。他从早到晚都在做着那些冒险的勾当。他颤巍巍地在半截墙头上起身,张着嘴完成自杀式跳跃。他找来一截轮胎,竖起后,笨拙地在其上维持身体的平衡。或是,在滑溜溜的溪石中完成一次次惊险的降落。他要我们计数,并在冒险完成后,像鼓励李明翰那样,有节奏地“大大、大大大”为他鼓掌。可掌声永远是不齐的。这是朝天椒的三板斧:从一个惊险的地方纵身跃起,降落到另一个地方。他需要这样做,来点燃我们的目光。我们需要为他的表演提心吊胆,需要为他担惊受怕,这就是他想要的。但那些招数很快就玩完了,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变得越来越出格,越来越放肆。
他越疯狂,就越失落。他正一天天地风采尽失。桥南的孩子见到他,只是隐隐地觉得可怕,而不再是敬佩了。
我实在无法忍受了。我用手指捅了捅小二,我开始嘲讽朝天椒,鄙夷地笑话他。可怜的小二,他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知识是一种力量,而且是比粗野更厉害的一种力量。我找不到别的词汇,只能说“更厉害”。彼时,李明翰正在告诉我氢气球能够飞上天,是因为里头灌满了“氢气”。“氢气”也可以制造出“氢弹”,“氢弹”比原子弹更厉害。我正听得云里雾里,又忽有所得,窗外闹哄起来,夹杂着小二、小莹们尖锐的呼叫声。
我和李明翰跑出去,老远,逆着光,什么都是黑蒙蒙的:只看见一道黑色剪影,一手扶着树干,颤颤地站在榆钱树上。我们混入人群。人群指着榆钱树,说:那个桥北人是不是疯了?他疯了,他究竟想干些什么呢?
声音起伏地说:那个桥北人和李华一样疯疯癫癫的,这下完了。
今天的冒险行为,是他拽着比墙壁更高出一头的榆钱树柔弱的枝桠,决心做一回人猿泰山,从这边曳荡到那边。他以手将三四细枝卷揉在一起。我们在地上散散地围着榆钱树,给他预留了足够的空地,兴奋地叫着他的名字:赵德勇!你疯了,快下来!赵德勇。他腾出一只手,从裤兜中掏出一颗青红色的朝天椒,嘴里咬着。间有几个玄武帮的散兵游勇在呐喊助威。榆钱树一声闷哼,他开始荡了,树丛之间哗啦啦作响,涟漪般不停。他的脸刮喇着那些叶子,身披仿佛是榆钱叶编缀成的原始外套,不时隐匿在绿色之中。他来回地荡着,越来越使劲地荡着。我们张大了嘴,屏息看着,忘记了起哄。刹那之间,树枝断了,他斜斜地飞出去,被甩在硬干的黄泥地上。
我只听见一声钝响,一时无声;踮脚向人群的脖间缝隙看,又看不见。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一个男孩哭泣的声音。这声音呜咽着,时断时续,不多时就放肆地叫着妈妈,嚎啕起来。榆钱树叶落了一地,他的手指抠着两边的泥土,在玄武帮教众的搀扶下,弓着的身子被人架离了榆钱树下。
朝天椒哭了。
他一边弓着身子,任教众拍打他满是尘土的屁股,一边抹着眼泪。他的手指间夹杂泥土,脸被摸得黑一道褐一道。
大家惊讶地窃语起来。他所期望的那种惊叹,在他哭泣以后,再一次发生了。我们想要给朝天椒他期盼已久的整齐掌声,但稀稀拉拉几次,掌声显得讽辱,就不再鼓。
李明翰看着,说:他好像太孤独了。你们是不是孤立他?他为什么这么孤独?
我不明白,我怎么也想不通。我想,可能因为他是桥北的孩子,也可能并不因为这个。这就好像是我的一种固定的生活被搅乱了,好像我们本就应该崇尚粗野,而不是知识。我们没有孤立朝天椒,我们没有孤立谁。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我是说,我觉得没有名字的幼儿园有一点不像它自己了。到处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听见钢琴曲,我们学会画海星。你有知识,但你不能改变所有人的想法。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他们忽然涌上来,玄武帮的那几个小厮,他们说,李明翰!你完蛋了,你这个连栗子树也不敢上的孬种!
所幸的是,他只在这儿待了一个学期。下个学期,转校生就调走了。生活慢慢掉入了旧轨。小美老师往木质钢琴上盖了一块红色绸布,继续周而复始地教导我们画几何鸟与红太阳。在逃避了那些改变以后,我忽然有些轻松,也有些欣然。因为他本身就不属于这所没有名字的幼儿园。又过了一年,我连他的名字也记不清了,好像叫李汶翰,又好像叫李明翰。记不清了。但我们继承了他的画法,我们终于能在花鸟画之外,也画一画夜晚平静的海面。
我和朝天椒的关系渐渐恢复如常。他的疯狂逐渐退潮,有时仍会做出一些真正勇敢的事让我们叹服,但从不再一意地冒险。我忽然很轻松,也很怅然。因为李明翰本身就不属于这所没有名字的幼儿园。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
晃来晃去的人
李华是一个蓬头高个的中年男人,浓眉大眼,胡茬如针。他总是下意识地护着自己的雀儿,在村中窄巷间疾疾穿行,拖曳着一根拗来的竹节,即兴在路人面前挥动几下。李华不爱交谈,但喜欢来回地盘问。他盘问你的时候,水汪汪的眼睛总是直勾勾地盯着你的雀儿,若有所思地问:“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路人总是落单,便惶惶回答道:我从家里来,我到桥北去。竹节鞭向前一指,示意你可以快快通行了。如果路人结伴,或是个练家子,便反将他手中的竹鞭夺来,抽打在他的背脊上。李华的手便改护自己的后背,边跳脚边骂道:大蛆,大蛆,竟敢咬你老子!边说边向偏僻处退去,眼睛仍旧是水汪汪地向下斜视着。
这样,闹声散去后,道路便清净了。路人将竹鞭向荒草丛中无趣一掷。最后道路有些寂静,便重新可以听见夏虫吱吱的叫声。
李华是一个疯子,疯子会像胡狼那样,对着月亮和星星嚎叫。
李华不那么疯的时候,喜欢双手撑在膝盖上,弓身在沙地里写诗。他常去长宁河下游的沙场里写,假如动笔时遇人阻拦或取笑,就会愤怒地呵斥:“别动,这字就快屙出来了!”一会儿写罢,张大眼睛瞪着嬉闹的来人。
李华在沙地上写:锄柄的焦点掀开大地的指甲盖,撬出粉状的琐屑。沙场上深褐色的细沙正在金闪闪的阳光下四下飞溅。他用树枝篆刻,写每一个字都费劲极了,有时像忍受了极大的痛苦,缓慢地将那个字产下来。
镇上的男人说:“李华开始写诗了。”说完,总是哂笑一声。
爷爷说:虾蟆诗呀?这也叫诗的话,明日用我锄头给你铲一首。
我有时会碰见晃来晃去的李华。他正在小路上东张西望,期盼着过路的人影。
“喂,小鬼。”李华低着头,盯着我的脚尖说,“叫你呢,小鬼,我问你,你从哪里来?”
“我从家里来。”我说,落单的人都这么敷衍他。
“你到哪里去?”
“我到桥北去。”
我静静地等着他手中竹鞭的指令,好快快通行,远离李华的地盘。他身上缠着的那些破烂布条如同一只灰黑色的大拖把,酸腐可闻。没想到竹鞭不动了,我想,我说错了什么?大家都是这么敷衍他的。
“小鬼。”他忽然说,“我正在写诗。我写了一点诗在簿子上,你要不要读一读?”
李华有一栋和别人一样的房子,这栋房子是依着长宁河建的,黄泥房,外面贴满了他捡来的妇科病广告单。广告单花花绿绿,尽是些摆弄姿态的女人,将房子装饰成彩色的,但一到暴雨天便会被冲刷得破碎不堪。等天一晴,李华又用浆水糊重新粉刷。房子后面是一蓬荒草,那里垒着两座土馒头。
我装作老实地候在屋外,让他返回屋内慢慢寻找簿子。等他一进门墙背后,我撒腿就跑了。
过了几天,我沿着长宁河丰茂的水草一直向后渚公园走。地面开始逐渐向下倾斜,石头和树木渐渐多了起来。我沿着石子路的右边,顺着公园内的指示标一直向前走。地面很干燥,到处是蹦跶的蚂蚱。就在那棵银杏树底下,我又碰上了李华。我颤颤地扶着树干,半遮挡住身体,心想:这下算是交待在此地了。
他果然看见了我,慢慢地向我走近,甩动着竹鞭呼呼作响,划着十字,说:“原来你在这里。簿子找了半天,现在我随时把它带在身上。我说,现在我把诗随身藏在裤寮里。”
他抓他的雀儿,一会儿从裤兜中掏出一本软面抄。我也许是他诗集的第一个读者,我也许是他所写东西的唯一读者。我不情愿地随他坐在银杏树底下,用指肚小心地翻动着书角,尽量保持与油腥纸张的距离。李华暂时将他的竹鞭歇放在脚下,用开了天窗的布鞋踩踏其上。簿子原先的颜色已不大可辨认,也许是普通蓝色的那种软面抄,现在封面沾染了灰泥,呈深灰色。簿子的边角磨损得厉害,呈锯齿形,上面用黑色炭木笔、签字笔、彩色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我只晓得那是字,具体是什么字,便认不全了。李华说:“这是诗。”我想,什么是诗?诗是什么?一个疯子哪能认识那么多的字呢?也许大家都不了解李华,我隐隐对他有些佩服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也会暗想,我能像李华那样识得许多字就算不赖了。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字。所以我总是疑心,李华究竟疯了吗?一个疯子怎么能识那么多字呢?
爷爷镇定自若地说:假的。一定是假的。他只会鬼画符,哪认得什么字。
李华对我说:“给我一点铅笔。我说,最好给我拿点铅笔来。”
我将家中收集着的、短得不能再写的铅笔头装在塑料袋中,统统送给了他。我曾经为了写出那样的铅笔头而刻意写些什么。为了收集那样的铅笔头,我在地面上写无穷无尽的“蚕”字,因为地面上写字铅芯磨损得更快些。我就整日蹴在地上,划弄着我的铅笔。父亲欣慰地笑了,说:懂得用功,是好事,不仅现在要用功,将来天天也要这么用功,才是正途。父亲知道些什么呢,可怜的老父亲。
李华有时候也在花丛下写他的诗,一个灰不溜秋的人蜷缩着腿,团成了一块肥沃的泥土,花就好像嫁接在了他的头顶上。一旦他思考些什么,便痛苦而用力地嚼着自己的衣角,但常常衣角被咬得濡湿,也一无所获。我也想帮他使一股劲,就一同咬着自己的衣角。可是他思考的时间太长了,一动也不动,很快,我无法忍受那样的寂寞,便悄悄地挪动着,离他越来越远,最后撒腿就跑。我真想跑着去告诉所有人,李华的那些诗,是用我的烂笔头写就的。
我细细地辨认着那本如同植物般逐渐生长的诗集。有时你故意隔一段时间不理睬它,它就趁机生长得越快。我感到自己也因之参与其中,想要找找有没有我所熟悉的“蚕”字。我用手指点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过去。李华抖着腿,不耐烦了,他站起来,从我手上兀自夺过诗集,塞进了裤兜说:“我回去了。”他捏了捏雀儿,像是唤醒一样代步工具,之后乘着它飞去了后渚村的其他地方。
有时候我会问:“李华,你靠什么生活呢?”
李华俯视我一眼,接着把眼神望向远处。大概也许是施舍。我想,如果我碰上李华,我就给他一钵剩饭,再加一勺青菜汤,或者是一些菜梗。这些东西不施舍出去,也是用来喂鸡的。他不做工的话,就得由别人养着他。我这么想着,便觉得自己已经施舍过了。
李华搔着自己,从口袋中掏出一些零碎的纸片。他那本灰色软面抄没写多久,就已经爬满了字迹,接着便在各式各样的纸片上写,甚至是展开铺平的香烟盒。他用纸片杵了杵我的胳膊,把它递给我说:“你看看。”
我接过不规则形状的纸片,仍旧在上面找着“蚕”字。那是我所认得的为数不多的复杂字。想着,假如找到,便可兴奋地指给他看,也算是读懂了些许。一无所获以后,我再用手指一字一顿地找一遍,有些垂头丧气地把纸片归还给他,说:“其实我们都看不大懂。”我搔搔头,装作努力的样子又看了几眼,“也许是时机不对,我们都看不大懂。你应该给识字的大人看这些,而不是我们这些孩子。”
李华半晌不说话,只有看不见摸得着的风在吹,风真柔软呵,吹过银杏树,也吹过我们头顶的花,吹皱了湖水。有好一会儿,他嘟嘟哝哝地骂了一句,将纸片仔细地揣进兜里,站起身,捡起脚下的竹鞭,径直往公园大门去了。
“怎么会看不懂呢?”走远以后,他转过头,隔了老远问我一句。
往后,他便不再捉我们这些孩子看他的诗了。我们在街上看见他,喊他的名字,有烂笔头的话就给他一些,不给也没有事。
我很快也对“诗”的事失去了兴致,继续玩起了打弹子游戏。
几周以后,也许是一个月以后,我下午回到家,整理积木时,听见爷爷和父亲的议论。
“嘿。他们就要带走李华了。”爷爷像是谈论一件滑稽的新闻,笑露了粉红色的牙肉。
“我总觉得不大好。”父亲皱着眉头,说,“具体是什么规定?就这样带走吗?”
爷爷眼睛一撇,说:“嘁,书呆子!佳康诊所管吃还管住。”
父亲有些恍然大悟:“好极了,好极了。”
李华继续着他晃晃荡荡的日子,只是昼伏夜出,孩子们已经非常不容易再见到他。我攒了一些铅笔头,放在书包里,却几日几日不得碰面,就草草地投进了他腐坏的木门底下。李华的名气最近越来越坏,人们都怕他得很。大人们每每围聚说起李华的事,我们一靠近,他们便挥手驱赶:去去,小孩不要听。但时间长了,也听得一些大概:李华在小道上挥动着竹鞭,逢人便挺立裤裆,他的裤裆中不知塞着什么物什,妆点得极为雄壮,待你靠近,便伸手去掏那话儿。有几个女同志吓得不轻,跑路时跌了一跤,长裙撕开,便将裙子撕毁的事情也算在了李华头上。
看来,这事非收拾不可了。镇上的男人们义愤填膺地、略带妒忌地谈论着李华和他的裤裆。
这些男人先是自发地组织了一支队伍,扛着一杆彩旗要将李华捉拿归案。但搜了几次,竟像是春游,连李华的影子也没见着,反倒是割了一次野荠菜。痛定思痛后,男人们便闹哄哄地将事情上报到了镇里,申请来了专业的捉捕工具,那是专门对付疯狗的兵器:撩盔和铁叉。这次看上去是志在必得了。
我有些焦急地说:“不是这样的。”
父亲问我:“那是怎么样?”
我说:“那是诗,他写在一本软面抄上。软面抄卷起来,塞进裤子里。”
父亲愣了一会儿,和爷爷大笑起来。
一会儿,爷爷兀自说:“佳康诊所管住还管吃。那么多张嘴,还不是得国家掏钱。”
父亲点点头说:“真是在天堂里过日子。”
我不说话了。
李华被捉捕的那天,我们都去看了。朝天椒尤为兴奋,在教室里上蹿下跳,散布着讯息。愿意去看热闹的同学从抽屉里拿出零食,笑喳喳地结伴往小河边赶。天色大蓝,云像发丝。河水也在微风静拂下缓缓地淌着。我们问,李华呢,李华呢?找到的人用手粗略一指,目光便围聚在了远处矮小如笔画的人影身上。我看见李华盘腿坐在桥墩底下枯死的荆棘丛旁,毛茸茸的头发,也像是一团将死的枯萎植物。围捕他的三个男人膀大腰圆,腆着大肚,穿着长筒靴,扛着捞鱼的撩盔,说着笑话向他靠拢。我心想,李华这下跑不掉了。
我们预备看那三个男人按部就班地捉住那只静物,也许就像抬走一块石头或是一摞砖块。不料那静物却趁人松懈,忽地活动起来。他钻过三人的缝隙,猛地扎进河水,游到对岸的开阔处。围捕者“呀”地一呼,嗷嗷大叫起来。三人中一人不识水性,另两人担心湿掉衣衫,纷纷回到岸边解靴脱裤。
孩子们呆呆地吃着手上的零食,没有零食的便吮吸手指。李华上岸后,也隔岸专心地解起裤寮来。我看见他灰色封面的诗集掉在石头上,洇出了一圈的水渍,接着是裤子坠落成圈。他白花花的屁股反着光,在那棵枯干的柳树下甩动着麻绳裤腰带。他甩了几次,将裤腰带一头抛过了枝桠,系住后打了一个死结。但裤腰带实在太长了,或者说,他所选的枝桠实在太矮了,以至于自缢时竟需要屈着腿,像个吊坠一般悬挂其上。李华缩着双腿,沉默地悬挂一会儿,烤鸭一般缓慢地旋转两圈。他转至正面,麻雀小得可怜,近乎没有,男孩们看见了,立刻张狂地大笑起来,好像我们的麻雀有多大似的。
一会儿,他静止不动了,我们一言不发地看着,竟有些不耐烦了。小二说:李华好像想上吊。小莹说,上吊应该找一把竹凳,之后将凳子踢翻才是。日头有些晒,我们渐渐眯起眼睛。李华悬挂一会儿,待耐不住,屈着的腿便微微点在地面上。我看见大人们沾着水的躯干上岸后一红一白,在太阳的照射下泛着光点,他们跑上去,将李华抱摔在地。李华的上半身叫他们的手和脚结结实实地遮掩住了,就不能再看见了。最后,灰色的诗集就随水流漂走了。
李华上了车,被扣送进了佳康诊所。
我听说佳康诊所的大门是铁栅栏,拴着拳头一般粗的锁链。门框上安插着锋利的玻璃碴。诊所的两侧门柱挂着红色条幅:“开开心心来,快快乐乐住”,竟一点不谈离开的事。那个无所事事的人,晃来晃去的人就这样从长宁街上消失了。父亲告诉我说,李华在里面吃好喝好,也不大写诗了。等他不写那些鸟诗,人也许就会清醒一些。母亲瞪他一眼,怪他说粗话。父亲端着饭碗,停下筷子,不服气地说,干吗,我又没有说错。难道你要孩子以后也当一个什么写诗的人么?彼时,我们正在吃肉。父亲说佳康诊所里要吃肉就吃肉,要喝可乐就喝可乐。
我不说话了。
对于送走李华,大人们都欢呼,过年一般地脸上挂着微笑。孩子们就振臂跟着一起欢呼。我也不知道欢呼些什么。他送我的奶酪蜡烛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点燃后烛光如豆,烧了很久,最后蜡油凝固成一个坨坨。我一个旋身将烛油远抛进河里,河面竟不见一点波澜。我把手高举着欢呼起来,一个人面对着平静下来的河面,作出高兴极了的样子。
接送
爷爷下午要喝一杯红酒。酒用软木塞屏住气,拔出后倒在杨梅杯中,匀药般晃一晃,说是醒酒,但酒已经醒得不能再醒了。据人说,喝红酒利于血管软化。一瓶红酒分一个星期喝完,最后闭上一只眼睛,另一只眼朝瓶中看,舔一圈瓶口。这瓶酒算是真正喝完了。
爷爷喜欢把一些偏门的养生办法记在纸片上,装进废旧的香烟盒里。打开烟盒,抽出一张来,对心肝脾肺肾都有好处。比如说,葛根粉晒磨后呈白色粉状,据说能治牙痛。但后来听说此物也能丰胸,就不愿再用了。再譬如,蕲芽泡水据说利尿,迎风也能尿三丈远;所以挖了许多蕲芽,晒干后囤压罐中。
蕲芽,就是艾草。
这些养生习惯,坚持不多时便七零八落,最后只有喝酒坚持了下来。
爷爷下午喝过半杯红酒,便骑着货用三轮车过下田桥来接我们放学。爷爷矮得很,上桥有陡坡,需要他站起来用力蹬。到了幼儿园,车尾转向校门,开始大声呼唤我的乳名。五个邻居家的孩子便和我一起,冒失地冲出铁门,争抢着爬上了三轮车。我们拥挤着将四把颠倒的椅子翻转,排排坐稳。两把是靠背竹椅,两把是矮小板凳。坐小板凳需要促膝,我们便常常抢靠背竹椅。另有两个孩子无凳可坐,便用报纸铺了,盘腿坐在三轮车的末尾。
爷爷是个汗津津的劳动者,平日里多不愿意休息,接连围着村中事物和农作物打转。白色的汗衫在背脊处破了一个又一个孔,像是虫子蛀的。那些年,我们全凭这辆货运三轮车的接送,往返于桥南和幼儿园之间。假使哪天我请假不去上学,这辆三轮车也会照例上岗,将那些孩子安全送去接回。
爷爷的货运三轮就是我们几个孩子的校车。
走路回家的孩子,喜欢效仿骑车的爷爷。因三轮车驮了六人,爷爷返程就更为吃力。身矮的爷爷总需站起来,咬着牙齿蹬车。他一咬牙,便嘟着嘴,有时还会绷出一两个响屁。效仿的孩子便纷纷撅起屁股,憋着一张红脸,学了一会儿,哈哈笑起来。我也觉得好笑,我也学起来。他们指导我:嘴唇要嘟,屁股仍需再高一点。我拼命地以大众为师,这对于我模仿的进步确实大有裨益。他们说,好小子,学得比天法还要天法。天法是爷爷的名字。或者说,好家伙,学得比小伢还要小伢。小伢是爷爷的乳名。因爷爷矮极了,与伢童相比高不了多少,所以叫他小伢。
日子见长,孩子们便愈加放肆。太阳斜照的时候,他们撞上了来接送的爷爷,便撅着嘴,学着骑三轮的车把式,驾驶着看不见的三轮车。爷爷以手掌遮阳,看了半天,才看清,笑着叱骂:臭小鬼,臭小鬼。孩子们便哄散了。但这种事情已经时间磨损,不过是飞鸟掠过的身影一闪,后来怎么样,我已经记不清了。一旦拆了那间民办幼儿园,不多久,种种事态也渐渐模糊,但大致是孩子们笑,爷爷边骂边笑。等我们安顿好座椅,笑罢,仍旧安静地驮我们回家去。
另有一事也记得很清楚。围观的孩子们噪起来,却又不敢进一步挑衅。爷爷虽矮,但平时做惯了力气活,身上也凸着好几块肌肉疙瘩,加之面色枣红,活动起来颇有武将的威势。再不济,也是一个矮脚虎。所以他们怂恿我说:阳阳,你叫,你就用力喊——天法来了。我暂时沉闷了一会儿,憋足了劲,大声喊道:天法驾到!四周爆发出欢乐的空气,一时俯首鼓掌。我于是越发得意了,即使遭受爷爷的叱骂也在所不惜。
那以后,太阳黄昏时,我时常留意墙壁上的时钟。我问小二此刻的钟点,那只钟表只有他读得懂。假若临近四点,我将格外留意三轮车刹车的声音。爷爷敲开了学校大门,我便背起书包,边跑边喊:天法驾到!天法驾到!爷爷于是弃了三轮车,要来捉我,但又捉我不得。四周笑得拍掌跺脚。我跑步极其灵活,兜了一圈后,反倒跑回三轮车上,笑声渐息。爷爷作势要打我,但宽大而皲裂的手却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打为抚。
为了给爷爷的运送再增添一些难度,我们想尽了办法。最后不得落座的两个孩子,就铺坐在报纸上,搭乘时需扶着三轮车尾的护栏。因护栏是镂空的,他们便将脚荡出车外,悄悄地以鞋拖地,施加反作用力。小二悄悄与我说:阳阳,你来试试。一次,我也坐在车末,将脚荡出三轮车外,任凭爷爷骑着,我让脚底自由地接触地面。摩擦力让我的脚底一阵酥麻,像是进行了一次足底按摩。小二说:阳阳,我们的脚就像一块鱼肉,而地面是一张砧板。鱼肉遇上砧板时,会因瑟瑟而倍感痉挛。那正是我们双脚的处境。这样的玩法虽然有趣,但容易损耗鞋底。棉鞋是不得如此造弄的,一双奶奶亲手缝制的棉鞋,磨耗上三四次就揭了底。即便不磨穿鞋底,底面也会变得极为光滑,走路如履冰面,不得再穿了。
爷爷站着蹬,坐着蹬,咬牙蹬,气力愈发不足,但阻力却愈加之大,不由狐疑,时常回头查看。但我们脚缩得极快,又抓不住现行。即便抓到了现行,却找不到劝阻的方法。有几次,小二的旧鞋宽大,拖曳在地面时,鞋子打了几个滚,离了脚。小二哭叫一声,眼泪与鼻涕瞬时下来了。爷爷刹停下车,骂骂咧咧地走去为小二拾鞋。待到为小二穿上鞋,这哭闹与鼻涕也戛然而止,像是一出苦情戏到了落幕的时间。小二家与我家贴邻而居,我们朝夕相见,友情深切。我的爷爷也类如小二的爷爷。为了继续这场游戏,小二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他先是找到我,翘起鞋面向我炫耀:他在其上浅浅地匝了一圈自行车轮胎皮,又准备了两根红绳,用以系带捆绑。但爷爷已不让他坐在车尾,总是为其安排靠椅座位,这套装备便没能派上用场。不久,鞋底的胎面也拆卸了事。
爆胎的事在夏季也曾发生。车胎“嘭”一声,轮毂便颓了下来,转不动了。每当这时,我心中总是暗自喜庆。因为平日桥底水深不可测,大人总不许孩子独自过桥行走;我们将下田桥当成了探险的处所。
爷爷指挥我们挨个下车,要我们呈一条直线走在里侧。那时的风和太阳都很和煦,我们不急不慢地走着,或倚着栏杆往下看湍急的水。我们看得出神了,便觉得头晕,那样的水流似乎要将我们挟持,一个又一个的漩涡里潜藏着另一个世界的进口。我们看看水,随手采撷公路两旁行道树的枝桠。我们将枝桠折断,边走边敲击着沿途的围栏。大家敲击也有协律的时候,那就像是敲击某种打击乐。等敲过了瘾,我们又以这些树枝为剑,扮作侠客打斗起来。
我们打斗时,不单单只有树枝作剑,另也有弓箭、盾牌。弓箭是以竹条配以芦苇秆制成的。长宁河边寂寞地生长着大丛的芦苇,一入秋,翎子便饱满地垂落。小二将芦苇秆削尖,去粪池里沾上一些污水,号称见血封喉。这种箭矢的头部乌黑,伤害不高,但侮辱性极大。我们都躲得远远的。后来大家纷纷效仿,只好缔约,再不许将箭矢浸入粪池了。我们六个孩子成立了常任理事会,将芦苇统一收割后捆扎,囤积在院子里,按需、有序地分发箭矢,因此这样的协商是可以达成的。
我们慢慢地由下田桥往回走。爷爷推着车,不时摁几下车铃铛,在夕阳下听个响。
六个孩子多是邻居。其中有一个女孩,叫小莹,与我合得来。放学时天色总是尚早,她就随我返到家中做游戏,等炊烟起了再回自己家。我的爷爷喜欢小莹,说小莹的脸圆圆的,眼睛水汪汪的,灵气十足。爷爷笑喳喳地叫她“小莹囡囡”。我与小莹玩的游戏总是很文明,不再是刀剑与弓矢,而是过家家、翻花之类。
最激烈的,也许是用打火机当中的打电器捉弄对方。那种电流会让人的皮肤刺痛,我总是趁小莹囡囡不注意时,在她的手臂上打电。小莹惊痛,反应过来后便嬉笑着追逐我。我们绕着三轮车兜兜转转,她往左时,我便往右,僵持一时。等我们追逐累了,就在这蓝天底下坐着。我从口袋中掏出贴纸,那是风靡一时的小熊贴纸。我将小熊贴在她的左手手背上,将蜂蜜罐贴在我的右手手背上。我们的手背与手背交贴在一起,这样小熊就吃到了蜂蜜。小莹的手是胖的,是白净的,不像我们男孩,一搓便可成丸。
刹那之间,我自惭形秽了。我自惭形秽了。我对小莹囡囡说,小莹,你等着我,我去把手洗一洗。我用肥皂搓了好几遍,搓得香喷喷的,要小莹闻。小莹闭上了眼睛,告诉我:那是橘子味在飘散。我的手上冒着水气,水气以后就会变成云朵。
我们跑到小学看学生做体操。那个钟点,小学的孩子仍旧被困在学校里。他们在操场上追逐打跳,跌倒了也不哭闹。勇气好像是一种随着长大就会自然而然获得的东西。我告诉小莹囡囡,以后我们也会上学校。小学有很多个班,我们便不一定能分到一起做同学了。小莹惺惺作态地抹着泪,说:你不要再说了,我都快要哭了。一会儿,这种悲伤表演许是把自己也骗了过去,竟然当真呜呜两声。
我们放学以后,就是这样,由爷爷骑着三轮车将我们驮回来。那几年,天天如此。爷爷不知道什么是疲累,好像有耗不完的力气。但年岁匆匆,现在爷爷腿脚有时麻痹,腰脊也会刺痛。他痛病发作时,红着脸,也喜欢咬紧牙,倒抽冷气。他会说,不要紧,没什么。我在纸片上清楚地记下了,只要喝金刚刺泡制的酒,痛病慢慢便会自己好起来。往后虽有好转,但腿脚始终回不到当年那么灵便了。
还有一件事,是在梦里。梦中的孩子们渐渐长大了,一日相聚,忽然问我:阳阳,你的爷爷怎么不来驮我们回家?我说,我们长大了,爷爷也会变老。爷爷变老以后,力气不好,就驮不动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作者 陈锦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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