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伙食团所有的 三线国防厂的伙食

原题

三线国防厂的伙食

作者：黄肇炎

我是重庆大学机械系1967届毕业生，由于文革的原因，到1969年1月才分配到云南燃料一厂工作。这是一家隶属于云南省国防工办的，生产雷管、底火和手榴弹拉火管的三线国防厂。按照“靠山近水扎大营”的指示，和“靠山，分散，进洞”的要求，工厂建在陆良县的深山沟里，不单远离城市，连和附近的农村都隔着好几公里。厂里除了有一间简陋的小卖铺卖品种少得可怜的生活必需品外，没有任何社会服务。什么餐馆、小吃店等都是没有的，公家不办，当时也不准私人开。

我那时还是单身职工，只能在食堂里吃饭。大食堂是一座砖柱土基（坯）墙瓦顶的建筑，有30多米长10来米宽，兼用作开大会的会场。北头隔出一大间作厨房，隔墙上开了3个一米见方的窗口作打饭用。食堂另一头垫高约一米作开会的主席台，两侧有几步台阶供人上下。食堂里没有桌凳，空荡荡的。人们打好饭都是一边吃一边走着离开。

工厂那时还在基建阶段，粮食定量比较高，叫做“吃基建定量”。除了锻工、铸工、锅炉工每月是45斤外，其余不分干部工人，不分男女都是42斤。大多数人都吃不完，就连我这样饭量较大的人都可以有结余。吃饱是没问题，问题在于吃不好。

掩映在群山里的生产车间

早餐基本上天天卖稀饭，下饭菜是豆腐乳，云南叫做“卤腐”。还有白糖，云南产糖，白糖比较多。都是要收饭菜票的。

厂里有许多人不吃早餐，食堂卖稀饭打饭的人不多。我问过厂里的青工为什么？他们说：“那个稀饭，不吃不饿，吃了倒饿！”我一想，也有点道理。经过一夜的消化，胃已完全空了，即使不吃早餐，感觉有些麻木，好像不太饿。而稀饭比较清薄，到10点11点钟已经消化完了，饿的感觉确实更明显。但我是要吃早餐的。除了偶然起床晚了，来不及打饭以外。早餐偶然地卖馒头，这时职工们就来劲了。只见他们用尼龙网兜，一买就是一兜，有几公斤吧？山沟里没有什么糕点，用冷馒头蘸白糖吃，有一点像糕点的味道，这是他们喜欢馒头的原因。

食堂早餐大约一个月卖一次米线，这时就热闹了。人们头天就会互相转告：“明天早上卖米线！”连那些平时不来打饭的家属也都来了，拿着铝锅饭盆，排上数十人的队。米线有剁肉加酸腌菜炒的“帽子”，味道不错。对于当年山沟里的人来说，这已是一种难得的美味，所以有那么多的人来吃。如果起床晚了，那就买不上了。所以遇到卖米线，我这样的人可能连稀饭都吃不上。

中、晚餐是大米饭。陆良县坝子大，水田多，不吃杂粮，都是吃大米饭。打饭很简便：排队，把饭票交给炊事员，说要几两饭。炊事员手拿两个镀锌铁皮做的上大下小圆台形的饭瓢，大的堆尖是5两，刮平是4两。小的堆尖是3两，刮平是2两。那时1两饭是2分钱。陆良大米带点枣红的颜色，品种不是太好。饭里碎石较多，经常会被细小的石子儿磕着牙，要吐半天。

菜肴是素菜，每餐只有一种菜。山沟里的蔬菜品种极少，食堂里基本上只有白菜、苦菜、萝卜，一年到头就是这三种。我在食堂吃了近十年饭，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吃的这三样菜。偶然地卖炒莴笋，炒洋芋，那就是难得的细菜了。什么是苦菜呢？就是不长菜头只长茎叶的青菜，带点苦味，在云南就叫做苦菜。一份菜收5分菜票，遇有莴笋、洋花菜等要收1角钱。

我的饭量大，中晚餐要吃5～6两饭。即使这么能吃，每月也只能用上十几元的饭菜票。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月才用了13元伙食费，也即是13元的饭菜票。你想要多用也是用不掉的，因为没有什么贵的菜。由此可以想见我们的伙食多么糟糕。

大锅菜炒得很马虎，调料只有盐和煳辣椒。在锅里闷着，白菜苦菜就没有了青绿的颜色，变成类似四川煮猪潲的暗黄绿色，也带点猪潲的溲味。

如果运输任务紧张，派不出汽车拉菜，或者没有联系到货源，食堂里就没有菜吃，那么只有用卤腐下饭。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最长的一次，曾经连着3天吃卤腐拌饭。云南的许多县都会做卤腐，食堂里也经常都存储着好多罐。价钱便宜，5分钱一块的卤腐可以下两三餐饭。

那时每月供应半公斤（云南除粮食外，其他物品都用公斤作计量单位）猪肉，分成两次吃。食堂里是把肉切成大拇指见方的块，煮在萝卜汤里，萝卜和肉都是白色。炊事员从部队转业，烹调水平差，弄不出什么花样。

作为我这样的四川人，哪怕想吃一碗在重庆最平常的酸辣小面，那都是办不到的。因为没有面条，更没有佐料，如酱油、醋、油辣椒等。

山沟里买不到酱油、醋，买不到辣椒面。每逢到外地出差或探亲都要买上几块固体酱油，巴掌大方方的块状物，就是盐加点酱色和鲜味剂，包装盒上印着广东庵埠某酱菜厂出品。味道比真正的酱油差得很远，只比没有好一点。后来市面上又有了瓶装的水解酱油，据说是用人头发用盐酸水解的产物。这种酱油特别鲜，但鲜的味道感觉不正常，多吃了使人反胃。后来这种酱油就不再看见了。

有一次，我出差时买到了一瓶镇江香醋，带回山沟，那就是很难得的宝贵调味品了。我请陆良人的青工从城里代买一点辣椒面，结果是假货，里面掺了不少米糠。把我气得要死。

当年的集体宿舍

长年累月吃这种饭菜，需要佐餐，只有买点卤腐。5角钱可以买到一口杯，吃上一段时间。吃饭时候，有熟识的人端着碗从门前路过，也会进来用筷子叼一块去。

我就想起了四川的泡菜，于是去8公里外的板桥公社所在地（现在叫镇）赶街，买来泡菜坛，买来萝卜等蔬菜。我的粮食关系在食堂，买不到定量供应的食盐。板桥杂货店里有海盐，不用凭供应证。海盐的样子像蚕豆豌豆黄豆大小的不规则颗粒，带着不少泥沙，呈棕黄的颜色。这种盐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买来后用开水溶解，静置一段时间，滗出上边的溶液装在瓶子里，下边的泥沙不要。我就用这种海盐饱和溶液加水和酒来做泡菜，做得很成功。

但很快就发生了问题。一是蔬菜来源，要到临近的芳华公社或板桥公社去买。光为了吃泡菜，经常跑几公里、十几公里去买菜，那样毕竟划不来。二是泡菜的清洁问题，四川人都知道，做泡菜需要特别注意，不能沾生水，不能沾油等。在集体宿舍里，有人就传开了：“小黄那里有四川泡菜，味道好得很……”于是张三打开坛子来一下，李四来一下，刚吃饭的筷子也不管，很快地泡菜就生花了。生花少还可以加点酒处理一下，严重时就没有办法，只好倒掉重来。

我还做过糟辣子——剁红辣椒腌生姜片。酸酸的，辣辣的，也很好吃。但同样很快就生花变味。几次以后，就没有心思再做了。坛子也被同宿舍的老转（转业军人的俗称）拿去做活酸菜（类似北方人的酸白菜）了。

遇到“五一”、国庆、元旦、除夕等节日，食堂会餐，有较多的肉菜。一般收一两元的菜票加几两饭票，换餐券。自由组合，8张票打七八个菜、一盆饭和一碗酒。因为没有桌子，就放在食堂的地上，8个人坐在自带的小凳上，围着吃起来。聚餐一般还包括在家吃饭的职工，这时食堂里就很热闹，可以看到几十伙人在喝酒、吃饭。也有时是各自打一份有几种菜肴的饭，各自吃自己的，这要看食堂临时怎么规定。我大多的春节期间都要回重庆探亲，这是为了多3天的假期，所以除夕的聚餐很少参加。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当年山沟里关于吃的情况。

有一次我和技术科技术员史鉴修去云南模具二厂（是我们同系统的生产7.62毫米枪弹的三线厂，我厂的底火为其配套）处理技术问题，事办完后已是中午，肯定要在这里吃饭了。模二厂也在山沟里，技术科的人去厂办公室领了来宾接待饭票，带我们到食堂，向炊事员交代了就走了。炊事员让我们在厨房的一间空房里等着，端来一碗菜——炒白菜，两碗饭，说一声：“你们慢慢吃吧！别客气！”

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我们把菜放在地上，端着饭蹲着吃了起来。因为我们是客人，炊事员也觉得不好意思，便拿了几个红辣椒，烧了烧，放在一碟盐上送来。还说着：“没有菜，这个给你们下饭。”从食堂的饭菜看出，各家工厂的生活都差不多。这就是那时到兄弟厂出差，人家接待我们吃的“客饭”。

1969年秋天，我在401（冲压）车间劳动锻炼，被抽出来参加蒸汽管道保温工程，就是干活。这是在厂区的野外，把安装在山野里的十几公里长的大小蒸汽管道用石棉瓦包裹起来，外面裹上保温混凝土，再刷上绿色油漆。那时正是火把果成熟的时候，豌豆大小的果实挂满了枝头，火一样的颜色，一片片地在漫山遍野里红得诱人。火把果，学名大棘，又叫火棘，蔷薇科常绿灌木。它还有一个俗称叫“救军粮”，可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充饥救急。但这东西籽多肉少，一股酸涩的味道，不那么好吃。

到工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见一起劳动的女青工小马去采摘火把果，用手巾包回来，不停地往嘴里塞。我感到奇怪，心想再饿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因为我厂职工的粮食定量不算低。有人悄悄告诉我，小马怀孕了，住在集体宿舍，爱人在外地。因为反应强烈，想吃点酸东西……女人怀孕了，竟连这么一点极普通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只好吃火把果。说起来真心酸。

我厂有一块天然大草坪，我们这些足球爱好者划了一块标准足球场，用钢管焊制了两个球门架，安装了起来。自发地成立了一支业余足球队，水平还可以。在1973～1976年的一段时间，驻陆良的解放军空军星期天很喜欢来厂和我们踢足球，一来就是开一辆卡车，拉着20来名军人。当兵的都是年轻人，精力旺盛，在部队生活也很枯燥，所以就经常来找我们比赛。

那个时候，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踢完球后，厂里总要招待吃饭吧。所谓的招待，就是和我们一起在食堂里，蹲在地上，吃大锅炒白菜和大米饭。有一次，炊事员抓了一把豆腐皮掺在白菜里，我们就感觉比平常的菜好吃多了。

我们这边是秋风扫落叶，很快就吃完了，但见军人那边好像吃得非常勉强，随便扒拉几口就不吃了。次数多了，才听说他们飞行员一个月的伙食费标准是90元，地勤人员标准是25元，难怪要嫌我们的饭菜太差了。当时我们这里二级工的工资加粮贴才42元，就要养家活口了。

长时间没有肉吃，有一天欧阳华（重庆791厂调来的技术员）来约我，找龙潭村的羊老倌（云南人对放羊人的称呼。其他有马老倌等）买羊。这放羊的老倌放有30来只羊，每天早晚都要从车间路过。欧阳出面讲好，买了一只老羊，价钱为5元。因为羊是生产队的，只有要淘汰的，老得不得了的羊，老倌才敢卖。

羊是我杀的。用一只脚跪在老羊背上，把羊压倒在地，左手抓住角，把羊头仰起来，右手拿菜刀，对准脖子用力一刀，血流了出来，羊挣扎了几下就死了。然后剥皮，切肉，煮了一大锅。可惜的是羊太老，味道不好，嚼起来像草一样。但毕竟是荤菜，多少有些肉味。

1971年秋天，我厂的老技术员高守山和李承民到外地出差，回来时经过南宁。办完事后，在街上找了一家饭馆吃饭。一看是饺子，而且是肉馅，高兴得很。便要了1斤。吃完后觉得还馋，又买了6两，仍然吃完了。再要4两，也吃得精光。那位女服务员很奇怪，怎么这两个小老头这么能吃？便问：“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怎么肚子饿成这样？”他们说：“我们那保密厂在云南山沟里面，难得吃到饺子。”

回厂后，把这事讲给我们听，讲得津津有味。他们说，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这么能吃？老高50多岁，西安人，个子黑、瘦、高。老李河南人，40多岁，中等身材。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确实吃不了这么多。他们都是北方人，在山沟里长期缺乏油水，也很少有喜欢的面食。一下子看见了肉馅饺子，那个馋劲，2斤肉馅饺子，轻轻松松地就吃下去了。那时在昆明市还不容易吃到肉饺子。这就让我有了一个印象：广西的生活比云南好。

我也是很能吃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拿着大号铝饭盒去打饭，这天晚餐的菜是炒莴笋。青青的笋片，算是难得的细菜了。我就打了6两饭和一份炒莴笋，一边走回宿舍一边吃，吃完觉得没有饱。于是又回到食堂，再打6两饭和炒莴笋。回到宿舍，把饭菜全部吃光，这才感觉差不多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一餐吃下1斤2两饭（上一次是在农村“四清”工作队的时候），所以留下的印象比较深，现在都还记得。

有一次出差，是在冬天里。到了曲靖，要等下午去昆明的火车。中午时分，肚子饿了，吃什么呢？我走到城中心的人民饭店，这是当时曲靖最大的一家饭店，有两层楼，店堂很宽敞，桌子很多。进去一看，哟！厨房里有砂锅白菜，一大排小砂锅，座在相配的灶孔上，冒着热气。顿时我就觉得寒气减退了不少，身上也就热乎了起来。就决定：吃砂锅白菜！于是，五两饭，一个小砂锅端上桌来。菜里有几片火腿、几片瘦肉，几个肉丸子，几块豆腐，煮得很软的白菜，还有很鲜很烫的汤，真是一餐非常满意的中餐！价钱也不很贵，砂锅白菜6角，饭1角，总共7角钱。这餐饭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以后我凡是到曲靖，一般都会来这里吃它的砂锅白菜。

1985年10月与周孜仁合影

有一年的秋天，我的老朋友、老同学周孜仁从昆明来山沟看我。山沟里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就陪他到七公里外的莲花田水库去玩。水库在群山丛林的环抱中，我们饱览了秀美的湖光山色。云南还在雨季，刚下了雨，空气特别潮湿，也很清新。

回家的时候，我们走在山林中的小路上，我就在犯愁——老朋友、老同学大老远来，不要说招待，现在问题是家里连下饭的菜都不够……路过一片山岩，忽然间，看见岩石的低凹处长着一片黑糊糊、湿漉漉的东西。哦！有了，那是地木耳。我紧脚快步地走到岩石边，轻轻地把地木耳剥下来。不一会，就剥了一大捧，用报纸包好。

地木耳，又叫地皮菜、地衣、地皮菌，是真菌和藻类的结合体，可以食用。回家后，拣去其中的杂草、树叶，洗去泥沙。然后从坛子里抓了一把腌咸菜，和地木耳炒在一起。晚饭时，老周吃着地木耳炒咸菜下饭，说：“我以前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好吃，味道还不错。”

几十年后，我们在一起闲聊，老周还深情地说起当年在山沟里吃地木耳，给他留下的难忘的印象。

厂办有托儿所，设大、中、小班，接收职工的小孩。那时的产假是56天（包括节假日、星期日），只要产假结束，家里没有老人带小孩的就要往托儿所送，一直到上小学。外界的托儿所一般每天给大中班的小孩发糖果糕点，一是适当补充一点营养，另外也为小孩解解馋。山沟里的托儿所没有这个条件，阿姨们只有两样东西给孩子吃，一样叫做“黑咸菜”，另外一样就是卤腐（豆腐乳）。黑咸菜就是云南的玫瑰大头菜，是用酱腌制的，黑颜色，特别咸。切成指头大小，每个小孩发一条。如果遇到吃卤腐，就每个小孩发一小片纸，给刮上指头大小的一丁点卤腐。左手巴掌上托着，右手用一根小竹棍（那时市面上还少有牙签卖）挑着吃。这就是每天托儿所的点心。

托儿所的儿童节

直到1980年后几年，我的女孩上托儿所，都还是这样的情况。回家后问她今天吃的什么？她就说：“吃的黑咸菜。”或者说：“卤腐。”这样的食品哪里谈得上营养，只能是哄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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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作者：黄肇炎，1943年生，籍贯上海，出生地四川合川（今重庆市合川区）。1962年考入重庆大学机械系（五年制)，1967年毕业。后长期在云南三线国防企业工作，曾任总工程师。1987年进入昆明市自来水总公司，退休前任昆明市给水工程设计院书记、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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