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的结构性改革演讲全文：改革先锋厉以宁逝世

据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图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厉以宁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荣获教育部第六届及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在获得“改革先锋”这项褒奖时，厉以宁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厉以宁与“厉股份”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厉以宁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这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以他具有建设性的经济学著述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贡献，是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提出了在中国要积极引进企业的股份制度，他由此得到了“厉股份”的外号。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磨难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了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厉以宁教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讲座，分享关于如何用股份制思想解决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能容纳千余人的礼堂里挤满了听众，甚至连主席台也被听众坐满。

1980年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路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兴办企业。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股份制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悄然兴起。这与股份制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兴起，发展路径是一致的。17世纪时，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批依赖集资组建起来的股份制企业，极大地推动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因此，股份制经济实际上是在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后必然要走上的一条道路。厉以宁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这种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为此而大声疾呼。

但是，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争论。厉以宁在回忆当年的争论时说：“不同意我观点的主要有3种人，一种是比较极端的人，认为我在搞私有化；一种是认为股份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环境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转型；还有一种人认为中国缺乏企业家。对于后两种意见，我都作了应答，主要是强调股份制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

从1984年到1986年，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宣传股份制。1986年9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经济改革最好的手段便是利用股份制的形式来改造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造现有的大集体企业。当时积极宣传股份制经济的不止厉以宁一人，萧灼基、王珏、冯兰瑞、蒋一苇等经济学家都与厉以宁站在一起。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股份制经济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逐步推进，并且从最初的集体企业开始向国有企业延伸，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出现的股份制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90年代初，随着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一个完善的股票市场在中国出现了。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理论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经济思潮之一。社会高度肯定了厉以宁的功绩，厉以宁和他的“厉股份”的称谓，也载入了中国股市发展的史册。

在国内最早提出“第三次分配”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会议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第三次分配”概念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相对于市场根据要素贡献进行初次分配和政府体现国家意志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事实上，这一概念正是20世纪90年代由厉以宁最早提出。

厉以宁认为，通过向市场提供生产要素所取得的收入称为第一次分配。政府再把人们从市场取得的收入，用税收政策或扶贫政策进行再分配，就是第二次分配。而第三次分配是指人们完全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比如对公益事业的捐献，这既不属于市场的分配，也不属于政府的分配，而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随后，这一概念被学界逐步接受，相关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并最终被党中央的文件所采用。

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厉以宁始终关注与研究的问题，他迄今已出版50多本经济学专著，对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也一以贯之。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文化经济学》等书中，厉以宁又从经济、伦理、文化等不同角度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与思考。

厉以宁在1999年首次出版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一书中指出：虽然这种分配是一种资源的、非强制性的收入转移，但并不是同市场与政府完全没有关系的。它能为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事业出力，结果必将有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人们对于第三次分配的自愿程度也会受到社会规则的影响。因此厉以宁表示，凡用于公益事业的捐献，应该免税，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事业。

2018年出版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一书，集结了厉以宁从改革开放至今的40篇代表性论文。其中，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文中，厉以宁教授深刻分析了“富强”的内涵与现实意义，并提出“争取实现最大的制度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并用专门章节对“三次分配”进行解析。

“第三次分配”与伦理、文化息息相关。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专门列出“重视第三种调节——文化调节”一小节。他提出，在我国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相当多时期处于动荡阶段。那时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社会之所以得以延续下来，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有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应发挥作用。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即通过道德力量来调节，也就是文化调节。

他曾一字一句写就对中原的感情

多年前，在得知郑州晚报将推出大型系列政经特刊时，厉以宁教授特意题写刊名，并亲自撰写数千字的特刊开篇巨作《发展郑州，重在提升优势》。

文中，他对郑州在中西部城市发展中的机遇和作为提出了三点建议，还肯定了郑州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他认为，郑州是一个商业氛围浓厚的城市，在城市建设和商贸都市的建设上都留下了可圈可点的成绩。

在随后的一次中原经济区高层研讨会上，厉以宁还以端庄的手书，一字一句写就了他对中原的感情，两页的发言稿中，厉教授就修改达39处，密密麻麻显示出对学术的严谨。

“不想当官，只想做学者”

“我从来不想当官，只想做一个学者。”30余年教书生涯里，厉以宁培养了大批学生，其中不乏各界精英。

在80多岁高龄时，厉以宁还在给本科生上大课，每次听课的学生都会挤满教室。

据一位学生回忆：“厉老师讲课大多数时间不用讲稿，只在卡片上列出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他会忽然注视着某个同学，请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讲完一段后问大家：‘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滕飞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2000年至2010年间师从厉以宁。他向记者回忆道：“有一次跟厉老师到贵州毕节去调研，厉老师婉拒了当地政府安排的参观活动，主动提出：‘我们自己走走看看吧。’他走到哪儿，就直接跟那儿的农民聊天，获得第一手资料。”

滕飞说，厉以宁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也像学者那样观察生活。“厉老师没请保姆，自己做饭，还常去菜市场买菜，老百姓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厉老师感受到的东西，所以他能真实了解目前经济运行得到底怎么样，非常有质感。”

厉以宁的学生、曾任中国铝业国际贸易公司副总经理的程志强说：“厉老师不仅在治学上是个大家，在治家上也是一个大家。”

厉以宁和夫人两地分居13年，厉以宁既当爹又当妈，着意培养孩子的进取心。他曾说：“如果孩子有能力，我不必留钱给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自己挣；如果孩子没有能力，留钱给他又有什么用呢？”

曾有记者问厉以宁，在经历了战争动乱，也经历了功成名就之后，有什么人生体会能留给年轻人。

他说：“我的一生分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逃难、轰炸；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各种运动，特别是在‘文革’时劳动改造了很多年；1979年以后仍然有些波动，但没有太大影响了。一个人受些磨难是有意义的，能锻炼人。回首过去，无论什么境遇下，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

更多阅读：

湘西边城的文学少年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厉以宁诞生在南京，家人给他起名以宁，“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四岁时他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厉以宁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又随家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这些名牌小学中学为厉以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质基础。

小学时期和高中时期的厉以宁

像很多人一样，他曾经有过一段缱绻的文学梦想。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和诗词；喜爱阅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

在湖南省沅陵县雅礼中学(当时雅礼中学迁移到沅陵)读书的这段日子，他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表现出来。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成为同学们争相传阅，反复议论的焦点。这进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梦。

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在一流的数理化老师们的熏陶下，厉以宁的兴趣又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他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科代表。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全体同学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严肃的化学工程师，深深刻进厉以宁的脑海。他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差点，中国就多了一位化学家，少了一位经济学家。

同学代填的人生最重要的志愿

1949年4月，文化名城、长期充当国民党大本营和政治堡垒的南京市得以解放。这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运，包括金陵中学的才子厉以宁。

本来在金陵大学附中，厉以宁以出色的数理化天赋，勤奋刻苦的努力，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他当时选择了化学工程系。因为他立志做一个化学家，实现工业救国抱负。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学停止了运转。厉以宁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

两年后他再次参加高考，将目光投向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优势较大，就替老同学做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北大，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厉以宁回忆道。

厉以宁的这种选择在他早年是料想不到的。

经济学具有这种性质：它既是一门需要以严谨科学精神进行数学计量和推理的学问，又是“致用”之学，需要对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进行深刻理解和探讨的学问。既然如此，厉以宁在早年走过的思想和情感历程就恰好是一个未来经济学家的最好储备。

从仰望群星到北大之星

从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在国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思想活跃，在厉以宁看来这是最理想的求学之地了。一旦进入这所学术殿堂，就像高尔基说的那样是“饥饿的人扑在了面包上”。做学生的4年中，他从宿舍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老师的办公室或宿舍，埋头苦读，孜孜探索，学问和思想都迅速成长起来。他说：那时候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刚上大学不久，厉以宁就在1952年7月的《经济导报》上公开发表了平生第一篇经济研究的文章《波兰经济新面貌》。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但显示了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在学问上的抱负和独立探索的精神。

50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现在是北大经济学院）和众多系一样群星荟萃，每一个学子都幸福地接受着灿烂星光的照耀。厉以宁的回忆中较多提及的是陈岱孙、陈振汉等先生。

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26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为中国经济界培养了六代学子，被尊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品格，为人称道，他深刻的学术见解思想影响着经济理论界动态和国家政令的制定。

陈岱孙先生有着不寻常的家学渊源，其叔祖是末代皇帝的师傅陈宝琛，因此他本人的国文功底深厚，这种辞采文情，悄悄地濡染着厉以宁年轻敏感的内心。

陈岱孙先生

陈振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他是较早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课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解放后，先生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以非凡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力开始选编《清实录》 《东华录》经济史资料。1952年到1953年，先生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

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厉以宁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给厉以宁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他认为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厉以宁则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

陈振汉先生

大学生活期间，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厉以宁的研究目标和领域就明确了下来：探索现代经济的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

“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说。

1955年厉以宁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经济系选留。然而随着国内政治空气越来越“左”，厉以宁也觉得很难施展抱负，他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一干就是20年。

这期间，厉以宁参加过开山修渠和深翻土地的劳动，忍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和浮肿，参加过农村社教，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先后在京郊海淀公社草场大队、昌平县太平庄农场及北大校园内的“劳改大院”进行过三年“劳动改造”。他的家被抄过三次，许多资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都被损坏了。在被迫接受“劳动改造”时，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更别说进行更多的知识积累了。1968年，厉以宁和许多教职工一道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先住仓库，后住茅草棚，仅参加劳动的时间加起来就有近十年。“但是，我经历的这一切，它磨炼了我的意志。”

厉以宁和老师赵迺抟教授（1961年 北京大学）

资料室的20年工作，尽管是冷清寂寞的，但他却得以在人们头脑发热的年代，镇静自如地吸收中外经济学的知识，了解西方经济学的进展，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它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它使我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

厉以宁认为这20年是人生经历的重要积累。“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特殊的中国经济环境使我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了亲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任何一个不曾亲自经历这段时期的经济工作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在大学阶段，我曾对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但‘文革’中的经历使我看到了苏联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发现了兰格理论的局限性。这些感受可以说是在经历了那一系列磨难后的最大收获。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于是，对建国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政策、方针、路线感到怀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的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这些思考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

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厉以宁这个曾被斗争、抄家、剃阴阳头、监督劳动、隔离审查的人的经济学观点得以重见天日，他多年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从这以后，他开始了新的教学生涯。1979年，厉以宁被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提升为教授。

1988年6月，厉以宁在阅读学生的论文

在未名湖畔，厉以宁的名字日益成为学生们头脑中的“关键字”。厉以宁的经济学讲座成为学生们心中北大风度的代表。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70年代末以来，几乎没有学生没听过厉以宁讲经济学的。

厉以宁主要观点：

——扩大内需最要紧的有五个措施：给农民以产权；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大力扶持小微企业，给低收入者更多创业的机会，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生产群众需要的、喜欢的新型消费品。

——“充分就业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业不平等，就业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导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教育经费应该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4%以上。

—“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政府不应该提倡“减员增效，”“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

——城乡二元体制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消除。

——对待证券市场，政府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加强监管，防止出现诈骗、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第二，始终把对股民风险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消除“零就业家庭”(指的是父母、子女均待业)，政府有责任采取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帮助“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实现就业，要加大就业培训、再培训，鼓励人们去各类企业工作。发展民营经济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得极慢。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具体体现在，比如说教育的保障，比如基本医疗的保障，比如说养老的保障，还有生活最低程度的保障，包括廉租房的保障。”

——“农民的土地流转必须和社会保障连在一起。”

——“城市中，应该放宽对小摊贩的管制。在当前情况下，就业问题这么重要，你给人家开条路，给小摊贩留条路，不要让这些小摊贩整天躲来躲去的。”“通过增加环卫工人和交通协管员，可以解决小贩带来的卫生与交通问题”。

（综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人民政协报、新民晚报、人民文摘、环球人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