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的四个预言 谶纬究竟是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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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是两汉流行的宗教迷信。

1、谶纬究竟是啥？

谶即预言。古人喜欢作预言，也最肯信预言。

据说有一种预言，是上天传给人们的，便称作谶。

最早的谶起源于先秦，但较为零散和不成系统，甚至连普通的占验之书也可被称为谶书。但是当既有神秘预言又有大量占验内容的《河图》、《洛书》在汉代广泛流行之后，“图谶”大多就专门用来指《河图》、《洛书》这一类图书。

所以，我们这里讨论的谶书，是特指一种神学迷信的占验书：“谶，河洛书也”；“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

纬的含义实际上与谶并没有什么大的分别，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分的话，所谓“纬”，就是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以解经为比附的纬书，“纬之为书，比傅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谊，今所传《易纬》、《诗纬》诸书，可得其大概，故云反覆围绕以成经”。

刘熙《释名·释典艺》亦云：“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

从“纬”的命名即可以看出它与经之间的关系。可见“纬”之实质乃是神学迷信、阴阳灾异之说与儒家经义的结合。

与“谶”相比较，“纬”较为晚起，通常认为它最早见于《汉书·李寻传》：李寻上王根书中提到，“太微四门，广开大道，五经六纬，尊术显士。”

原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大盛，许多方士化的儒生按照自己的意图附会儒家经典，从而产生了许多解经的著作，这便是纬。此类纬书和谶一样，都是些变相的隐语，可由人作出各式各样的解释。

考诸史籍，从称谓上看，隋前少以“谶纬”连称，《后汉书》和汉人碑铭所载，多以“图谶”、“图纬”连称，与“谶”、“纬”相连而用的这个“图”字，有时指《河图》，有时也是“图画”之“图”。

2、谶纬究竟如何流行开？

秦始皇时，谶之类预言就常常出现。如公元前215年，始皇派人入海求神仙，得“亡秦者胡也”之图书即其一例。

公元前211年秋，有使者从关东来，晚上经过华阴，“有人持壁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壁去。”(《史记·秦始皇本纪》)

使者把这件事告诉秦始皇，始皇很不高兴。经查考，那块壁竟是八年前始皇渡江时，沉在江里的。“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

为避开这个恶运，他便去南方出游。后来，人们把“亡秦者胡也”之“胡”，同二世胡亥联系起来，把“祖龙死”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相联系，以证明谶言“应验”，这当然是十分牵强的。

实际上，那些蒙着神秘外衣出现的谶言，正是各种反秦势力对秦统治者进行的一种反抗活动。正因当时许多人相信“谶”，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也利用它发动组织群众。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起义便在鱼腹中塞进书有“陈胜王”的帛书，从而进一步树立了陈胜在起义群众中的领导地位。

西汉初，谶仍然流行，贾谊《鵩鸟赋》所云：“发书占之，谶言其度”，是其例证。武帝时，董仲舒把儒学阴阳五行化，构成系统的理论，为谶纬之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武帝之后，随着西汉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谶纬较之前又有更为显著的发展。

昭帝时，泰山下的一块卧石忽然站立，上林苑的枯柳忽然重生，眭弘就说这意味着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突起。

成帝时，齐人甘忠可称王帝派赤精子下凡，传给他一部《包元太平经》，供给汉室再受命之用。这部书，时人即称为“谶书”（见《汉书·王莽传》)。

特别是西汉末年，王莽出于篡汉夺权的政治需要，有意利用谶纬制造舆论。实际上，谶纬与阴阳五行说、灾异说、三统说等又紧密交织在一起，所以西汉末谶纬的流行，也是这些社会信仰的一次大综合。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王莽在制造谶纬，倡导这种社会风气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公元前1年，哀帝去世，王莽为大司马，所迎立的平帝年仅九岁，从此王莽大权在握，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其代汉的野心。

第二年，他示意益州塞外的夷族，自称越裳氏，重译到汉廷献白摊一、黑雉二。显然这是他以重演《尚书大传》中越裳国献白雉的佳话来自比摄政的周公。

于是王莽被封为“安汉公”，元始五年（公元5年），又加“九命之锡”。这时，王加速了他篡汉的步伐。十二月，他鸩杀平帝，立一个两岁的小孩做皇帝。同月，有人汇报，打井，掘得一块白玉，上圆下方，有八个红字写在上面：“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既然出现了王莽应得天下的凭证，于是他就遵从“天意”做了“摄皇帝”。其实，此类附会王莽应做真命天子的符瑞不断出现：什么临淄亭长发现一口新井，巴郡得到了石牛，扶风得到了石文，写有“天告帝符”字样的铜符帛图呀，不一而足，于是，王莽“摄皇帝”就去掉了个“摄”字。

王莽时的种种图书符命，事实就是各种谶纬的特殊形态。王莽即位之后，为了进一步替自己宣传。派五威将军王奇等十二人，颁发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大讲汉之火德消亡和王氏土德之兴起，大谈皇天的符命如何一次又一次的出现。经过这样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宣传活动，这些观念也就深深印入民众的头脑之中，以致刘秀做皇帝时便非自认为火德不可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谶纬之兴是与西汉后期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的。

2、刘秀如何靠谶纬坐稳天下？

谶纬一类书籍，有图、有书、有谶、有纬，故其名称，或曰“图书“，或曰“图谶”，或曰“谶记”，或曰“纬书”，或曰“谶纬。又因《尚书纬》中有十数种为《中候》，故又称作“纬候”。它的出现，实际上是把西汉二百年中的术数思想作了一次总整理，使之系统化。它把所有的学问，所有的神话都归纳到《六经》的旗帜之下，变《六经》为天书，借以维持皇帝的统治。因此两汉之际逐鹿的群雄都利用谶纬作为自己争夺天下的“根据”。

例如王莽时任导江卒正（即蜀郡太守）的公孙述，乘王莽灭亡、天下大乱之机，自立为蜀王，后又自立为天子，国号成。史称公孙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

他宣称谶书里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赤制作，断十二公”，表明汉从高帝到平帝《连吕后在内》已十有二代，历数已尽，一姓不得再受命。他又引谶书《绿运法》“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西太守，乙卯金”等说法，作为自己应当受命的根据，还说自己的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他屡次在檄文中大肆宣传这些符应，使老百姓相信他是真命天子。

刘秀本人对谶纬很认真，他听到上述公孙述的宣传之后，尽管自己已经称帝，还是非常害怕在谶里真有别人做天子的证据，于是他写信给公孙述说：

图谶言“公孙”，即宣帝地。代汉者当塗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后汉书·公孙述传》)

公孙述对刘秀的这封谴责信，并没有作答辩。后来，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公孙氏终被刘氏所灭。不过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具体看到，两汉之际的谶纬之学在封建统治者争夺天下时的作用之大。

据《后汉书·光武纪》，当初刘秀起兵，便与图谶有关：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亲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逃，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䡍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岁。

刘秀决定即帝位，亦因赤伏符之故：

建武元年（公元25年)……诸将议上尊号…。至中山，诸将复上奏，…光武又不听。…行至鄗，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疆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曰：

“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清乱，符瑞之应，昭然若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

这里，一看便知，疆华所奉的赤伏符与当年哀章搞的“金匮图”、“金策书”同是一路货色！

而刘秀对于谶纬，已达到言必称谶、事必依谶的程度。例如他在谶文里谗到一句“孙咸征狄”，恰好他手下有个名叫孙咸的人，于是就命他为平狄将军，行大司马事。

再如《赤伏符》里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于是他附会战国末卫国被徙野王，玄武是水神之名而司空为水土之官，便把当时的野王令王梁，擢升做了大司空。

如果再看看他夜读《河图会昌符》，感其“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之语，即卒行封禅，以及他用心读谶纬，竟至发病昏厥的史实，就可以看出谶纬对刘秀来说，不仅是用来欺骗别人，也是用来麻醉自己的“鸦片“了。

3、谶纬在东汉有多流行？

就在刘秀举行封禅大典改元中元的这年（公元56年)十一月，他又“宣布图谶于天下”。顾颉刚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曾指出：“图谶本已迎合人们迷信的心理，现在又定为功令的必读书，当然钻入各个角落更深更普遍了。”

我们翻开《后汉书》的列传，或读东汉人的墓碑，每每可见“博贯五经，兼明图谶”一类的话，由此也反映出谶纬在东汉时的势力。

所以谶纬之兴虽在西汉，但其极盛则在东汉；刘秀之宣布图谶于天下与王莽颁发符命于天下，正是一脉相承。

当时官定的谶纬书共有八十一篇，据《隋书·经籍志》称，其中“《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

显然，谶纬八十一篇乃王莽符命四十二篇的进一步发展，前者是后者的更加完善化和更加系统化。

此后，凡再发现造作谶纬的，就要以“大逆不道”之罪论处，严惩不贷。

明帝时，楚王刘英坐“大逆不道”被迫自杀，并牵连到一千多人，其主要罪名就是交通方士，造作图谶。

由此可见，自光武“宣布图谶于天下”后，图谶的君命神授功能已被完全收归到朝廷手中，成为禁脔。

刘秀以后的东汉诸帝王，大抵继承了其祖宗迷信谶纬的传统，凡事多以谶决之。

例如：

曹充说显宗制礼，引谶为言，帝以其言改“大乐官”为“大予乐”，章帝时，曹褒定汉礼百五十篇，即杂以《五经》谶记，樊鯈定郊祀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谶：行四分历诏令中亦引谶文，上明帝庙号则曰“聪明渊塞，著在图谶“，等等。由于统治者的倡导，东汉出现了不重经而重谶的社会风气。

当时的儒学事实上已完全谶纬化。总之，东汉是一个谶纬盛行的时代。

当然，当皇权衰微，天下大乱之际，仍是有人以此作为篡位自立的工具。如袁术觊觎帝位，依据就是谶书：“少见谶书，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

这表明，以图谶从事政治活动，图谋最高统治权力的做法，是与汉代历史相始终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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