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藩镇割据（唐代最强藩镇蒙元杂剧之都）

文/小妖

这是一座最不像省会的省会，也是最不像历史名城的名城，其底蕴也在历次毁灭与移民中销磨殆尽。然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史诗般悲壮的往事，却依然值得我们凭吊与追怀。

比起总因家底太薄被人嘲笑不像省会的石家庄，一河之隔的正定古城，履历确实显赫得不像是一座县城：唐代“河朔三镇”之一成德军的政治中心，宋代控扼“三关”的河北西路首府，蒙元繁华程度仅次于元大都的国际化大都会……

背倚太行，面临滹水，地控燕蓟，路通河洛，领受了山川形胜的恩惠，也注定了被一次次历劫重生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命运。正定设县的历史2200多年，建城史1600多年，古城的史册上，六分写满“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腥风血雨，三分是“万家灯火管弦清”的市井繁华，还有一分留给“九楼四塔八大寺”的晨钟暮鼓，最后这些全都交付给了“天意从来高难问”的一声叹息。

两千年来，正定从名到实从内到外几乎都已换过了几遍，却一次又一次收拾残局重新开始，也许，这才是这座城唯一从未改变的内涵。

古国——点错了技能树的中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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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东麓地区是一片得天独厚的宜居土地，商周时代便已是人口繁庶、古国云集的文明中心，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地区正是这条文明走廊的中间地带。一条滹沱河将石家庄市区与正定县城分隔在南北两岸，但两地的地域文化其实来自同样的源头。

距今两三万年前，石家庄市平山县沕沕水的水帘洞中就已留下了人类活动的遗迹。六七千年前，石家庄先民们从太行山的洞穴中走出，来到滹沱河畔的平原上。今日已变成城中村的南杨庄村曾发现过一处内涵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两枚陶蚕蛹说明，早在5500多年前，滹沱河畔的居民就已点开了养蚕纺丝的技能。

石家庄一带曾是商民族活动的重要区域，市区和每个郊县都曾发现过商文化遗址，从先商到晚商一脉相承。出土过世界上最早的铁器铁刃铜钺（大司马按：这是陨铁而非冶铁）的藁城台西遗址是最著名的一处，这处距今3400多年的商代贵族聚落，是石家庄城市文明的滥觞之地。

要探寻石家庄的城市起源，找到的或许是一座机场。

石家庄正定机场，所在地新城铺镇，曾是殷商晚期一支商代贵族的聚居地，更是一处春秋时代的古国都城。公元前6世纪中叶，北方游牧民族白狄大举东迁，翻越太行山来到石家庄地区，在这片商民故地建立起了鲜虞、肥、鼓等国家，其中鲜虞的都城“新市”，就是新城铺。白狄诸部组成的鲜虞部落联盟，与占据石家庄南部的春秋霸主晋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

公元前489年后，“鲜虞”的名字淡出了历史。而在此之前,一个名为“中山”的国家开始见诸史乘。关于中山国的族属一直存在争议。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山是由白狄鲜虞建立的国家。这个游牧背景的国度在中原诸强的夹缝中辗转求生，几次死而复活，至少三次迁都，后来在中山桓公迁都灵寿之后强势崛起，以一个“千乘之国”的身份跻身战国第一梯队。

中山国

战国“七雄二小强”中的小强

20世纪70年代，石家庄市平山县三汲乡发现的中山灵寿古城遗址惊艳世界。恢弘的城垣和精美的文物，见证了中山国的全盛时代。中山国在燕南赵北方五百里的疆土，基本上是石家庄地区所在的范围。因此石家庄的地域文化其实与河北所谓的燕赵文化不尽相同，更多是源自这个风格难以尽言的古中山国。

中山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北牧牛羊，南劝农桑，军备强大到让燕国和赵国都吃过败仗，政治上全盘复制了华夏民族的治国理念和国家模式，民风中却充斥着与理性务实的周人不同的酒神气质——中山人把称雄战国的富庶物产和先进技术都挥霍在了奢侈享受上，这个国家以“多美物”著称于世，连宠物狗都戴着华贵的金银项圈。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中山之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后来我们形容燕赵大地的“慷慨悲歌”在这里却是用在中山人身上的，而且似乎并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民风。司马迁认为，中山之地曾有不少商代遗民的后裔，大概是因此染上了醉生梦死的殷商遗俗。

多元杂糅的基因同时写入了石家庄文化的血脉。每逢乱世，彪悍不羁的草原气质便会得以施展；进入太平岁月后，曾经的强势则会因农耕文化的自足保守而趋于内敛。

古中山国在以诡异画风在战国版图上秀了一番存在后，最终为“胡服骑射”之后的赵国所灭，国运之坎坷堪称战国之最，似乎也为这片土地上后来的故事写下了预言。

故城——帝王皆过客，英雄在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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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平原沟通燕赵的南北大通道，和太行山中连接晋冀的井陉古道，二者的交会处正是古代的正定府、现在的石家庄。这是一片“晋得此以雄长于春秋，赵得此以纵横于战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战略要地。如此地理条件成就的第一座城市，是已经消失在地图上的东垣。

东垣故城在今石家庄市区东古城村，最初是由中山国建立的城邑。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亲自率军攻占中山国的鄗、封龙、石邑、东垣，中山献土求和，东垣从此成为赵国属邑。秦灭赵国后，在东垣设立东垣县。旧说东垣属于秦代三十六郡之一的巨鹿郡，但也有观点认为，这里是秦代设置的恒山郡的郡治。

东垣这个地方似乎总与帝王有缘。汉朝建立之初，高帝刘邦四处平叛的过程中就曾两次亲征东垣，第二次来到这里时，给东垣带来了一个历史时刻。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阳夏侯陈豨起兵谋反，刘邦亲征平叛。后人提及这场叛乱时，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长乐宫中吕后诱杀韩信的那一幕，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前线战事中藏着的一个小细节：

公元前196年，刘邦带领军队攻至东垣城，打了一个多月才拿下这座咽喉要塞。取胜之后，他为这座城取了一个新的名字——“真定”。

陈豨叛乱带来的连锁反应先后导致了汉初五位异姓王的死亡。扫除刘氏江山面临的各种威胁，给刘氏子孙一份真正的安定，或许是刘邦说出那个名字时的潜意识。

就在东垣改名真定的这一年，远在南海之滨的番禺（今广州），东垣人赵佗带着他建立的南越政权对汉称臣，接受了“南越王”的封号。为安抚南越，汉文帝时在真定修建赵佗先人墓，派人守卫祭祀，后来这里形成了一片村落，就是现在石家庄市区的赵陵铺镇。

赵陵是南越王赵佗的故乡

汉代的恒山郡，郡治在元氏故城（今元氏县城西北），因避汉文帝刘恒讳改称“常山”。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从常山郡中分出四县设立真定国，国都就是已改名真定的东垣。

这个藩国不温不火地传至两汉之交，到第六代真定王刘杨时忽然大起大落。刘杨将自己的外甥女郭圣通嫁给了当时正在河北寻求支持的刘秀，助刘秀在鄗城设坛称帝，史称东汉。然而不久刘杨就因为意图谋反被杀，他的儿子继任真定王11年后终于被废，真定国并入常山郡。

东汉末年，黄巾乱起，拉开了三国纷争的序幕。公孙瓒和袁绍争雄河北之际，常山郡一位名叫赵云的英雄率领本郡乡勇前去投奔公孙瓒。公孙瓒问他为何舍袁绍而选自己，赵云给了他一个未必讨喜的答案：“鄙州论议，从仁政所在，不为忽袁公私明将军也。”不择主而择仁政，在那个群雄逐鹿的乱世里是一份难得的清醒与善良。

后来，赵云找到了心目中的仁政所在，追随刘备出生入死，成为蜀汉一代名将。（大司马按：刘备入蜀以后不行仁政，但赵云已经骑虎难下了。）

英雄出走半生，故乡已是敌国的领土。《三国演义》中一句“吾乃常山赵子龙也”，让赵云成为了正定的骄傲。然而关于赵云的常山岁月，正史中记载寥寥，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

常山赵子龙

今天得自称“石家庄赵子龙”了

正定所在区域当时确属常山郡，不过常山郡的郡治在曹魏（有说西晋）时期方才从元氏迁至真定，而作为常山郡城的真定城，指的还是东垣故城。今日的正定古城登上历史舞台，还要再等一百多年。

东晋十六国时期河北是“五胡乱华”的主战场，政权如走马灯般变换。352年，前燕大将慕容恪与冉魏皇帝冉闵在冀中平原狭路相逢。在安喜（今定州市东）到常山之间，两军十次交锋，冉闵十战连捷，最终慕容恪在廉台（今无极县东）祭出了历史上著名的“连环马”方阵，终于将冉闵俘获。慕容恪进驻常山郡城真定，为加强防卫，在滹沱河对岸修建了一座军事堡垒，名为“安乐垒”。

乱世中，“真定”“安乐”似乎都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廉台之战40多年后，拓跋鲜卑取代慕容鲜卑成为了这片土地的新赢家。398年，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登上常山郡城，看着新入手的江山，望见当年慕容恪在河对岸修筑的安乐垒，“嘉其美名”，于是将常山郡城迁到了安乐垒。

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了这个故事，说安乐垒就是唐代的恒州城，也就是今天的正定城。因此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安乐垒是正定古城的前身。

从北魏到隋唐，滹沱河北岸这座新城已开始取代东垣故城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先后做过恒州、常山郡、常山县的治所。最晚到唐初（有说隋代），真定县治也迁至此处，东垣故城使用了几百年的名字“真定”终于易主。东垣时代的真定，一直在一幕幕历史大戏中扮演着配角的角色，而现在走向前台的时刻终于来临。

藩镇——权利游戏中的血色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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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人称“天下行书第二”。满纸血泪背后，藏着正定城的一段惨烈往事。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大唐皇帝李隆基闻讯不禁感慨：“（河北）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

挺身而出的义士其实有，就是平原太守颜真卿，和他的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

天宝年间，恒州改名常山郡，郡城就是现在的正定城。这里是范阳通往洛阳间的必经之地，郡内的土门关（今属鹿泉）就是井陉口的东口。打通这道要隘，唐军便可从河东地区直驱河北。颜杲卿与颜真卿相约同举义旗，设计杀死了驻守土门关的安禄山义子李钦凑，一时得到河北十七郡响应。

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史思明、蔡希德合围常山城。常山守军势单力孤，太原尹王承业见死不救，颜杲卿率军苦战六天六夜后城破被擒。史思明要挟颜杲卿投降未果，砍下了他儿子颜季明的头颅，六十五岁的颜杲卿与颜氏一家三十余口在洛阳殉难。两年后，颜真卿寻到了侄子颜季明的头骨，含泪写下的祭文，就是这篇流传后世的《祭侄文稿》。

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

安史之乱中，常山几次成为焦点战场，也招致了叛军残酷的报复。慷慨义气在连天战火中成为过去，接下来是投机者表演的舞台。

正定常山影剧院北侧立有一通唐朝古碑，全称为“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这位“大唐清河郡王”名叫李宝臣，本名张忠志，奚族人。安史之乱中，他随着战局变化时而降唐时而复叛，最后一次终于赌对了风向。

唐宝应元年（762年），驻守恒州的张忠志开土门关迎接唐军，率五州军队再次降唐，因此被封为赵国公、成德军节度使，统率恒、赵、深、定、易、冀六州，驻恒州（后避唐穆宗讳改称镇州），赐名李宝臣。

安史叛军的主力干将，摇身一变便已是大唐功臣。在经历了七年有余的战乱后，内忧外患的李唐王室已再无心力收拾残局，只好以姑息为代价匆匆招降安史旧部。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

事实上，真正构成割据主要是河北藩镇，而河北藩镇中实力最强的就是著名的“河朔三镇”：驻魏州（今大名）的魏博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和驻真定的成德节度使。

成德军是“河朔三镇”中割据时间最长也是最稳定的一个。李宝臣父子，契丹王武俊家族，回纥王庭凑家族，三大家族先后盘踞恒州一百六十年，传位靠父子相继或军将拥立，恃武力要挟朝廷，与其他势力合纵连横勾心斗角，关起门来做“国中之国”的土皇帝。

唐朝无法搞定的河朔三镇

然而在一幕幕阴谋与杀戮的游戏中，作为成德军政治中心的正定城，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繁盛时代。

2015年起启动的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让一段晚唐、五代时期的夯土城墙重现世人面前，成德军时代的正定古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唐宝应二年（763年），因滹沱河水患，刚刚当上成德军节度使的李宝臣借机拓建城垣，将始建于北周的石城拓建成了周长二十里的土城。拓建后的恒州城为有外城与子城的双重城垣结构，城中还有作为节度使驻地的牙城，完全是以“国都”为标准打造的。李宝臣还在牙城北面建了一座潭园，经过历代修整，到宋代已是名冠全国的园林。

潭园的营建花费了回纥王氏最后一任节度使王镕不少心血。王镕在位时，镇州城正是最繁华富足的时候，而此时外界已是唐末乱世，比起野心勃勃的宣武节度使朱温与晋王李克用，老牌河北藩镇早已不复当年的强势。

907年，朱温代唐自立，建立后梁，历史进入五代时期。王镕先是被朱温封为赵王，又结交于晋，在梁晋之间反复周旋维持着镇州暂时的安宁。诸镇相弊于战争之际，这位性喜奢华的藩镇首领将莫大的热情投入到装修园林、求仙信道和宠信太监上。

921年的一天夜里，一片火光映红了镇州城的天空。王镕的义子张文礼带领亲军冲进镇州牙城赵王宫，杀死王镕和王氏一门三千余口，放火烧毁宫室。这场大火结束了成德军一百六十年来割据一方的历史，也结束了镇州城偏安一隅的宁静，将这方土地彻底拉入了五代乱局。

王镕被杀后第二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平定镇州，亲自兼任成德军节度使。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建立后唐，以镇州为真定府作为北都。虽然成德军不久又恢复，但从此以后再也没能出现河朔三镇时代那种某个家族割据称雄的局面。

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做了契丹的儿皇帝，正定从此成为中原政权直面北方草原民族的门户。契丹人的烧杀抢掠和军阀的横征暴敛，给这座城带来了更多磨难。

北宋时期，正定作为河北西路的首府，辖四府九州六军六十五县，担负着守卫宋辽边境的重任。成德军时代惊心动魄的往事早已消逝在历史深处，倒是作为藩镇割据副产品成长起来的这座古城，在后来的岁月里一次次续写着同样的兴衰故事。

佛国——一座皇家寺院的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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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宝二年（969年），炎热多雨的闰五月让这一年的盛夏显得格外漫长。镇州城的潭园内，迎来了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御驾。在此之前，他亲征太原，试图拿下北汉，谁知围城数月还是无功而返。

历经兵燹的镇州城此时已是满目疮痍。有一天，赵匡胤来到城西的大悲寺礼佛。

这是一座唐代名刹，寺内原本供奉着一尊四丈九尺高的大悲菩萨铜像。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中，右下角题为“河北道镇州”的城池旁边就有这座大悲阁。不过此时，铜菩萨已变成了泥菩萨。寺僧告诉赵匡胤，铜像一半是被契丹人烧毁的，剩下的一半则是在后周世宗柴荣灭佛时毁铸成了铜钱。佛像被毁之际，莲花座中还曾现有“遇显即毁, 遇宋即兴”八个字。

“显”即“显德”，是后周的年号，一句谶语戳中了赵匡胤的心事。两年后，他下诏为大悲菩萨再塑金身，供奉铜像的大悲阁择址镇州城内东侧的龙兴寺。

一尊高达21.3米的千手千眼观音铜像就这样铸了起来，随着大悲阁、摩尼殿、大觉六师殿、转轮藏阁等一系列配套建筑的落成，龙兴寺渐渐形成了一处气势恢弘的佛教建筑群。后来寺庙历经修葺，清康熙年间再次重修后改名“隆兴寺”。不过，当地人还是更喜欢叫这座寺庙“大佛寺”。直至今天，逛大佛寺依旧是石家庄地区的居民招待亲朋好友的保留节目。

隆兴寺千手千眼观音像

宋太祖的一动念，为正定留下了一处地标建筑，更串连起了正定的佛教史和建筑史。正定是一座佛教重镇。隆兴寺内立有一块书法史上称为“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就是隋开皇六年（586年）恒州刺史为劝奖修造龙藏寺所立的。因此在很多记载中，龙藏寺都被认为是隆兴寺的前身。

唐代以后，正定作为五台山进香古道的重要节点，成了各地僧侣、信徒和送供使们往来的必经之地。成德军节度使们大多崇佛尚道，广修庙宇。

唐武宗灭佛时，河北藩镇更是成了各地高僧的避难所。义玄禅师就是那时从江西行脚来到镇州，担任了滹沱河畔临济院的住持。“院临古渡，运济往来”——义玄开创的“临济宗”，是中国禅宗五大宗派中唯一个发源于北方的支派，正定临济寺成为临济宗的祖庭。义玄禅师在魏州圆寂后，弟子分其舍利在魏州和镇州两地筑塔安葬，镇州城中这一座名为“澄灵塔”。澄灵塔宋金之交毁于战火，今日正定城中的澄灵塔是金代重建的。

正定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如今城中依然屹立着四座形态各异的古塔。除澄灵塔外，开元寺的须弥塔，天宁寺的凌霄塔和广惠寺华塔，每座都可以在建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元寺内与佛塔相对的钟楼还保留了部分唐代遗构。

除了这些宗教建筑外，正定县文庙内还有一座五代风格的大成殿，府文庙保留了一座元代戟门，因此正定的古建筑一直有“九朝不断代”的说法。“今春四月正定之游，虽在兵荒马乱之中，时间匆匆，但收获却意外的圆满。”（《正定调查纪略》）1933年，梁思成第一次来到正定时，这座小县城就曾给他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惊喜。

都说正定古城是一座“古建博物馆”，然而这座城建城1600年来，战火饥荒天灾人祸从未停息，城中每一处古迹都伤痕累累，毁坏，修补，重建，一道道年轮相互叠压，每座古建最后呈现出的都不只有一朝一代的风格。真正“九朝不断代”的，其实是历经劫火后的那一线连绵不绝的文脉。

大悲阁内的千手观音，一如既往地俯瞰着城中的芸芸众生，身遭这座寺庙却早已不复最初的模样。从龙藏寺到隆兴寺，从大悲寺到大悲阁，这座北宋皇家寺庙的经历，仿佛正定古城的缩影，没有什么可以永远不变，但总有一些东西不会改变。

曲都——阳和楼下的“荷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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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袖当棚雪鬓凋，曾随广乐奏云韶。

老来未忍耆婆舞，犹倚黄钟衮六么。

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国。此时距离靖康之难已过去了40多年，写下“靖康耻，犹未雪”的岳飞也已故去28年了。诗人一路走来，只见金人占领的中原风俗遍改，路过真定时，偶遇一位当年从汴梁流落至此的老乐工，两鬓斑白却犹自在勾栏中跳着大宋宫廷的云韶乐舞，一时勾起兴亡之叹，写下了这首《真定舞》。

宋人当年体验过的亡国滋味，金人在统治中原一百年后也便尝了个遍。1211年，成吉思汗发动蒙金战争，河北地区又是一片生灵涂炭。“强焉凌弱，众焉暴寡，遗民自相吞噬殆尽。”从宋初到金末不到300年间，真定城便已经历了两番从毁灭到繁华又从繁华到毁灭的起落。

1225年，金朝降将武仙杀了驻守真定的蒙古将领史天倪，史天倪23岁的弟弟史天泽率军击败武仙，进驻真定。史家本是燕京永清一代的豪强，1213年举家归顺蒙古。出身汉人世家的史天泽并不认不同于蒙古人进入中原初期的残暴统治，他劝阻了蒙古贵族试图屠城的行动，在真定“披荆棘，驱狐狸，开城郭，立官府，以招人民”（纳新《河朔访古记》），减轻赋税，恢复农桑，将这座城打造成了乱世中的一座避风港。

1232年，史天泽南下参与灭金战争。蒙军围困汴京之际，金哀宗弃城逃走，逃亡的队伍中有一位名叫白华的重臣，出逃前无奈将妻儿留在了城中。汴京城破后，白华的妻子不知所踪，一双儿女被好友元好问收养。后来元好问辗转各地，一直将两个孩子带在身边。战后史天泽回到真定，礼贤下士的举措使得流离失所的金代名士纷纷前来依附。白华在经历了降宋又降蒙的周折后，也成为了史氏的幕僚。

1237年，元好问途经真定时，将白华的一双儿女送还到他身边。“顾我真成丧家犬，赖君曾护落窠儿。”白华6岁的儿子已长成了11岁的少年。不提防余年值乱离，几个人的人生轨迹在真定城中再次交会，没有人知道，这将是一次可以写入中国文学史的重逢。

史天泽出将入相五十年，74岁病逝于真定，史书评价堪比曹彬、郭子仪。元好问终身未仕元，但时常往来真定，他倾尽心血编定了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晚年寓居获鹿（今鹿泉）以终老。白华一家落籍真定，受到史氏叔侄不少照拂。

白华家那个童年时代便已体会了山川满目的男孩，在真定度过了一段安宁岁月。当时的真定城里聚集了王若虚、张德辉、李冶等大量金代名士，开课讲学，谈诗论艺，成了北方的一块人文高地。男孩在这样的氛围中迅速成长，然而国破家亡的经历和科举的废止，让他不愿也很难继续传统士人的人生道路。长大后的他寄情词场，创作出了《梧桐雨》《墙头马上》等经典剧作，堪称以名士身份作杂剧的第一人——他就是名列“元曲四大作家”的元代文学家白朴。

经历丰富的元曲大家白朴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雅与俗在市廛间交会，精英文艺与市井娱乐在勾栏瓦肆中宿命相逢。金亡后，大量汴梁、郑州一带的遗民迁至真定，在史氏家族宽松的统治下，真定城市民经济迅速发展。当时城内的阳和楼两侧，“挟二瓦市，优肆娼门，酒垆茶灶，豪商大贾并集于此”，颇具汴梁遗风。

真定自古便是多元文化汇聚之地，元杂剧在此如鱼得水。作家圈更是星光熠熠。除白朴外，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还有史天泽的儿子史樟都有作品流传至今。钟嗣成《录鬼簿》中记录的元杂剧前期的56名作家中，真定作家占了七人，人数仅次于大都。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36岁的白朴谢绝了史天泽举荐自己出仕的好意，离开真定流寓江南。随着一代杂剧作家纷纷南下，杂剧艺术的中心也渐次南移。而真定城的繁华故事还在继续。

史天泽及其子侄治理真定近40年，这里已发展成了一座人烟繁盛的国际化大都会，城中居住着各族居民，还有不少“西商”前来贸易。《马可·波罗游记》和元人纳新的《河朔访古记》曾先后记录下了这座的繁华景象：

真定通往大都及各省的大道遍植树木，密布的河网将本地生产的金锦丝罗运往四面八方，城中寺观庙宇轩敞壮丽，阳和楼下的市场人来人往商肆云集。当年白朴等名公才人的作品，或许仍在这里唱响。

1933年梁思成来到正定时，还曾领略过“庄严尤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的阳和楼的风采。可惜这座楼已在1966年“破四旧”运动中被夷为平地，“九楼匝地拱阳和”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今日城中复建的阳和楼下是全国各地千篇一致的仿古商街。市井依然，舞榭歌台却早已雨打风吹去。

被破完四旧后又新修的阳和楼

如今石家庄一带流行的地方剧种，是山陕梆子传入后形成的河北梆子和明清俗曲演变而来的丝弦，只有悲壮苍凉的声腔中，还藏着几分当年元曲之城的流风余韵，找得到一些燕赵大地的慷慨风骨。

城市——一个小村庄的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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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徐达率军攻入元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四百年来，幽云十六州这块困扰中原政权的心病虽然解决，然而来自草原民族的威胁远未消除，真定城所担负的防卫责任也远未消失。

元代的真定路在明代改为真定府，领五州十一县。洪武三年（1370年）设置真定卫，作为真定、保定两府驻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明宣德五年（1430年）又将神武右卫从西安移驻真定府。真定卫和神武右卫的指挥使司都设在真定城内。

明朝在全国推行卫所军屯制度，鼓励驻军携带家眷在驻所屯田垦种。洪武年间，留戍真定的几名军校拖家带口在滹沱河畔乡野间的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这里形成了一处名为“石家庄”的村庄。庄名的由来现在已无从查考，有个颇具戏剧性的传说是，由于当年建庄的共有十个姓氏的军户，因此村子名为“十家庄”，后来被叫成了“石家庄”。

现在石家庄市区诸多以“营”“庄”“屯”为名的城中村，都是由当年的卫所军屯发展起来的。这些村子与普通百姓的村庄杂居一处，除了隶属军籍外，平时垦田耕作并无太大差异。

真定城的全盛时代结束在了元末明初的灾疫战乱中，现在随着大量军事移民的到来，荒芜的土地得到了耕种，一切似乎都在重新回到正轨。然而等在前面的，却又是一场近乎灭顶的劫难。

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剑指侄子朱允炆手中的皇权，河北是首当其冲的战场。建文帝先后派出耿炳文和李景隆陈兵滹沱，真定城内外打了多场残酷的拉锯战，死者不计其数。长达三年的“靖难之役”，最终以建文帝失踪、朱棣在南京登基称帝告终。朱氏叔侄间的输赢胜负尘埃落定，河北大地却已是一片“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景象。

著名的明初大移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洪武、永乐两朝，官方多次强制山西、山东、湖广、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等地向河北移民，“靖难之役”中受创严重的真定府接纳了大量外来人口。

随着“四方豪杰来居，敷教宣化”，燕赵自古尚义任侠的民风，变而为崇礼重学循规蹈矩。本地风俗被移民文化改易，这样的经历这座城并不陌生。正定的历史源虽远流却时断时续，一直没有形成什么根深蒂固的土著传统，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也是一次次被外来移民文化刷新重组后融合而成的多元文化。

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真定府直隶于京师。拱卫京师的畿辅之地，加上九省通衢的便利交通，真定城激活了一直以来的商业传统，繁华重现。然而来自漠北的阴云依旧笼罩。“土木堡之变”的那一年，真定城再次筑城，将城垣扩建成周长二十四里的土城。隆庆五年（1571年），土城又改为砖城，工程一直进行到万历四年（1576年）方才竣工。如今我们看到的正定古城，基本上就定型于那个时期。

靖难之役，朱棣造成赤地千里

正定古城大致呈长方形，东南独缺一角，人称“官帽”形，取的是“天满西北，地缺东南”之意。四面的城门都是有里城、瓮城和月城的三重结构，前后要走过三道城门才能入城，如此的防御水平在全国的古城中都很少出现。

不过这样一座防卫森严的城池，或许是正定作为军事重镇最后的纪念了。清军入关后，真定彻底由防卫前沿变为天子脚下的腹地，随着军事地位的下降，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也渐渐被保定取代。

雍正元年（1723年），为避胤禛皇帝的讳，“真定”改名“正定”。此时的正定城早已收敛了边地的蛮武之气，变成了皇城脚下的谨小慎微低眉顺眼，这种气质一直影响到今天。

由明入清后，明代威仪赫赫的真定、神武二卫风光也已不复当年。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废除了明朝的卫所军屯制，改军籍为民籍。明初那个名叫石家庄的村庄，在默默传承了三百年后终于变成了获鹿县的一个普通村落。清乾隆年间的《获鹿县志》记载：“石家庄，（获鹿）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在正定城的地位日渐下滑的过程中，命运之神却突然垂青了这个藉藉无名的小村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处于沟通南北东西交通枢纽的正定迎来了两条铁路的建设。1896年，清政府决定修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山西巡抚奏请修建正定府到太原府的铁路支线，与卢汉铁路衔接。

为了减少在滹沱河上建桥的成本，两条铁路的交会点没有选择河北岸的正定。1907年正太铁路竣工时，东端的始发站设在了石家庄村东，取名“石家庄站”。其实早在五年前，改名京汉铁路的卢汉铁路修到正定时，就曾在这里设立过一个三等车站，由于石家庄村太过无名，车站借用了振头（今石家庄市振头村）的名字，还莫名其妙写成了“枕头站”。

石家庄村

正太铁路是窄轨铁路，与京汉铁路轨距不同，直到1939年之前两座车站一直并存于石家庄村东。两站之间大量货物需要转运，转运业、仓储业以及与之配套的商业服务业等迅速兴起。世世代代耕作为生的石家庄村，一脚踏入了工业社会的门槛。

1925年，北洋政府批准石家庄与休门等村合并成立“石门市”，不过这并非真正的行政区划，三年后石门市就因不符合设市条件被取消。1939年日军占领时期，日伪政府批准设立石门市，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接管。1947年，解放军攻克石门，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权，石门市随后改名石家庄市。1968年，河北省会迁至石家庄。

短短几十年，石家庄完成了从一个只有93户人家的小村庄到现代城市再到中心城市的逆袭，成长过程中跳过了市民文化慢慢发育成熟的阶段，以至于后来虽然规模不断扩大，但城市文化似乎总是脱不掉城中村与工业家属院结合体的底色。

城市缺少底蘊，不仅是历史短小使然。东垣故城是石家庄历史的延长线，却只有纸面上的历史，仅存的荒烟故垒也早已堙没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中。就连当年石家庄村周边那些老街区老建筑，也都已被后来开发的商街取代。这座新兴城市不是没有历史，而是太擅长挥霍自己的历史。

尚且可以充当石家庄老城区的，太概也只有正定。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恰好可以补足石家庄城市进程中缺失的那一环。

正定古城

然而自从命运调转的那一刻起，两地的发展就已分道扬镳。一个多世纪已来，在石家庄崛起的过程中，正定渐渐从府城沦为了普通乡村。

不过人们似乎对这样的境遇改变并不敏感，多次读档重来的经历，让这座城习惯了不去纠结历史与未来，而更关注当下的实际。

几十年的冷遇中，正定文化传统磨损的程度不下于古城那倾圮残破的城墙。近几年，正定再次被拉入了石家庄城市发展的视野，底蕴已挥霍得所剩无多的古城，会重获新生补足这座城市的缺口，还是会在造城运动中沦为商业的背景布，答案似乎仍飘在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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