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纪念日（纪念巴黎公社革命150周年）

编者按：本文分析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建立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进程，以及它推行的各项革命政策。在此基础上本文全面解读了马克思的光辉著作《法兰西内战》，指出它通过及时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入阐发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150年前，法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它虽然只存在了72天，但它所推行的各项革命政策和留下的经验教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的重要论述，特别是马克思的不朽著作《法兰西内战》和其他相关文章、宣言、书信等，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对于正在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背景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拿破仑三世称帝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在此期间法国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建立了一系列大工业和重工业。金融资本的发展尤为突出。工业和金融经济的发展使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一小撮工业巨头和金融贵族控制着银行、航运、铁路等企业。很多大银行家与皇室有密切联系。

随着大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和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社会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工人劳动时间长达13～16小时。巴黎的产业工人中，女工和童工占30%以上，但她们的工资分别只有男工的55%和12％。工人几乎没有人身自由，对政府稍有不满的人就要遭到迫害和逮捕。在农村，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使近4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农民的赋税也由全年7亿法郎增加到12亿法郎。城市小资产阶级受大资产阶级的排挤不断加强，很多中小企业破产，负债累累。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工人们不堪承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纷纷起来进行斗争。很多罢工不仅具有经济性质，还具有政治性质。

在这一时期，欧美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也有了很快的发展。资本主义各国的联系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越来越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共同与资本家斗争才是出路，从而产生了国际联合的思想。马克思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夜以继日地进行艰苦的理论硏究；另一方面进行大量的实际工作，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密切联系，帮助他们分析形势，指导他们正确斗争，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1863年1月爆发了波兰人民反抗沙俄殖民统治的起义。7月，英国工人在伦敦举行了声援波兰人民的集会，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代表也到会声援。与会者一致认为，各国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国际工人联合组织。9月，在伦敦举行了有多国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约2000人参加的大会。马克思欣然同意与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大会经过讨论，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被称为第一国际）。大会选出了一个由21人组成的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机构——临时中央委员会（后改称总委员会），其内部又产生了由9人组成的负责起草各类文件的委员会（俗称小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小委员会委员。小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国际的临时章程。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学者和实践家。他考虑到由于各国历史条件的参差不一和各国工人运动发展水平的不尽相同，为了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社会主义”纳入统一战线的轨道，决定把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起草了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马克思还起草了一篇新的文件《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这两个文件于11月1日被中央委员会批准。

这份《纲领》的正式文本称《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它明确指出，鉴于“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接着规定了十三条组织条例。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第七条（a）：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条例还规定，“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名与总委员会通讯的书记”。

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首先通过具体事实和数据指出：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64年期间，欧洲工人阶级的斗争取得了两大成绩：一是经过长期的顽强斗争“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了非常良好的后果”，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二是工人的合作运动有了一定的发展，创办了不少合作工厂。“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没有那个雇用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但是这些成功“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宣言最后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结束。这两个重要文件是国际工人协会创建的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从此马克思就稳固地取得了对国际的领导权，成为第一国际的实际上的领导人。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

为了夺取欧洲的霸权，法国于1870年7月发动了与普鲁士的战争。法国发动这场战争出于两个方面的目的，对外遏制普鲁士的进一步强大，防止以它为主导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因为它的分裂状态有利于法国。对内是为了转移国内革命人民，包括共和主义者的视线，避免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可是事与愿违，拿破仑三世不仅输掉了这场战争，成了普鲁士的阶下囚，而且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并引发了巴黎公社革命。

马克思在普法战争期间，代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写了两篇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在这两篇光辉文献中，马克思阐发了对进攻战和防御战、正义战与非正义战，以及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等方面的经典论述。

在第一篇宣言中，马克思从国际工人团结的视角分析了刚刚开始的这场战争。马克思认为，战争开始时对普鲁士来说具有防御性质，而对法国来说则具有进攻和侵略性质。但这是一场王朝战争。德国、法国和所有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必须团结一致，共同斗争。马克思说：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已经公开表态，他们发表了宣言。其中写道，“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借口下……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荒谬绝伦的犯罪行为”。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告诫德国工人，不要把全德人民的利益和普鲁士王朝的利益混为一谈。要防止德国统治阶级把防御战争转变为掠夺法国人民的进攻战争。他写道：“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听任目前这场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1870年9月1日，拿破仑三世亲自率领10万大军出征，在法国东北部的色当镇与普军对峙，结果大败并成为普军的俘虏。拿破仑三世投降的消息传来，法国举国震惊。1870年9月4日，法国金融资产阶级趁机发动政变，法兰西第二帝国被推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布成立。法国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前第二帝国的巴黎总督、保皇派茹尔·特罗胥将军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内阁总理。至此，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障碍已消除，但普鲁士当局决心还是要将战争继续下去，派兵向巴黎进军。至1870年9月19日，已将巴黎紧紧围住。

马克思于1870年9月6日开始写作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在这篇宣言中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军阀、地主和资产阶级借口战略上的需要而吞并法国领土的野心。他写道：对德国来说，“防御性战争是到路易·波拿巴缴械、色当投降和巴黎宣告共和国成立时告终的”，同样，“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提醒法国工人认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本质，他说：“我们像他们一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权，而只是占据了它空出来的位子。”“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

马克思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告诫全世界工人阶级，战争性质的变化不应削弱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世界工人阶级不应为王朝战争去卖命和相互敌对。资本主义是国际工人阶级共同的敌人。这也正是第一国际的宗旨所在。

二、巴黎公社革命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自称“国防政府”，面临的任务应该是抵御普鲁士的继续入侵，保卫法兰西民族和国家。但是它不敢动员人民起来扺抗，实际上是一个卖国政府。它执行了反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出卖法兰西民族利益的政策。它不仅镇压了巴黎人民的两次起义，而且和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马克思把这一卖国行动看作“国防政府”“在普鲁士支持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

1871年2月17日，以特罗胥为首的“国防政府”垮台，保皇派国民议会议员阿道夫·梯也尔接任总理。他上台不久，就与德意志帝国签订和约，把阿尔萨斯和铁矿丰富的洛林东部地区割让给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与此同时，梯也尔政府非但听任德军不断入侵，而且继续镇压工人运动。于是，巴黎的工人群众自动组织了国民近卫军，与普鲁士作战，捍卫自己的国家。3月18日凌晨，政府军占领了蒙马特尔停炮场，企图拖走停放在那里的大炮。当地工人，乃至妇女、老人、儿童，和国民近卫军一起立即奔赴高地保卫大炮。其中一位名为路易丝·米歇尔路易丝·米歇尔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但是积极支持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1873年12月，她被流放至法国的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岛，1880年7月，被大赦回到巴黎，1905年1月逝世。路易丝·米歇尔著有回忆录《公社》一书，是研究巴黎公社的重要史料。（1830～1905）的妇女，带领群众，拦住政府军质问：你们是不是想把大炮运到柏林去？是不是你们要向你们的父兄、妻儿们开枪开炮？此后，路易丝一直战斗在革命的最前线。公社失败后她被捕入狱。在审判时，面对法庭，她大义凛然地说：“革命的全部过程中都有我的活动，我乐意对我的一切行动负责。”政府军对蒙马特尔高地大炮的偷袭，引发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

蒙马特尔事件使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士气大振。当天下午，巴黎各区的国民自卫军开始向巴黎市中心进发。起义由防御转为进攻，巴黎人民开始了武装起义。在国民自卫军指挥下，起义者建筑街垒，布置岗哨，分散大炮。梯也尔惊慌失措，在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胜利的当天，就急急忙忙地把政府迁到离巴黎约16公里的凡尔赛，其他官员也竞相出逃。第三共和国政府迅速土崩瓦解。巴黎起义者和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市政厅及各个政府大楼。同时接管各国家机关，整顿局势。

法国国民自卫军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由有产阶级人士组成的民兵。大革命胜利后，除巴黎外，其他地区也开始组织国民自卫军。此后几十年来，经过反复的多次解散和重组，国民自卫军成员的成分和思想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溃败，政府于9月5日征集国民自卫军保卫巴黎的防务，决定新建60个营，每营1500人。但战斗情绪高涨的巴黎人民很快就自动组织起了194个营，建立了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力量，许多革命者当选为营长。

1871年3月15日，3000名来自巴黎各区的国民近卫军召开代表开会，决定成立国民自卫军联合会，通过了国民自卫军章程，建立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当选的40名中央委员中有一半是工人，一半是小职员和知识分子，有16人为第一国际会员。国民自卫军在其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积极抵抗外敌普鲁士的进攻，同时反抗本国反动政府对人民的镇压和围剿。从3月18日梯也尔政府逃往凡尔赛，直到3月28日巴黎公社成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是巴黎唯一的政权机关，被历史学家称为“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府”。

3月18日革命胜利后，国民自卫军于次日组织了公社选举。全巴黎的注册选民中，有2/3以上的人参加投票。在选出的82名公社委员中，有30名国民近卫军中央委员会成员，37名第一国际会员。3月28日，在市政厅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胜利诞生。公社成立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即把权力移交给普选产生的公社委员会。与此同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依然存在，但它仅是公社领导下的一个负责军事斗争的机关。

梯也尔政府逃到凡尔赛后，不顾法国民族利益，与普鲁士军队共同镇压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和巴黎工人武装奋力抵抗。由于兵力不足和国民自卫军的一些领导忙于公社事务而忽视了军事行动，战斗屡遭失败。5月21日，凡尔赛军队终于从防守比较薄弱的圣克鲁门打进了巴黎城，于是就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巴黎“五月流血周”。当时凡尔赛军共约有11万人，其中包括被普鲁士俘虏的好几万法国士兵，而公社武装仅有15万人左右。在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公社战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巴黎各区筑起了大约500多个街垒，妇女和儿童都英勇地参加了街垒战利沙加勒参加了“五月流血周”的街垒战。公社失败后流亡国外期间结识了马克思，后者对其为人和《1871年公社史》一书有很高评价。。

5月27日，巷战在巴黎两个工人区激烈展开。巴黎公社200名战士与5000名反革命军队进行肉搏战，毫无惧色。28日下午公社战士坚守的最后一个街垒被攻破。最后，在拉雪斯神父公墓坚持战斗的公社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被淹没在血泊之中。公墓边的一堵墙边，誓死捍卫公社的最后一批革命者全部被枪杀。这座墙后来被称为“巴黎公社社员墙”，至今还保存着。恩格斯在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20周年纪念日之际写道：“这堵‘公社战士墙’至今还伫立在那里，作为无声的雄辩见证，说明一旦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公社失败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公社革命参与者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审讯。受害者的人数国内外史家说法不一。据权威材料，公社革命期间“共有29804人遭残杀，72941人在作战中牺牲，60971人被投入监狱或流放”；另一权威资料说，公社失败后，约有20000人被杀害，38000人被捕，约7000人被流放。

公社于1871年3月28日成立后，29日就发布了一项重要法令，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的政权”，“各个社会机关的职员今后必须确认凡尔赛政府或其拥护者所发出的命令或通告均为无效，任何官吏或职员凡不服从本法令者，立即解除其职务”。同时宣布成立十个委员会，取代以前的政府各部：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劳动工业与交换委员会、社会服务委员会、对外联络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并决定了各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同日，公社发布了“撤销常备军，由国民自卫军取代”的法令，决定“停止招募新兵。除国民自卫军外，不得在巴黎成立或调入任何武装部队。所有适合服役的公民都编入国民自卫军”，同时将警察局的职能划给国民自卫军。4月1日，公社通过法令称，“考虑到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额；为此决定：规定各市政机关职员所得的最高年薪为6000法郎”。公社还规定各级领导均由工人代表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罢免。

4月2日，公社发布国家与教会分离的法令，明确规定：“废除宗教预算；宣布被认为不能动用的属于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动产为国家财产。”与此同时，该法令还强调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因为“信仰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而“僧侣实际上是君主制度反自由罪行的从犯”。4月5日，公社通过了严惩反革命的决定。在文教方面，公社宣布实行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用世俗教师代替僧侣和神甫；教育委员会把私人企业家的剧院交给演员团体去经营。公社还决定登记和保护梯也尔住宅所藏各种文物。在讨论通过这个决定时一位工人代表发言说：“不要忘记，这些小的青铜艺术品代表人类的历史，我们愿意保存过去的精神财富用以建设未来。我们并不是野蛮人。”在社会经济方面，公社宣布废除面包房夜班制度，不许工厂主随意对工人加以罚款；关闭当铺，无偿归还20法郎以下的典当物；把逃走的资本家的工厂没收，交给工人来生产；限制粮价，每公斤面包价格不得超过30生丁。为了显示公社的国际主义精神，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1871年5月16日，这个高达44米的纪念柱被拆除，它所在的广场被更名为国际广场。以上法令因为公社存在较短，而且忙于战斗，有些未及执行。但是它们所显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捍卫无产者利益的原则是很鲜明的。

巴黎公社失败了，它的失败原因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从客观方面来说，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和法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无产阶级还不够强大。无产阶级发动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是马克思对他的唯物史观的精辟的概括。这对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也是适用的。

从主观方面来说，无产阶级虽已形成，但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还不够成熟，在无产阶级内部还掺杂着很多小资产阶级成分。它们容易动摇，从而影响到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在革命者内部产生意见分歧。特别是还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事实证明，没有一个这样的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不能成功的。从具体政策方面来说，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众所周知，银行业在法国相当发达，是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恩格斯指出：“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

利沙加勒在其《1871年公社史》一书中把没有及时没收法兰西银行这个教训分析得相当透彻。他写道：“公社委员会的委员们本来应该注意的真正‘人质’，如银行、文件保险柜、国有土地、税务机关和储蓄银行的保险金库，却在幼稚的冲动中忽视了……公社本来可以不使一兵一卒遭受危险，泰然自若地对凡尔赛说：‘不投降就要死亡!’。”“中央委员会听任凡尔赛的军队逃走，已经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公社委员会又犯了更严重百倍的错误。一切真正的起义都是从掌握敌人的命脉——金库开始的，只有公社没有这样做。公社委员会取消了凡尔赛的宗教费预算，并且为自己手里所掌握的资产阶级预算而欢喜得发呆了。”据作者掌握的资料，在法兰西银行里，还存着价值共计30亿法郎的现金和各种财产。它们已“足够收买凡尔赛所有的将军、军官和官吏”了。

其二，梯也尔政府逃往凡尔赛以后，革命者产生了麻痹思想，以为革命胜利的大局已定。这时革命者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先进行公社选举，还是先乘胜追击，最后还是决定先进行公社选举，从而贻误了追击凡尔赛的最好时机。而国民自卫军也急于交权。1871年4月11日，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恩格斯发言说：“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展得很好，而在选举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向凡尔赛进军，应当是在凡尔赛力量还薄弱的时候，可是这个有利的时机被错过了。”马克思也指出：“当梯也尔已经用夜袭蒙马特尔发动了内战的时候，（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

其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巴黎无产阶级缺乏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没有这样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不可能夺取政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不可能巩固并继续前进。当时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还没有出现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在第一国际建立的当年，巴黎就成立了第一国际支部，但这毕竟不是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

其四，无产阶级内部还存在不同的流派，包括主张改良主义的蒲鲁东派、激进主义的布朗基派和小资产阶级的新雅各宾派。它们虽然大多支持社会主义，但程度、表现和应对的策略不尽相同。

其五，巴黎基本上是单打独斗。正如列宁所指出，“在法国的一些大城市中（马赛、里昂、圣艾蒂安、第戎等），工人们也作了夺取政权、宣布成立公社和解救巴黎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很快都以失败告终。于是第一个举起无产阶级起义旗帜的巴黎只得依靠本身的力量，结果遭到了必然的失败”。

其六，没有发动农民起来支持公社，未能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和天主教神甫的影响。公社曾在巴黎郊区散发《巴黎公社致农民书》的传单，但大部分被凡尔赛警察截住了。

其七，没有公布公社已经接收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国家秘密档案。这一重要失误在一般文献和著述中较少提及。在这些档案中“载满着秘密警察、外交官、资本家以及他们的政客们的贪污与腐败情况”。马克思曾经提醒公社领导人注意这个问题，保存好档案，必要时加以揭露，但是没有引起公社领导人的重视。

以上诸方面的失误加速了公社的失败。在“五月流血周”开始以后的5月23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说：“我担心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后来，在总结公社失败的教训时。列宁特别强调了两点：没有没收凡尔赛银行和没有立即乘胜向凡尔赛进军。他说：“两个错误葬送了这一辉煌胜利的成果。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去‘剥夺剥夺者’，没有接管像银行这样一些机构……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它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却力图从精神上感化他们；它忽视纯军事行动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使巴黎起义取得彻底胜利，而是迟迟不动，使凡尔赛政府有时间纠集黑暗势力，为五月流血周作好准备。”列宁接着说：“虽然有这样一些错误，公社仍不失为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伟大的典范。”

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

《法兰西内战》（以下简称《内战》）是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美全体会员的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经典著作之一。它精辟地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概括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特别是用巴黎公社的新经验进一步论证和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体现了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巴黎公社取得胜利时，马克思虽然不在法国，但他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系统搜集和研究关于公社的各种信息和资料。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宣言。总委员会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了马克思。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然后进行定稿工作。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恩格斯说：“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

《法兰西内战》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揭露了以特罗胥为首的所谓“国防政府”和它垮台后的梯也尔政府的反动本质。

第三共和国建立了以特罗胥为首的、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保皇派联合组成的临时国防政府。但它是一个典型的卖国政府。1870年10月27日，法国莱茵集团军司令巴赞元帅在梅斯向德军投降。1871年1月28日，特罗胥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2月，特罗胥政府垮台，选出以保皇党人占优势的国民议会，梯也尔当选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首先揭露了以特罗胥为首的所谓“国防政府”的本质，指出它防御是假，投降是真。马克思写道：国防政府的领导人很清楚，“要保卫巴黎，就不能不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就在战争中锻炼他们的队伍。可是，武装巴黎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到1871年1月28日，骗子们终于丢开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投降了，它视极度的自甘屈辱为真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样一个屈辱的角色，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未敢承当。”

接着马克思又揭开了接替特罗胥的梯也尔的老底，指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留给各国人民最深的印象是充当了残酷镇压巴黎公社的罪魁祸首和刽子手。“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马克思指出：“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马克思指出，梯也尔政府深知，为了进行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内战，首先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

第二，记述了3月18日巴黎公社的伟大壮举和梯也尔政府对公社战士的血腥镇压和屠杀。

马克思通过具体事实分析了3月18日的巴黎革命。马克思指出，梯也尔十分害怕革命发生，因此必须尽快解除革命者的武装，主要是收缴他们的大炮。梯也尔慌称，国民自卫军管辖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马克思揭露说：这些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己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有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之内。”于是，“梯也尔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瓦率领一大群警察和几个战斗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走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战斗团士兵对人民的同情，这个企图没有得逞”。所以梯也尔也只得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来，说他“宽宏大量地决定让把国民自卫军自己的武器赏给国民自卫军”，并“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叛乱分子”。

马克思对梯也尔政府对巴黎革命者的镇压和屠杀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和谴责，认为这是一种“阶级报复”。马克思揭露说，梯也尔竟然公开与先前的敌人——普鲁士勾结起来，对公社进行联合围剿。马克思指出：“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在崛起的新社会被彻底毁灭了，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阶级的统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军服来掩盖了；面对无产阶级，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我们所一步步追述的从9月4日这一天起直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进入圣克卢门为止的这场阴谋，以巴黎的大屠杀告终。”

第三，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首先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马克思分析了历史上国家政权的演变，并得出结论说，在君主专制时代，这个政权阻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把过去时代的所有垃圾都横扫殆尽。与此同时，国家政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所以，“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接着指出，“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在公社里“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

马克思继续说，“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一切教育机构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另一个重要经验是工人阶级要革命必须有一支自己的军队，不然便会一事无成。他写道：“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并用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来代替它。现在必须使这一事实成为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马克思还谈到了农民。他指出：公社已经声明，“战争的费用要让真正的战争发动者来偿付。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使法国农民马上就能得到巨大好处”。关于农民问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中有更多的阐发。他写道：“‘乡绅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只要统治三个月，就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起来向他们造反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很快就会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道：“当然，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巴黎公社的经验表明，“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于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压榨、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而“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这些论述反映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工农联盟思想。由于巴黎公社所处的主客观条件的局限，这一思想未能在实践中得到体现。

马克思还谈到了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性。他写道：“凡尔赛方面从外部对巴黎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且还想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此种情况下，公社若是装做像在太平盛世一样，遵守自由主义那一套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岂不是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把国际工人协会看作一个阴谋团体，“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最先进的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条件下，只要进行着阶级斗争，自然总是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法兰西内战》最后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四、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单行本写的导言

这是恩格斯为1891年巴黎公社20周年时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德文第3版（纪念版）而写的。恩格斯在导言中着重指出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作的理论概括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就巴黎公社的历史作了一系列重要补充。恩格斯还把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收进了这一版。所以，在以后的《法兰西内战》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它们也都通常与《法兰西内战》一起刊印。

恩格斯在导言中首先指出：《法兰西内战》“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恩格斯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巴黎公社的经验表明：革命必须有一支武装力量。他说，在普法战争时期，巴黎工人掌握武器首先是为了保卫巴黎。但在巴黎投降、法国与普鲁士缔结和约以后，“新的政府首脑梯也尔不能不看到，只要巴黎工人手里还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把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宣布为唯一的武装力量”。

第二，恩格斯认为，从公社采取的各种革命措施可以看出，“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以尖锐而纯粹的形式显露出来了。因为公社委员几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过的决议也都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当然，“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

第三，公社经验证明，“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而是“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为此，“公社釆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恩格斯在导言中，以美国为例，对国家机器进行了阶级分析。这对我们今天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说：“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这写得何等好啊！这不是对当今虚伪和腐朽的美国式“民主政治”的最真实写照吗！所以，恩格斯指出：“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

恩格斯在导言中还补充了一些对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的看法。他说：公社委员中布朗基派属于多数派，蒲鲁东派属于少数派。前者凭着革命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仅很少人如瓦扬等，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后者主要是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者，反对联合生产。但当时的巴黎，大工业已经占了优势，而它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导致了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向。于是，恩格斯指出：“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

导言最后说：“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150年过去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和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光辉思想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当代价值。公社的原则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