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红色文化故事（雷经天的胆与魂）

邕 江 记 忆

（‬原‬创‬）‬2022—09—02 作者：吴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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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漫步邕江边，一江波光粼粼的绿水如碧绸，温婉柔情的沿江美景，妩媚得让人流连忘返。奔流的江水泛着岁月的光芒，不知疲倦地安祥流淌，滋润着南宁。

如果不是那天结识了一个80多岁的雷家老人，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天天漫步走过的这不足两公里的一段江堤，竟藏着许多尘封已久的红色传奇故事。

历史不会忘记，那缓缓流逝岁月里所蕴含的份量。那一股饱含青春热血的激情，一直流淌到了今天，流淌成了邕江两岸的代代绵延。

历史需要回眸，回眸起来依然会撩起神秘感，从那个无法触摸的年代到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我试图去打开那一份历史的厚重，去寻找那一个邕江水哺育而出的共产党员——雷经天。

一、深厚的家族底蕴

我结识的老人是雷经天的堂侄，他曾是一个中学的校长。在他的记忆里，雷经天那些不平凡的往事，是那么遥远又如此亲切。

说起雷家的故事，老人如数家珍。南宁津头村，那是邕江边上一个名气显赫的村庄，雷姓有近30户人家100多人，均聚居在津头村的雷屋坡。雷家先祖是宋代名将狄青麾下一名功臣,曾授任邕州都指挥使，镇守邕州，后移驻横州屯军。

雷家其中一支分支当年在良庆圩熬酒、榨糖、养猪、开铺面。生意不断扩大规模，将良庆小圩变大圩。当年良庆一条街，半条是雷家的，有了钱的这支雷家，后来搬到邕江边的津头村，在青秀山建有种植场。

1952年，雷经天在武汉与家人合照。图中前左为雷经天第二任妻子吴树琴，前中间为雷经天父亲雷沛洋，前右为雷经天。

据雷家族谱记载：这一分支的前辈身体力行，虽贫而不废，虽难而勇进，不以“仕”为荣，只以“不学而为耻”，一切以教育为先，十分注重培养后代读书。自晚清起，南宁就有“无雷不放榜”之美誉。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留待史家考究，但雷家后来名人代出却是真的。

光排“沛”字辈的就走出了著名教育家雷沛鸿，他的传奇的故事这里暂此按下不表。此外，还走出了雷沛涛（中共党员），他在国共合作时以广西省委委员、省党部监察委员身份，与宁培瑛(中共党员)等人到吴圩、苏圩宣传、组织农会，联系北伐回乡的唐光天（红八军烈士），在邕宁苏圩一带成立有人枪800余人的农民自卫军并建立据点。此事让国民党桂系恨之入骨，说雷沛涛干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事。4.12事变时，风华正茂、才华出众的雷沛涛被国民党军警抓捕，并第一个在南宁北郊被杀害。今天，在南宁人民公园烈士碑上，他的英名就刻在首位。

雷家“沛”字辈的雷沛洋（号锟池），是雷经天的父亲。雷沛洋是辛亥革命功勋，曾任孙中山秘书。雷沛洋敢说敢干，当年陆荣廷在南宁北郊场（即跑马场）开大会宣布独立脱离清朝，左江道纪堪谨（清名臣纪晓岚裔孙，广西省府地方官）拖着长辫来参加开会，散会时，雷鲲池拿出一把剪刀，一手抓住纪堪谨的长辫子，说:“都宣布独立了，纪道台你还留这辫子做什么?"并当众把纪的辫子剪掉，此事在南宁一下就传开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名臣后人在南宁也是留下一些史迹的，当年名声远扬的南宁市模范两等官小学堂（今共和路小学）就是由纪堪谨创办的。

雷沛洋曾被同盟会委派为南宁支部长，利用南宁仓西门（今民生码头附近）恒益号商行作为同盟会驻邕的秘密机关开展活动，辛亥革命成功后退出政坛。

名人辈出的雷家，除排“沛”字辈的厉害外，接下来排“荣”字辈的依然出类拔萃。雷经天三兄弟，大哥雷荣甲，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广西省立一中校长。二哥雷荣珂，京都大学毕业，致公党创始人之一，南宁高中校长、建国后任第一任南宁市副市长。接下来排老三的就是雷荣璞（雷经天）。

雷家老人告诉我说：雷家望族和淳厚家风熏陶着一代代后人，雷经天从小天赋高，学习勤奋，经常一盏孤灯苦读不已。其父当年反清的举动，敢说敢干的经历，对雷经天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更在他年幼的心里埋下立志报国的决心。

穿过狭窄的胡同，我随同雷家老人走进那个承载南宁记忆的“雷经天故居”。这是一座清代民居式老宅，底蕴深厚的旧影尤有余味。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屏声聆听雷家老人的介绍，我瞻仰了当年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会议的会场，参观了展览图片，走进雷经天住过简陋的房，抚摸雷家大院那副古旧厚重的大门板，看着门外那一块标记“中共广西省委机关秘书处旧址”的牌匾，眼前似乎浮现出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历经百年沧桑，时空叙写着血脉轮回，仿佛在诉说从这里走出一个后生仔的件件往事。

二、险象环生干革命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延绵。将时间倒拨90多年，雷经天和交通员从香港经钦州，历尽艰难回到津头老家。利用宗亲关系以津头村为据点开展活动，千方百计地按照情报，从南宁开始，跑宾阳、贵县、桂平、横县、邕宁、恩隆（田东）同正（今扶绥县）等地，机智勇敢地逐个去串联幸存的地下党员，组织他们尽快恢复地下党组织的工作。雷经天会讲平话，他到郊区去组织领导了邕宁农军游击队，并派人到东兰设法联系韦拔群。

南宁沙街（即德邻路今为解放路）有个女共青团员韦佩珠，雷经天秘密回到南宁开展地下党的工作，除自家小楼外，很多时候是以韦佩珠家为革命据点的。

韦佩珠接受雷经天交给的任务，负责联络和文印缮写，在其父开设的书店里，帮助雷经天一起隐蔽在她家小楼上刻蜡板编写革命传单，半夜里带到水闸门印刷铺油印后，悄悄到南宁的中山路，仓西街即现在的民生路，共和路等市区一带散发。

据雷家老人说：那时候搞革命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人头落地。有一次，津头村被桂系派兵来围，情况危急，眼看敌人搜查已经迫近，雷家人惊恐失色，叔嫂婶姆连拉带推要他进入牛栏里躲一躲。雷经天却不慌不忙地说：“牛栏不保险，大嫂，快拿你一套衣服来，我自有逃脱的办法。”然后迅速装扮起来，他头扎黑头巾，身穿花褂子，手提一只空菜篮，不慌不忙出了门，在村口撞上敌人。敌人问他:“你见到雷经天了吗?”他不说话，只用手指向自家的房子，机警地躲过了敌人的抓捕。

还有一次，敌人派兵包围了津头村，准备抓他，眼看都搜到雷家大院了，雷经天翻墙跑到他八婶家里躲，后又溜到江边，转到古城路口他的堂姐夫家去。有一次更险，枪声蓦地响起，几百敌人趁夜包围了津头村，情况危急，雷经天只身跳入门前右边莲藕塘中，全身仰卧浸入泥水中，只露鼻子朝天，用荷叶做掩护。敌人搜不到雷经天，只好将全体村民全部赶押集中审问，最后毫无所得。近百敌特围满塘边，向塘里胡乱开枪，用长竹竿到处乱捅。雷经天靠着黑夜用荷叶掩护，好多次都是惊心动魄差点捅到他了。幸有津头众乡亲的奋力护藏，最后雷经天从南宁成功脱险前往香港。

4.12事变时，仅三天时间，敌人在南宁就逮捕了300多名中共党团员（后来还包括莫文骅）和革命群众，其中有27人被杀。直至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后，这些人才得以出狱。韦佩珠当时毫不畏惧，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到监狱探望被捕的同志，支持狱中同志坚持斗争。后来因叛徒出卖她因此被捕，在狱中，她坚贞不屈。1929年3月，身患胃病的她，由于吃监狱里发馊的饭菜而致病情加重，导致胃穿孔出血得不到及时救治而辞世，18岁的韦佩珠为了理想定格怒放青春。如今南宁人民烈士纪念碑上刻有她的名字。

三、兵变前夕的会议

1929年2月，整个广西白色凶焰嚣张，一场大屠杀在八桂大地悄然进行，满街狼犬，遍地荆棘。广西党组织的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被捕杀。面对极其严峻的形势，朱锡昂和雷经天等一批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难险阻，同时从香港秘密回到广西。朱锡昂任广西特委书记和临时省委负责人，回到北流开展工作有声有色之时，却突然因叛徒出卖不幸牺牲。

朱锡昂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年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为什么频频更換名称，一下是中共广西特委、中共广西地委、中共广西临时省委，一下又变成中共广西特委、中共广西省委、中共广西省工委等等，不断改组，不断重建，原来绝大多数都因领导人被捕而牺牲了。每一个继任者都是在刀尖上舐血行走，面对的都是血腥的剌刀和上了膛的枪口，他们是随时被杀的死亡舞者，地下党组织只能不断更换名称和领导人。

这时，广西特委机关在梧州也被破坏，省委决定将机关搬来南宁。雷经天按照指示，动员家人支持革命并介绍侄儿入党，又用家财来资助革命。

这时的局势更为严峻，特务活动猖獗，宪兵军警横行。重建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万分危险，生和死只是在一刹那之间，一切都是提着脑袋去筹划。

铮铮铁骨何惧险，热血终究属男儿。明知前方是一条充满艰险甚至死亡之路，雷经天毫不畏惧，重建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韦佩珠牺牲后，雷经天将自己的家作为革命据点，敌人多次捉拿他，都一一落空。

原南门大街（中山路）96号的“光昌汽灯店”，雷经天把旁边一间房也租下作地下交通站。

雷家老人告诉我说：那时家人和地下党人都叫雷经天“三叔”，他有个堂侄叫亚勤在南门大街（中山路）用自己的房开了间米店，雷经天便向堂侄把房子租了下来，改成“光昌汽灯店”，把它作为中共广西省委机关所在地及地下交通站。雷经天住在楼上，楼下则以修理和出租汽灯为掩护（店员是雷君立，修灯师傅是聶根）。楼下本有一楼梯可以直接上楼，但为了掩护楼上机关的安全，其楼梯口大门经常挂着锁头，表明楼下与楼上没有关系，而楼上人员的出入则秘密走后门，离后门几十米就是邕江，有事可从后门跑到江边隐蔽疏散。

那段时间，雷经天经常一下化妆成算命先生，一下装成大老板或赌棍进出戏院茶庄剧场，机警地与同志们接头，布置工作，使广西地下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

1929年8月，韦拔群到津头村雷屋参加广西省农民代表大会，会上选出以雷经天、韦拔群为正、副主任的广西农民协会筹备处。

9月，雷经天一手策划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与贵县的“一大”有别），为保障会议的顺利召开，专门成立了中共广西省委秘书处，由雷经天牵头，何誓达、陈洪涛、严敏、张第杰、聂根等人组成，负责撰写了有关政治、军事、土地革命、武装起义等9个问题的草案文件。他们多次在雷家开会谋划，并进行了严密细致的部署。

为确保万无一失。会议准备了一个月，会议通知有两种，都是密写的，一种是用生牛奶写，一张白纸看不出什么，涂上碘酒即显现出来。另一种是用五倍子水写，放太阳下面一晒即显示。所有参会人员食住全部安排在雷家大院。

因为会议重要，雷经天专门安排党员，即堂侄雷君立与雷家另一兄弟雷洁斋，还有一个叫姜发，三人一起负责会议的外围保卫工作。他们在外面站岗放哨并约定暗号，遇到敌情，立即脱下身上的黑上衣蒙在头上走来，看到的同志就知道敌人来了，马上报讯，参加会议人员马上从后门撤退。筹划会议的雷经天考虑得很周到，他还安排人在雷家后门几十米远的邕江河边备好了三条小船，以作应急之用。只要有敌人来查，马上可以安排代表上船躲避。

雷家兄弟雷八根则负责会场内放哨和服务，另外两人负责买菜做饭，安排代表食宿和活动。党代会会场布置很简单，几张台摆成长方形。党中央特派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报告。共有玉林、宾阳、桂平、容县、东兰、等9个县委、县特支和南宁郊区区委、连同广西省特委委员共19位代表，个个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

听着雷家老人的叙述，我眼前好像一下涌现出19个代表的身影，那是怎样的一支青春方阵啊？他们携理想和信仰，铸铁胆钢魂，以奋斗之志，满腔热血地奔赴津头雷屋，为广西开展武装斗争，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建立红色政权制定了方针策略，为我们中共广西的党史上书写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篇章。

雷经天故居很自豪，因为它曾接待过邓小平，它是广西革命史上一颗闪亮的坐标，也是一个让南宁人为之自豪的，属于广西革命圣地的一个红色打卡点。

四、神奇的历史巧合

邕江以前没桥，因此码头多渡口也多，洋关码头遗址就位于南宁市河堤路，即从“光昌汽灯店”直走到津头村的中间位置。如今江边竖立着一块碑记，尘封已久的传奇从这里漫溢出来，向人们默默诉说着南宁百年沧桑巨变。

我一直认为，这真是一个传奇，编故事也没那么神性的奇巧，一段不远的江堤，竟藏着那么多的巧合。

巧合之一：当年洋关码头一带商贸如云，有两位伟人先后从码头登陆南宁，接待这两位伟人的竟然就是雷经天父子二人，不能不说真是个奇迹。

图一为洋关码头碑记。图二为孙中山在洋关码头雕像，石刻图中为孙中山，右一应为雷沛洋。

1921年10月的一天，孙中山到南宁筹备北伐的巡视活动，曾举行了三场演讲，并提出了改造和建设广西的新方略。雷经天的父亲雷沛洋曾当过孙中山秘书，同时也是同盟会南宁支部长，于是全程参与陪同了活动。

图中右二为邓小平，左一为雷经天，右一为龚饮冰。

巧合之二：八年后，即1929年9月的一天，由熟悉广西情况的中共中央特科成员龚饮冰（解放后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陪同，年仅25岁的邓小平化名邓斌，也是从洋关码头登岸秘密进入南宁。

邓小平与龚饮冰一上岸，便直接到距洋关码头不远的“光昌汽灯店”，与年龄也是25岁的雷经天在“光昌汽灯店”接上了头。

“光昌汽灯店”不光是党的地下交通站，其实也是中共广西省委机关所在地。不得不说，雷经真是艺高胆大，他认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当年这个地方紧靠主政广西的新桂系军政要员的官邸区，从1912年开始，广西省会从桂林移至南宁，这一带就是军警戒备森严的地盘，往左走不足百米是黄旭初在明德街的“旭园”、右拐百米左右陆氏总宗祠旁边也是桂系第三号人物黄旭初的“黄公馆”，旁边不远是桂系第四号人物叶琪上将的小洋房（原址在桃源路与新民路转弯的区机要邮政大楼内），以及桂系要人经常集聚之地的“建庐”（保爱路与新民路转弯处，）和“宜园”（原葛家园即广西省委128号小院内，內有原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官邸、黄绍竑的“小果园公馆”）等，虽然当时由于蒋桂开战，这些军阀大多往北去了，但国民党在保爱路旁边还设有炮楼驻兵警戒。

巧合之三：当年的“光昌汽灯店”还有一个让人惊讶之处，那就是二十年后，作为中共广西省委机关所在地的巧合。往右百米左右有一个陆氏总宗祠（原址在区政协和区医疗器械厂内），由陆荣廷出资投建的四栋陆氏宗亲庙宇高大宽宏，尽显故土荣耀。表面是放置陆氏祖宗牌位处，其实是常年驻兵之地。南宁刚解放时，中共广西省委曾把它作为省委机关办公的所在地，省委书记张云逸曾在陆氏总宗祠旁边一栋小洋楼，即黄旭初的“黄公馆”住了几年。那时张云逸喜欢晚饭后，邀约住省委小院的莫文骅一起沿江边漫步到洋关码头。由两间小屋几个人的省委机关，变成现在上千人的省委机关，真实地演绎出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百年征程。

巧合之四：邓小平到南宁不久，就率领起义队伍轰轰烈烈从洋关码头出发，用十多艘军械船装武器运往右江平马和左江龙州，由此拉开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序幕。

巧合之五：无巧不成书，63年之后，即1958年1月11日，伟人毛泽东也是从洋关码头旧址处乘小船到江心，冬泳邕江。

时光流逝，旧影依存。洋关码头和岁月一起历经轮回，更叠着它的前世今生，时光的青苔爬满了历史记忆，也留下邕城人心中那些鲜活的印迹。白云悠悠，阳光柔柔。如画的两岸，正徐徐梳理南宁的红色脉络，涛涛的江水，正带着一身清纯一路芬芳，咏唱这里让人仰望的百年遐想。

五、大树脚见证历史

当初，南宁曾有三个叫大树脚的地标物，一个叫友爱大树脚，一个叫津头大树脚，还有一个叫公安局大树脚。三个大树脚除友爱路大树脚外，其余两个就与雷经天有关联。

两百多岁的津头大榕树

津头大树脚如今坐落在桃源路、双拥路两条城市干道，旁边通往邕江、广西医科大和南湖的几条支路也在这里形成一个七岔路口。津头的这两棵古榕（解放前是三棵后枯死一棵），像两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在岔道中央淡定地伫立着，在岁月长河里悄悄诉说着过往人事，见证着一段南宁城市的红色记忆。

雷经天的三叔雷沛涛，当年就是在津头这两棵古榕旁召开各村农民协会会议时，被国民党军警强行抓捕，后被杀害，古榕见证了雷沛涛被押上警车时的坚贞不屈。

当年广西省委在津头雷屋召开会议，发会议通知时特意告诉与会人员：“记住，出南门（中山路与南环路交界处）走桃源路后，远远就能看到两棵大榕树，走到大榕树向右拐不远就是雷屋了。”当年，津头这两棵榕树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们辨识方向的路标。

公安局大树脚不远处就是原广西省会公安局，邓小平曾在此住过。旧址在共和路与民乐路的交界处

公安局大树脚在共和路与民乐路的交界处，只是那棵大榕树1951年因扩建民乐路早已消失。当年大树旁边是广西省会公安局的所在地，局长是先一个月从香港被派到广西工作的龚楚(龚鹤村、后叛党)，龚楚与李明瑞曾是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的同窗好友，深得李明瑞和俞作柏信任。于是，从安全出发，龚楚把邓小平安排在公安局楼上其住房对门的房子里，邓小平公开身份为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

从公安局到雷经天的汽灯店不过几百米的距离，公安局大树脚见证了龚楚经常陪同邓小平悄悄来往于汽灯店，与雷经天等人一起运筹帷幄，准备发动南宁兵变。那时候，小小的“光昌汽灯店”，就成为了兵变前夕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活动中心。不久，雷经天和玉林县委书记张震球分头赴右江的平马和思林、向都一带为武装起义打前站，留在汽灯店的特委委员聶根，不久在郊区吴圩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如今，回望那些不平凡的往日时光，大树脚的故事仍在传诵，两棵古榕老树的根脉仍在守望，仿佛在诉说着当年南宁留下的红色记忆。

六、世交延续战友情

说到莫文骅，不得不提莫家和雷家两家之间的情谊。其实雷经天和莫文骅先祖都是跟随狄青从山东过来留置南宁的，两家几乎可以隔江相望，都是南宁名门望族，而且论起来两家还是表亲关系。

据雷家老人介绍说：莫文骅父亲叫莫庭俊。与雷经天父亲雷沛洋是共同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同志，两家红白喜事均有来往。那时候，亭子圩是南宁最热闹的圩市，圩日雷沛洋喜欢带着雷经天摆渡过江去莫家。雷沛洋和莫庭俊都是爱好诗词的诗友，写得一手好字。两人时常一起唱和往来，谈论时政，一起喝酒，挥笔书写。老一辈友谊延伸到晚辈身上，而津头那两颗大榕树下，则曾是他们两人小时候玩耍的地方。

1945年，中共中央任命雷经天为八路军三支队政委

雷经天在南宁建立共青团南宁地委时，莫文骅就是在马烈武祠第一个加入共青团的。两人后来一起参加百色起义，战火中又成了战友。长征途中经常碰面，有好吃的相互还招呼一起吃。过雪山草地时，原本身材高大壮实的雷经天，由于长期饥饿加之病的原因，身体十分虚弱。一次，他不小心跌下水沟，被同志们拉上来后，身上衣服湿透，嘴唇发白，脸色铁青，全身冻得发抖，无法继续前进。此时，偏巧老战友莫文骅路过，看到雷经天的处境，莫文骅马上掏出自己身上带着的两块生姜，一块让雷经天服下，一块拿来帮着雷经天上下擦身，擦出了热气。莫文骅还脱下一件衣服让他穿上，雷经天竟奇迹般爬了起来，最后跟上部队，一步步走出绝境。后来雷经天感慨地说：“我的命一次是捡回来的，一次是两块生姜换回来的，这样一条命献给党的事业，没有什么好可惜

电影《黄克功案件》法庭宣判剧照

到达延安后，雷经天和莫文骅也多有交集。如“黄克功案件”的公审大会，作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任审判长，莫文骅作为抗大代表出席。临行刑前，毛泽东派人飞马送亲笔信到会场，要求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大会宣读，雷经天讲话地方口音浓重，担心与会者听不懂，便将信交给也在主席台上就坐的莫文骅，请他代为宣读。

有人曾把他叫作“雷青天”。当年他在延安巧断烟锅案至今仍让人传诵，他依法办案，切实保障边区人民群众的权利，为后来共和国的司法制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对此，边区人民评价道：“法院院长雷经天，办案公道人人夸。”

莫文骅给雷经天侄子的复信及照片。1945年摄于缓德，图中右为雷经天，左为莫文骅。

也许这就是世人叙说的奇妙缘分。刚解放时，雷经天和莫文骅都回到南宁，一个任省政府副主席，一个则是省委副书记兼南宁市市长。雷家“荣”字辈排下来“炳”字班的有4个侄儿女，当年一起找雷经天报名要求参军，雷经天认为，先由高级干部的子女带头参军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于是将他们介绍给南宁市长莫文骅。作为表叔的莫文骅，同意雷经天的见解，于是用军管会的名义开了张公函，最后四个侄辈一起参军，其中还有人赴朝参战。如今，雷家大院门楣上悬挂的“雷经天故居”的匾额，就是莫文骅将军题写的。

七、背着黑锅去长征

回忆沾满了岁月沧桑的印记，回忆也残留了伤感的气息。史料记载，雷经天的人生大起大落，他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的军事将领，命运如佛祖安排唐僧取经一样让他遭受磨难。无奈，历经三次被开除党籍，又三次恢复。当年搞“AB团”肃反扩大化时，他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被判定死刑差点遭无辜杀害，是同监禁的一个人半夜逃出后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闻讯立即出面前往营救，最后枪下留人。周恩来为什么一定要救下雷经天？

原来，雷经天曾在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属下任宣传科科长。是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的部下，南昌起义的江西会昌战斗中，雷经天表现得很勇敢，他拿了一挺机枪，带着战士们奋勇冲锋，从而打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大胜仗。在这次战斗中，雷经天负了重伤，被转往香港、澳门治疗。

现在在军事博物馆，有一幅油画叫《南昌起义》这幅油画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请著名画家画的，一共复制了三幅，现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画面上以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为主要表现的人物。(有资料介绍说，画中的站立讲话者为周恩来，其身后第一人为雷经天)

雷经天历经从苏维埃政府主席贬到连队当文书、战士，最后背一口煮饭的大铁锅成了伙夫，随部队跋山涉水。

雷经天在延安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他成了一个没有党籍的“老党员”，但他觉得个人的荣辱较之党的事业，是微不足道的。他蒙冤时，曾对战友韦拔群说：“拔哥，我个人被开除党籍这没什么，我要继续：一要党，二要革命！”

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任命书，任命雷经天为华东政法学院院长。

杨金梅，右江苏维埃恩隆县（今田东县）妇联委员，百色起义前与雷经天彼此相爱结成夫妻。红军北上时，雷经天因对“左”倾冒险主义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中心城市计划有不同意见，被撤职并开除党籍，受了冤屈丢了党籍，怀孕的妻子也被留在东兰，留下来就意味着真正的生离死别。雷经天完全可以申诉，可以向组织提要求，但他却没有半句怨言。纵然有千般柔情，万般不舍，他默默服从组织安排，离开有身孕的妻子。分手那天，雷经天紧握妻子的手久久不肯放手，杨金梅泪流满脸地安慰丈夫说：“你放心，我还是党员，只要我不死，我等你回来。”

爱妻就这样留在极其凶险而艰苦卓绝的白色恐怖下工作，从离开妻子开始，雷经天有空就把杨金梅的照片拿出来看，自主自语的对着照片上的妻子诉说衷肠。

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1931年4月，杨金梅在东兰弄砦岩作战中受伤被捕，最后在武篆中和圩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年仅22岁，儿子从此不知下落。

失去妻儿，又几次蒙冤被组织处分，那都是蚀骨抽筋般的心痛，那种痛，不是一下子的阵痛而是长达十余年的痛彻骨髓，需要足够的耐心与强大意志，也许再无出头之日。那是雷经天揪心的苦恼，他完全可以离开队伍不去背那个黑锅，回到邕江边他那个殷实的家族，去享受那日复一日的安逸闲适。他的堂哥是顶顶有名的著名教育家雷沛鸿，他的两个亲哥哥都在南宁当名校校长。雷经天本来就是名校（今华东师大）毕业生，完全可以当个教授或者当个校长之类的，去接受人们崇敬，荣华富贵对他而言根本不是问题。

信仰是需要忠诚和血性来支撑的，他有过血的搏杀，也有过泪的交织。为了理想信念，他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生命，全部奉献给了一句承诺，一个信念。

堂堂的苏维埃主席背黑锅又怎样？他宠辱不惊，没有一点的犹豫彷徨，仍踏踏实实，有始有终地背着黑锅，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斗志不减地为部队做着各种后勤服务工作。最终如凤凰浴火般的涅槃重生，心无旁骛地走完长征，

“一要党，二要革命！”如惊天雷响，掷地有声。这是雷经天一生对党、对革命坚贞信守的心声。流年似水，岁月如歌。那个身影，仍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那个声音，仍鲜活有力地回荡在百里秀美的邕江两岸。

中央特批雷经天为烈士，图为烈士证明书

走近津头雷屋，就是走进历史，就是走进感动。雷经天用一腔热血与青春为伴，他来到这个社会只是为了奉献，为了让别人活得更好。明知前途险恶，他仍毫不犹豫地溯源而上，在挫折中坚强，在困境中奋起，他生命中涌动的那一种使命，他血脉里流淌的那一种坚强，正穿过南宁浮躁喧哗的上空，穿过街头市俗的功利纷争，温暖着我们的城市记忆，触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让我们对他增添一分敬重。

今天，我们可不可以这样问：是什么让雷经天知重负重不停步？苦难面前不低头？受挫连连不放弃？他为之奋斗乃至拼命的支撑力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他的爱国情怀，是他对党的绝对忠诚，是认定了信仰就要信党一辈子，爱党一辈子，任何时候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的信念力量。

回望历史，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信仰，催我们奋发向前。雷经天没有离去，他的青春英姿一直在南宁湛蓝的天穹上，在他深情热爱的邕江河畔，静静地默视着过往百年。

他认定的信仰，早已作为一种精神，一种英雄色素渗入人们的血管，染红了人们的心灵，成为一道谁也抹不去的历史镌痕。

时光荏苒，英雄远去，但属于南宁城市的红色记忆，仍象邕江流淌的水，日日夜夜，向东奔流，新新鲜鲜。

参考资料：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与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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