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红灯记原型（两部红灯记诞生的幕后故事）

在第十期我们讲述了沈默君先生创作电影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的过程，电影放映后立刻引发了戏曲界的改编狂潮。但是，这部戏剧在成长为样板戏《红灯记》的道路上还出现过两大承前启后的版本，也就是哈尔滨版的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与上海沪剧版的《红灯记》。那么，这部经典跟电影版有何区别。今天白羽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革命自有后来人》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的，作品大火之后长春电影演剧院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拿过电影剧本改编成了话剧《红灯志》。

豫剧、京剧、黄梅戏、粤剧不甘其后纷纷推出了《红灯传》、《三代人》、《雪里红梅》、《一份密电码》等作品。遗憾的是，大多数改编版本都在“只能有一个‘红灯记’的指示中”折戟沉沙。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些版本的文字或者影像的保存记录。

在《样板戏史记》中出现过这样一句话：“被称作“南北两盏红灯”的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上海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改编版本。

1962年下半年开始，哈尔滨京剧团开始着手将沈默君先生的《自有后来人》改编成现代京剧版本。当时的哈尔滨京剧团人才济济，多知名的京剧演员都曾在哈尔滨京剧院工作过或与之合作过，强大的创作和表演团队成为了这作品成功的必要保障。

导演是史良玉，剧本改编者是史良玉、王洪熙、于绍田三个人。赵鸣华饰李奶奶，梁一鸣饰李玉和，云燕铭饰李铁梅，张春鸣饰鸠山。经过小半年的努力，哈尔滨京剧团改编的现代京剧就公开演出了。他们以精湛的技艺和曲折的故事动人赢得了观众的喜欢，云燕铭饰演的女主角在当时被称作“李铁梅第一人”。到了当年6月，他们已经公演了上百场。

6月中旬时，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领袖金日成观看了《革命自有后来人》，赢得了来宾的高度赞扬。据李奶奶赵鸣华的回忆，周总理对他们改编的这部戏非常满意，“但同时他也向我们传达了刘少奇主席的建议：

李铁梅钻炕洞到领居家的情节值得推敲剧组一定要深入生活，把剧本改好改得更好。

刘少奇曾经在东北从事过革命工作，他认为这一情节不合理，因为东北农村每家的炕都是单独的，不可能出现两家炕相连的情况。根据总理和主席的意见，哈尔滨京剧团组织人员到东北农村体实地调研，实际体验生活，回来后将剧本进行了进一步修改，使《革命自有后来人》的艺术表现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革命自有后来人》参加了1964年的全国第一届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当时就引起了强烈轰动。据李奶奶的扮演者赵鸣华回忆，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郭沫若、田汉等领导先后观看演出并接见全体演员，他们对我们的演出给与了充分的肯定。”

在这场规模空前、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盛会中，来上海的沪剧版《红灯记》同样出色。样板戏《红灯记》是根据沪剧《红灯记》改编而来，这一点在阿甲和张东川等人的回忆文章中都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现在提到“样板戏”《红灯记》通常指的是1970年5月的演出版本。

沪剧《红灯记》由上海爱华沪剧团所改编，这所剧团只是上海一个区里面的小剧团，别说放眼全国，就是在上海的众多剧团里也不算太出名。正是沪剧《红灯记》的成功改编，让这个小剧团变得全国知名起来。

沪剧《红灯记》的改编者是凌大可和夏剑青，主要演员：凌爱珍扮演李奶奶，袁滨忠扮演李玉和，韩玉敏扮演李铁梅，凌大可扮演反面人物鸠山。

袁滨忠和韩玉敏是老演员凌爱珍带到爱华沪剧团里培养起来的，两人和凌爱珍既是师徒又堪比亲人的关系，在扮演《红灯记》的父女档之前，两人就已经经常搭档演出，成为沪剧里面的一对黄金搭档。

由这样三个人来演《红灯记》里面的三代不同姓的一家人，在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演的熟练配合上都可以说驾轻就熟，再加上著名的沪剧导演王育担任导演，上海爱华沪剧团的改编现代沪剧《红灯记》在众多的改编版本中脱颖而出也就不奇怪了。

相对于电影《自有后来人》，沪剧《红灯记》在情节上有较大的改动。全剧开始，李玉和与铁梅就出现在火车上留意情况，接下来李玉和让铁梅把红灯带回家去。

铁梅提着红灯回到家，奶奶便对铁梅讲述了这盏贵重的红灯的来历。从这里，铁梅就从奶奶和爹爹平日里的活动以及自己帮爹爹望风和传口信等事情中猜测到了家人的身份。

换句话说，沪剧《红灯记》一开始就引起观众对于“红灯”的注意，将“红灯”在全剧中的线索作用突出出来。

沪剧对于电影结局的改动也很大：剧本到最后阶段，“红灯”是联络信号的秘密已经被特务头子鸠山识破了，得到邻居帮助的铁梅，摆脱在家外面监视的特务，来到南河沿找接头的周师傅，就在铁梅欣喜于终于完成了爹爹奶奶的革命遗志，却突然发现“周师傅”多了一指，原来他就是叛徒王警尉。

铁梅沉着冷静，骗他说他刚拿到的并不是真的密电码，真的密电码还在自己手中，就这样，铁梅又将密电码拿回自己手中。就在铁梅和叛徒展开生死搏斗之际，从北山来的一位同志赶到了，在混乱的斗争中，铁梅将叛徒王连举击毙。

但是，两人面对众多的日本兵明显寡不敌众，情况危急之中，一个假扮成日本军官的抗日联军游击队员赶到了，他们安全的从日本兵的重重包围中脱身。

这场戏充分发挥了沪剧通俗灵动的特点，更加富有戏剧性。沪剧《红灯记》展示了铁梅一家与邻居的关系，邻居的帮助表现共同抗日的群众基础。

在“粥棚”一场戏里面，用人民群众对日本人的控诉，共同表现出遍地烽火、广大人民群众一致抗日的典型背景环境，突出抗日革命的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说明革命的正义性和正当性。

1963年，江青在上海观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她说：“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后，感到还是爱华剧团的本子好。”1964年，全国第一届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演出后，哈版《革命自有后来人》和沪剧《红灯记》同台竞技，一时瑜亮。

大会过后，两个剧组的《红灯记》都被评为全国京剧团体学习曲目，灌制了唱片，还出版了剧本的单行本全国发行。在观摩演出结束后，剧组被文化部留下来继续公演，二十多场戏票三天内之内全部售出。

就在两大剧组沉浸在演出大获成功的喜悦中，又是发唱片，又是搞讲演时，江青忽然下令全部叫停。她将要求沪剧剧组和哈尔滨剧组的两版《红灯记》全部整改，不能有题材的撞车，剧中的铁梅只能是第二主人公，要突出第一主人公李玉和，要给他加戏。两大剧组都要学习中国京剧院版的《红灯记》，并且明确提出全国只能有一部《红灯记》，其他所有剧种的改编版本全部打掉。

那么，中国京剧院版的《红灯记》，也就是样板戏《红灯记》又是如何被搬上大荧幕的呢？我们将在第十二期中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