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诸葛亮北伐为什么从不带南蛮（三国时期的上庸）

说起三国争锋焦点地区，大概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荆州，而荆州有三大门户之地：襄阳、夏口、夷陵。如今我们大多只熟知荆州的三大门户之争，却往往忽略了上庸之地在荆州乃至三国乱世的重要性。甚至蜀汉在上庸的接连重大战略决策失误，也与其痛失荆州有着密切的联系。

翻开三国历史地图，我们会明显发现，上庸（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向北倚靠汉水，向南临接长江，向西可连通汉中，向东亦可直驱襄阳，恰好处于魏蜀吴三国的交界中心，地理位置可谓极其特殊。

上庸地区东三郡

同时，上庸核心地区水网密布，四周群山环伺，属于典型的山环水绕易守难攻之地。占据上庸，既可将其当做连通汉中、襄阳等地的战略通道，亦可成为威胁这些地区的后方基地，军事战略位置可谓极其重要。正因如此，在此地发生的三国争锋也同样精彩纷呈。

建安二十四年春（公元219年），刘备成功攻取汉中之后，便立即派遣孟达、刘封分两路人马发动了对上庸的争夺战。此战蜀汉战绩斐然，不仅逼降上庸太守申耽，还杀了曹魏房陵太守蒯祺，顺利夺得对上庸三郡的控制权。

同年十月，吕蒙、陆逊成功偷袭荆州，之后又派遣部将谢旌等人攻取房陵、南乡等地。同样，陆逊也是看到了上庸地区对于荆州夷陵等地的严重威胁，因而在其刚刚取得荆州还未站稳脚跟之时，就迅速发动了对蜀汉的房陵之战，意图将荆州的战略前线再向前推进到上庸一带，以此来保证夷陵等地区的安全。

到了公元220年，曹丕称帝，随即名利大将夏侯尚、徐晃率兵袭取上庸，此战孟达、申耽、申仪等人投降魏国，刘封败逃成都，上庸大部地区再入曹魏之手。而后魏文帝曹丕合上庸三郡为一新城郡，任孟达为新城太守。

上庸三郡略司马懿平叛路线

公元227年，诸葛亮意图策反孟达叛魏归蜀，可最终却以司马懿攻破新城，斩首孟达成功平叛而告终。此后新城郡（原上庸地区）大部便一直掌控在曹魏手中，甚至曹魏还曾以此地为基地，发动对吴国荆州的讨伐战争。

以上可以看出，自三国魏蜀吴三足鼎立以来，上庸地区几经易手，它的军事战略地位自然也是不可小视的。

可在上庸接连的争夺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其中，蜀汉集团最初从刘备占据荆南四郡开始，到公元219年相继夺取益州、汉中、上庸。刘备集团在这短短11年间从无到有，实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此时汉中、上庸、荆州三地连成一体，跨有荆益的目标已然实现，再取中原似乎也是指日可待。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最鼎盛时期

但紧接着，蜀汉的鼎盛时期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汉中、上庸、荆州的一体防线就迅速“崩塌溃败”，荆州、上庸分别落入吴、魏两国，蜀汉战略防线被迫收缩，直至灭亡也始终未能冲出汉中、益州两地。

对于蜀汉集团实力的这一大起大落，人们大多从关羽“痛失荆州”出发来解释这一问题缘由。这次我们另辟蹊径，从蜀汉上庸战略决策失误出发，系统分析蜀汉“跨有荆益”计划的破产，以及上庸孟达叛魏归蜀失败的缘由。

对于蜀汉荆州的丢失，人们常说“关羽大意失荆州”，作为荆州守将关羽，对荆州丢失自然负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单纯的将痛失荆州的过错归咎于关羽一人，这未免也有些太过片面。

襄樊之战示意图

让我们回到关羽败退前夕，当时荆州正处在魏吴两面夹击下，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刘备却不发一兵一卒任由关羽孤军奋战，难道不令人匪夷所思吗？

正如前文所说，上庸地区位于汉中与夷陵、襄阳等荆州核心地区的交点地区，起着连通汉中与荆州的战略支点作用，军事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那么作为蜀汉战略决策核心的刘备又是否知晓这一事实呢？

让我们时间回到公元219年，此时魏蜀汉中争夺战刚刚落下帷幕，刘备便急令孟达、刘封分两路进军上庸三郡。同年又令关羽率军北上进攻襄樊，意图将汉中与荆州连为一体。从理论上说，这样的战略决策是没有问题的。

这时的蜀汉主力尚在汉中，上庸又顺利得手，关羽虽未能顺利取得襄樊二城，但其水淹七军、围困曹仁，这样的战局对于蜀汉来说已然是一片大好的局面。

关羽水淹七军

假如此时刘备能够顺势而为，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从汉中分两路进军，一路沿汉水前往襄阳火速驰援关羽。另一路则进军上庸，在巩固上庸防务的同时再趁机东击襄阳。如此这般，襄阳、樊城大概率会被刘备轻易收入囊中。

可历史没有假如，在曹军援军不断到达、曹孙密谋袭取荆州计划将要达成之时。蜀汉大好的战机转瞬即逝，刘备此时非但对荆州事物不管不顾，而且对于上庸地区的防务也无一丝防范，其最终的败局自然也是不可避免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便是汉中荆州两地相距甚远，驰援关羽可能力不从心，可蜀汉在处理上庸的问题上也有着巨大的漏洞。作为临近汉中的上庸地区，蜀汉虽顺利取得了上庸地区的控制权，却没能充分发挥上庸地区连接汉中、荆州两地的战略支点作用，对上庸潜在的战略军事价值更是熟视无睹。

汉中、上庸、襄樊

蜀汉若以此地为中心，背靠汉中并与荆州呈掎角之势，一旦荆州硝烟战起便可与其遥相呼应，进可出兵支援荆州关羽；一旦荆州战事危急，退亦可据守上庸之险，再图反攻荆州之事。

从刘备取得汉中不久，就及时派兵夺取上庸地区来看，刘备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可从刘备用人来看，任命刘封掌管上庸本就有着致命的缺点。

刘封作为刘备养子，《三国志》中曾描述他“时封年二十有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如此年轻气盛的刘封，又怎能轻易掌控上庸时局？缺乏胆略与协调能力的他，又怎能驾驭的了反叛无常的孟达与当地士族申耽、申仪二人？况且刘封本就与关羽矛盾颇深，又怎能在军事上做到相互的密切配合呢？

《三国志•刘封传》：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

关羽

正如《三国志》中记载，关羽围困襄樊之时，连发数书令刘封、孟达出兵驰援，可二人却以根基未稳为由拒绝了关羽的命令，这是何其的荒谬啊？

假如蜀汉最高决策层能够重视上庸三郡的用人问题，派遣有经验有能力的赵云、王平等人掌控上庸事务，那么起码在关羽败退之际能够有所警觉，也不至于关羽身首异处，一旦荆州有变再趁机图谋反攻也未尝不可啊。

上庸孟达叛魏归蜀失败，蜀汉战略决策再出重大失误

时间来到了公元227年，蜀汉在接连丢失荆州、上庸之后，又经历了夷陵之战的惨败，其间虽顺利平定南中叛乱，但此时的蜀汉上下早已疲敝不堪，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外胜利，来提振整个国家上下萎靡不振的气势。

机会也正是在这一年到来，时任曹魏新城郡（原上庸三郡）太守孟达意图叛魏归蜀，当时蜀汉最高决策核心的诸葛亮对此也是极为重视。

诸葛亮

在众多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从公元227年初诸葛亮进驻进驻汉中起，到228年初司马懿攻破上庸城，两年的时间里诸葛亮与孟达来往信件竟多达十余次。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了，诸葛亮完全有足够的时间谋划这一孟达叛魏事件，从而将上庸三郡再次收入囊中。假若真如这般，如此战果在壮大蜀汉实力的同时，亦可提振蜀汉上下气势，为诸葛亮北伐奠定坚实基础。

可现实却不是我们预想的那样，让我们重新梳理孟达叛魏归蜀事件的整个细节。

首先作为新城郡太守的孟达，名义上是整个上庸地区的最高长官，并多次主动联系诸葛亮，其人虽反复无常，但结合曹魏当时时局，孟达此次叛魏应是十分坚决的。

其次，诸葛亮为了坐实孟达叛魏之心，派遣郭模泄露消息于曹魏西城守将申仪。申仪多次上书曹魏朝堂，曹魏表面以无证据为由对此不管不问，背地里司马懿却瞒过众人悄悄行军，仅八日即到达上庸城下，孟达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坚守十六日，最终于公元228年初身死上庸城。

《晋书·高祖宣帝纪》：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

从孟达给诸葛亮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庸距宛城一千二百里，距离诸葛亮驻守的汉中却不足千里，且从汉中出发可沿汉水顺流而下，比之曹魏更占地利之势，最终结果怎会是司马懿占得先机。

司马懿进军及蜀军救援示意图

历史总是令人出乎意料，诸葛亮花费一年的时间用以策反孟达叛魏，在这段充足的时间内，诸葛亮完全有足够的时间与孟达里应外合，再趁机袭取申仪驻守的西城，顺利完成对孟达上庸的接收本不是难事。

可事实上诸葛亮却一反常态，一则匪夷所思的郭模泄密计最终葬送了孟达性命，也葬送了上庸归蜀之路。即便是要行泄密计达到逼反孟达的目的，那也要及时与之配合出兵攻取西城。可最终却反倒让司马懿占得先机，“配合”曹魏完成了平叛。如此可见，诸葛亮的这一重大决策失误确实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对于上庸、荆州军务，蜀汉为何会接连发生两次重大战略决策失误？

蜀汉上庸的两次战略失误，与其最高决策制定者的刘备、法正、诸葛亮等人有着莫大关联。但我们也知道法正、诸葛亮等人绝非等闲之辈，战略观与谋略水平在那个时代也处于顶尖水准。

可拥有如此优秀智囊团的蜀汉，又为何会在关键时刻频频出错，做出令人费解的重大失误呢？下面我就针对蜀汉上庸这两次决策失误，分别分析其内在产生原因。

1、第一次上庸决策失误：被胜利“蒙蔽双眼”的战略轻敌误判

让我们再次回到公元219年，取得汉中战役胜利的刘备此时来到了人生巅峰时刻，相比于早年缺乏谋士、转战中原、寄人篱下、屡战屡败的艰难时期来说，这时的刘备仿佛一切都来得那么顺风顺水。

自从得到诸葛亮、庞统、法正等人的鼎立相助，刘备一改往昔颓势，先是与孙权合力挫败曹操南侵，初步在荆州站稳脚跟，而后杀张任降马超，进而轻取西川，随后又率军北上斩夏侯、夺汉中、取上庸。这一系列的胜利好似都来的太过顺利，但过多的顺境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刘备

《三国志·先主传》：《典略》曰：“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

据《三国志》记载，刘备取得汉中胜利后就回到了成都，对尚在进行的荆州战役漠不关心。甚至于从裴松之的注引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刘备已经开始大肆建造宫殿，如同被胜利“蒙蔽双眼”一般，这样的态度又怎会做出正确的决策判断呢？

《后出师表》：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

不仅刘备如此，诸葛亮面对“东吴违盟，关羽毁败”竟是直言“难可逆见”。在顺境中，面对潜在的强大敌人，连诸葛亮都未能有所警觉，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被胜利“蒙蔽双眼”的蜀汉决策者们，在取得汉中胜利后，面对关羽势如破竹般的襄樊攻势背景下，刘备既没有派兵火速支援荆州，也没有思考自身所占据的上庸地区有何作用。这样的战略失误也许正是在顺境中的一种大意轻敌行为吧。

2、第二次上庸决策失误：蜀汉派系内斗的最终产物

如果说蜀汉第一次上庸决策失误源于顺境中的轻敌误判，那么到了公元227年，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军事打击的蜀汉来说，对于孟达叛魏归蜀失败原因的解读，再用轻敌来解释就有些说不通了。

《晋书•宣帝纪》：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

在第二次的上庸孟达回归事件中，蜀汉战略决策的核心是诸葛亮。根据《晋书》中的记载，诸葛亮面对孟达叛魏归蜀时间，是因为想要迅速促成此事才令郭模泄露消息与申仪。可最终结果却是司马懿占得先机率先完成平叛并斩杀孟达，从蜀军缓慢的行动来看，诸葛亮并未表现出积极的配合迹象。

孟达

这样看来，先是频繁来往书信策反孟达，而后又将消息泄露给亲魏的“申仪”，最终招致孟达被杀，占据地利之势却还没有司马懿行动迅速。如此反常的举动，这哪里是想要接收孟达归蜀？这分明就是一招“借刀杀人”之策。

到这里我们又会产生两个疑问：诸葛亮为什么想杀处在敌营的孟达？上庸这么一块“大肥肉”对当时的蜀汉来说难道不香吗？

正如前文《晋书》中所说，诸葛亮对于孟达的态度是“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对于其中的“恶其反覆”，倒也不至于让诸葛亮放弃上庸而借司马懿之手除掉孟达。关键就在于后一句“又虑其为患”，这之中诸葛亮又在“患”什么？

如果我们把孟达的出身和蜀汉当时自身的派系斗争结合起来，那么一切好似都能说得通了。

在孟达表达出叛魏归蜀意图的前夕，正值蜀汉内部两大派系（东州集团与荆州集团）斗争极为焦灼之际。最初刘备夺益州取汉中的诸多战役中，以法正为核心的东州集团势力迅速崛起，其地位权势甚至略胜于诸葛亮等人，其中同为东州集团核心人物的李严任犍为太守、孟达任宜都太守，皆身处战略要地，此时的东州集团的势头明显要压过荆州集团。

刘备白帝托孤，诸葛亮任丞相李严任尚书令

但随着法正病死、孟达叛蜀，东州集团势力遭受严重打击。李严后来虽与诸葛亮同为顾命大臣，但此时蜀汉两大派系斗争局势早已发生翻转，以诸葛亮为核心的荆州集团重回蜀汉政权主导地位。

《三国志·李严传》：严与孟达书曰: “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

直到李严写信给孟达，意图拉拢孟达回归蜀汉，这件事也许深深触动了诸葛亮的内心。作为原东州集团核心的孟达，又与李严有着极为深厚的交情，如若重回蜀汉，势必会再次扰乱蜀汉本就微妙的派系斗争关系，这样的局面是诸葛亮十分不愿看到的。由此可见，孟达最终悲惨的结局也许只是蜀汉内部派系斗争的牺牲品罢了。

结语

三国时期，上庸地区作为重要的战略军事要地，各方势力在此地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交锋。其中蜀汉接连两次在上庸战略决策失误，最终葬送了自身一片大好的局面，如今看来无不令人叹惋哀惜。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现实没有那么多假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也总是那么悲情，它不容许任何英雄有一点懈怠犹豫！更不会纵容任何英雄的哪怕一丝骄纵轻敌！

参考文献：

《晋书》

《汉晋春秋》

《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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