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赏析（且就洞庭赊月色）

作者：杨柳岸边

诗歌赏析——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1）

李白就是盛唐由时代造就出来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具有火焰般的热情和“天马行空，不可羁勒”的气势，令人惊叹。无怪乎杜甫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以丰富瑰丽的想像，奔放的感情，如橼的巨笔，自由挥洒，描绘出各种富有艺术魅力的意境，展示出他那蔑视尘俗、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向往光明的理想境界。其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得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自我形象的塑造。他的浪漫主义手法，使其诗作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统一，使其诗中的自我形象达到了尽可能的完美境界。因此，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有着特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形象是文字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是作家审美认识的结果。它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比生活具有更高的集中性和典型性。”（2）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便是他的生活在文学中的反映，是他生活经历的再现和概括，是他生活的真实情景的显现。在其自我形象的描绘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那落魄僚倒的一生。可以说，李白诗中一系列的自我形象就是他用诗文写成的“自传”。其诗作中既有为祖国建功立业、追求进步政治理想的英雄形象；有反权贵、轻王侯、傲岸不羁的反抗者的形象；又有纵酒狂歌、追求自由和孤高出尘的飘逸者的形象。这些形象有着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正是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

“文学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人物形象，而塑造人物的关键是刻画人物的性格。”（3） 作者的倾向、理想和思想感情必须通过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来表达。李白便是这样，他通过刻画英雄性格表达了他对进步政治理想，为祖国建功立业的追求。由此，其诗中的自我形象显得丰满、独特，个性鲜明、感染力强。

如《永王东巡歌》十一：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净，西入长安到日边。

头二句出语惊人，豪迈逸俊，写出了勇敢、坚毅的英雄性格。这豪迈的气概，不仅体现在敢于毛遂自荐、当仁不让的举措上，还表现在“平交诸侯”、“不屈已、不干人”的落落风仪上。一个“借”字就显示了李白非凡的胆识。“指挥戎虏坐琼筵”写出了诗人想像自己象驰骋沙场的将军雄才大略、气宇轩昂、勇冠三军的英雄本色--高坐于琼筵之上，于斛筹交错之间“指挥戎虏”，在这诗化了没有一丝火药味的战争中赢得胜利，连“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较之黯然失色。“南风一扫”更有一种横扫千军，锐不可当的气势，使人联想到流星从空中急速掠过。这位军事统帅的诗人，他那豪迈的风度，矫健的英姿，飞扬的神采，在这神奇般的描写中，历历在目，深映脑海。李白通过丰富的想象，直抒胸臆，希望得到永王（暗示朝廷）的信任，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以便“一扫胡尘”、“西入长安”来到“日”（皇帝）的身边。表明了诗人参加永王幕僚的最终目的，表达了自己建立奇功，报效国家的胸襟和英雄气概。这叱咤风云的“盖世英雄”的形象就是李白塑造的自我——他神奇、超人、崇高，是诗人性格胸怀的结晶，是诗人理想光辉的闪耀。



又如《行路难》其一：“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面前虽有美味佳肴，但诗人咽不下去。长安之行（此诗写于一入长安失望之际）使他看到了现实的黑暗，社会的凋弊，政治的腐朽。又使他沉痛的是“济苍生”理想的破灭，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苦闷、彷徨、迷惘、象只迷途的孤雁，艰难的飞行、哀鸣、象是一位重创之后孤独的跋涉者，步履蹒跚。他大声疾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愤怒之火在燃烧，乃至无法压抑，拨剑而起，似乎想要戳穿那黑暗的现实，但又无法刺破。因而四顾茫然，不知所措。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诗人眇如饿虎的目光，环视四方，急切地寻找出路，手中长剑，铮然作响，显示着诗人内心的苦闷、抑郁、孤寂和沉痛。至此，一个毛发飞扬的“失路英雄”的诗人自我形象便站在我们面前。而这一形象便是他二入长安翰林待诏生活的真实写照和艺术概括。

如“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秋蒲歌》其十五）

又如“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歌涕泗涟。”（《玉壶吟》）

《秋蒲歌》短短四句，写出了一个愁生白发，鬂染秋霜的诗人自我。诗中一种搔首顾影、徙呼奈何的情态宛然如生，诗人陷入了“自顾无所用，辞家方未归。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的悲痛之中。发出了“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为青丝暮如雪。”《将进酒》的苍凉悲哀。于是《玉壶吟》他壮怀激烈，孤愤难平，敲击玉壶，诵吟曹公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由曹操进而想到自己夙愿未尝，不觉悲从中来，郁气中结，三杯浊酒，已压不住心中的悲愤，此时诗人百感交集，义愤填膺，对秋月挥剑而舞，忽又高声吟咏，狂呼怒叱，以至凄然泪下，涕泗涟涟，悲歌慷慨，满纸英雄恨。这里诗人塑造了一个穷途落魄的悲剧英雄的诗人自我。如目睹亲聆，如泣如诉：他欲“奋起志能，愿为辅弼。”实现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但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中天摧兮力不济”《临路歌》，只落得“落羽辞金殿，孤鸣托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西飞。”《咏鹦鹉》的悲惨结局。生活的变故，使他痛苦的反思，壮志未酬，使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这可以看作他后期生活的真实写照，一生凄惨经历的总结。

“作家要使自己笔下的人物站得起，立得稳，真如所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那么，他就不能从社会典型的抽象定义出发，概念出发，而只能从具体的、实在的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出发。”（4） 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正是从他的实际生活出发，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中显现了自我的典型性，并把“心灵的生气”贯注其中，从而使自我鲜明、独特、思想感情强烈。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子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短短两句就把李白他得意的神态，自负的豪语，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正如王国维所说：“语语都在目前。”从而使其诗中的自我形象更富于生活实感。

文学创作应根据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中国古典诗歌短小精悍、高度凝炼的特点，决定了李白不能也不可能做到各色人等，应有尽有，何况又是自我形象的塑造，他只能力求个性突出，形象鲜明。这就是李白诗中自我形象的突出特点。

（二）

有人在评论李白的诗歌时说：“他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视杜少陵忧国忧民，岂右同年而语哉！称之为‘颓废诗人’，说他只知‘寻仙访道’，‘游戏山水’”（宋.•罗大金《鹤林玉露营》）

此说是没有分清李白诗中的精华与糟粕，对其诗中积极进取的精神与消极、颓废和迷信思想的主次关系没有摆正，对其诗中的自我形象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充分的肯定。

诚然，李白诗中常常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悲观厌世，逃避现实的颓废思想。这些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饮酒诗、游仙诗和山水诗等题材中。但这不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精神，“李白在黑暗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森严的封建礼法和庸俗的社会关系使他感到窒息，于是采取一种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5）他写山水诗、饮酒诗和游仙诗等只是一种手段，他的这种手段是为了“挥斥幽愤”，以示对当时黑暗社会的反抗，只是采取的方式是浪漫的。

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表面上是一首游仙诗，其精神实质是写他“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的经过，借以反映他二入长安的始末。

“足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表面上写登山，实际上写金銮召见，待诏翰林，“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写的是仕途坎坷，宦海波澜。“熊咆龙吟殷岩泉，粟深林兮惊层颠，云清清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裂缺霹雳，丘峦崩摧”这表面上的天姥山历险记，确实是李白翰林院中生活的真实记录。整个诗表面写的是迷离恍惚的太虚幻境，实际全是人间的现实。游仙是李白傲岸精神的一种表现。这首诗已超出了游仙诗的范围了，是在游仙形式的掩盖、遮隐下，影射当时的黑暗现实。李白也不再是飘然出世、超凡脱俗的仙者了，诗中骑白鹿行青崖的仙人形象是李白借它来刻画自己卓然不群。“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更是一种反权贵、轻王侯、傲岸不屈的叛逆者的形象，所以安旗说：“这首诗不是什么游仙诗，是用比兴言志的方法借梦游天姥山作为手段，反映李白二入长安的经历，用以抒发他心中的愤懑，从而揭露和批评天宝年间的朝政。诗人苍白的面颊，悲愤的目光，高昂的头颅我们也仿佛看见……”（6）他写这首诗，表达的是一种对黑暗现实决绝精神，在人们的心灵中唤醒和现实一切的怀疑和反抗心。



歌德说：他们（指中国诗人）有一个特点，人和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7）李白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认为现实丑陋庸俗而极为反感，对大自然有着的爱，大自然又是他寄托理想的地方，李白的形象常常出现在这奇丽幽美的大自然中，体现了他对光明、自由的追求。如：“涤荡万古愁，留连百壶饮。良宵宜清淡，皓月未能寝。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忱。”《与友人会宿》

又如：“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夏日山中》

诗人在这大自然中，不受封建礼法的束缚，要求快意自适，醉了就以“天地即衾忱”，随意的躺卧在空山之中，热了就“裸袒青林中”，承受竹涛松风的洗礼。这些动作，难道是遵循封建礼法的文人所能做到的吗？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魏、晋文人蔑视礼法，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思想对李白具有多么深刻的影响！而这“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语）的“不轨”举动正是李白所追求的。“醉起步溪月”《自遣》，皓月当空与友人清谈，愁随酒俱销，良辰美景，诗人与大自然完全相契合，他神游天外，思绪化入到无限的宇宙中去了。而那些封建的繁文缛礼在他这“任自然”的行为中已践踏在脚下。这是诗人对现实的否定，在自然中寄托着他对光明、对自由的追求，是诗人傲岸精神的表现。这里诗人在花月饮酒中表现了他的叛逆形象和反抗精神，其“颓废”何在？能说他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吗”？在他的饮酒诗中，更为鲜明的刻画了他反权贵、轻王侯、傲岸不屈的诗人自我形象。



如：“黄金白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饮酒，对于李白来说，是追求精神解放、超脱，然而，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他“举杯消愁愁更愁”，在当时，他本来就“戏万乘如僚友，视俦列如草芥”，此时纵酒狂饮，“一醉”而至累月，那“万户侯”又何足道哉！

此诗写于李白“曳居玉门不称情”之时，当时他正处在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境地，要冲破权势的潜网和战胜人世间的寒流，狂饮佯醉自然也是与权势抗争的手段了。

李白真的只知“醉于花月之间”吗？是“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的“颓废诗人”吗？不是的，《古风》十九 足以证明李白有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十九

这首诗写的是安禄山称帝的历史事实，李白把自己的沉痛心情放在一个游仙题材中表现出来。诗人驭风而行，飘然欲仙，但是，在俯视洛川的一瞬间，诗人的身躯在颤抖，心为之震动，他欲哭无泪，欲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是“有志不得获聘。”（陶渊明语） 诗句的字里行间渗透着诗人的血泪，流露出他对国计民生布满疮痍现实的关注；传达出李白壮志难酬的悲愤和寂寞、孤独的凄苦。这里塑造的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纷乱的战局，中原的横溃使他焦虑，诗人心中崔巍不平，对国家、对人民的命运耽忱，对安史叛军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抒一已之情，辨兴亡之理”，深刻表现了李白关心国家，眷恋人民，把国家命运同人民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爱国主义精神。



李白常常以“隐者”的形象出现在诗中，称之为“颓废诗人”就是以此致依据，由此说李白只知“游戏山水，寻仙访道”。那么我们来看看李白诗中的“隐者”的形象又是怎样？

李白很早就有建功立业的理想，为了实现这理想，他曾数入长安，只落得挥泪出朝，甚至被迫遁入方外，隐居山野。建功立业与隐居本来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思想，但在诗人的脑海中，这种矛盾却成为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但是建功立业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李白认为只有在功成的前提下，才能退隐山林。“待吾尽节报明君，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出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愿佐一明主，功成还山林”，这便是功成身退思想。功成这个前提制约着身退这种消极的思想，即使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生和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建功立业的思想依然支配着他的行动，“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 隐居是一种超脱，同时好是一种期待，这是他积极进取的一种形式，就象诸葛亮隐居隆中一样，李白期待着“刘备”的三顾茅庐，期待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再说，李白也不甘心隐居，他的壮志一直深深埋藏在心里，并且在隐居中关注着现实，诗里时常流露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逆境。饮酒、游仙、隐居看似潇洒，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形式罢了，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他的笔始终触及到现实的矛盾，表现了他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关切。

如《赠何七叛官昌浩》：“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啸咤，思欲解世纷。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 夫子今管乐，英才冠三军。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群？。”

此诗写于“安史叛乱”的第七年，正值李白仕途失意，伤心透顶之时，也是李白隐居高潮之期。诗人惆怅夜坐，是“思欲解世纷”，他希望自己象浩荡的长风，吹散压在国家上空的乌云。社会的动荡，战争不息，“流血涂野草”，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切深深的刺痛了他的心，他希望自己能受到朝庭的重用，能拔剑而起，“英才冠三军”，为国家建立奇勋，并劝朋友不要在国难当头之时去隐居避世。诗人在隐居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苦苦挣扎，最后强烈的使命感和自信心，使得建功立业，积极入世的思想战胜了隐居。李白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表现了他愈老愈坚的爱国主义精神。

李白是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的“颓废诗人”、隐者，还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诗人，在这里已是不言而喻。



上面对李白的饮酒诗、游仙诗、山水诗中的自我形象作了一个简略的分析，略窥一斑，李白作为一浪漫主义诗人，其创作偏重于主观感情抒发，而感情特别是某些深刻而复杂的感情，往往是很难直接表现，常常借助于一些与之相适应的事物，于是采用比兴的手法，在游仙、饮酒、自然花月中寄托着自己与黑暗现实的抗争和艰难中顽强的求索精神，或寓藏着对美好理想和人生的向往和憧憬。陈毅《吾读》一诗说的好：“吾读李白诗，喜有浪漫味。大不满现实，遂为游仙醉。”我们所称道的是李白的“大不满现实”的精神，他写古代常常讽喻当时，写自然常常隐射社会，写神仙常常喻指人生。所以王玉璋教授说：“对于这一点（指说他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称他为‘颓废诗人’，不关心民生疾苦等）其实是对诗人的一种误解，在当时，诗人何尝没有‘抚剑吟夜啸，雄心日千里’的壮志？但纵有报国之心，终无投笔之路，理想爱国之心层层包裹，曲折、隐晦地表现罢了…”（8）但他没有象王维那样，在理想破灭之后啸傲山林，奉佛吃斋，也没有象白居易那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是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表现为对进步政治理想的追求。

李白既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又有“会须一饮三百杯”的消极情绪，既热爱生活，又为生活中的黑暗所苦恼…我们只要对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进行全面、总体的把握，对其诗中他那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诗人形象，反权贵、轻王侯、傲岸不羁的叛逆者的形象和纵情狂歌的醉汉的形象，有了正确深刻的认识，就不会武断地结论：他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社稷苍生，曾不系于心膂”，不会说他没有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也不会称之为“颓废诗人”。

矛盾乎？统一乎？

因此，我们说李白写饮酒诗、游仙诗和自然山水诗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和作用是为了“挥斥幽愤”，以示对当时黑暗现实的反抗，只是反抗的方式是浪漫主义罢了。

（三）

在前面曾提到过，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有着特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那么，其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又是什么？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通过这个自我的发展过程，可以了解到其思想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掌握其内心活动的脉络，认识其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文学创作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记录，李白自我形象便是他生活的记录。李白少年时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游神仙，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富于想像而又琅琅上口的《诗》，“百家”中富于神话和奇想的《庄子》必是李白最感兴趣的。李白很早就受到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从小就养成爱幻想的性格，而他的家乡（青莲乡）那山明水秀的环境，她的波光碎影，层峦叠嶂，苍松翠竹，胜迹仙踪，又恰好是他驰骋幻想的天地，这些都对他的思想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李白由于家庭和时代的关系，青年时交结的朋友不是隐者，便是道士，较少受到传统礼教的影响，又对历史中政治上、军事上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如诸葛亮、乐毅、管仲、谢安、曹操等人表示衷心的向往，并以他们业绩勉励和鞭策自己，要为唐王朝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因此又形成了建功立业的思想，而唐帝国的“开元”盛世又是李白“理想之苗”萌发成长的土壤。

“李白一方面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热衷用世，追求功名，想要‘安社稷，济苍生’；另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浮云富贵、粪土王侯、隐逸求仙。这两种思想的交错出现，便形成了一种功成身退的思想”

（9）

为了实现其理想抱负，李白曾二入长安，希望得到某个人物的引荐而直取卿相，虽受到礼遇，但自开元未年以来，唐玄宗失去了励精图治的精神，政治日趋腐化，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李白不肯投靠权贵，在政治上必然没有出路。于是他纵酒狂饮，桀傲不驯，反抗意识在心中萌发，叛逆者的形象在形成、发展，隐居思想正好随之产生。

李白是时代的产物，也同时是时代的牺牲品。他并没有实现其经帮济世的抱负，其悲剧结局的必然性在于：李白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并不是代表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又没有联合人民，更没有也不肯依附于权贵，同时他又有阶级的局限性，这些都决定了他的追求是渺茫的，反抗是软弱的，其失败是必然的。

李白自我形象和认识价值还在于：他创造和再现了我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情景和典型形象。宏伟的政治理想、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他们共同特征，如：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等都是如此。正如司马迁所说：“此人皆感有所郁结，不得其道，故述往事而思来者。”《报任安书》 在李白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希望与失望联翩而至，悲观与乐观如影随形，笑容与眼泪几乎同时出现在脸上，牢骚与欢歌几乎同时迸发自他的胸间。这便是他们生活真实情景的缩影。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既有与一般被压迫知识分子相同的命运，又有自己独特的遭遇和个性特点，独有的痛苦和安慰。他是通过个别提示一般，反映的是千万个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幻灭和愤懑，他的诗正是被压抑者共同发出的深深感叹。在这个意义上，他诗中的自我形象是我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以文字描写的形象，如果努力追求，亦可取得塑造人物形象的立体感，造成语言的塑象。”（10） 形象的立体感就是李白诗中自我形象的审美价值之一。李白为了取得形象的立体感，特别注意人物动作的描写，并把这些动作放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之中，如：“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其一） 他以“停杯”、“投箸”、“拔剑”、“四顾”四个连续的动作，一气呵成，塑造出一个迷茫失路的英雄形象来。如果不用这几个连续的动作，就难以传达出诗人诗人当时的愤怒不平，不知所向、无可奈何的愁绪，也不能反映出诗人（李白）那种“天马行空，想落天外”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特点。而在产生这逼真幻觉的一瞬间，我们不再意识到产生这种效果的文字或符号——在这传神之笔的掩饰下，艺术的效果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形象的立体化形成了鲜明的直觉性，那就是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写人物，是要写出人物的思想感情，而感情是抽象的不易捉摸的，只有通过人物的言行或借助于一定的自然物的描写，使感情变为具体的、容易让人理解的、外在化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形象才能变得鲜明生动，具体可感。形象的可感性便是李白诗中自我形象的审美价值之二。如：“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凝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古朗月行》诗人以儿童的眼光看月，以儿童的心理想月，又以儿童的口吻道出，淡淡的几笔就把自我的心理变化和精神面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呼”、“凝”两个动作，写出了儿童幼小无知的心理和天真烂漫之态，传达出诗人沉浸在儿时美好事物追忆时的喜悦、兴慰之情，反衬出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不满的愤懑之情；同时又使我们在脑海里打捞沉淀的记忆——蟋蟀、蝌蚪、风筝、宇宙、人生……唤起我们的共鸣。宋•陈郁说：“写形不难，写心实难。”李白正是以其高超的技巧，传神之笔，传达出人物的思想感情，使自我形象鲜明、生动、具体可感。

综前所述，我们在对李白诗中自我形象的分析中看出，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是十分个性化的，其艺术造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我们既可以看到其诗中自我的独特之处，又可以得到视觉、听觉、情感交流等综合的审美感受，也可以了解到李白的成长史及看到我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情景和典型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诗中的自我形象，达到了尽可能的完美境界。

注解：

（1）《1848至1850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马克思第97页

（2）《文学概论》刘叔成第34页

（3）《文学概论》刘叔成第34页

（4）《艺术家的眼睛》程代熙第30页

（5）《中国文学史纲要》袁行沛第171页

（6）《李诗咀华》安旗第169页

（7）《歌德谈话录》爱德漫第112页

（8）《李白诗选讲》王玉璋第346页

（9）《中国文学史纲要》袁行沛第163页

（10）《文学的艺术技巧》王向峰第103页

参考资料：

1、《文学概论》教材

2、《中国文学史纲要》教材

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

4、《全唐诗》中华书局出版社

5、《李白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 马千里

6、《李白纵横探》陕西人民出版社 安旗

7、《文艺论丛》上海人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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