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及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方案：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的病程及预测因素

1，癌症诊断后抑郁症状管理的空缺：基于人群的潜在患者报告结果分析

译者：Lenore

关键词 ：癌症；DSS；心理干预；患者报告结果；支持性护理

背景：癌症最常见的并发心理疾病之一是抑郁症。常规抑郁症状筛查（depression symptoms screening, DSS）有其推荐价值，但在临床实践中其加强社会心理干预的能力仍然有限。本研究调查了癌症诊断后DSS阳性患者的社会心理干预效果及其相关因素。

结果：在142,270例患者中，有65,424例（46.0％）在癌症诊断后报告DSS呈阳性，中位数为66天（四分位距：34-105）。在这些有抑郁症状的患者中，有17.1％接受了保守评估（palliative assessment），1.7％有精神或心理评估，8.4％有社工转诊，4.3％有抗抑郁治疗。67.2％接受保守评估的患者、63.7％接受精神或心理评估的患者、67.3％接受社会工作转介的患者以及71.4％接受抗抑郁药的患者的抑郁症状评分有所降低。在多变量分析中，年龄较大、居住在农村、收入为最低的五分之一及有泌尿生殖或口咽癌的患者接受保守治疗以外的干预措施的可能性更小。

结论：在癌症诊断后，DSS呈阳性的患者中接受社会心理干预的比例很低。本研究调查了接受干预措施可能性较小的患者群，这些患者或许可以从其他干预方式中受益。这些数据建议采取应对措施来改变筛查的实践模式，并优化系统症状筛查的有效性。

实践意义：在患者报告DSS后应进行针对性干预，以此改善症状，并加强以患者为中心的管理方式。

患者报告抑郁症的社会心理干预方式统计

参考文献：Hallet, Davis, Isenberg-Grzeda, Mahar, Zhao, Zuk, Moody, Coburn (2020) Gaps in the Management of Depression Symptoms Following Cancer Diagnosis: A Population-Based Analysis of Prospective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The oncologist. doi: dx.doi.org/10.1634/theoncologist.2019-0709

2，抗精神病药物对患有重度抑郁症和精神病特征的患者脑结构的影响：在随机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中的神经影像学发现

译者：Sheena

关键词 ：重度抑郁症；抗精神病药物；大脑结构

重要性：在许多脑部疾病中，抗精神病药物的处方持续增加，包括在儿童和老年人中不合规定的使用。关于动物和非对照的人类数据表明，抗精神病药与大脑结构的变化有关，但据我们所知，尚无对照人类研究解决此问题。

目的：评估抗精神病药对人脑结构的影响。

设计，设置和参加者：在5个学术中心进行的为期36周的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的预先指定的二次分析。年龄分布在18至85岁之间的参与者均来自多中心精神病性抑郁症的药物治疗研究II（STOP-PD II）。所有参与者均患有严重抑郁症精神病症状（精神病性抑郁），并使用奥氮平和舍曲林处方治疗12至20周，其中包括精神病缓解和抑郁症缓解/近缓解的8周。然后将参与者随机分组以继续接受该方案，或在随后的36周期间改用安慰剂和舍曲林。分析了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之间的数据。

干预措施：那些同意影像学研究的患者在随机分组时完成了磁共振成像（MRI）扫描，并在36周周期结束时或复发时完成了第二次MRI扫描。

主要成果和措施：主要指标是灰质的皮质厚度，次要指标是白质的微结构完整性。

结果：88名参与者（年龄范围18-85岁）完成了基线扫描；75名完成了随访扫描，其中72名（32名男性和40名女性）可用于最终分析。皮质厚度存在显着的时间组交互作用（左，t = 3.3；P = .001；右，t = 3.6；P <.001），但表面积没有出现上述现象。分数各向异性没有发现显着的相互作用，但是白质骨架的平均扩散率却存在一个相互作用（t = -2.6，P = .01）。当分析仅限于那些持续缓解的患者时，与安慰剂相比，奥氮平与左半球（β[SE]，0.04 [0.009]；t34.4 = 4.7；P <.001 ）和右半球（β[SE]，0.03 [0.009]; t35.1 = 3.6; P <.001）皮质厚度显着减少有关。事后分析表明，与那些持续缓解的人相比，接受安慰剂复发的人的皮质厚度减少了。

结论和相关性：在一项随机临床试验的二次分析中，抗精神病药物显示可改变大脑结构。 该结论对于开具替代药物的精神疾病处方有重要意义。但是，疾病复发对大脑结构的不利影响支持活动性疾病期间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奥氮平组和安慰剂组大脑皮层灰质结构的变化

参考文献：Voineskos, A. N., Mulsant, B. H., Dickie, E. W., Neufeld, N. H., Rothschild, A. J., Whyte, E. M., … Flint, A. J. (2020). Effects of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 on Brain Structure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Psychotic Features. JAMA Psychiatry. doi:10.1001/jamapsychiatry.2020.0036

3，抑郁症状与认知功能下降的关系

译者：He

关键词 ：认知能力下降；老年人；线性混合模型

认知能力下降是衰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先前的研究表明，抑郁症状与人们的认知能力下降之间存在关联。然而，很少有研究调查抑郁症的变化对认知能力下降的影响。在这里，我们采用了来自长寿与老龄化研究(RuLAS)的580名具有正常认知能力和完整的认知和抑郁数据的参与者。我们探讨了这些参与者的抑郁症状和认知能力下降之间的关系。

我们使用线性混合模型比较抑郁恶化组和抑郁稳定组的认知功能，研究抑郁症状的变化如何影响HDS-R(修订的痴呆量表)得分的变化。

结果表明那些抑郁恶化组比抑郁稳定组变现出更快的认知下降,GDS(老年抑郁量表)的组和时间相互作用显著(未调整模型,β=−0.673,p < 0.001)。加入人口统计协变量后，结果仍然显著。此外,我们发现，那些最严重的抑郁症状伴随着最严重的认知问题，而不同组间没有明显的斜率变化。因此，我们发现抑郁症状的恶化与认知能力的快速下降显著相关。对抑郁症的医疗干预可能会减少中国老年人的早期认知能力下降。

a.基于基线GDS评分分组HDS-R评分变化轨迹（2组）。b.基于基线GDS评分分组HDS-R评分变化轨迹(3组)

参考文献：Zhuoran Hou, et al. Associat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ith decline of cognitive function—Rugao longevity and ageing study. Neurol Sci. 2020.

4，基于全外显子组测序和全基因组基因分型来多基因预测抑郁症的治疗抵抗

译者： Navy

约有30％的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患者会发生抑郁症的治疗抵抗（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TRD），但以前对TRD的遗传学研究并不足。经过质控后，在1209名MDD患者中可获得完整的外显子组测序和全基因组基因分型。

利用这些样本，针对对一种治疗无反应的和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治疗无反应的TRD比较他们对抗抑郁药的反应，同时检测携带破坏性变异体的风险差异。对每个变体的功能（本征）分数和频率进行加权，计算表达基因和通路中变体负担的分数。使用基于基因和基于通路的评分来建立TRD和无应答的预测模型，在70％的样本中进行梯度增强训练，在其余30％的样本中进行测试。使用基于外显子组阵列的数据，在STAR*D和GENDEP中进行了独立重复测试。与有反应者相比，TRD和无响应者携带破坏性变体的风险更高。与TRD相关的基因/通路包括调节细胞存活和增殖，神经退行性和免疫反应相关的的基因/通路。遗传模型显示出TRD与反应之间有显著的可预测性，并且通过添加临床预测因子可以改善遗传模型，但它们并不比单独的临床预测因子显著更好。

重复验证的结果受临床因素驱动，除了在接受血清素抗抑郁药治疗的受试者中开发的模型外，该模型在STAR*D遗传评分分布的极端情况下显示出明显的预测改善。这些结果显示了TRD相关的生物学机制和预测TRD的新方法。

参考文献：Chiara Fabbri, et al., A polygenic predictor of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using whole exome sequencing and genome-wide genotyping,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2020)10:50.

5，重度抑郁症以及疲劳综合症中外周基底以及反应性皮质醇水平的检测：一项系统性回顾

译者：UTCS

关键词：疲劳综合症；皮质醇；抑郁；地塞米松；糖皮质激素；tsst

关于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以及疲劳综合症（the burnout syndrome）是否是同一种疾病的两种不同症状，还是完全两种截然不同的疾病这一点目前还有着很大争议。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axis, HPA轴）的功能失调分别与这两种综合征均有密切联系。通过在病理生理学层面上剖析这两种综合征，并根据压力生理系统（stress physiological systems）阐述这两种综合征的相同点以及不同点，能够更加清晰地鉴别两种综合征的潜在病原学模型是否不同。

本研究通过系统性的文库搜索，共筛选出190项测量了外周皮质醇激素水平的重度抑郁症以及疲劳综合症的研究，并针对这些研究进行定性分析。对于重度抑郁症，药理学测试表明病人基底皮质醇水平上升，对于精神压力的反应减少以及皮质醇抑制减少，反应出了皮质醇增多（hypercortisolism）以及糖皮质激素抵抗（glucocorticoid resistance）的常态。

而对于疲劳综合症，两项核心因素限制了本研究归纳出结论：i) 测量了不同皮质醇分泌模式的疲劳综合症相关研究数量还不够多，不足以提供证据基础，ii) 不同研究中疲劳综合症的评估方法不同，这反映了在评估及测量方法上的不精确。未来还需要大型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在严格控制干扰因素的情况下同时测量和评估两种综合征，以便更进一步了解在重度抑郁症以及疲劳综合症中HPA轴的相同点不同点。

不同模式下（增加/正常/减少）的皮质醇激素分泌水平随时间变化曲线

参考文献：Rothe, N., Steffen, J., Penz, M., Kirschbaum, C., & Walther, A. (2020). Examination of peripheral basal and reactive cortisol level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the burnout syndrome: A systematic review.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https://doi.org/10.1016/j.neubiorev.2020.02.024

6，斯皮塔克地震后接受治疗和未接受治疗青少年的25年随访：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的病程及预测因素

译者：Kagima

关键词 ：斯皮塔克地震；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

背景：当前，关于幸存者心理后遗症的长期前瞻性灾难研究很少。方法：在斯皮塔克地震的1年半和25年后，来自两个城市的142名处于青少年早期的被试接受了评估：这两个城市分别为久姆里（Gumri，中度-重度暴露）和斯皮塔克（Spitak非常重度暴露）。Gumri组包括接受治疗组和未接受治疗组，而Spitak组包括未接受治疗组。测量工具包括：DSM-III-R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指数（PTSD-RI）、DSM-5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PCL）、抑郁症自评量表（DSRS）；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

结果：

（1）在地震后1年半到25年之间，三组被试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和平均得分均呈显著下降（超过50%）。然而，在地震后25年时，有9.1-22.4%的被试符合DSM-5创伤后应激障碍标准。

（2）在地震后1年半时，Spitak组的PTSD-RI（p<0.001）和DSRS得分（p<0.001）高于Gumri未接受治疗组的得分。在地震后25年时，Spitak组经历过较少震后困境的被试（p<0.03），PTSD-RI得分的下降幅度较大（p<0.02），CES-D得分较小（p<0.01）。

（3）治疗前，Gumri治疗组和未治疗组的PTSD-RI和DSRS得分没有显著差异。在地震后25年时，Gumri接受治疗组的PTSD-RI得分下降幅度更大（p<0.03），而且他们的PTSD-RI（p<0.02），PCL（p<0.02），CES-D（p<0.01）平均得分更低。

（4）在地震后的25年时，PTSD症状严重程度的预测因素包括：家园毁损、治疗、社会支持、震后困境和慢性医学疾病。

结论：灾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可以持续几十年。以创伤为中心的治疗、减轻灾后困境、改善社会生态和监测慢性医学疾病是灾后恢复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Spitak EQ后1年半和25年，Gumi治疗组、Gumri未治疗组和Spitak未治疗组的平均PTSD-RI得分和Delta得分

参考文献：Goenjian A K, Steinberg A M, Walling D, et al. 25-year follow-up of treated and not-treated adolescents after the Spitak earthquake: course and predictors of PTSD and depression[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20: 1-13.

​校审/编辑：Simon/小时（brainnews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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