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谈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英学者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编者的话：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是全球知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全球化”概念最早提出者之一。近些年，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视角，阿尔布劳先后著有《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走向全球领导力理论》《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观与目标》等著作，内容涉及全球化理论与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与中国贡献等主题。日前，应《环球时报》之邀，中国人民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同阿尔布劳进行深入对话。在中英两位学者看来，命运与共及合作意识深深嵌入了中国认识外部世界的思维模式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通过每一个项目来提升人类福祉这一愿景之上，而在构建的过程中，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发展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故事”

王义桅：“全球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您负责主编的《全球化、知识与社会》论文集成为以“全球化”为书名的第一本著作。近些年，您提出以全球性超越现代性也很有前瞻性。

阿尔布劳：我与全球化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90年。在马德里召开的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我最早将全球化作为一个主题。回顾历史，全球化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故事，很多曲折和反转发生在各种地缘政治事件上。在20世纪末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认定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必须由美国主导。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结束了西方在庆祝第三个千年到来时的喜悦。同样，世界经济也不是线性发展的，没有人能预测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力量的持续创新所带来的影响。最近一次冲击全球的事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它既颠覆了“国家边界将变得更加开放”的想法，也凸显了人类对科学合作的依赖。我认为，全球化最重要的故事就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其中包括中国成功让数亿人摆脱贫困。

王义桅：2017年1月，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个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中国给出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您怎么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

阿尔布劳：“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西方文明冲突论”形成鲜明对比。正如中国领导人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强调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经济发展到文化、绿色生态、网络空间，再到国际政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范围不断扩大，如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与会成员对命运共同体作出的最具决定性和深远意义的（减排）承诺。这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也是一种新型的共赢国际关系。

我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扩展到人类事务的各个领域。我们现在发现，金砖国家、中国—非洲、拉丁美洲等特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正受到鼓舞。归根结底，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决于采取切实措施，为致力于“世界持久和平繁荣、各国人民安居乐业”，必须紧跟时代要求。我记得在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时，中国国家主席2017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引用过《礼记》中的一句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足以改变世界，而我仅仅是在学术领域对全球化的研究作出一点微小的贡献。

重新审视“是什么将人类凝聚在一起”

王义桅：我与您因为“一带一路”而相识，在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成为好友，您还为我的《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作序。在很多国际学术交流场合，我也以中国学者的身份阐述“时代之问和中国之答”。首先，是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和世界的相处之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不是赶超美国，也不是回到汉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引领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因此被写进宪法。其次，是通过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提出“中国方案”，及时回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命题，即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被写进党章。第三，正如主席同外国领导人通话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正因如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多次写进联合国正式决议。

阿尔布劳：中国领导人对构建世界新秩序作出重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体现出中国的传统智慧，也将我们对现实与未来的关心结合起来。我认为，全球公共话语将被重塑，它首先将我们关注的焦点从充满开放和无尽可能性的未来，转移到审视“是什么将人类凝聚在一起”这一最根本的存在性问题上。

王义桅：提到中国的传统智慧，那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如何坚持和而不同、尊重文化多样性？

阿尔布劳：我认为，儒家经典《礼记》施教的角度，是从个人步步扩展到世界，正心、诚意、修身，方能齐家、治国、终平天下。尽管英文中也有“行善由家始”之类的俗语，但历史上，大英帝国开拓海外市场，向原住民传基督教恐怕算不得善行，现在美国推广美式生活也是如此。在西方列强看来，世界是要按自己的形象去改造。

王义桅：不同于西方，中华文化推崇和合共生、美美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角度看，“中国梦”是东方文明复兴梦。中国不会重复您刚才所说的“国强必霸”的历史循环，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正在展示传统文化的忠恕之道，努力开创新型国家关系，比如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倡导和谐地区、和谐世界。亚洲是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家园，各方有责任共同维护好和平繁荣稳定的局面。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国积极倡导建立“同呼吸，共命运”的安全伙伴关系，超越了“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亚洲悖论”及双边军事联盟体系。中国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并倡导与欧洲国家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就是避免零和博弈。

从“己欲立而立人”的角度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中国梦”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中国要实现中国梦，也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脱贫致富、提升国际地位的共同梦想。

从“己欲达而达人”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为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从低端迈向高端，一些国家正在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后方市场。中国同其他新兴大国的合作还具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发展的战略意义。

“通过每一个项目来提升人类福祉”

阿尔布劳：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中国还高度重视对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构的国家承诺。为了维护和平，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此外，中国还建立了新的多边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还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同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合作。正如一些西方学者建议的那样，“如果仅让一国来领导全球治理，那么现在的中国似乎比美国更有资格”。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定义上就排除了向其他国家输出的可能，并且中国也认为其他国家也有属于其自身的治理模式。与此同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中都是重要的，因为每个国家都能借助其独特的治理模式而作出差异化贡献。

根据不同国家的现实需求作出务实回应，并对合作共赢达成国际共识，这些行动对全球治理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通过每一个项目来提升人类福祉这一愿景之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成功实现，已经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整体治理能力。

王义桅：的确，我们应着眼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而非纠缠于国家利益的分歧和冲突。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出现了非传统安全威胁、贫富差距拉大等现实问题，加剧了世界的冲突与动荡，而这些世界性的问题仅靠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力量，是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的。

阿尔布劳：对于任何联盟体系或多边协定来说，命运与共及合作意识深深嵌入了中国认识外部世界的思维模式中，而其对世界来说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激励了世界与中国的民间交往，可能有助于“柔化”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尖锐斗争。如果超越意识形态的纷扰，中国对未来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弥合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发挥了桥梁国家的作用。

王义桅：中国和世界各国该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阿尔布劳：各国必须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有充分理由促使各国遵守普遍分工原则，这也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所推崇的价值观。各国拥有各自的比较优势，能为全人类的福祉作出各自的贡献。中国确实在实现全球性目标的过程中起到带头作用。在应对全球挑战时，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特别是区域性的紧密协作，可以实现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无法实现的目标。无论是共建“一带一路”，还是在欧盟、东盟等多边合作平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各国利用自身在通信、农业、航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实现合作，一个差异化的分工协作模式正在形成。基于这一想法，我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研究二十国集团（G20）问题的资深专家科林·布拉德福德建议，各个区域之间可以签署协议，针对特定的政策领域，优先进行分工合作，以此对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作出贡献。全球治理对一个国家及其所参加的体系都有作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考虑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比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全世界2/3的国家对华贸易额超过对美贸易额，世界作为整体，有必要让中国继续走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