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中部城市如何发展（山东是怎么在京津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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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一想到山东，可能的反应就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好客山东”以及“山东济南，中国青岛”。

但哪怕青岛喊出了“中国青岛”的口号，可由于青岛并未位列四大一线北上广深之中，甚至在二线城市里的排座里地位也不突出，因此常常被人忽视。

省内龙头城市青岛的全国影响力尚且如此，山东可知。

可山东其实是京津之外，北方各省里的一大异数，该省GDP在2019年各省排名中仅次于广东和江苏，却比名商荟萃，排名第四的浙江还高。

山东人均GDP在2018年也高达7.63万元人民币，比当年全国人均GDP高出一万多元。

在省内各城上，青岛虽然在2019年的全国百强城市排名中，GDP仅排列第十三位，可山东十六个地级市，却有十五个城市上榜，虽然跟江苏全省上榜相比有差距，但比GDP排名第一的广东，就省内均衡发展来看还稍胜一筹。

事实上，山东之所以给中国公众一种“并不富裕”错觉的原因，可能也跟山东均衡发展，全省缺乏领袖级城市有关。

那么问题来了，山东是怎么在默默无闻中，成为中国各省经济中的二把交椅的呢？

∨ 青州古来非富贵 ∧

爱旅游的乾隆皇帝曾多次亲临山东，对本地民情可谓甚为熟稔，然而这位熟稔治民之道，有名的大清明君，却对山东多有不满，以至于在《清实录》中就不乏抱怨之语。

如乾隆元年，弘历登基未久却已经初知政事，就不满意山东的完税情况“朕闻山东有不欠钱粮不成好汉之恶谚”。在弘历治理中国多年后，也仍然评价该省“山东刁民，习惯抗粮”、“东（山东）省民情与豫（河南）省迥别...玩法逞奸，无所不为”。

而山东之所以“习惯抗浪”，成为乾隆口中所谓的“山东刁民”，则是因为山东在晚清之前，一直都多灾多难，由于山东境内有黄河和运河这两大河流，这就使得水患几乎在明清两代都伴随着山东。

自明朝迁都北京以后，运河途径山东，虽然带来了临清等沿线城镇的繁荣，可同时也带来了更严重的水患问题。

对于北京的朝廷而言，黄河水患的治理核心重在“拦河向南，护运保漕”——明清两代，北京的粮食安全系于运河之上，一旦东南的漕粮断绝，北京就会陷入动摇之中。

这样治理黄河的基本立场，就使得黄河和运河多有泛滥，途径的省份府县因此备受水灾之苦——根据历史学家统计显示，有清一朝，山东共计发生涝灾245次，黄河洪灾90次，运河洪灾63次，再加上山东是沿海省份，因此还发生了45次潮灾。

山东虽然受黄、运两河水患的地区主要在鲁西南，可由于当年的山东东部地区靠近海岸线，因而大部分地区的土地十分贫瘠，历来就不是富庶之地——这从青岛在1899年被德国租借之前，还是胶州湾里一处默默无闻的小渔港就可见一斑。

而康熙以后的清朝人口渐呈大爆炸趋势，田少人多之下，山东西南又水患泛滥，山东东部则贫瘠乏产，再加上乾隆以后，清廷吏治败坏又兵祸连结，朝廷支出高涨，官府自然盘剥日凶，因此山东便不免流民遍地的局面，这就使得齐鲁大地天然就成了一个豪杰的舞台。

在经历乾隆皇帝数十年的治世后，接过烂摊子的嘉庆皇帝一面要平定川楚白莲教乱，一面还要分心镇抚山东的局势。但他面对着诸如“拽刀手”、“虎尾鞭”、“红胡子”等各色匪徒以及搅乱山东盐政的各路盐枭时，亦难免感到一时头大，乃至于感叹山东“成何世界”？

事实上，山东的乱局自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王伦起义以来，就可谓乱结难解，此后山东历经天柱教之乱、捻军之乱、大刀会起义以及义和团运动，可谓世局纷扰，尤其是晚清之后可谓乱事层出，太平难定。

∨ 条条铁路通发展 ∧

山东的变化原自袁世凯在1899年出任山东巡抚，是年山东局势可谓正值有清一世的最纷扰之时，其时因为前任山东巡抚毓贤的纵容，义和团得以在齐鲁大地上横行无忌，又有德国军据胶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一齐涌来。

然而就像德国辟立青岛市，使得青岛成为日后山东的经济龙头，机蕴于危之中一样。山东彼时内外交逼的局势，也让齐鲁大地上有了“开辟新气象”的大机遇，再加上适逢主政山东省的袁世凯又是晚清以来有数的豪杰人物，山东便有了明清以来最大的气象更张。

来到山东之后的袁世凯，凭借着总督朝鲜以及办理洋务的外交治政经验，一面跟英德虚以委蛇，谨慎筹防。一面专心安内，在山东境内宣布义和团是“左道邪教”予以封禁，使得义和团北走直隶。

等到山东局势初步稳定之后，袁世凯既见英德驱逐无门，便“化危为机”，利用英德租界近在咫尺的机会开始兴办洋务，筹建胶济铁路——这一铁路在经过2006年的电气化改造后，到今天都还是山东重要的铁路线。

1900年，慈禧太后权令智昏，导致庚子国变，此后袁世凯借清朝上下的新政风潮，于1901年4月上书《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别折》，提出多种新政主张，袁世凯又于当年在济南创立山东大学堂，兴山东新学之风——此即今日山东大学的前身，更是当时全国第二所国立大学堂，仅次于京师大学堂。

袁世凯虽然凭借卓然的政治理念成功成为清末的中枢重臣，但山东也因此成为了清末时，全国的新政前沿——袁世凯虽然高升京中，但此后十五年里，山东一直是北洋一系的执政基地，新政改革并未中断。

到1904年，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在山东的新政改革已经颇成气候，等到胶济铁路在该年开通，再配合上津浦铁路，山东工商业就如同一个武学奇才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经济之气象立时便跟过去不同！

胶济铁路不仅连通了山东省城济南和青岛这两大山东重镇，还能够将鲁西北及铁路沿线辐射带的各城市产出通过铁路物流，快捷且廉价的输送到青岛进行贸易出口，同时近现代的工业产品，胶济铁路沿线的城市也能够较为容易的获得。而津浦铁路则让山东的货物能够出售到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等大城市，并将这些教育重镇流行的先进现代科学理念带入山东。

铁路的贯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山东沿线市镇的迅速发展——以胶县（1913年胶州改为胶县，后又复名，今属青岛县级市）为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县内商店在册总数不过114家，到了三十年代已经蓬勃发展到了1218家，境内商埠名镇也由二十年代的2处增加到了8处。

普通的山东人民，也因为铁路沿线市镇发展而受到带动——手工制品和经济作物在不愁销路，大量山东人民因此致富，而哪怕没有从中获得足够收益的山东民众也可以借着铁路线或北上京津闯关东，亦可南下长江三角洲寻找谋生机会。

改革开放之后，不管是山东段的京沪既有线路，还是省内胶济铁路也都在2007年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时，成为了首批动车先发者。

而且由于胶济线的历史已有百年，虽然该线路有过多次优化，例如2006年的电气化改造，2007年开通动车，可设计时速和客货共线的大背景没有变化，使得胶济铁路的客运效率极为低下，十分不利于山东省内的人员货物交流。

为此当时的铁道部和山东省就共同在2007年投资了胶济客运专线，并于当年开工建设，在次年底正式开通运营。

在青岛通过胶济客运专线和原有胶济铁路货运线将山东腹地内的新老重镇勾连在了一起，又借济南依靠京沪线连通鲁西北、鲁西南之余，山东完美的搭建起了一个东起青岛，西抵济南，北至德州，南达枣庄的“全省交通三角大陆桥”。

这个“大陆桥”既能完成山东省内的物流人员交通，还可以利用京沪线将山东的货物卖向长三角和北京、天津，更可以利用青岛、烟台、威海等靠近日韩“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良港口，向日韩进行出口——尤其是青岛和烟台在改开之后就成为了沿海第一批开放城市，有诸多政策加持。

此后的中国进入全面高铁时代，山东也没有落于人后，高铁迅速发展，让山东原本就深厚的物流基础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并依靠众多的优质港口，将山东制造卖向全世界——自千禧年到2011年，十一年间山东GDP增长一直处在10%以上，甚至一度连续四年维持在14-15%的高位上，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有所谓“想要富，先修路”，正是山东自民国以来拥有深厚的铁路交通基础，再加上山东人诚信踏实的经商办厂理念，使得山东在改革开放之后，厚积薄发，一鸣惊人——海尔当年蜚声国内，就是因为该厂自砸了76台有缺陷的冰箱。

∨ 山东前路在何方 ∧

山东GDP曾一度位列全国各省GDP第二，仅次于广东。然而随着被江苏超越，山东的经济增长势头也日渐放缓，如今更被浙江紧追不舍。

山东经济增速的放缓跟此前该省以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布局有关，这当然不是说实体经济有问题。事实上，从香港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到美国近十年，力图制造业振兴来看，这些无疑都说明，去工业化无疑不是一个正确的发展选择。

山东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第二产业布局，而在于缺乏足够的增长点，毕竟山东GDP高达万亿美金以上，如此大的基数，还要求原有的第二产业带来跟几千亿美金GDP时同样的增长率，这未免有些苛求。

可为什么广东能够常年稳居各省GDP第一？因为广东寻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就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并重。

深圳专心于高新产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培育出了腾讯、华为这些全球互联网和科技巨头。广州和湾区都市圈其他城市则或继续发扬本身的第二产业、或承接深圳转移来的工厂企业，并利用接近港澳的优势，不忘发展第三产业。

而浙江近年来的快速发展，除了有本身地缘接近上海的优势以外，更重要的是浙江在本身的第二产业布局之外，还发展起来了互联网行业。

而浙江巨头企业阿里巴巴不仅为浙江、为杭州带来了丰厚的税收和就业，更重要的是科技巨头也为杭州和浙江塑造了热衷创新的社会氛围。

同时阿里还为浙江从城市到中小企业进行赋能，更进一步增加了浙江企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竞争力——杭州在智能城市上的发展，就可谓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也就是说，浙江不仅拥有互联网这个新的增长点，同时互联网的巨头企业还为浙江本地原有增长点进行了新的赋能。

山东的问题就在于，第三产业发展太迟缓。

2017年，广东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为53%，江苏稍差也有50.03%，而山东却才勉强超过40%——而且，相对于广东、江苏乃至浙江在第三产业上的产业全端布局，山东的第三产业则主要集中在低端零售业、餐饮业以及旅游业上，在互联网、金融以及科技尖端等高端行业上，几乎少有建树。

山东人面对经济上的困境，选择考试读书，想要知识解决问题——在2018年山东考研人数居全国之最，达二十一万人之多。

互联网、金融和尖端行业无疑都需要足够的人才储备，山东人的选择不可谓不对。但问题在于，由于缺少相应的企业提供就业，山东人才近年来大幅流出——2018年山东自然人口增长60.96万人，可常住人口却仅增长41.2万人，剩下的近二十万人都流出省外。

从观察上来看，山东想要解决经济增长迟缓的困境，首要在于确定首位度城市，以此围绕缔造一个省内都市圈，聚集一省精英和商业资本，否则很难有土壤培育出互联网、金融以及尖端行业上的明星乃至巨头企业。

阿里巴巴在杭州，杭州在2019年全国城市GDP排名里位列第八；腾讯在深圳，深圳在2019年全国城市GDP排名里位列第三；位列2019年全国城市GDP前两位的上海、北京更是云集着大量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一茬又一茬的创业公司。

而山东省GDP虽然在全国位列第三，有十五个城市进入全国百强，但省内经济龙头青岛却只位列十三，省会济南更是仅仅位列十七，这就很能说明为何经济强省山东没有出现第三产业上的明星企业——人才分散、资本分散甚至政策亦分散。

虽然各省都不乏双子星城市，例如广州和深圳，可济南和青岛明显不能跟前者的地缘优势相提并论。

对于山东来说，广东不足法，江苏不足效，毕竟山东既不靠近上海，也不靠近香港，京津也远在千里之外，中间还隔着河北。所以何尝不如效法浙江，定济青之主次，一如杭州和宁波？

确定了首位度城市，全力打造核心城市，以山东之经济规模、资本和人才，何愁前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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