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 纪实（北大荒历险纪事）

原题

北大荒历险纪事

作者：扈其泽

年轻时，我们真是一群热血青年，满怀万丈豪情，向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作为天津市二十六中学老三届初一学生，我曾经与大家一起写血书，踊跃报名，主动要求上山下乡。1969年5月19日，我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成为下乡知青。那年，我17岁。

我去的地方，就是北大荒。我们战天斗地，奉献青春，并时刻准备着与苏修作你死我活的战斗，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只是自珍宝岛一战之后，我方未再与苏联军队直接冲突，我也就在紧握钢枪的同时，更多的是参加繁重的劳动，改造大自然了。

那样的日子是艰苦的，而我一直全力以赴，奋勇向前。在黑龙江畔四团六连，先任一排一班的副班长、班长，后又转为突击排二排五班长。成为全连干农业、建筑和深山伐木等最苦最累重体力劳动的带头人。

二排五班部分战友合影

付出的辛苦，得到同志们的认可，1973年，我有幸被推荐上了大学。这样，我在北大荒实际只待了四年。与那些在北大荒待十年以上，甚至毕生都在北大荒的战友们相比，我在那儿的时间真是太短了。然而，就是那短短的四年，也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北大荒，成为我永远的怀念与牵挂，也幻化成我永远挥之不去的第二故乡的乡愁。

在此，谨记述一下当年北大荒岁月的若干片断，以与我的战友们一起，共同怀旧，共忆青春。

一手拿锄，一手持枪

当年我们下乡所在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坐落在黑龙江畔的中苏边境线上。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不断恶化。

仅过了两个月，我们天津知青下乡到了黑龙江畔边境线。我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知青，既兴奋又紧张，兴奋是实现了年轻人到兵团“当兵”的愿望，紧张是毕竟被分配到了战争最前线，今后要担负起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了。

紧握钢枪，警惕苏修

而我们这些刚出校门身体单薄的城市学生，在曾受过部队多年标准军训的复转官兵眼里，都是不合格的兵。我们到那儿的第一天，就领教了老战士的下马威。

那天中午，我们放置好行李，听到吃午饭的集合令。便排队进入食堂，站到被指定的饭桌吃饭。桌子上摆着连队欢迎天津知青的第一顿伙食，天津知青们第一次见到东北菜觉得挺新鲜，大家七嘴八舌地小声议论起来。

“别说话了！” 突然一声高八度的怒吼像炸雷般震耳欲聋地响起。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女知青惊得一哆嗦，手中筷子掉落到饭桌上。喊话人是一位特别壮实的中年男人，国字型方脸，嘴巴里露出两棵醒目的金牙，一双牛眼怒目圆睁，正凶巴巴地冲我们发吼叫！原来吃饭时不许说话呀，我们小知青马上鸦雀无声。

后来我们得知，此人是老战士吴班长，内蒙古人，也明白了连队对知青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要求严格，毕竟是在中苏边境线，战备态势紧张。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意义重大，我们一到，连领导给我们训话，说我们在边境的重大意义。原话已记不清，此处姑且摘引原兵团司令部作训处副处长梁文玺的《守我国门 保我边疆》回忆录：“当时的战略构思是，兵团在沈阳军区的指挥下，进行战役火力侦查，在边境地区……各战役要点，杀伤迟滞敌人有生力量，掩护野战军展开战役。同时进行全民战争动员，组织指挥广大军民打击歼灭入侵者。”

我们听明白了，我们知青下乡到黑龙江边境线就是上了战场！应做好随时打仗，随时牺牲的思想准备。

连队向知青宣布了多项规章制度，如：听从军号指挥，起床、开饭、集合、睡觉都听军号行动；饭前要站队、集合、唱歌、晚上会集合训话，或开全连大会；各班每晚要开会，排里每周开二次会，连里每周开一、二次全连大会，遇上农忙季节或搞中心工作，或发现知青问题，连里随时召开大会。

军队做出这样安排，再正常不过，但知青与军人毕竟不同。军人会在一段时间内每天只需完成军训，而北大荒知青则是在白天干完农活后用业余时间完成军训。我们知青要开荒，要干完2400多亩地二季农作物的全部农活，还要干建房，伐木，采石、修路等新建点基建活，再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军训，就非常累了。北大荒知青觉得每天时间总是不够用，经常加班加点。由于长期延长劳动和军训时间，极度疲劳是兵团知青的通病。

新兵学习后，我被分到严厉的吴班长得一排一班当战士。一天夜里，劳累后的我们刚睡稳，突然被刺耳的“紧急集合”哨声惊醒。我们赶快起床，穿衣服，打好背包，跑出去集合。大家摸黑在营区周围的荒草地里跑了数里地的一圈。鞋和裤腿都被荒草中正在融化的积雪打湿了，粘上了很多泥。回来后，大家胡乱地脱下衣服、鞋子，躺下抓紧补觉。刚睡了一会儿，又被第二次的紧急集合哨叫醒。

大家忙乱地穿衣服，才发现，因上次回来嫌弃裤腿和鞋上有泥，就没放在身边，不知扔到哪去了，赶紧摸黑乱找。结果跑出来集合时才发现，有人的衣裤穿反了，有人不愿意把双脚伸到泥鞋中，干脆光着脚跑了出来。不少人挨了批！没料到，两次紧急集合后，远没有结束。随后，每隔约一个多小时，又接连搞了二次紧急集合。竟然是连里搞完演习，排里搞，班里又搞。那一个晚上竟然搞了4次“紧急集合”！后听老战士讲，即便在正规部队，一个晚上搞4次紧急集合演习的也不多。而兵团的边境连队就曾是这样严格训练的。

那一夜，我们都没有睡囫囵觉。而第二天上午8点多，我们又被叫醒，吃完早餐，又让下地劳动了。后领导们觉得这样搞有考虑不周之处，因知青白天不是在休息，而是从事着繁重的农业劳动，并且年轻人正处于贪睡的生理期。

随着中苏战备升级，1969年兵团要求各团成立值班连队。四团选择团部附近的七连为值班连队，配备了枪炮和轻重武器。其他连队都配备了一些轻武器。六连也组建了值班排，由两个男知青班、1个女知青班的二排担任。给二排的每个战士发一杆步枪，正副班长发给冲锋枪，还成立了一个机枪班。六连一、三、四排中，都是由一个男知青班，二个女知青班组成。二排却有两个男知青班，一个女知青班，因此，连领导习惯了将最重的体力活先交给二排去完成。全连上下都管二排叫“突击排”。

我由于劳动好，下乡后一个多月，被提升为副班长，随后升为二排五班长。二排是突击排，在这儿当班长，那可不能滥竽充数，不论哪项脏活累活，都需要带头干在最前面。我确实干了不少累活，好处是也接受到了较多的军事培训。

知青在连队除了白天劳动，夜晚还要站岗、巡逻。站岗任务采取全连行政排所有男女知青大轮流交接班制度。每晚每班执勤2小时，每次2人共同完成。东北冬季半夜气温低到零下三四十度，能冻死人。但轮流值班没停过，熟睡的男女都得爬起来，冲进风雪之中。可怜的是，其他排的女知青半夜起来巡逻，手中没有枪支弹药，只拿根棍子当武器。

连队安排夜间有人巡逻值班和狠抓战备是英明之举，因当年中苏边境线上总出情况。

我曾在一次半夜值班中，亲眼所见一颗信号弹从连队营区的北坡突然升空！那是一个月色暗淡的深夜，我与战友正在值班巡逻中。突然，营区马号北面方向升起了一颗耀眼的信号弹。肯定是特务放的，目的是为不远处黑龙江对岸苏修炮兵指点我连队的方位，或是对我们的一次战术骚扰。我此时已是二排五班长，手里有枪。我们快速地冲向马号后面的北坡，端着已经上了膛的冲锋枪，随时准备射击敌人。我们来到信号弹升空的地方，到处搜查，却见不到任何人影。四周万籁俱寂，观察通向远方的几条小路，也不见人的踪迹。当晚找了很久，也没找到放信号弹的特务。后来分析，是特务提前潜伏到我们连队营房附近，预埋置了一颗延时信号弹，等燃放时，特务早离开了。

还有一个没能逢面的疑似特务曾与我答过腔……

那是冬天的一个清晨，在小兴安岭深山伐木的我们知青一行八九人扛着板斧和“快马子”大片锯，行进在一个小山包上。我走在最前面，看到旭日阳光下的白雪银装素裹群山和森林格外好看！我不禁诗兴大发，想出了顺口溜的词：喂——你好！小兴安岭群山。巍然挺立，携手并肩，身披子龙战袍，守卫祖国前沿……但我刚高喊出：“喂——”下面的词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突然山包后传来一位陌生男人的应答声：“嗳——”

我们顿时楞了。在这片深山老林里我们伐木已经多日，知道周围没有兄弟连队的人，林场巡逻人或边防军也不会来到这里。那么，前面的这位“仁兄”是谁呢？身边的几位知青连声问“你是谁呀？”可对方就是不回答。情况不对头？东北人都豪爽，即便是过路人也应该答话呀。他为何回避呢？我们立即意识到：对方可能是与其伙伴走散，或前来联络的特务！怎么办？我们出来时谁也没带着枪，此刻手中只有板斧和铁锯。

敌人在前，我们并不害怕，仗着人多，倒想抓住他。大家都向前冲。越过小山包，果然见到前面的雪路上，有一行崭新的脚印拐向了一片密林深处，人影不见了。那人为什么要跑走？好人绝不会逃跑，肯定是个特务。追！我人高腿长，手握大板斧跑在最前面，众知青跟在了我的身后。但是，那个狗特务跑得太快了，我们没能追上他。后来只好上报了这次疑似出现的特务情况。

在兵团，我学过步兵的操练、打靶、投弹、拼刺刀、站岗放哨、夜间巡逻等军事训练。其中遇到过一次突发性的生命危险。

身在北大荒，放眼全世界

那天，潘排长领着我排正副班长和四班知青刘湘义等八九人去完成投实弹演习。六连没有靶场，过去我们是随意找片荒地去打靶。这次的场地选在连队旁边，通往库尔滨屯的土路中途。潘排长事先选中了此地，因路边有一个小土包，可做掩体。他让每人拿着一颗手榴弹，依次走过去，向路边稍低洼处的荒地里投弹后，趴到小土包后躲避弹片。其余的人卧倒在十多米外的小路上躲着观看。

这是我们第一次投真手榴弹。排长一再强调要领，我们心里都有些紧张。我们依次去投弹，回来一个，再去一个。最后轮到了六班副哈尔滨女知青王丽萍。由于她太紧张了，投弹时脱手早了，手榴弹往高飞，而没往远处吊，结果下落在离她仅数米外的荒地上。王丽萍应该赶紧趴到小土包后，就会没事的。但她看到正在冒烟的手榴弹就落到了眼前，紧张地不知道该怎样躲避，弓着腰开始在原地转圈……

潘排长讲过，手榴弹被拉断弦7秒后会爆炸。从手榴弹升空到下落地面，已经用去了约3秒，她如果还站着身转圈，将必死无疑。此时我们想冲过去救她，但离她有十多米远，没等冲到她跟前手榴弹就爆炸了，根本来不及。我们都急得高探身，或蹲起身，大喊“快趴下！……”

幸亏王丽萍听到喊声，在转到第三圈的最后一秒钟前，她趴到了土包后。“轰隆”一声巨响，手榴弹弹片在大家的眼前飞起来，没有伤到她。但十多米外的我们却因为蹲起来了，整个身体暴露了。飞来的一个弹片，把蹲在我身边的哈尔滨知青刘湘义的肩膀头擦了一下，而我就蹲在他的身边，弹片从我的胸前擦过，真是太悬了。

这次事故没造成人员伤亡，算是万幸了！

1969年秋，我班刚搞完麦收，便接到命令，边境线连队到深山里建三线，这也属于战备工作。我们和数个男生班到了小兴安岭鄂伦春族人居住地附近的山坡上挖了多排数十个地窨子。边疆物资匮乏，一时买不到钉子、铁丝，地窨子没安门，只挂个草帘子挡寒。我班住在后排西侧的地窨子里，其他几个班知青住在东边或前排。

9月22日，突降一场暴雪封了山，地窨子前雪深达一米。我们在地窨子里放了一个大开口的破柴油桶，放入一些粗树枝烧火取暖后睡了。转天早晨我走出地窨子，惊讶地发现面前雪地上出现了一个大雪坑，往右看，是一串，每个雪坑直径约二三米，各雪坑间隔约七八米远，一直延伸到西山后。大家议论纷纷：这不像昨夜跑来了狼或狐狸，它们扑腾不出如此大的雪坑。呀！一定是只成年东北虎，才能在一米多深的雪地上，连续跳出这么远距离的一连串大雪坑！

真是万幸！昨夜这只嗅着人味来的老虎跳到我们地窨子门前时，估计透过草帘看到了里面桶内冒着火，才改变主意折身返回深山了。假如饿急的它冲进地窨子里吃人，门口挂的软草帘子根本无法阻挡，况且大家都在睡觉，我正睡在门口处。

我们当天撤回连里。因连队新接收了一批哈市下乡知青，已无房安排我排20几个男知青住。连领导从团部借来一顶棉帐篷，我们赶紧铲雪清场地支棉帐篷。天黑后才住进去。

盼望能住有火炕、火墙的房，竟成了小知青们的奢望。转年连队安排烧砖、盖房，没想到在砖窑里我又遇到一次生命危险。

我差点成了“张思德”

北大荒的冬天非常漫长，非常寒冷。

秋天，我们二排的20来个男知青还住很薄的棉帐篷。那时候连接帐篷边缝的方法没有现今的拉锁，而是用每隔半米处的子母铁拧扣，而间隔部位常被风刮开，扯开了子母拧扣，形成更大面积的开口。北方俗话：“针鼻大的眼，斗大的风。”刮风下雪的日子，帐篷本来就不足以御寒，何况四边还露着半米长的口子呢！

大家只好穿着绒衣裤、厚袜子，戴着羊剪绒棉帽子钻进被窝，并且，还要在棉被上压严实自己的棉衣裤和棉大衣，否则，冻得你根本无法入睡。有时赶上夜里下雪或刮风，第二天我们醒来时，会发现脚头的被子已经被飘进来的雪花盖得一层白。雪都不融化，可知帐篷内的温度有多低。

转年麦收后，有了脱大坯用的麦秸，连领导终于安排盖房了，但要求先盖好大食堂土坯房。东北农村被认为最累的几种活，第二件就是“和大泥，脱大坯”。我们二排和一排男知青们抢时间脱了数万块盖房的大坯。我们用肩膀扛，双手举，木叉杆顶的笨办法，硬是将五米长的粗大圆木制成的多个大三角形异常沉重的房架分别架到3米多高的各个立柱上，砌上大坯墙，盖好那栋大食堂。

北大荒的无霜期只有短暂的120天。盖完大食堂，再脱大坯建知青宿舍住房出现问题。此时，大坯已经晒不干了。而没干透的土坯不能承重，强用它盖房，明年一开化，房子准会倒塌。怎么办？连领导决定盖一栋‘拉合辫’房。仍然是安排我们二排为主来建。我们在新房基的附近挖了两个约4X6米长方形池子，每个池子四周挖了十来个1米深的圆坑。池子是用来和稀泥，而每个坑则安排一位女知青站在里面，让她们用双手持一大把草，下到稀泥中卷，卷成泥辫子。别人将泥辫子拖拉到房基处，再有人将泥辫子一个压一个地盘到墙上。盘成墙的泥辫子之间还留有不少空隙，再被填上土，形成‘拉合辫’的墙。

我的职责是在池中和泥，我用锄头不断地搅和，以保证稀泥的高饱和度。我站在池边探出锄头去和泥，根本够不到中间的泥，无法将中间的泥和匀。所以我光着脚站在稀泥中不停地搅和，才能保证优质。当时，西北风劲刮，气温在零度左右。每天早上池内稀泥的表层都会结成一层冰凌。寒风中，光脚站入冰水里，其痛苦真是一言难尽。我每次下到池内前，心里都发怵，但因为是工作需要，我只好咬着牙下水。另外，我排六班的那些女知青们都站在阴冷的坑内，下体本来十分寒凉，加上双手成天浸在冰冷的泥水中，其苦也可想而知。

盖完‘拉合辫’房后，我患了严重的关节炎，走路十分痛苦。多亏了连卫生员上海知青金希章坚持为我每晚扎针灸，治了一个疗程，才使我走路不疼了。

更没有想到的是，转年开春后，“拉合辫”房不能住人了。因为由草和泥垒成的墙很不平，里出外进，多根被埋得很深的粗立柱无法撑住墙的倾斜。加上房顶上的苫房草被风刮乱，四周悬挂，我们戏称它为“披头散发拄拐棍”。显然，必须盖砖房才行！

我们自己脱砖坯烧红砖。做了数个一次可脱两三块砖坯的木模和凳架。我们将一大堆泥‘和’的软硬适度，然后像和套炉子的泥一般，用铁铲将泥层层地反复敲打百边，和熟，再闷上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地上和木模内撒上细沙，开始试脱砖坯。当掌握了扣模的技巧，杜绝了砖坯坡斜现象后，大家开始了脱砖坯的劳累工作。每人每天要和数吨重的一大堆泥，脱数千块砖。每次需快速地大弯腰，双手触到地，从泥堆刮出一团泥，就势在地上滚一圈，粘上细沙，再站直身将泥团扣进木模。这样反复3次装满3个砖模的泥后，要端着数十斤重的坯模奔跑到场地的另一边，弯腰扣在空地上，再立即往回奔。每个动作都控制在数秒内完成。许多人累得流鼻血。即便如此，进展仍不快。所幸连队购来一台半自动化制砖坯机，这才加快进度，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知青们的劳动强度。

脱出的砖坯经过烧制才会变成红砖。

我们在连队的北土坡上挖了2个露天的砖窑，一大一小，大砖窑长约10米、宽约4米、高约5米。约10米长的砖窑南墙下开了3个烧火口，烧砖时往里面投放木头柈子。砖窑的东西两侧各开一个进出砖窑的门口。由于门外是土坡，所以窑门口底部要高出窑底约2米。清窑时要放下一个2米多高的大木梯才能进出。这个木梯子很结实，是用厚约5公分、宽约30公分松木板钉成的。

利用北坡挖砖窑的设计理念有一定的道理，从坡顶垂直挖到坡底，垒上砖窑的四壁后，其北面墙顶部正好与土坡上面的平地保持一平。装窑时可以将坡上的砖坯棚内晾干的砖坯就近运来，再顺着滑板溜到砖窑内，会省很多装窑的劳力。这种设计看似合理，但却忽略了安全问题。因为垂直的砖窑北墙外紧贴着被挖成90度垂直的土壁，而垒砖窑墙砖不是用水泥沙子，而用的是泥，当经过数次火烧后，早已变成了粉末，没有任何拉合力。

众人在坡顶装窑时，成吨的砖坯人搬机拉地先堆放在北墙顶边的土道上，加上拖拉机和拖车的自重，雨后土坡顶整体慢慢下沉，下沉土全部横着挤向10米长5米高的砖窑北墙上。如同身怀六甲般砖窑北墙壁渐渐地凸向砖窑里面。在一次大雨过后，人站在北墙顶弯腰往下看时，已经望不见其墙根了。

那天我们五班的任务是清空上一次烧窑后残留在窑内的砖头，然后二排装新砖坯烧下一窑。我站在砖窑窑顶北墙上，往下看到北墙已经如此严重倾斜，几乎就要倒了，想到了安全问题，认为不能派人下砖窑里面去清窑。我让副班长北京知青王惠民回前面不远的营区连队去报告险情。因为，我一个小班长无权在一天要干出2天活的夏日里下令停工。

功夫不大，王惠民回来了告知：“连领导说不能停工，继续干！”

真没想到连领导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听后，心情极其沉重。兵团执行命令如山。我只能带班里人下到窑底清窑。面临眼看要塌窑的危险，谁下去，都是冒生命危险呀！我心想：自己是班长，在危险面前，我应首当其冲呀。危险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吧。我决定只带1人张志祥下到窑底清窑。这次冒险，我们是完全被动的。

我带着北京知青张志祥下到窑底。上面二排的其他知青们开始向砖窑的北墙顶上堆放搬运来的砖坯。多亏张志祥反应快，他提出要出窑到上面去取件工具。我心想：此处太危险，如果让别人出了事不好，就让他出去吧。我自己接着抓紧干，干完后也想赶紧出去。可是仍然迟了，只听“轰”地一声响，砖窑的整面北墙终于倒了！

10米长5米高的一面墙斜倒在4米宽的狭长砖窑内，里面人根本无处藏身。落下的砖头如落在头上、身上，不死也伤。我一辈子忘不掉那塌窑瞬间的可怕场景。只见砖窑北边的整面墙壁突然龇牙咧嘴地探出头来，一起并排着向我“咬”下来，各个砖缝流出红色的干土沫，更细些的变成红粉尘向上飘，瞬间整面墙的块块红砖劈头盖脑地向我砸过来。此时我急速地冲到东部侧面的窑门口木梯下，想爬梯子上去，可是时间根本来不及了。我只好转身躲到大木梯的南面, 用手扶直木梯挡在身前，上下分开双臂拼命地撑住了木梯。

“轰隆隆”巨响后，倒下来的砖土埋了整个砖窑。上边的荒友们看见砖窑塌了，弥漫的灰尘中已经看不见我，急坏了，纷纷跳下来抢救我。多亏了我躲到了砖窑的一侧，并且用木梯护住了我的身体，没砸死。战友们扒开砖头和断裂开的木梯板，把我救了出来。

矮我多半头的哈市知青四班长崔子寅背着我，一路小跑回到宿舍。事后发现木梯的北面立板和各横撑梯板全都被砸碎了，我双臂撑住的5公分厚的木梯南面立板从我下手方已断裂破碎了，我上手方的板子也有条完全贯穿的裂纹，幸好没有裂开，护住了我的上身。是我分开双臂拼命撑住的半米多长的板子保护了我的上身。人急时不知道哪里来的此般力气，我凭借着厚木梯板硬挡住了下砸的千钧之力，加上我已经来到了窑内的一侧，所以万幸，我没有被砸死。

连队干部纷纷前来宿舍探望我。王兆祥指导员感叹地说：“太险啦！差点成了‘张思德’。”其实，我和连领导心里都明白：事前我对此危险性已派班副专门汇报请示了，但连领导只想生产进度，不考虑人身安全，还是下达了错误命令。如果真出了人命，他们有脱不掉的责任。但是，如今自己没死。我反而安慰他们别担心，并且第二天我又照常出工干活了。

我们用自己烧的砖盖起了红砖房，终于住进了带有火墙和火炕的暖屋子。后来六连的红砖不仅自给自足，并且还支援给了团部和其他兄弟连队。自己觉得挺自豪的。

伐木，危机四伏

“打柈子”是东北当地人的俗语，是用锯把大树伐倒，再截断成各约半米至1米来长的木头节，再用一米多长斧把的板斧把木头节都劈成瓜条状的“柈子”，然后把这些“柈子”垒堆成宽1米、高1米、长4米的一个长方垛，算作一个“柈子”，加上把木材从深山运输出来，就叫“打柈子”。

因连队住房加上食堂在长达6个月漫长雪季里要烧掉数百个“柈子”才能过冬，每年大雪封山后，我们要进深山伐树干上二三个月。我们伐木为了多出材，都是尽可能低地贴着地面伐树。把锯口下在脚底板处或更靠下的位置，故而，要大弯腰撅着腚拉锯，左右贴着大树站好，脸不能面朝着大树，而是朝着大树倒向的那个方向，然后都弯下腰，让锯齿对着脚面，把锯齿贴在大树根部开第一道锯口。两人左右摆臂拉锯，伸展开双臂，拉满全锯身的长度，拉锯中还要往怀里使劲，才能锯锯掉末出进度。

“打柈子”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伐树前，首先要判断大树的偏重心，既伐倒后大树会倒向何方？需看准大树在坡地的长势和树冠的倾向，如树偏重南方，我们就先从南边入锯口，锯到树干直径约三分之一处时，再换到北边下锯，这个锯口一定要高于前一个锯口2公分。

当锯到树干的三分之二处，快接近上一道锯口时，千斤重的大树干和树枝就会倾斜，此时，由于第二道锯口高于第一道锯口，大树只能向南方倒下去，否则，会产生树底部断裂后树干反方向坐串，跳向北方的现象，如那样，树两旁的伐木人就会被坐串过来的大树干砸死或撞死。大树倾倒时，还没有被锯断的树芯木纤维会被硬性地拔断裂，发出刺耳的撕裂声，此时，该大树两边站着的伐木人需快速地伐断大树，再马上跑离，同时要高喊报警，警示周围干活的小组人快躲开。如树倒向山坡下便高喊“顺山倒”，如树倒向山顶，就喊“迎山倒”，如树横向倒在山坡上，就喊“横山倒”。

大树倒地的场景非常壮观。东北的大树都很高大。大枝杈在倒下时会带着风，落地时树干会把大地砸出“轰隆”巨响。砸起的地面雪可飞起几米高，从树干两边喷发出两片白色大幕，造成周围一片白茫茫。而此时还隐藏着诸多危险，稍不小心，随时会发生险情。

首种危险，是有些树枝是干枯的，倒地时的巨大震动，造成干枯树枝断裂乱飞，其力量巨大，如同弹片，打到人身上，尤其是头部，会出危险。天津战友刘振挺曾遇此险情。那是1971年1月，他回天津第一次探亲提前归队后，正赶上要过那年的春节，但是，连领导没让他在连队休息，过大年，而是第二天就让刘振廷坐着马爬犁进山，派到山上去“打柈子”。结果不久，他在一次伐树中，被崩起飞来的树枝打在左下巴上。剧痛造成他感觉一阵阵的眩晕，下巴马上肿得老高。后来他的下牙龈上的脓肿包一直不好，破了后出现了一个瘘管，导致后来一上火牙就肿，一直往外流脓，炎症更厉害。那是把牙根打坏了形成的病灶。团卫生队要给他拔牙，因他们不是牙科大夫，他没让，直到他下一次再回天津时才拔掉那两棵坏牙。

其次危险，是山里很多大树干长得不是笔直。最忌讳那种距离地面一米左右长弯的树。此大树倒地后会借着惯力“尥蹶子”，就是再向横处蹦跳一次，那种力量能够将旁边的小树砸断。而此处的伐木人如果没有来得及跑开，就会被砸着。伐这种树既然有危险，就不要伐它呗？不行。兵团各连队伐木，必须事先跟当地林业部门申请获批，林业局为你指定了某个山包，你只能在被指定地点干活，别的山包上的大树不能砍伐。而让伐木的山包上，多数都是这种不成材的树，也是林业部门想伐倒之后重新种树苗的地区。为了伐干净划定的树木，我们知青只能冒险去伐倒歪树。

一次我班里上海知青钱金荣伐倒了一棵歪树，树倒地后，横着跳出去五六米远，把他砸在了大树下。多亏他机灵，见大树干横向扫过来，忙卧倒在雪地里，而大树干的落点偏巧就是砸向他头部所在的位置。吓得我急忙跑过去查看。而他竟然没受伤，原来歪树的翘高点恰好正在他的头部上方。能碰上这运气，也许真是老天护佑！

再者，大树快锯断已经倾斜发出拔断树芯木纤维声时，最好是两人加快拉锯，尽量把树芯都伐断，才不会造成树桩子上留下一截一米左右高的长舌头般的“树舌头”。否则，倒下的大树会因“树舌头”向旁边蹦高跳起，砸向旁边，造成那侧的伐木人受伤。

有一次，北京知青王江伐倒了一棵直径约20公分的杨树，就在树将倒下时，王江突然发现倒向处还站着其他组的知青，他忙抱住大树，以延迟大树倒下的时间。可是，湿杨树干特别沉，当那位战友跑开后，他却失去了重心，随同大树一起倒下，多亏那里地面不平，雪地里有个凹坑才使他没有受伤。

在一次伐木中，别的组伐倒的一棵大树突然变了倒向，铺天盖地的树枝向我砸来，当时我却不知。在此危险之时，多亏王江把我推向了一边。我才听到身后大树倒地后的轰然巨响。我庆幸在战友的帮助下自己逃过了一劫。

这些都不算最危险的。当地人有几句嗑：“东北干活有几怕，最怕伐木去‘摘挂’!”这是何因？是因为伐木中被伐倒的大树没有倒在地上，而是挂在附近别的大树杈上，叫“搭挂”。因森林中树木茂密，“搭挂”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为已伐断的那棵大树付出的劳动成本太高，我们不能一走了之，白白浪费了刚才伐树所花费的人工和树木资源。

这时便要去“摘挂”。怎样摘？我们没有机械化，靠人力也根本不能将数吨重的，且树枝缠绕在一起的倾斜大树拉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被压着的那棵大树也伐倒，叫做“摘挂”。摘挂前判断第二棵大树将倒向何处？就非常重要。因为它的倒向不仅取决于第二棵大树自身树干和树枝的偏重力，还要考虑搭挂在上面的第一棵倾斜着的大树的压力方向。该工作可以说是危险系数最大的，因为第二棵大树倒下时，压在树枝上的第二棵大树会跟着一起倒过来。

同时要倒下两棵大树，并且是在伐木人伐断第二棵大树的瞬间，绝大多数情况是伐树人几乎无法躲避的。明知道“摘挂”要冒着生命危险，此活太危险。我们不让班里战士们干，而我们两个知青班长便主动前来一起“摘挂”。二排四班长哈市知青崔子寅和五班长我，一起干过数次“摘挂”活。崔班长属虎，我属龙，是连队突击排两个男生班的班长，（二排还有一个女生班）。我们是全连主要劳力排的两个班长，干全连所有累活、脏活的带头人，属于六连的壮劳力。在最危险面前，必须我们上！

记得有一次，我们面临着“大摘挂”。那是两棵大树压到了一棵大树上，三棵搭挂在一起的大“搭挂”。因伐倒的第二棵大树也没有倒地，都一起压到了第三棵大树上。我们两个班长也为难了。不干吧，怪可惜的。干吧？太危险。因伐木的我们将要在第三棵大树下拉大锯，等三棵大树一起倒下时，旁边的呈八字形的两棵倾斜的大树干会把我们逃跑的路线都切断的。我们两个仔细观察着，分析着，设计好了逃跑路线。便不顾危险和疲劳，又开始伐第三棵大树。

下第二道锯时，我们拉锯的声音和树干纤维被拉断的声音响成一片，刚伐断了一半，眼看将被上面承载着的另外二棵大树重量的第三棵大树倾斜了，我们赶紧跑开。终于大树按设计的方向倒下了。我们侥幸地从倒向地面的后面二棵大树干的缝隙中逃了出来。三棵大树呼啸着一起倒在雪地上。“轰隆”巨响中，大地颤抖，树上的雪和地上的雪漫天飞舞，非常壮观。

感谢当年我们还年轻，身手算得上敏捷。感谢我们当年有那种魄力，这魄力来自心中无我，一心为公。

伐倒每个山上的大树后，需要将大树干和大枝杈进行“规楞”，就是把它们集中堆放在一起，便于履带式拖拉机车来时装车拉走。“规楞”主要靠人力抬“蘑菇头”。“抬蘑菇头”是东北伐木人的习语，是人抬着中间粗两头稍细的木杆上带有一副铁链和两个弧形长铁钩“卡钩”，钩牢抬起雪地上的大树干，运到附近的树干堆上的全套劳动。

干“规楞”活一般是两位个头相近的男知青一组，前后两组，一起抬。伐倒的大树多数很粗，去掉树梢留材的大树干足有六七米长，一棵湿树干约有七八百斤，粗些的约上千斤重，非常沉。4人抬，每人要分担约二三百斤的重量。有的小知青原在大城市居住，肩不能担，此时担起如此沉重的“蘑菇头”，当木杆细端压进肩膀顶在后脊椎骨时，其滋味是剧痛的，像刀杀入肉的感觉。尤其在“规楞”中，抬运大树干是在约半米深的雪地里趟着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加上有人摇摇晃晃，走路歪里歪斜，当年知青们“规楞”中，每迈出的一步都是在拼命！

为了使得抬“蘑菇头”时4人走路的步伐和节奏一致，其中要有一人负责从开始并在行进中不停地喊着“劳动号子”。而且要求领喊人唱出的“规楞号子”词每句都是四五言短句子，并且讲究每句结尾字都要压在韵上，其余人听着才舒服，干活中才会有劲往一处使，才会配合着在每句的结尾时，紧跟着应和出一个字“嗨”！如果领喊人编的句子出了韵，其余人便会“哼”一声表示抗议。或者故意不应声，或者憋着嘴心里嘲笑。这时，整体步伐就不整齐了。

本来大树已经压的人连喘气都费劲了，领喊人还要一句接一句地喊着劳动号子，确实费气，费神。而我就是那个常喊“号子”的人。因喊出的劳动号子词没有事先编好的台词，往往需要在劳动现场边走边临时现编。我每次都是边费劲地抬“蘑菇头”，边费神地想下句词，确实经受了锻炼，后来竟然练就出张口就喊出押韵的句子来，其实就是编“顺口溜”的本事。

在“规楞”中，我练就了铁肩膀。1971年冬天，我们打完柈子回到连队，连队要求把一台1人来高的长方形机器（记得好像是台发电机组）抬到拉合辫房子里去。当时只有7个人，而那台像大柜子的铁疙瘩机器特别沉。我们用了两根特别粗的大抬杆，每边都是4人，每头由两人抬头，应该有8人，才分配平均，但现场只有7人，我就自己一个人负责抬一头，还是我负责喊“劳动号子”。现场7个人都按照我喊的号子，一起迈脚前进。这台机器太沉重了，压得大家摇摇晃晃，而我一个人却能迈出脚步稳健，还能喊号子，估计，是因这次劳动，加上平时表现，我才成为了连里公认的“能干”知青之一。

我们也曾想借助畜力，想让牛拉大树干，但失败了。有一年冬天，连里派一头健壮的黄牛犊子拉着一个爬犁上山来送粮食。我们卸下爬犁，牵着牛到了附近伐木的山包上，套上长绳子绑上大树干，让它拉着大树“规楞”干“倒套子”活。本以为这样可以省人工抬“蘑菇头”了，结果这头犟牛对在雪地上拉大树非常生气，牛眼都气红了，才拉了几棵树后，就嫌大树太沉“罢工”不走了。我用鞭子抽，并且大声吆喝，它就是不动。六班副班长哈市女知青王丽萍到牛头前抓着牛笼头缰绳，往前拉牛。由于马号以前没有给这头牛戴鼻嚼，因此它不听使唤。后来它被王丽萍拉急了，把头一低，猛地用犄角插到王丽萍的身体下方，一仰头，把王丽萍挑飞出去数米远。大家都吓坏了，以为王丽萍受伤了。幸好四周都是厚雪地，王丽萍爬起身来，竟然没有受伤。

我就狠狠抽它，它突然往前一蹿，竟然把拉大树的粗绳子拽断了，可见粗大树有多沉！气得我把这头犟牛的缰绳拴在旁边一棵树上，抡起鞭子抽它。没想到，它竟然扯断了笼头的牛皮带。脱缰的它猛地转过身，低着头把犄角对向我，猛地冲过了顶我！我转身就跑，但两条腿跑不过四条腿，这头愤怒的牛转眼之间已冲到我的身后。此时，慌乱的我脚下却被雪里一棵树枝一绊，猛地趴倒在地，恰在此刻，疯牛正跳跃起来猛顶我的后背，因我突然趴下了，牛没顶到我。这头数百斤重浑身蛮力的牛飞越过我近1.8米的身体，蹄子从我的头前落地，其中一只沉重的牛蹄贴着我的后脑勺划过，把我戴着的皮帽子踢飞了。我摔得鼻破血流。犟牛转身想回来继续攻击我，见战友们跑过来了，便跑走了。我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身边的北京知青钱志强看得目瞪口呆！见我爬起身，满脸是血，钱志强以为我的头被牛蹄踢坏了，或者身上受了内伤而吐了血，跑过来扶起了我。我站起身，自己觉得头部好像没被踢伤，满脸的血好像是因为刚才摔趴下时，面部碰地出鼻血了。

然而，后来我听到别人传话，说老钱曾对一些人说，我受了内伤吐了血。我听后比较郁闷，也许老钱是好意，说我是在劳动中累病了，想让大家照顾我。但我听后心里不爽，觉得我怎么成了受过内伤吐过血的人了？当时我才20岁，还没有搞对象呢，如果女知青们都认为我是受过内伤吐过血的人，将来谁还愿意跟我处对象呢？

当年在山中劳动的风险很多，远不止上述这些。比如树木装车，也充满危险。

1971年冬一天半夜，二排男知青们爬起来装车。天特别的黑，仅靠拖拉机的大灯照射现场装车。有一棵特别粗的树杆，大家前后插进了两根抬杆，一起抬起来，靠车斗边里面两个人分别把两根抬杆的那头担在拖斗铁皮车厢底板上，赶紧弯腰，从大树干下面钻到外面来。当时我站在前面这棵抬杆的外面这头，用肩膀扛着抬杆，后面一人抬着后面的抬杆。突然，后面那根担放在拖斗车厢上的抬杆头部因有雪团一滑，掉落了，大树干的后半截猛地从1.5米的高度掉到了地上。

大树干一头突然落地，周围战友们惊呼着赶忙往外闪身，因大树干太重，砸到非伤既残。我也想躲开，但发现四班北京知青孙权利从里面还没有撤离出来，此时他正在大树干下方。我如果一撤，大树干整个落地，他正好被砸在下面，性命不保！我没敢撤离，只好咬牙用肩膀顶住了抬杆。大树干那头落地时猛地一颠，传到我肩膀是猛力一击，格外疼痛。凭我一人之力，没使千斤重的大树全落地，救了小孙一命！

半夜装车遇到的危险，还发生在绞紧捆绳过程中。装满车后，因树干和大枝杈都是支支楞楞的，必须用大绳捆上并且绞紧，才能保证在运输中整车货不松动乱掉。捆紧大爬犁，比较安全，因为距离地面较低。但装大拖斗车，就非常危险，因装了四五层大树干货后，货顶部距离地面已经有四五米高，如同在高楼上。一次，机务排上海知青周广成与副指导员杨玉生二人将装满车的大拖斗捆绳绞紧过程中，突然，绞杆折了，正在使劲推绞杆的周广成突然一个倒栽葱跌下车去！如果他头部落地，有性命之忧！

周广成真是有本领，像个猿猴，在下落中，他伸出胳膊抓住了车边部的一个树杈，人只是打了几下“秋千”。大家真佩服他的好身手。

而有些装车危险别人是无法预防的。一年冬季，一排战友们去拉柴火，虽然不是进深山里“打柈子”，但也是装一些不直的树木。在装车中，天津知青刘志和突然被一棵弯曲的圆木砸到了脸颊，当场他被砸晕了，倒到了地上，昏迷不醒。战友们慌了，赶忙把他送回，因伤势较重，把他送到了坐落九连的营部卫生室。当刘志和慢慢地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营部卫生室内。面部非常疼痛。脑袋受伤特别危险，如果伤到大脑，会危及性命。这次负伤还是给刘志和留下后遗症，造成他的下巴容易脱臼，多少年后每次想起来心中都是痛。

“打柈子”，还在木头运输中发生过翻车事故，就不多说了。总之，我们就是这样，以血肉之躯与大自然抗争着……

狂奔，迎战山火

再说说当年的一场山火。

1971年5月8日傍晚，劳累一天的我们六连二排知青们吃完晚饭，刚回到宿舍门外，突然听到连队营区东边传来了惊呼：“着火了！”

原来渚渤河外江边那块田旁的草甸子着了火，大火快要烧到树林子了。

六连顿时炸了营！北大荒人都知道，经过漫长的冬季，春季遍地的荒草早已枯干，沾火就着，一个火星马上就可以燎原。一旦烧起来，火借风势，会烧成方圆数十里或上百里的大火场，过火之处庄稼、草场、房屋、树林都将化为灰烬。

我们急速冲向火场。由于我们很多知青是第一次参加打荒火，没有经验，几乎都是赤手空拳地跑了过去，拿什么去打火？我们心中没底。而曾经参加过“打山火”的哈尔滨市头几批的知青却有经验，首批哈市知青李建忠副指导员等先跑到食堂的柴火堆前，抽出一根长树枝，扛在肩上跑向火场。有的知青当时看后不理解，后来到了火场才明白，灭火几乎全是靠树枝打火，怪不得东北人管灭火叫“打火”。

奔向江边火场的这条小路约有数里地远。在途中一个拐弯处，我瞥见身后已经跑来上百人，大部分都是六连的京、津、沪、哈知青，有上百人之多，大家真是为保护公家财产，心中怀着毛主席的教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奋勇向前。

我在当年那次打火后的次日写了一篇日记，记录了当时情形，摘录如下：

“……茂密的树林是祖国的财产，一定要把火扑灭，保卫边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火光就是命令，我以最快动作，急（疾）跑在前面，边跑边下定决心，一定要拼命地把火扑灭，决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一点损失。一定向刘文彦学习，在这次战斗中，一定发扬“两不怕”革命精神，只要为了毛主席，就是牺牲也愿意。（我）心急得很，可跑了一段（路），就跑不动了。这时我仿佛看到山火在火（烧）着我们的森林，我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去……”

现在再看这篇幼稚的日记，当时不到二十岁的我思想确实单纯，光想着革命口号，没有多想打火中会遇到多少危险。不过，我们那天是干了一天累活后，进行数里地的马拉松式急奔，确实够累的。

作者的北大荒日记

奔向火场的半路上要过渚渤河，大家也毫不犹豫地趟了过去，鞋子、裤子全湿。再跑过前面的山岗，便看到火场了。此时，火线已经烧了约百米长，窜起来的火苗有一人来高。长长的火线上，只有三排的十多人在于德云排长的指挥下正拼命地打火，数位女知青的辫梢都烧焦了。原来他们是在约一个小时前发现了跑荒火情，便立即投入灭火战斗。并派余鸿章赶回连队喊人。由于跑荒火的面积太大了，长长的火线仅靠他们十几个人根本无法扑灭，眼看着草甸子的熊熊烈火就要烧到前面不远的树林了。

两年前我们天津知青新到六连时，就听说了副连长刘文彦因打火被烧伤的光荣事迹。后看到他那被火毁容的面孔，深知打火是非常危险的。但我和战友们更清楚，大火面前，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地看着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离大火数米远都能感受到灼烤面部的热浪，但我们都无所畏惧。

我冲到了烈火烧得最旺地方，学着大家的样子，抡起树枝子拼命地扑打着大火。突然觉得一阵风向稍有变化，大火随着风势，迎面而来。我的面部和手被烈火烤得火辣辣地痛，竟然听到了自己发梢被高温烤着了的“吱吱”响声。自己下半身刚才被河水湿透的裤子和鞋很快地被烤干了，并且双脚感觉到了胶鞋底下厚厚草木灰的滚烫热度。我感到了自己就要被大火包围，生命遇到了危险。我知道此刻我应该赶快冲出去。我人高腿长，猛地一跳，跳出了火苗的围攻，接着又转身顺着风向投入打火战斗。

大家在与火蛇搏斗着，经过约一个多小时的战斗，人多力量大，终于将荒火扑灭了。北大荒兵团人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打火战斗！国家的树林保住了，我们胜利了！

过度疲劳的大家终于松了口气。李建忠副指导员指挥着大家查看着刚才过火之处是否还在冒烟，防止死灰复燃。当李副指导员来到我身边时，我问了她一句，下步还需要干什么？想请示一下连领导，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是否让大家赶快回连队？

由于当时不知道此次火灾发生的原因，加上火场距离黑龙江边不远，李副指导员考虑到是否有敌特破坏？命令我们五班“担任警戒”任务。直到很晚我们才得到撤退的命令。

我最近从网上查证，逊克地区1971年5月8日落日时间是18:52:11，天黑时间是19:29:27，又查万年历，那天是辛亥年（猪年）农历四月十四，天空是有月亮的。

就在接到撤退消息后，突然听到有人发出“哎哟”声，身边发生的一件事又让大家紧张起来。

只见战友小L双手抱住胸口，疼痛倒地，不停地翻动，想必是他此时觉得疼痛难耐了。大家猛然想起，日前有人曾在远处望见他被马前蹄踢伤过胸口，想必此刻他又感到剧痛了。可大家出来打火，眼下无医缺药。背他回去？会挤压他的胸口，造成剧痛。

此时有人建议，如有个担架才好。于是有人用拳头粗的枯杨树枝，缠盖上衣服，做成个简易担架。抬着他前去九连所在地。

一路上大家披荆斩棘，磕磕绊绊。多亏老复员兵陈排长地理熟，他领着队伍，大家抬着小L到达九连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

大洪水中打捞尸体的苦差

1972年7月仲夏，北大荒的天气真怪，虽然一场透雨从头晚下到了第二天的后晌，但天气也不至于冷得让人发抖吧？我真的觉得浑身发抖，已经透心凉了！没穿雨衣湿透单衣的我在雨中行进好久了，而心情比天气更沮丧，因为这次我们执行的任务是去捞死尸！

在通往库尔滨河的泥泞小路上，默默地走着我们一行7人，其中4人是来自团部机关和团卫生队，另外3人是6连知青孙连海、胡德海和我。大家走向通往黑龙江界河的库尔滨河。

上午，库尔滨屯老乡发现库尔滨河面一棵树杈上挂着一具死尸。消息传到团部，团领导马上想起来此人可能是已经失踪数日的12连上山采木耳未归的转业战士老毕。地处边境线的兵团领导对人员失踪事非常重视，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唯恐有人游过黑龙江叛国投敌。团领导马上派出干事和团卫生队员前去打捞死尸，查明死者身份。

团干事和卫生员干此事是本职工作，却嫌捞死尸晦气，便耍小聪明，途中拐了个弯儿来到库尔滨河附近的6连抓公差，要求6连派几人跟他们前往。连领导便来到二排男知青宿舍，命令正在休息的五班长我和孙连海、胡德海等3位知青立即前往。难逢雨天休息的我们接到紧急命令，没做任何准备，我只穿着单衣裤冲进雨中。外面在下雨，我却没有雨衣可穿，从家带来的雨衣已在去年冒雨雪扛柳条子中挂碎扔了。自己没想到，此一去差点丢了命。

乌云层层叠叠地罩着头，狂风肆无忌惮地扯开衣襟领口，冷雨劈头盖脸地抽打脊梁。气温降到10℃度以下，哪是仲夏？像入了深秋！我觉得快被冻透了。我羡慕地看着走在前面的团部人都穿着厚军用雨衣，发现前面的卫生员背着两个军用水壶，估计里面装的是白酒，便想喝点酒暖暖身子。

他随手摘下一个水壶，拧开盖子，转身递给我。我接过水壶，立即扬起水壶向口中灌。液体刚入口，我突然感到不对味，忙吐。细看壶里，哪是酒？分明是消毒水，是准备清洁腐烂死尸用的剧毒消毒水！消毒水是强腐蚀性毒药，滴到皮肤上会马上起泡把皮肤烧得变白。喝消毒水对人体内脏有多种危害，会直接导致死亡！我顿时感到消毒水烧灼着我的口腔和食道。我吓坏了，忙呕吐。

听到我闹动静，众人围拢过来。那个卫生员连忙道歉，原来另一个壶里装的才是酒，由于两个水壶外表相同，天冷他没细看，随便地把装消毒水的壶递给了我。可我却被害苦了。吐后，我需要喝水漱口，可谁也没带着水。雨水救了急，我忙趴到地上雨水洼处，大口地喝入混浊的雨水，再吐、漱口，折腾了一阵儿。由于及时地吐出了胃里的食物，估计体内存留的毒液不多了，但口腔和喉咙还是剧痛。是否会引起呼吸道中毒丢命？有没有后遗症？卫生员不讲，这么粗心的他也许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

此时的我应是被照顾对象。假如在劳动中，班里某战士闹胃病吐了，我就会让他回连，并且会派一个同伴护送他回去，这是我多年当班长的经验。现在我估计带队的团干事应该也会这样。我期盼着。可是团干事却一声不吭。难道他不心疼战士？还是他怕让我们当兵的一走，他只好自己去捞死尸？带队人不表态，大家都在冷雨中沉默地看着我。

我趴在泥水中心情沮丧，本应回连队休息，但带队团领导却不发话。我深知建设兵团战士“服从命令”是铁律！领导不发话我是回不去的。那个年代号召“先公后私，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虽我误喝了消毒水，但人没死，就得继续完成任务。我只好爬起身来，默默跟上队伍，继续前进。

终于来到库尔滨河边，大家看到河对岸水中一树枝上挂着一具漂浮的尸体。库尔滨河上没有桥，无法绕到对岸。好在这边河岸水边停着一条小船，团干事让我们知青上船去涝死尸！本来捞死尸属于团卫生员干的活，此时他们不干，却让我们战士干。而我这个刚才差点被‘毒杀’的人不但没得到他们同情，反而被指使去干他们不愿意干的活，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怪不得士兵想当将军。

我这一生中最怵头看见“白事”。在天津如某条街上有医院的“太平间”后门，本可直行通过的我宁愿绕数条街远路而不走这段路。但此时却让我去捞死尸，自己虽极度不满却无奈。我和胡德海跳下库尔滨河约2米深的陡峭堤岸，下到河滩边上船。胡德海划着船，慢慢地靠近了死尸。团干事站在岸上指手画脚地喊，让我用船头上的那条系船用的细长铁链子捆住死尸拖过来。

浸泡数日的肿胀死尸样子非常恐怖。我已经吐空的胃部又是一阵痉挛，又冷又怕的我哆嗦着用铁链子捆住死尸的一只脚。胡德海划船回来，把死尸拖到这边的河岸。团干事从死尸的衣服和体貌判断出这正是12连的老毕。需要把死尸运回去，但此时他和卫生员才想起来，既没有带来裹尸布或袋子，也没有安排好卡车或马车等运输工具。就连搬尸体上2米高的河堤岸这活，团干事和卫生员都不愿意伸手干。

“轰隆隆……”天空响起了震耳的滚雷声，暴风雨马上就要降临，此时，团干事做出了决定：转天派车来再运走尸体。他让我将尸体先固定在河滩边上。可这里的河滩上既没有大石头，也没有粗树，系在哪里？团干事让系在河水边的一小丛柳树条子上。我看着这丛细树条起疑，每根条子仅有手指般粗，才一米多高，手一碰左右摇摆，这能行吗？再说，铁链子的一头固定在船头，另一头已经系着死尸，没有其他绳子，怎么系？我只好将铁链子对折，形成了一个新头，系在树丛的根部。湍急河水冲击小船和死尸的力量很大，而且铁链子对折变短后很难系扣，又冷又怕的我费劲地将铁链子绕过柳条丛根部系上扣。

暴雨就要下了，此处库尔滨河边没有避雨的大树。团干事率先往回跑，大家跟着奔向1.5公里外的6连。疲劳的我胃中难受，落在了他们的后边，眼看着他们跑进了6连，大暴雨下起来了，“光顾”了我。

这场大雨下了整整一夜，造成了库尔滨河上游的小兴安岭的山洪暴发。转天当团干事再次来到库尔滨河边时大吃一惊，发现上游泄下来的洪水已将平时2米多深的库尔滨河堤平了槽，根本看不见昨天河堤下的河滩了，那丛柳条连同拴在上面的死尸和船全不见了踪影。听着汹涌澎湃的洪水发着轰鸣的巨响，团干事暗暗地心中叫苦，后悔昨天没打捞死尸上岸，没料到夜里会突发洪水。洪水冲击力如此巨大，柔弱的细柳条丛很难扯住船，而且船随着水位不停上涨，河水淹过柳条丛顶了，即便横向不被拉走，船上浮拉力会扯高系在树条子根部的扣，肯定是船连同尸首被冲走了。河下游数里外就是汹涌的中苏界河黑龙江，死尸漂进黑龙江，如再漂过了国界线，根本无法寻找了。今后很难再找到老毕尸首了，回去怎样向领导，尤其是老毕家属交代？

库尔滨河的那场洪水一直倾泻了一周。后来所有人都不抱希望了。

没想到，当洪水退去，河面又退回到2米下的原位时，奇迹竟然出现了。那丛柳条还在，并且，根部捆绑着的尸体和小船都还在！多亏知青我干活认真，不偷懒，尽管身体不适，心里害怕，但用铁链将柳条丛根部系得很紧，不仅上涨的河水没能使船上浮，反而把船头扯低，让船进了水，淹在了水下。凑巧因晃动的船身冲击了河堤，造成堤土塌方，反而压住了部分小船和尸体。假如换一个干活马虎人，因害怕和心理抗拒而胡乱系个松扣，那么就找不到死尸了。

事后，上级也没有表扬我，我也没有表功。我知道，当年有很多知青都比我干的好，他们一直是默默地为国家为守卫边疆做贡献的。

我们那一代，在北大荒历险的事情还有好多，比如有一回我独自去一个深水潭打水，为捞掉进去的一个铁桶，就差点儿淹死。这类事情，此处不再赘述了。总之，我们年轻时经历的北大荒岁月，有欢歌，有传奇，也有痛苦，有伤悲。那样的奇特历程，是超乎现在年轻人的想象的，同时，他们也一定难以理解我们当年浑身上下所洋溢的单纯而勇往直前的精神。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那样的过往，今天已不值得炫耀，但是人生在世，要能吃得苦，要经得起苦难的磨砺，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经历，还是对世人尤其年轻一代，有借鉴意义的。

作者近影

作者在北大荒时

作者：扈其泽，1952年生，天津人。北大荒下乡知青。1973年进天津师范学院学习外语。后从事外贸工作数十年。出版两部译著，发表诗文甚多，为天津市作协会员。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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