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科举制的内容（以北宋的冗官现象为例）

科举考试制度产生于隋唐，但真正得到快速发展却始于北宋。以著名的嘉佑二年科举考试为例，这次考试录取的进士仅在《宋史》中留有传记的就多达24人，苏轼，苏澈兄弟，程颢，张载，曾布，曾巩等人都在这一批录取的进士中，仅一场考试就为宋廷发掘了这么多人才。

可以说科举考试制度和北宋是相互成就了对方，科举考试推动北宋文人盛世的产生，而文人盛世又进一步促进了科举考试的发展。但即便是这样，北宋的科举考试制度依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在文人盛世背后，还存在着始终困扰着北宋的冗官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存在正和北宋科举考试制度的两个疏忽有着密切关系。

科举考试图

何谓冗官：

冗：“散也。从宀儿（人），人在屋下，无田事也。”（《说文解字》）

所谓冗官现象，是指办事机构冗杂，官员过多，以至于出现多人居一位，多人任一职，职责不清，分工不明，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的现象。如果进一步来理解冗官现象的话，冗官现象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方面，官员数量太多，远远超出了实际需求(三个和尚没水喝）；另一方面，官员整体素质在下降，混混度日，办事推让扯皮，行政效率低下（两个和尚吃水慢）。

北宋历来给后世留下一种积贫积弱的印象，原因就在于著名的三冗：冗兵，冗官，冗费，冗兵和冗官是两大症结所在，导致的结果就是冗费，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而官员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冗官现象的存在和这一人才选拔制度紧密相关，观点君将结合北宋挥之不去的冗官问题，来分析其科举考试制度的两个显著弊端。

冗官现象的突出特征就是多人居一位，多人供一职，即经济市场上常说的“供过于求”。客观地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和北宋奉行的文人治国策略有关，宋太祖通过兵变得到天下，因此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们处处防范武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重用文臣，让武将任各种虚职。另一方面是因为北宋的恩荫制度遭到滥用，每年都有多次恩荫的机会，大量的官宦子弟通过恩荫入仕。

但北宋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还是科举考试，所以冗官现象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就是科举录取人数的盲目扩张。这一点上，观点君认为数据最具有说服力，在太祖时期每届录取进士人数不过只有二三十人，与唐代基本持平。但是从太宗时期开始，每届录取名额明显增加。往后到了真宗，仁宗朝，科举取士规模更是迅速扩大。

在两宋320 年的时间里，科举录取人数累计约 6 万人，包括正奏名进士约43000 人，正奏名诸科约为 17000人，仅计算正奏名，平均每年科举取士188 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唐朝的数倍。更加不合理的则是特奏名进士的录取规模。

北宋科举数据统计(原创）

结合图中的数据，笔者有必要进一步为大家解释一下：北宋录取的进士分为两种，正常通过科举考试考上的进士称作正奏名。而另一种进士则叫特奏名，所谓特奏名：

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宋史》）

通俗易懂的理解就是：多次应试不中者，另外造册上奏，特赐出身，所以称作特奏名。录取标准不是成绩高低，而是应试者参加科举的次数和年龄，特奏名制度由宋太祖设立，其初衷是对极少数考生的特殊照顾：

太祖开宝三年，宋太祖见大量考生屡考屡败，穷困潦倒，“非以特恩，终成遐弃”，故在正常取士之后，又额外恩赐司马浦等一百零六未及第之人进士出身。

可是到了真宗和仁宗时期，特奏名已经成为常规化录取方式，占录取人数的比例近三分之一。虽然授予他们的官职非常低，基本为虚职，而且升迁之路非常困难，但是大量学识不够甚至人品低下的人进入官员队伍无疑极大的加重了冗官问题。

科举考试录取规模的盲目扩张，进一步加重了北宋官员队伍的“供过于求”现象，为了给这些人安排工作，北宋统治者又不得不继续增加各种虚职和虚位，进而使得冗官问题继续恶化，冗官现象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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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员整体素质下降：书院教育功能削弱

如果说以上部分谈到的官员“供过于求“现象说明的是 “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那么官员整体素质的下降则反映了北宋科举考试的弊端带来的“两个和尚吃水慢”问题。

两个和尚吃水慢，原因在于一个和尚是挑水喝，两个和尚需要抬水喝，本来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交给两个人甚至是多个人去做，就会产生懒惰，人浮于事的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除和科举考试盲目扩大录取规模有关之外，科举考试下书院的教育功能遭到削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影视剧里的殿试图

北宋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市井百姓，无不对科举入仕推崇备至，宋代诗词中诸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类激励学子读书入仕的话不可胜数。从正面来看，这有利于民间向学风气的形成。但从反面来看，这过分夸大了科举考试的作用，很容易让当时的读书人一切向科举考试看齐，这样的结果就是安心治学的人变少，进而使书院的教育功能被削弱。

国子监

事实上，整个北宋社会对科举入仕的推崇，在营造出浓厚的向学氛围的同时，也确实带来上述提到的负面影响。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读书人对仁宗朝规定的”听书日限“的态度，没有硬性听书日限的规定时:

国朝以来，京都虽有国子监为讲学之地，然生徒不上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学者。遇秋试诏下，则四方多士，竞投牒于学，干试求荐，罢则引去。无有肯留者。（《儒林公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学子们只在秋试前的一段时间呆在国子监内学习，目的是为了获取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科举考试结束后就又离开了学校。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朝廷规定只有在书院听满三百天讲学后，才能参加科举考试，于是“诸席分讲， 坐塞陛序，讲罢则书名于籍以记日，固已不胜其哗矣”，大家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要听够三百天， 进而获取参加科考的资格，而对于朝廷希望大家用心治学的苦心不胜其烦。

岳麓书院

后来架不住学子们的非议，朝廷又只好“诏遂罢听读日限“，结果就是“一切仍旧，学者不日而散，复如初矣”，这就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上科举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影响因素和强大的向学动力，读书人一切向科举考试看齐，书院沦为科考的附庸，被当作是参加科考的跳门砖，读书人追名逐利者多，而像范仲淹这种划粥割齑求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读书人却少了一些。

北宋著名史学家宋祁曾言：“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材。今教不本于越小，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覆名实。有司专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合人材。这正是科举考试下书院的教育功能遭到削弱的后果，由此可以解释冗官现象中存在着的官员整体素质下滑的原因。

结语

北宋太祖皇帝开国恢复科考时的初衷是：“朕欲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而北宋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极大重视和诸多创新改良的确打造出了一个文治盛世，直到今天还有一种说法称宋朝是读书人最向往的时代。

但这并不能掩盖北宋科举考试制度存在的弊端，冗官问题在北宋中后期一直存在，经过王安石变法和多次改制后依然尾大不掉，庞大的官员队伍由此带来的巨额开支始终困扰着统治者，其人才选拔制度的弊端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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