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总觉得文科很简单 虽然无用但有价值

嘲笑文科是“无用之学”几乎快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了。“学文科，自作孽”在社交媒体上一度受到追捧，嘲讽一个人“不愧是文科生”也变为鄙视或反驳某种观点的利器。

科学和技术创造了看得见的器物奇迹，呈现的是有用的价值，而文化、语言、哲学、社会和历史等学科则被认为只会在口头上说，在纸张上写，似乎并没有什么硬性知识门槛，也并无多少实际生产意义。在荒诞的激进科学主义看来，文科甚至是一种麻烦，譬如对生命、隐私、尊严和意义的强调会阻碍他们创新。

文科的学习者、研究者、支持者和同情者，在此番情形之下为文科辩护。于是出现了几种我们常见的辩护理由：文科具有“无用之用”，“虽然无用但有价值”；实在不行，退而求其次，用一句“自由而无用”自嘲，不屑于争辩，重估“无用”的意义。然而，这些节节败退的说法，能否为文科正名？

《围城》（1990）剧照。

其实，文科被嘲笑这个现象不是突然形成的，在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崛起过程中就已经孕育着它必将被否定的知识结构。而其具体表现，远不只是几句嘲笑的话，而是包括学科被压缩、经费被削减等一连串的实际结果。在过去十几年，包括哲学、语言等专业在内的多门学科遭遇了全球性危机，激起多次文科恐慌，其中影响最大的单个事件发生在2015年的日本。

当时，日本国内传出文部科学省要“废除大学文科学部”的消息，考虑要求大学减少实用性较弱的文科专业，限制招生规模，乃至取消相关专业。据称，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保障日本科学技术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为此扫除障碍，集中资源发展科学技术人才。在消息被传出后，日本国内外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质疑和争辩。文部科学省随后表示该政策系文字错误，是由“裁撤”引起的误会。负责人下村大臣也致歉称，“裁撤对象不是人文社会专业”，”我没有一字一句地细读造成误解的（文件）”。最终，这被证明是“一场乌龙”。然而，这究竟是文件的表述出现差错，还是在遭受学界反驳后的修正之举，已经无从考证。重要的是，它让文科遭致了一次莫大的创伤，担心文科被彻底边缘的恐慌情绪再也没有消失。

在2016年，也就是事发次年，这起事件的见证者吉见俊哉为此专门出版了一本书，反驳“文科无用”之说，批评了日本社会重理轻文已经导致的后果。吉见俊哉是一位社会学家，曾担任过东京大学副校长。他认为用“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这种说法为文科辩护不了什么，也根本无法与理科抗衡。他的看法是果断地承认文科实际上更有用，而这用处不是一两年能看出来的。近期，该书中译本《“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翻译出版。我们摘编书中部分内容，在这个暑假和朋友们一道思考文科的命运，当然，证明文科“有用”这件事，是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在未来还会反复出现。

以下内容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第二章第一、二、五节，摘编有增删。注释见原书。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原文作者 | [日] 吉见俊哉

《“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日] 吉见俊哉 著，王京、史歌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8月。

2015年的风波

我首先想厘清的是“理科有用，文科无用”这一认识中存在的问题。

在2015年反对“废除文科学部”的言论中，拥护文科，主张“文科无用，但无用之物也很重要”的论调颇为醒目。《周刊金曜日》（2015年8月21日）刊载的寺胁研（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与广田照幸（日本大学教授）的对谈《大学的职责不是挣钱！》，就是其中一例。

下面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笑之大学》（笑の大学 2004）剧照。

寺胁：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在大学教授的漫画论、电影论，都是百无一用”。与什么“经济效果”，也是“毫无干系”。全国的大学老师们，都应该这么说。

广田：大学不是“经济”的工具，确实是这样。我想强调的是，要求人文社会学科具有“经济效果”的意见虽然毫无道理，但短期暂且不论，长期而言，文科也是实实在在有这样的效果的。

寺胁：但是漫画论也好，法国文学、印度哲学也罢，跟“经济效果”完全是两码事，人们至少应该具有这种认识。

广田：不不不，哲学恰恰是新思维的宝库。哲学用抽象概念对现象的本质进行逻辑性思考，从长期来看，这一思考能够产生新的创意。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从“经济效果”的角度看，也是有意义的。

二者的立场，在“文科很重要”和“不应以短期经济效果衡量文科的价值”上是一致的，但就根本而言，在文科是否应该具有社会效益这一点上，则大相径庭。寺胁认为“肯定文科价值时完全无须顾及经济效果”，而广田则主张“文科在长远及广泛的意义上有着充分的社会效益，应该明确展现出这一点”。

针对文科省通知的一系列批评中，不少人立场与寺胁相同，强调“对社会‘有用’，不是大学而是职业训练学校的责任”。但大学的学问真能完全不考虑社会有用性，只需对研究者而言具有“本质上的”价值吗？我认为并非如此。

以“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的方式反对“文科无用，不妨弃之”的意见，是无法与“理科有用，所以有价值”这样的逻辑对抗的。因为这样一来，“文科”能够主张的立场，充其量也只能是为“理科”的有用性锦上添花而已了。而正像广田主张的那样，对于长远而广泛的未来，文科才是最“有用”之物，应该利用更多机会向人们展现文科在现实中的“有用”。

重回韦伯，

重估两种“有用”

希望文科的知识三年五载就能起作用也许困难，但如果是从30年、50年的中长期时间跨度来看，人文社科的知识也许远比工程学更为有用。因此，应该放弃“人文社会学科虽然无用但很重要”式的议论方式。

为此，我们必须深思何为“有用”这一问题。

《大都会》（Metropolis 1927）剧照。

大而言之，“有用”有着两个不同的维度。其一是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即在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解。这种思维模式在理工科是主流，而文科对此并不擅长。例如，新干线就是思考怎样组合技术才能实现东京与大阪间的最快移动这一课题并努力开发得出的结果。此外，最近在信息工程学领域，正在开发能够更高效地处理大数据并进行语言检索的系统。这些事例都是先有了明确的目标，随后才产生有助于实现目标的积极成果。而文科很难取得这样显而易见的成果。

《武林外传》（2006）剧照。

“有用”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比如有时候本人正不知如何才好，友人或是老师的一句话让自己茅塞顿开，此前觉得颇为棘手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这种情况，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是友人或是老师的一句话让自己找到了方向，也就是发现了目的或价值尺度。这种创造出价值或是目的本身的有用性，我称之为创造价值型的有用性。这种实践一旦发生作用，社会将重新审视原有的价值尺度，或是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文科的“有用”，多数情况下属于后者。

这方面德国的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已经成为经典。韦伯认为理性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针对确定的目的，进而选择最为有效的一系列手段，而“价值理性”并非针对某一目的，其行动本身就具有价值。

韦伯在1917年11月发表“科学作为天职”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富有洞见地指出，虽然新教伦理是价值理性，但其一系列行为就结果而言，催生了具有强烈工具理性色彩的资本主义。而在价值理性丧失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工具理性的自我循环之中。他强调在工具理性自我封闭的系统中，价值终会丧失实质，变得徒具形骸，而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行为无法从内部打破这一僵局。这是一个前景黯淡的预言。韦伯希望寻找到通向价值理性或是个人魅力型领袖主导的体系等其他介入路径，以此打破这样空心化的系统。

如其所言，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是指已经有了预期目标或是确定的价值，在思考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时的有用，它无法从内部突破既有的体系。因此在目的或价值尺度发生变化时，会迅速失去其曾有的作用。

换言之，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或者说是作为工具、手段的“有用”，只针对事先给定的目的才有效。如果目的或价值尺度本身发生了变化，那么以为“有用”而做出的解答，将变得毫无价值。实际上，只要时间足够长，这样的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

“文科才是有用的”

价值尺度绝非并非一成不变。

以数十年为单位回看历史，不难发现价值尺度的变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与今天，价值尺度已经迥然不同。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以所谓“更高、更快、更强”的发展型价值尺度来衡量现实是理所当然，社会也在这一尺度下提出了种种对“有用”的需求。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都是从当时这一价值尺度出发而追求的“未来”。从超高层大厦到东京湾开发，经济增长期的东京一路追逐着这一价值。但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价值观有了些许不同。人们开始推崇可长期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手段，慢节奏、更愉快、花费更多时间去发挥作用的方式受到重新肯定。这就是价值尺度发生了变化。

《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ALWAYS 三丁目の夕日 2005）剧照。

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索尼公司的随身听（Walkman）与苹果公司的iPad、iPhone之间的差别。索尼之所以没能够成为苹果，是因为索尼是在已有的价值尺度上进行不断强化。随身听将功能凝聚于欣赏立体声这一点上，实现了其便携性，在这个意义上是具有革新性的，但说到底它也只是一个欣赏立体声的装置。而iPad、iPhone则刷新了电脑以及手机的概念。何为交流，需要怎样的技术来实现交流，苹果公司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终改变了技术这一概念本身。这就是价值尺度的变化。五年十年也许还能维持原态，但假以时日，价值尺度必然发生变化。

不仅仅是索尼，在给定的价值尺度内开发出随身听这样优秀的产品，是日本，尤其是日本工科的强项。但正如iPad、iPhone的案例所示，价值转换意味着概念框架自身发生变化，与在给定的框架内制造出优秀产品的行为属于截然不同的层面。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在历史大潮中改变价值尺度，并大胆预测未来的力量。我认为这也是日本今后也不得不屈居于“跟风”地位的主要原因。

在多元的价值尺度中，为了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适用最佳的价值尺度，就需要与各种价值尺度均保持一定距离，采取批判的态度。深陷于某一个价值尺度，将失去应对新变化时的灵活性。日本经历了这样的教训，战争时一说“鬼畜美英”，大家都众口一词痛斥“鬼畜美英”（ “鬼畜”一词来源于佛教的饿鬼道、畜生道，转为对行为残酷、非人的人的蔑称和诅骂语。与今天作为亚文化及视频类型的鬼畜意义不同。），战后一说“高速增长”，大家又都朝着“高速增长”奋力疾行。这样的状态绝对无法产生新的价值。不仅如此，在大家争先恐后追求的目标落后于时代时，又会因为无法找到新价值，不知该向何处去而彷徨无措。

在价值尺度发生戏剧性变化的现代，本应作为前提的目的转眼便被颠覆的事例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状况下，应该如何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在新的价值尺度出现时，又该如何去评价？思考这些问题，仅凭完成目标的知性活动是无力的，必须依靠能够以多元视角把握价值尺度的知性活动，而这主要是文科负责处理的领域。

为了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就必须对现有的价值尺度，即那些被大家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抱有怀疑态度，对之进行深刻反思，冷静批评，从而发现不同价值尺度存在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对经济增长或是新增长战略这样似乎不证自明的目的和价值提出疑问，从超越其自明性的视角出发思考问题，就无法产生新的创造性。在这方面，文科不可或缺。“理科有用，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这样的讨论方式，我认为是大错特错。应该说，理科的知识生产多为短期见效，而文科的知识生产多能长期有用。

“理科”与“文科”分离，

是一个近代事件

接下来，我们终于可以对开篇提出的论点，即为何“理科有用，文科无用”这一流行观念是错误的，又为何以更长的时段来看“文科才是有用的”，结合历史背景说明。

电影《教授》（The Professor 2018）剧照。

中世纪的大学中，只有“有用之学”（神学、法学、医学），和“自由之学”（博雅，Liberal Arts）的不同，并没有“文科”与“理科”的区别。前者的有用性不言自明，而“博雅”作为“自由”的学问，被置于与之相对的位置。神学被放在“有用之学”的行列也许令人感到意外，但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是价值的核心所在，神学思考的是如何献身于神，自然是终极有用之学。紧随其后的，是对国家“有用”的法学和对个人“有用”的医学。

中世纪的“博雅”既包含理科也包含文科，之后文理逐渐分离。这一分离，出现于国民国家兴起、资本主义以产业革命为契机迅猛发展的18世纪末以后。在这一时代，伴随着“教养”概念的形成，“文化即教养”这一国民规范也确立了起来。作为古典教养的哲学、文学、史学，主要被放在“哲学部”或是“文学部”，这些学部也逐渐成为文科知识生产的中枢。另一方面，在“博雅”学习中并未与文科相区分的“数字之学”，分别独立为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规模也变得相当庞大。

象征性地显示出“理科”与“文科”分离的事件，是大学教育的重心由“哲学部”向“文学部”的转移。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欧洲各大学中与法学部、医学部、神学部并列的“自由之学”的学部，其名称由“学艺学部”变为“哲学部”，之后再变为“文学部”和“理学部”（“人文学”，Humanities，被频繁用于大学的学部名称是在20世纪以后）、“文学部”与“理学部”明确分离，是在19世纪以后。

“文学部”与“理学部”，构成了今天“文科”“理科”区分基础的两个学部，各自作为独立组织确立了起来，取代了此前统一的“哲学部”。无论是“文学”还是“理学”，在实践理性对知识的正确运用（即哲学）这一点上，本应是殊途同归。但经过19世纪的组织分离，二者逐渐被视为完全不同的学问。

《城市之光》（City Lights 1931）剧照。

导致这一分离的决定性社会因素，是产业革命。随着产业革命和机械技术的发展，不断涌现出的发明创造彻底改变了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社会整体的变化是由理科主导的认识，而文科对这一变化或是批判或是追随，总之是被排挤到了被动接受变化的位置。

在19世纪以后的世界，“理科”站在技术主导的社会前沿，作为自然科学新发现及工程学新发明推进者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而“文科”则站在对这样技术主义的社会进行制约，对其价值进行质疑的立场上，确立了自身的地位。从这一历史脉络来看，“理科”作为“有用”的知识得到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也不难理解为何“文科”对这一变化一直持批评态度，与之保持着距离。

在近代产业化的进程中，与逐渐形成的新体制的关系决定了各个学问领域的地位。在这一意义上，工学系的知识生产与经济学系的知识生产之间，还可以说存在着某种亲和性。但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还不能说是自我定位于单纯地为近代产业社会服务的“有用之学”。总体而言，理学、工学、农学、医学、药学等构成“理科”核心的各个领域，伴随着近代产业社会的大潮，扩大了其在大学中的存在基础。

《新生》（The Freshman 1925）剧照。

工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世纪中期以前，历史较为悠久的土木工程学占据着工学领域的中心地位，而19世纪末机械工程学获得长足发展，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进入20世纪后，电气工程学的力量大大增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化学工程学的作用变得突出，在二战末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核工程学，在二战结束后也一直保持着工学领域中最强的预算获取能力。

与此相对，19世纪以后的“文科”，可以说是在与迅猛发展的“理科”的彼此区别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当然，这里的“文科”，也包含法学这样历史悠久，其传统能够与医学相提并论、上溯到古代的学问，无法简单一概而论。这也是上述众多论者将“文科”与“博雅”、“教养”混为一谈的理由之一。神学与法学暂且不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学，都是曾经在“博雅”或“哲学”中混沌未分，之后逐渐作为文科的专业而独立出来的学科。

“文科”的诞生

以提出世界体系论闻名的沃勒斯坦，曾经精辟地总结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这四个社会科学领域是如何在19世纪以后近代产业化的进程中，被相互补充地创造、构建出来，并形成固定规范的。

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1930年9月28日—2019年8月31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著有《现代世界体系》（3卷）等。

“社会科学本不存在，存在过的充其量只是其前身。随着19世纪的发展，一系列的名称及其学部、学位、学术组织缓慢但明确地出现，最晚在1945年（有些在此之前）形成了今天我们使用的学科范畴。（划分现代学问领域的）知性根源，是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认为国家与市场、政治与经济，可以分析为属于不同的（大多数也是彼此独立的）领域，各领域有着各自特殊的法则。社会热切地希望这些领域各自独立运作，而学者也将其作为不同的领域进行研究。考虑到很多对象既不属于市场领域，也不属于国家领域，为了填上这一缺口，这样的东西都被塞进冠以社会学这一宏大名称的剩余品收纳袋中。最后还剩下远离文明世界的人们，与这样的群体进行交流是一件困难的事，因此以他们为对象的研究，采用了特殊的规则与训练方法，并赋予其人类学这一颇有些问题的名称。”

《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刘琦岩、叶萌芽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2月。

沃勒斯坦在此论述的是“社会科学”是如何确立的，同样的讨论也适用于包括在人文学（Humanities）之中的历史学、文学研究、思想史、美术史等领域。总而言之，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这些“人文社会学科”作为各个独立学问领域的集合体，于19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到20世纪中叶，学问的分化基本完成。

之后，即20世纪中叶以降产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新领域，要么在后面加上“研究”（Studies），如性别研究、电影研究、文化研究等，要么附加“后”（post）或“新”（new）这样的前缀，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以表示与之前领域的区别。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讨论的“文科”，大致上是19世纪到20世纪出现的历史产物。

对“价值”的追问

与说不完的“价值”

沃勒斯坦的理解中包含的另一个要点，是他敏锐地观察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在政治学（国家学）及经济学之后出现的大多数文科的知识，都是在“国家”与“市场”之间，或是“国家”及“市场”的边缘形成的。中世纪的基督教秩序崩溃后，在祛魅化亦即世俗化的进程中，首先是“国家”取代“神”在人类知性活动的领域出现，“市场”也在世俗化的社会中作为与国家同样具有自主性的领域而被发现。在近代资本主义或者说产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作为权力的运作场所，“市场”作为财富的运作场所，双双确立为具有统治性的领域，这并不奇怪。但仅凭这两个领域还不足以理解世俗化的世界，于是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领域相继形成，并各自有了独立的发展。

这些难以为“国家”（权力领域）和“市场”（财富领域）所吸纳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问题形成的。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俯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主要人文社会学科的话语而察觉。

《大学》（College 1927）剧照。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主要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问题是什么？答案就是“价值”。“何为价值”这一问题，正是19世纪后半以降形成的“文科”最为关心的根本问题。某种意义上，“价值”也是经济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对于形成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而言都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就社会而言，“神”是价值的绝对来源这一信仰崩塌，相对性成为一种自明原理。因此“何为价值”也成为以这样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文科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

换言之，“价值”的相对化，正是“文科”得以形成的前提。如果某个绝对的价值尺度永远存在，那么批评这一价值、创造新的价值，就只能被视为异端。如果为神服务、为国王服务、为绝对的神圣性服务是永恒不变的价值，那么人的生存就只需要追求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即可。至少在理念上，人们曾经对古罗马帝国的皇帝，或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上帝深信不疑，把他们当作万物的绝对和永恒的价值标准。但这些曾被相信是绝对且永恒的价值尺度，都在世俗化的进程中一一崩塌，近代社会在数量更多且始终流动不定的价值尺度之间漂移。

人文社会科学多种多样的知识活动，究其本质，正是作为追问、观察、分析、批评、创造这些多数且流动的“价值”的视角及方法，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逐渐成型的。明确显示出这一事实的，是同一时期新康德学派在从哲学、历史学到社会学诸多领域的巨大影响。除了追问“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新康德学派是对“文科”的确立影响最大的知识范式。

李凯尔特（Heinrich John Rickert，1863―1936），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的学生。

新康德学派，特别是其中被称为“西南德意志学派”的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不懈探究的问题，是在同时代自然科学式的合理性与近代产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能有怎样的存在意义。文德尔班主张“科学”分为两种，“自然科学”是确立法则的科学，而“历史科学”是个性记述式的科学。这里导入了“理科即确立法则的科学”对“文科即个性记述式的科学”的二元对立模式。所谓“确立法则”，是指从观察的对象之中发现总是一致的形式或法则。而“个性记述”，是指对历史上只发生一次的个别事象进行记述。当时“科学”概念往往被认为只限定于自然科学，而文德尔班则认为“科学”中含有“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这两种互不相同的概念。

与之不同，李凯尔特更为重视“文化”概念，用“文化科学”而不是“历史科学”来定义人文社会学科，他认为“价值即文化”的追问是人文社会学科的根本，“文科”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对“价值”的探究。而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中将这一认识发扬光大的，是马克斯·韦伯。如上文所述，韦伯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曾经有着价值理性取向的行为，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自我发展之中变得只剩下工具理性这一取向了。他质疑的是现代社会中结构性的“价值”空心化问题。在这一讨论背后，可以看到创造价值的文科（人文学）与完成目的的理科（工学）之间的纠葛。

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学派关注的是让阶级、语言、结构这些“价值”得以成立的驱动力，它们也在整个20世纪对新康德学派所谓“文化主义”的范式提出了诸多批评。例如马克思主义关心价值、阶级与资本的关系，结构主义阐明了价值与意义基于语言结构而生成的过程。而从这样的关系之中发现权力的运作，是自福柯、萨义德以来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着眼点。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都认为只是将“价值”单独抽取出来论述无济于事。一方面关注“价值”问题，另一方面又从“阶级”“语言”等角度对文化主义进行批评，是20世纪人文社会学科的主要潮流。

通过这些批评，新的人文社会学科范式逐步得到确立。而在此过程中，关注帝国与殖民地、性别、阶级与歧视等问题的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等新视点也加入了进来。19世纪以降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潮流的确复杂多样，但不难发现其中大多都对“价值”抱有共同的关心，并把焦点放在“价值”与“阶级”“性别”“人种”“语言”“权力”等的关系之 中。

《录取通知》（Accepted 2006）剧照。

其实，再没有比文科或者说人文社会学科在“价值”如何确立这一问题上花费如此多的精力进行探讨的知识领域了。终极理由，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就是我们自身。追问自身，带有反思已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之事这一动机。自然科学的对象，基本处于我们的外侧。例如人文社会学科思考语言、身体及心性、风景，而自然科学则讨论信息、人体与大脑、环境。即使实质上是同一个现象，也有着将其视为我们自身内部的问题，还是视为我们外侧的问题这一角度上的差别。当视为我们自身的问题时，价值与意义便成为问题的核心。对此一直坚持不懈展开思索的学问，正是人文社会学科。从其观点出发进行考察之所以“有用”，正因为我们自身也在历史中不断变化。

大学走到今天花费了800多年的时间，而只要人类的历史还在延续，即使改变组织形态，大学也还会存在下去。6年的周期无法证明大学的存在价值。但如果放眼60年，其价值一定能够得到证明。

本文内容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一书，摘编有增删。注释见原书。原文作者：[日] 吉见俊哉；摘编：罗东；编辑：西西；导语部分校对：刘军。封面题图素材来自《大学》（College 1927）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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