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悲剧（末代皇帝的悲剧）

崇祯皇帝对政治和权力有着超强的渴望，他还没登帝位之时认为自己若是成为九五之尊，必定有能力扭转祖父和哥哥造成的大明王朝的这种衰败局面，成为大明王朝的中兴之主。

只可惜，崇祯皇帝志大才疏，缺乏自知之明，他其实“治国无方、驭人无术、处事无能”，本就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在他手里加速走向覆灭，其实也在情理之中！这，才是真实的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剧照）

大明王朝在崇祯皇帝的祖父万历皇帝手里，其实已经处处都是末世王朝的气息，所以，崇祯皇帝从祖父和哥哥手里接过来的大明王朝，早已经是一个处处危机的烂摊子。在这个烂摊子中，最致命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后金崛起的巨大威胁，一个是连年灾荒导致层出不穷的农民军起义。

崇祯皇帝所处的时代是十七世纪前半段，那个时代正是全球都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西方世界如此，东方世界也是如此。很多学者把这一东西方同步的原因归结于这是由一场世界性的气候危机导致的。

十七世纪初，全球的经济和人口快速增长，偏偏很快就遭遇了极为异常的气候，这就导致世界性的农作物大量减产，全世界都出现了紧急缺粮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大范围的严重饥荒、瘟疫，并进一步造成了政治和社会的动荡不安。

大明王朝经过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的消耗，本就已经病入膏肓，面对一个这样的烂摊子，非有见识深远、雄才大略的皇帝是没有办法收拾这个烂摊子的。对于崇祯皇帝手里这个烂摊子，最好的办法是小心护理，而不是大动干戈的大手术，否则，大明王朝的江山只会垮得更快。

偏偏崇祯皇帝就是一个自以为是中兴之君的刚愎之人，自认为志向远大，要让大明王朝在他的手上实现中兴，结果呢，非但没能实现中兴，反倒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垮台。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能处理好威胁大明江山的这两个致命问题。

在崇祯手里曾有过能够为他解决后金威胁的将才，比如袁崇焕等人。但崇祯皇帝对文臣尤其是武将有着极重的猜忌之心，一代名将袁崇焕因为擅杀总兵毛文龙而遭到崇祯皇帝的严重猜忌，后金皇太极借鉴了《三国演义》里的一个简单的反间计，就让崇祯皇帝认为袁崇焕真的是叛国通敌，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并凌迟处死。

至于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军问题，有几位有见识的大臣上书建议崇祯皇帝从他的私房钱中拿出一两百万两银子，派得力大臣赶赴灾情严重的陕西等地，好生安抚饥民，只要给这些饥民一条生路，就能够把大量的饥民转化为良民，这是解决农民起义军的最有效的釜底抽薪之计，但崇祯皇帝心疼自己的私房钱，拒绝接受这条建议，眼睁睁看着农民起义军壮大起来，最终把他的江山掀翻了。

袁崇焕（塑像）

至于驭人方面，崇祯皇帝则更是蹩脚至极，说他驭人无术一点儿都不冤枉他。他总是企图用那些空洞无力的儒家道德说教来约束文武百官。明末时期，大臣和士大夫虽然个个都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他们的人格操守却已经沦丧得触目惊心，哪怕是一些所谓的理学大师，包括声名赫赫的东林党人也是如此，打着光明磊落的招牌干着无耻的事的人不在少数。

崇祯皇帝对文武大臣有着一种极大的怀疑和猜忌，这是他自己内心极不自信的表现，他的这种怀疑和猜忌让大臣们不知所措：你如果表现得平庸无能，就会遭到自以为高明的崇祯皇帝的十足蔑视；你如果表现得精明强干，又会遭到神经过敏的崇祯皇帝的严重怀疑和猜忌，甚至崇祯皇帝会认为你是看不起他，后果可想而知有多严重。

崇祯皇帝对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的怀疑和猜忌尤为严重，从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到卢象升、洪承畴等人，他们都曾率兵同后金或农民军作战，他们没有一个得到善终：要么被崇祯皇帝处死，要么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只能坐等被俘，或者被逼无奈仓促上阵直至战死。

崇祯皇帝在位17年，用过50名内阁大学士，这个纪录无人能及。他用过的礼部尚书有13名，户部尚书8名，兵部尚书17名，刑部尚书17名，工部尚书13名，都察院左都御史132名，换了这么多人，最终却没有一个让崇祯皇帝满意的，毫无疑问，哪个时代都不缺能人，只不过是崇祯皇帝自己出问题了而已。

崇祯皇帝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道德品质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这就让他对谁都不放心，很多事情只能自己亲自去做。就这样，自以为是导致事必躬亲的崇祯皇帝的驭人无术，导致本就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更加雪上加霜，最终直至崩溃。

崇祯皇帝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现，大明王朝的内忧外患愈演愈烈，这就导致他认定自己绝非亡国之君，而大臣们全是亡国之臣。所以，他对这些亡国之臣岂能有什么好的态度呢？所以，崇祯皇帝越到后来对大臣越是刻薄阴损，死于他手下的辅臣2名，尚书4名，总督和督师7名，巡抚11名，侍郎以下的官员不知其数。

首辅魏藻德（剧照）

崇祯皇帝是属于典型的“眼高手低”之人，自认为有中兴之才，实际上是个平庸之人，遇到事情，完全拿不出像样的处理办法，还老是寄希望于大臣为他排忧解难。更要命的是，即便大臣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他又没有魄力和能力去实施，反过来把所有的过错和罪恶全部推到大臣们身上。说他处事无能实际上还算淡化了他的无能了。

1644年3月18日上午，北京已经成为一座任人宰割的孤城了，因为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在城外连营数百里，城里守城的士兵也都魂不守舍的。包括崇祯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城破在即，大家都只有眼睁睁地等着城破之时。

先前被崇祯皇帝派往山西监军的太监杜勋，在山西大同时投降了李自成，而此时，他成为肩负李自成之托的说客，在城墙下叫嚷着要城里把他缒上城来，他有要事见崇祯皇帝。提督太监王承恩把他缒上城头，带他来见崇祯皇帝。杜勋作为李自成的说客，向崇祯皇帝转达了李自成提出的议和条件：割让西北给李自成，分割而治，并犒赏军费100万两白银。

李自成甚至提出，如果崇祯皇帝答应他的条件，他就带兵退往河南，还愿意为朝廷扫荡其他农民起义军，也愿意帮助崇祯皇帝抵御后金军队。这些条件无疑让崇祯皇帝非常动心，更何况杜勋还在旁边不停劝说。但崇祯皇帝怎么能亲自答应这些呢？那不是让他这个皇帝颜面扫地吗？

崇祯皇帝不是不愿意接受这些条件，而是希望由大臣来说服他，于是，他把同意议和的球踢给了首辅魏藻德，但魏藻德深谙崇祯皇帝的所思所想，他才不愿意担议和的风险呢！万一哪天崇祯皇帝突然翻脸，那他岂不是成了崇祯皇帝的替罪羊？于是，不管崇祯皇帝怎么说，他就是默然不答。最终，哪怕是已经火烧眉毛了，崇祯也没有答应李自成提出的如此优厚的议和条件，在他的骨子里就是这么认为的：我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岂能和反贼议和？

就这样，崇祯皇帝把自己所有的路给堵死了——正月时，有大臣提出放弃北京、迁都南京的对策。但崇祯皇帝又认为此事重大，必须要得到一些大臣的赞同才能实行，死要面子的崇祯皇帝始终不肯把此事拿来开会讨论，而是希望大臣们主动提出来，然后他再否定；大臣们要再三恳请，他“迫不得已”最后才决定迁都。

可惜，没人陪他这样演戏了。不迁都，不投降，那就只有一条路——城破之际就是亡国灭身之时。1644年农历3月19日，也就是公历4月25日凌晨，崇祯皇帝这个“治国无方、驭人无术、处事无能”的志大才疏的皇帝，在煤山寿皇亭畔的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了自己，宣告了大明王朝的彻底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