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母亲就是更好的自己（活到100岁是她眼下最重要的目标）

　　一天24小时，有人把时间交给工作，有人把时间交给孩子，有人把时间交给家人，也有人把时间留给自己。成为母亲，是一场体力与精力的较量，也是一场心胸与智慧的远行。央视网特别策划《成为母亲》系列原创深度报道，旨在探讨当下女性所面临的角色转换以及不同阶段的认知和感悟，探寻身份背后，各种人生标签的可能性。

　　——题记

　　央视网消息（记者 王汝希 陈诗文 王璐 弟辰晨）：从怀孕到分娩，从生育到养育，母亲的性别角色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如果说近代母亲开始觉醒，而在新时代“母亲”一词已经有了新内涵。当女性了解母职的实质后，做不做母亲、做怎样的母亲和怎样做母亲更是因时而异。

　　新生与重生

　　打开杨贺在社交软件上记录的笔记，可以看见一排她用白色大字标注的时间，6：18、2：55、5：57……都是凌晨。杨贺用时间打卡的，是一部分新手妈妈们非常熟悉的事：“追奶”。

　　“生了宝宝后，妈妈没有乳汁，又想母乳喂养，就要不停地拿着吸奶器吸，这就是追奶。”“追奶”大概是杨贺在当了妈妈后遇见的第一件难事，为了让孩子吃饱，从一瓶盖“追”到一矿泉水瓶，她的整个乳房都是淤青的。

　　除了每天凌晨的打卡，杨贺还会记录自己的追奶经历和方法，分享给其他妈妈。而最开始杨贺也只会“抱着一个吸奶器干吸”，在各种出血后，杨贺的乳头已经“千疮百孔”。有的新手妈妈留言问杨贺，怎么样才能和她一样“追”到那么多奶呢？杨贺回复：“你数数我的软件里有过多少个熬夜记录就有答案了，追奶没有捷径。”

　　但对于刚刚成为妈妈的杨贺来说，比生理上的疼痛更难熬的，是心理上的抑郁。杨贺出院回家的第十二天，她的母亲一开始说好的让她在月子里好好养着不要见风，但第二天看见孩子身上起了污垢后，母亲就让杨贺带孩子出门去洗澡，并告诉杨贺：“今天外面冷，你给孩子包紧一点。”在问起丈夫平时都怎么带孩子时，杨贺只说了一句：“他在打游戏。”生产过后，全家人的注意力好像自然而然就全部转移到了孩子的身上。

　　像杨贺这样的妈妈很多，产妇产后激素水平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会影响大脑的一些功能，使产妇出现一些情绪、行为的改变。

　　产后抑郁也是抑郁症的一种，主要在产后第6周开始出现。对于一些妈妈来说，生产带给她们的不只是喜悦，还有紧张、疑虑、内疚、恐惧，甚至是绝望。

　　相较于杨贺，新手妈妈胡晓婧直言：“我的心态要好一些，没有因为带孩子而郁闷。”

　　结婚后第三年，胡晓婧开始和丈夫商量着要一个孩子，“二人世界感受的差不多了，工作、生活各方面的条件也都综合考虑了，我老公也很喜欢孩子，就打算要一个。”

　　胡晓婧评价自己产后的生活时用了“顺利”二字。孩子出生后老一辈的奶奶和姥姥就一起照顾，做饭、打扫家务是两位长辈的“工作”，而孩子的爸爸在结束了半个月的陪产假之后，每天下班之后包括夜里还都会参与到照顾孩子的一切大小事中去，这让胡晓婧觉得：“不是指望着我一个人带孩子。”

　　胡晓婧的丈夫邱志伟很早就开始让自己向着“爸爸”这个角色去转变了。怎么去照顾一个小孩，怎么去照顾产妇，怎么去体贴产妇产后的情绪，这是胡晓婧怀胎十月中邱志伟一直在研习的“课程”。

　　在最近一档真人秀节目中，一位产后妈妈时常陷入低落的情绪中，更在自己喂奶被家人“围观”后爆发，她觉得自己“像动物一样被围观”，丈夫解释道，妻子无法适应“妈妈”的身份，她内心还只是个小姑娘。

　　面对生育的阵痛和身份的转变，部分妈妈感到无法适应，虽然大多数妈妈在孕期已经进行了“母亲角色的扮演和学习”，为将来的分娩做了准备，但这份准备真的充分吗？而这种准备只有妈妈需要做吗？

　　安叶的宝宝小萌出生在金秋九月，安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孩子的人，可是见到小萌的那一刻，似乎有一种不受理智控制的驱动力开始在安叶的身上蔓延，甚至在她怀胎十月所做的那些理智上的准备，也在见到他的那一秒被天性所掩盖。

　　安叶承认，这是自己从女孩变成母亲之后，生理上随之而来的变化。这是第一次她感受到母性的力量。

　　因为小萌出生时有比较严重的黄疸，第二天就被抱到新生儿科照灯。安叶回忆，自己在过了某一个时间点之后，有些“不太正常”，她想一定要当时见到小萌。安叶在剖宫产后身体恢复得还不错，就在生完小萌的第二天，她亲自跑到了新生儿科外面，想把小萌接走。

　　那时候孩子的黄疸已经好转，但是因为出院手续迟缓，要第三天才能把小萌接出来。短暂的分离让安叶无法接受，加之初乳非常珍贵，安叶一心想着亲自喂给小萌。于是，她自己坐在新生儿科的大门外，哭了很久，家人也劝不了她。

　　这件事让安叶对于“做母亲”似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生理上的母亲角色相比，再理性、再充分的心理准备依然没有办法让她跟上节奏，她也因此亲身经历了当时那种过于激动和亢奋的状态。

　　成为妈妈是一次没有退路的破茧重生。从怀孕开始，“准妈妈”的身份也让安叶对育儿知识有了更多的好奇，她开始看很多的育儿书。

　　在杨贺看来，哺育孩子同时充满着痛苦和快乐，而她的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实实在在地承担了这份责任，因为只有自己同时承担了痛苦和快乐，丈夫和母亲好像只是分享了快乐而已。

　　杨贺在一篇笔记里写道：“我可能是对宝宝最恶毒的妈妈”，但实际上却能脱口而出为了孩子可以“奉献生命，尽我所能”。杨贺坦言，作为新手妈妈要承受的压力大多数来自于丈夫和母亲，杨贺不愿意提起令她伤心的事，因为“情绪激动会影响奶水，我不能流泪，只能流奶”。她想让孩子有充足的奶水，为了孩子的健康而“感到自豪”，但同时却焦虑于自己的丈夫和母亲会利用“母亲”这一角色来“打压”她，“追奶的时候嫌我速度慢，追上了又说质量不好，宝宝打喷嚏，都怪到妈妈身上来。”

　　研究发现，新手妈妈母职角色成长的程度和速度与外部支持者的参与度密切相关。即使是面对产后抑郁，家人的包容也显得尤为重要。认为自己遭受家人“母职”打压的杨贺在喂奶时会觉得自己的乳房“不是隐私，而只是个饭碗”。而感觉“不是指着我一个人带孩子”的胡晓婧则觉得喂奶反而是自己身为妈妈所特有的权利，“只有在喂奶的时候感觉跟宝宝的距离是最近的，喂奶是爸爸替代不了，也是爸爸享受不了的妈妈特有的小权利。”

　　胡晓婧的孩子刚满五个月，她也已经回归职场，孩子出生后胡晓婧最幸福的事就是下班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个瞬间，小孩看着自己然后开心地笑。新手妈妈们的角色转换在经历了矛盾、焦虑、困惑后大部分走向了适应，而这个过程不光需要妈妈们自己去对抗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还需要丈夫、父母等等身边人的积极参与。就像邱志伟提到的：“我很想参与孩子成长的每一个过程，同时，做爸爸不仅需要当好父亲这个角色，还要做好丈夫这个角色。”

　　相比起来，父母则是安叶的强力后盾。

　　安叶回到工作岗位以后，曾经是妇产科医生的母亲，并没有从专业的角度干涉，而是尊重安叶在育儿上面的想法。“不会不让小萌穿纸尿裤。和孩子平时怎么玩，如何给孩子加辅食，配合的都非常好”，安叶在工作的时候不会因为孩子不在身边而焦虑。

　　她的确感受到和婆婆之间有一个无形的距离感难以跨越，但是安叶很尊重婆婆，敏感的她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小萌的尽心尽力。曾经有一段时间，小萌在奶奶家照顾，奶奶害怕他因为学走路被家里的家具碰倒磕伤，就让他一直在沙发上活动。这样的小心翼翼让安叶感到不安。

　　小萌发烧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安叶的处理方式是更倾向于先观察，再决定去不去医院。但是婆婆会觉得孩子咳嗽了没有去医院，就会容易拖成肺炎。如果小萌的奶奶很坚持带他先去医院，安叶不会阻拦。

　　作为另一半，安叶的丈夫景汉工作非常忙，有时候加起班来，安叶和孩子与他见面的次数也会变少。景汉如果加班到深夜，就直接去休息去了，到周末的时候再陪一陪小萌。有时候睡到自然醒，陪伴的时间就少了很多。安叶心想她跟父母多分担一些，景汉就可以专心的工作。

　　正是这样，小萌的衣食起居景汉没有参与太多，这让他有了不被需要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在那个时候安叶并没有发现因为这样的不平衡而产生种种矛盾。

　　安叶父母的婚姻非常美满。安叶曾经相信，这些过往的选择没有问题，她和小萌父亲也会一起终老。可是，就在小萌5岁的时候，安叶和景汉都感到了婚姻的裂痕，他们做了一年多的努力，持续的拉扯和疲惫感最后让安叶决定分开。这是安叶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结局。

　　“人做出任何的选择都需要勇气，更何况是这样的改变”。安叶不是没有想过，跳出去以后就要面对一个人的状态。“离婚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它不只是两个人那么简单，它还牵连这两个家庭，怎样去和家人沟通，包括两个人如何面对孩子的长大”。

　　安叶读了大量女性在婚姻中的案例，这些体会和共情帮助安叶逐渐走出了那段痛苦的时间。这份经历让安叶对婚姻的理解更深刻了，多了一分质疑，也多了一分独立。

　　单身妈妈的身份从不是安叶的困境。她给小萌创造了一种新的理解亲密关系的方式。“尽所能做好一个妈妈的角色，至少等他长大的时候不会感受到这种遗憾。”小萌的教育中没有乌托邦，他要学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学会面对，学会解决问题。

　　在安叶所触及的世界里，她周围的妈妈都很棒。

　　抽离与投入

　　留在北京的理由千千万万，让王欢决定继续留在这里的原因是她怀孕了。

　　王欢拿着血液HCG检测结果站在医院附近的天桥上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年轻的白领裹着羊绒大衣在街边等待公车，煎饼摊前排起了长队，害怕迟到的上班族一路小跑，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眼前的一切鲜活而生动。辗转6年，王欢终于迎来了新生命，这里是她圆梦的福地，是让她爱上北京的一个理由。

　　王欢的老家在东北，她跟她的老公是高中同学，大专毕业后就结婚了，婚后第二年，王欢经历了一次生化、一次胎停后，每个月开始监测卵泡，因为卵泡不成熟，一直备孕一直没怀上。

　　没多久，王欢又被诊断出来得了子宫肌瘤，将近5cm的肌瘤，医生建议手术。手术后，王欢万念俱灰，觉得未来能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就随缘吧。

　　年龄，是一道生育的闸门。女性卵巢功能在35岁之后极速老化，医学界将35岁之后生育力下降的情况称为“折棍现象”。

　　为了换个心情，2016年，王欢跟老公一起来到了北京，“在亦庄那边租了个单间，家里开销全靠他。”孩子，一直是王欢的心结，“嘴里说着无所谓，但是看着别人谈论自己家的孩子，或者看到小区里玩耍的小朋友，打心底里羡慕。然后就想着养养身体，不行做试管婴儿吧。”

　　这些年，穿梭于各大医院生殖中心就诊的人群中，新增加的主力是70后、80后。然而，辅助生殖技术并不能做到“万无一失”，同时还要考虑身体等多方面因素，加之传统“生育观”与当代“生育观”的演变、“家庭”观念与传统“家族”的冲突，很多家庭还是在辅助生殖技术的门口徘徊。

　　在王欢的老公看来，他觉得“没法接受，也不想媳妇儿再遭罪”。就在两人还没商量出个结果的时候，王欢怀孕了。“怀孕后，自己变得小心翼翼。”网上太多的信息措词都很唬人，她还是相信医生的，“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去哪就去哪。”

　　在妇产科，如果年龄达到或超过35岁，医生就会在病历上写下：高年初产，或者是高年经产，或者是写：高龄产妇，然后再备注上：“高危妊娠”。王欢觉得自己43岁怀孕，可以理解为“又老又危险”。

　　熬到了生产，产房里历经20个小时的阵痛，终于顺产了女儿。期间家人一直不遗余力地催她接受剖腹产，在她的坚持下顺产最终如愿。同病房的宝妈听说了她是高龄后，对她称赞有加，她觉得挺正常的事情没什么。

　　王欢认为自己能顺利生下女儿，之前多少的坎坷都不是事儿。毕竟在她身边，还有很多高龄女性博弈在高龄生育的路上。

　　倘若一旦成功怀孕，意味着下一场搏斗开场。

　　2018年初，王欢孩子一岁多了，家里开销越来越大，王欢做起了微商。“我是我们那个团队年龄最大的，精力也是最差的，女儿睡着后，我就抓时间疯狂地卖货，慢慢地我的销售业绩还不错，至少不用再向老公要钱了。我当时就一门心思，挣钱带好孩子，其他的一切与我无关。”

　　中年母亲把孩子看得比事业重要，却又无法舍弃事业，没有固定职业的全职妈妈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淘宝、微商、微店等灵活就业中去。一是仅靠男性一人养家难以支撑；二是害怕“什么也没做”“没有追求”“与社会脱节”等评判。

　　如今王欢的孩子上了幼儿园，王欢有了更多的时间。她推着婴儿车送孩子去幼儿园，“还记得第一天送孩子去幼儿园，为了避免别人把我当成孩子奶奶或姥姥，我特意去染了头发。”在王欢看来，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些跟不上年轻人的步伐，反应速度慢了，对新鲜事物没那么敏感了。不过这些在她看来都无关紧要，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不敢生病，好好活着，留更多的时间给孩子。”

　　现在，活到100岁，是这个妈妈眼下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规则与自由

　　“我外孙女小时候总拉着我的手唱这首歌，那时候，她才到我的这儿。”听到背景音乐是熟悉的《外婆的澎湖湾》，任冬枝眼噙泪水用手比划着，此时，从距离不到5米的卧室传来了三岁的小孙子的哭闹声，“午觉醒了。”

　　“这么多年了，记得自己是女儿、妻子、妈妈、姥姥、奶奶，却很久不曾认真的想起过自己。”任冬枝缓缓地说，“但是很值得”。

　　1948年的冬至，任冬枝出生在北郊农村，家里排行老三，兄弟姊妹六个睡在家里三间小瓦房的院子里，“以天为盖”的画面是最记忆犹新的。“家里没有那么多屋子，总共三十平方，穷呐。天一擦黑儿，就得卷着铺盖、凉席跑院子里占地盘儿了。”由于高中时期经历了变动，十几岁不谙世事的“小任同学”学业戛然而止。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人民公社兴起，任冬枝依靠农务为生。那时候，生产队的钟声一响，是需要小跑着到达生产大队，领取农活任务的，到得晚了，就积不到公分，意味着生活收入的减少。

　　1974年前后，任冬枝女儿和儿子出生了，她成为了一名母亲，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更重了。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七平米的蓝色瓦房。除了老伴儿在村中小学教书一个月30块的“高收入”，为了维持生计，在照顾孩子的同时，他们还养起了猪。“只能养一头，多了顾不过来的”，一年养一头猪，家里能增加一百块钱的收入。谈起初次为人母的感受，任冬枝有点不好意思，用“大脑一片空白”来掩盖嘴角不易被察觉的笑意。“那时候，在农村，养孩子还没有那么多规矩，穿带补丁的衣服，吃玉米面窝窝头是每天的标配。”

　　孩子们的感恩之心，任冬枝至今也还珍藏在记忆的海马体中。因为干农活中午晚回家，任冬枝到家后发现了一锅的稠糊糊，“吓我一跳，后来一问，才知道是孩子们为了给我惊喜，自己学着擀面条呢！”任冬枝微笑道，“再不容易，也拉扯大了嘛！”

　　做母亲，是一场在崩溃与自愈中的自我修行；孙辈，又是儿女生命的延续。外孙女的出生，意味着女儿生命的缔结与自己又打上一个结。那年任冬枝45岁，增添了新的身份标签——“随迁姥姥”。由于女儿女婿工作繁忙，像大多数姥姥一样，外孙女刚出满月，任冬枝就主动承担起了这份“甜蜜的负担”，“女儿说，我带孩子，她工作更安心。”

　　年轻时的任冬枝（左一）、外孙女、与女儿（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到了外孙女该上幼儿园的年龄了，任冬枝一家随女儿搬来了城市。从那时起，任冬枝的心境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她说自己一向心直口快，心里不藏事儿，然而，城市与农村的巨大生活差异，让被迫走出“舒适区”的她发起了愁。“那时候人生地不熟的，连个唠嗑的人都没有，就盼着礼拜五能回老家。”

　　老年群体出行活动圈层半径更小，任冬枝每天送完外孙女上幼儿园之后，例行买菜、做饭、收拾屋子，然后就是面对着空荡荡的房子发呆。“怎么不想下楼溜达，想想一个人也不认识，怕迷路，回不来了。”任冬枝哑然失笑。

　　“真要我回去乡下，我也放不下，孩子咋办呢？”任冬枝开始渐渐地融入到这个城市，时不时地会和门口传达室的大妈聊聊家长里短，或是和小区同是“老漂族”的叔叔阿姨组成了麻将队，闲暇的时候，任冬枝也就不再那么想着回老家的事情了。她也开始关注起外孙女的教育，会在放学后，边做饭边掐着腰站在外孙女身旁边，一五一十的教起学来，一遍不行再来一遍，反复地教。“教的小学数学，比我们那时候难多了，我能帮到孩子的也不多。现在条件好了，我也想与时俱进地培养孩子。”

　　前半生养子女，后半生抱子孙，这可能就是中国姥姥的真实写照。2005年，任冬枝身份又升级，开始了“奶奶带娃儿”的新征程，2017年，小孙子也呱呱坠地，这对于任冬枝来说，“虽然每天都是围着灶台转，但我不累！儿女们都忙，我能多帮他们分担一点是一点。”

　　忙里忙外总是最后一个吃饭的任冬枝（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追着孩子喂饭；给孩子包办事情；凡事以孩子为主；宁愿把屎把尿以节省尿不湿；怕孩子感冒，大夏给孩子穿里三层外三层；心疼大孙子课外班“增值”的课程繁忙……这些“隔代宠”也都出现过在任冬枝的大家庭里，老一辈和年轻父母的育儿观念不是没有，只是她觉得“家和万事兴”，愿意与时俱进学习育儿新观念，努力跟上这个时代。“还是一切为了大小孩子”，老太太边说边拿着智能手机熟练滑动着屏幕，浏览着微信家庭群信息的任冬枝，颇有一副“冲浪达人”的架势。老太太说，外孙女出去上学时候，才学的微信。“看，这是小孙子中午在幼儿园的午餐，不知道能吃饱不能啊！”

　　家人总是劝任冬枝不要什么都娇惯着孩子，只是“隔代亲，分外亲”，老辈人的思想哪是那么容易被撼动的，隔代宠用老人的话就是：“捧到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

　　任冬枝的生活照（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如今，身体依然健朗的任冬枝七十二岁了，是一双儿女的妈妈、外孙女的姥姥、两个孙子的奶奶，养大了五个孩子的任冬枝是老一辈女人的生活缩影，是代表，也是符号。

　　三世同堂、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使任冬枝非常满足。“晚上躺在那儿，总在想，以后儿女、子孙怎么生活呢，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人老了，就是爱胡思乱想。”对目前生活富足的感恩外，任冬枝心心念念的放不下的担忧，是以后。

　　她一边坚定的付出所有，一边无声温柔地退出我们的生活，几十年来，任冬枝的眼光一直在追随着一代一代的儿女成长，却不曾回望过自己。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享清闲？

　　男子打仗到边关，

　　女子纺织在家园。

　　白天去种地，

　　夜晚来纺绵，

　　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儿干……”

　　伴着夕阳余晖，嘴里哼唱着经典的豫剧唱段《花木兰·谁说女子不如男》，任冬枝跨上背包，走在了又一天接小孙子幼儿园放学的路上。（校对：姜成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参考资料：《新手妈妈的母职角色发展——基于若干个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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