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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樂悦阅读

黎德瑞，是鲜少有人知道的巴金先生的化名。

1934年，巴金三十岁时，曾经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完成了小说《神·鬼·人》和童话《长生塔》的创作。原本，出于对日本国度的好奇和对日本文学的喜爱，巴金先生计划在日本的学习时间是一年半。但是，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促使巴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将旅日时间缩短至十个月并提前回国。

而且，巴金先生从此打消了学习日语的念头。

虽然，晚年的巴金先生提到这段往事不胜唏嘘，一直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为没能够完成日语学习颇感遗憾。但是，这件事情对巴金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巴金曾在一次日本演讲时说：“1934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语，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收录《巴金全集》二十卷564页）

1980年，巴金先生和冰心老人一起带队中国作家协会出访日本。时年，巴金先生七十六岁，冰心老人八十岁。随团出行的翻译是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翻译陈喜儒，透过陈喜儒的作品《随行巴金》可以很好地了解巴金先生此次出访日本的细节，以及化名“黎德瑞”的巴金先生那一段昔年往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对日本心生“好感”

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十九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四川省成都正通顺街98号，这是一所深宅大院，又称李家院子（巴金原名李尧棠）。巴金的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都曾留学日本，回国之后，常常谈起日本的生活。异域外邦的新奇世界引起了少年巴金的极大兴趣，他开始对日本这个国度感到好奇。

另一方面，那一时期，日本小说开始由鲁迅、夏丐尊翻译引进国内，这也激起了 巴金对日本文学的喜爱。

巴金曾多次提到鲁迅对自己的影响。他坦言自己是鲁迅作品狂热的崇拜者，有些篇章甚至能背诵如流，通过对鲁迅作品的研读，巴金学到了“驾驭文学的方法”。巴金曾说：“他的书是我的一个指路者。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

1934年，曹禺和巴金谈起日本，并说到在日本时认识的一个姓武田的熟人可以接待巴金。曹禺提笔给武田写了一封信，信中询问武田是否愿意接待一位想去日本学习日文的书店职员。很快，曹禺收到了武田的回信，武田在信中对即将到来的朋友表示了欢迎。

就这样，巴金在1927年留学法国之后，于1934年乘坐日本豪华客轮“浅间丸”号到达横滨时由四号码头，开始了日本的留学生活。

“黎德瑞”的由来

1934年的时候，巴金已经出版了小说《灭亡》和《家》。因为对日本警察的行事方式早有耳闻，所以巴金决定改名换姓，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名字德瑞的由来，巴金全集20卷581页关于《长生塔》中有这样的讲述：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和章靳以、陆孝曾住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时，常常听见陆孝曾讲他回天津家中找伍德瑞办什么事。伍德瑞是铁路上的职工。我去日本要换个名字就想到了’德瑞’，这个名字很普通。我改姓为’黎’，因为‘黎’和‘李’日本人读起来没有区别，用别的姓，我担心自己没有习惯，听见别人突然一叫，可能忘记答应。

巴金先生曾用过许多笔名，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等。其中，巴金是最广为人知的。

关于这个笔名的由来，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意外生变故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国号“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元“康德”。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6日，溥仪首次访问日本东京都。

对于溥仪的到来，日本不仅安排100架飞机组成编队，日本天皇更是主动前往车站进行迎接，将溥仪安排在日本最奢华的宫殿当中。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对此事的极度重视。

《巴金全集》二十卷五六四页提到的巴金半夜被日本’刑事’关进神田区警察署一事，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巴金回忆初到日本时，说：“我住下来以后，果然一连几天大清早警察就跑来问我：多少岁？或者哥哥叫什么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哥哥叫黎德麟。吉庆的字眼！或者结婚没有？经过几次这样的’考试’，我并没有露出破绽，日本警察也就不常来麻烦了。”

然而，在溥仪到达东京的前一天，4月6日凌晨，警察闯入了巴金的住处——门开了，接着电灯亮了，进来了五个人。他们开始搜查，信抽出来看了，壁橱里的书也搬出来翻了，他们在我这个小房间里搞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叫我锁上门跟他们一起到警察署去。

小说《人——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描写的就是巴金受审拘留的情况。这篇文章最初的题目是《东京狱中的一日记》，以巴金先生的话来说，它是作为一篇散文或者回忆写成的。

虽然，巴金在狱中经历了受审，经历了搜身，又被编以七十八号，不得不在满是臭味的牢房里与八个人一起挤在只有一张薄席的硬地板上。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日本警察没有发现破绽、疑点，更没有发现“黎德瑞”就是《家》的作者巴金先生（巴金旅日时，已经出版了小说《灭亡》和《家》）。

从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整整十四小时。巴金无缘无故被关押审讯，又无缘无故放了出去。“为了什么？我始终莫明奇妙。但是我自由了。昂头走在街上，看见落日的余光，看见扰攘的人群，给自由的风吹着，给春天的空气包围着，我仿佛做了一个噩梦。”（《巴金全集》十卷424页）

巴金先生

巴金先生的这一段旅日往事鲜少被提及，我也是在读了这本陈喜儒先生的《随行巴金》后，特意查阅了一番。

“黎德瑞”这个名字，伴随巴金月余，日本归国后不再复用。晚年的巴金也曾为1935年前后写下的一些“泄气”文字感到“羞耻”。巴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写的不公平的话感到羞耻，感到后悔了。你知道印在纸上的字是揩不掉的……我想这样也好，赖债是不行的，有错就改嘛。”（《巴金全集》十二卷588页）

巴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可爱可佩的人，他从来都是正视自己的、正直真诚的人。正如著名翻译家萧乾说过的那样——“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

怀念巴金先生。

《随行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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