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瘟疫是怎么治好的（古代瘟疫抗争史）

我们常常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知晓“易子而食”的惨象，也能吟诵“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的诗句。然而，在旱灾、水涝、战乱、饥荒之外，我们却往往忽略了另一个可怕的灾难——瘟疫。

瘟疫在中国历史上有多频繁？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自然产生的瘟疫，仅仅因为旱灾、水涝、战乱、饥荒等原因，也足以导致瘟疫横行了。

有学者统计，在可考的历史中，单单死亡万人、“死者相枕籍”、“死者相望”这一级别的瘟疫，便是数年一次，甚至难以登上史书，不过是在县志上时常出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能登上史书的，往往是“死者数百万”、“死者无算”之类。

上图_ 1910年 东北鼠疫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与瘟疫抗争的历史。自有历史以来，大疫就从未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已经有先民对抗瘟疫的历史。197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小屯西地发现一个灰坑中的牛肩胛骨，上面原文是：乍 （疫），父乙 ，妣壬豚，兄乙豚，化口。御众，于祖丁牛，妣癸卢豕。

在甲骨文中，“疫”有“突然，民皆病”的意思。商人迷信祭祀，因此立刻用各种牲畜祭祀先祖，祈求消除疫病，也因此留下了这一珍贵记载。

在甲骨文中，“疾”是一个人躺在床上，四周四个点代表发热出汗。

上图_ （疾）的甲骨文字形图

中国有史以来记载的最早一次瘟疫爆发事件，是在小屯殷墟出土的商王武乙卜辞。卜辞的内容，是巫师在甲子这天行卜，问商王武丁是否得了瘟疫？瘟疫会不会扩散？

从殷商到两周，虽然由于人口稀少、地广人稀，瘟疫并没有后来那么频繁，但关于瘟疫的记载也时有发生。春秋齐桓公称霸时期，《春秋公羊传》记载了一场很可能从齐国蔓延到鲁国的瘟疫：“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痔也。大痔者何?痢也。”

而到战国末期，随着人口交流的增多，瘟疫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广，其中秦王政（秦始皇）四年记载为：“四年……十月庚寅，蝗蟲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

然而这些都不过是零散的记录。而瘟疫开始被详细、系统的记载，当属刘向、刘歆父子倡导机祥说。刘向是西汉宗室、楚元王刘交五世孙，《说苑》的作者。机祥说则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延伸，其主张是每一种灾异和祥瑞都对应着某种具体的人间行为，因此史家对包括瘟疫在内的灾异祥瑞加以记载则是必须且必要的了。自东汉班固《汉书》列《五行志》以后，关于瘟疫等灾害的记录也有了系统的记载。

上图_ 明末鼠疫的惨景，在电影《大明劫》也体现了出来

在三千多年大疫史上，有两个格外活跃的时期，一个是东汉时期，一个则是明清时期。而记载中烈度最大的当属明末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波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北京、天津、江南等地，涉及中国现今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浙江等地，仅崇祯十六年“八、九两月，死者数百万”。后世有人推测此次疫情可能为鼠疫。

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发生的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剧烈。特大级别的疫情从公元前的千年一遇，到公元后至南北朝期间数百年一遇（如南北朝北魏皇兴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两宋至元明发展为百年一遇，明末至清末则百年有两三次特大疫情。

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上，没有疫病记载的仅有西藏一个省份，其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均有大疫记载。由此可见，我国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疫病频发的国家。

上图_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但也正是因为中国与疫病相斗争的漫长历史，古人对瘟疫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也有了相当的认识。先秦时期的《黄帝内经》即意识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意识到传染病一旦出现，其他人就都有被感染的可能；无论症状轻重，但症状是相似的；同时，还提出“治未病、治未乱”，也就是防重于治的思想。

得益于翔实的历史记载，学者总结出了十余条与瘟疫有关的灾害链：

大旱无雨，最容易引发瘟疫；

大水、久雨，也容易引发瘟疫；

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同样容易引发瘟疫；

大饥荒容易引发瘟疫；

冬日奇寒、六月飞雪、八月挂霜也会引发瘟疫（清道光元年“夏，寒。秋，大疫。”）；

夏季酷热、冬日如春同样会引发瘟疫（明万历四十六年“秋，大暑，民病疫痨，死者相枕籍。”）；

地震引发瘟疫；战争引发瘟疫；鼠灾引发瘟疫。

上图_ 唐代《捕蝗图》

以上都是在我们想象范围之内的。也有些难以理解的灾害链，比如：

烈风、黑风、暑风引发的瘟疫（清道光二十八年“夏，暑风甚剧，时疫大作”）；

大雨雹、冰雹引发的瘟疫（明崇祯十六年“雨雹大如升，击死豆麦、鸟兽。秋，瘟疫大作。”）；

环境污染引发的瘟疫（明弘治十四年“八月丙辰，融江水红，浊如黄河，民大疫”）；

虫灾引发的大疫（清康熙四十三年“秋，大疫，有蝇自北结阵而南，所至疫作，全家没”）；

而或许是因为蝗灾是古人尤其恐惧的不祥之相，因此蝗灾与瘟疫的灾害链出现频率尤其高。比如秦王政四年“七月，蝗，疫”；

三国时期记载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

唐高宗永淳元年“京兆、岐、 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京师人相食，寇盗纵横”等等。

由此可见，古代的中国，的确是多灾多难。也正是因此，才催生出一个璀璨又坚韧的民族。

文：杨端和

参考资料：

[1]中国历史大疫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研究 《孙关龙》

[2]从商代甲骨文看中国防疫体系 《吴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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