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小灶的技术（的教学方式早已有之）

看到这个标题可能有人会问了，皇帝还需要“开小灶”上课去培养自己的公德？这不是搞笑吗？其实不然，古代皇帝是很注重自身修养的，毕竟一国之君要起到表率，给臣子做好带头作用，而且也抵不住那些儒臣一次次的建议。

而且皇帝对于过去封建专制时期来说就是万物的主宰，但是只有圣明的君王才能赢得天下的长治久安，所以古代的封建帝王为了让自己了解历史更替的原因，他们通常会给自己“开小灶”，也就是找人教自己儒家伦理知识，了解那些帝王的失败原因，并以此为鉴，那么皇帝都会开什么样的“小灶”来给自己补知识呢？

可能按现在的环境我们会把这种“开小灶”的上课方式叫做补课，但古时候可没有皇帝上课之说，毕竟是九五至尊，给皇帝上课那岂不是看不起皇帝的智慧，所以为了高大上一点，把这种皇帝学习知识的制度叫做经筵，意思就是在特定的时日，特定的地点，由特定的臣子来给皇帝普及文化知识，了解历史王朝兴替的原因，并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来达到修身养性，培养美德的目的。

而且这种经筵讲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的制度去规定皇帝特定时间去学习，但是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习俗，后来发展至宋朝时才正式被制度化，至明清达到了鼎盛，所以经筵讲学也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并对历朝历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史中记载着经筵讲学时朱熹与其他大臣的交流，这证明在宋朝时期经筵讲学已经被统治阶级认可。

《孙逢吉传》记载:“朱熹在经筵持论切直，小人共不便，潜激上怒，中批与祠。刘光祖与连吉同在讲筵。”

知道了这“开小灶”的来历和皇帝“补课”的目的，可能很多人就要问了，皇帝每天那么忙，他们抽出时间都去学啥内容了？

历代经筵讲学中四书五经都是必不可少的书目，比如《论语》、《尚书》、《易经》等，在讲学之前直讲官要根据现实社会的需求和对皇帝的影响来决定抽选这些必讲科目中的某一篇章，而且直讲官要进行打草稿，想好自己的讲学思路，然后由多位大臣审议所讲的题目是否合适，通过审议后会由皇帝亲自批示。

这才算是讲学题目的标准流程，不过从这种流程我们也看到了经筵讲学不单单是为了给皇帝传输儒家思想，巩固统治，更深层的其实是皇帝通过这种学习的方法来向百姓宣示自己的仁政，所以很多时候的宣讲题目更多是政治需求。

由于顺治皇帝是清入关以后得第一位，所以很多制度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确立并实施的，经筵讲学也不例外，在顺治九年的时候，由礼部议定，皇帝批准，规定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各举行一次经筵，（清代皇帝中能够每年春秋各举行一次经筵的很少，只有康熙皇帝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春季大多是在二月开始，秋季大多是在八月开始，但是也会因为国情和活动范围有所改变，比如遇到大灾或者皇亲国戚离世等，而且清朝前期的皇帝很喜欢巡游和秋狝，所以这种外出情况下经筵也只能暂停。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二十五)是这样规定的(括号内为嘉庆朝增订内容):岁春、秋仲月，由礼部疏请(每岁春季于开印后，秋季于七月下旬，由礼部具题，得旨，钦天监择吉时日。于前三日，恭缮礼节具奏。如先期奉旨某日御经筵，仍钦夫监择吉，恭进礼节)。得旨，翰林院列讲官名具奏，以满汉各二人分讲书、经。掌院学士暨直讲官拟篇目，撰讲章，奏请钦定(钦命四书经义各一道，直讲官模拟讲章进呈。若二仲月恭遇巡幸，停止具奏)。

这种经筵讲学不单单时间有限制，而且地点也是特定的，在明朝时期是在文华殿进行经筵讲学的，但是因为在明朝末年时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皇宫后导致文华殿被战火毁坏，所以在顺治到康熙二十四年时基本都是在保和殿举行的，后来一直作为经筵讲学的文华殿修缮完毕以后经筵讲学之地又改在了文华殿。

历来帝王的奢侈程度都是很严重的，什么都要最好的，所以这讲学的大臣不是满腹经纶是很难入皇帝的眼的，在明朝时经筵讲学的大臣多为内阁大学士，比如张居正和高拱，其实在清朝要求也是如此严格，要由翰林院把有学问的大臣名单统计出来，然后让皇帝做个评价，挑选比较合适的来充任经筵讲官。

由于清朝是满族人，所以他们想要更好的了解历史知识就要通过满汉官员的共同讲学来实现，而且为了能够更好的协调配合，在顺治皇帝在位时就规定录用十六名官员组成的讲学团队，满汉各八人，这些人被称为经筵讲官，他们要参与到对皇帝的经筵讲学当中，但是有可能只是负责相关流程的进行，并不直接参与对皇帝的教学，因为还有一个特殊的职业叫直讲官，意思就是直接负责讲授的官员，在清朝早期设置为二人，从十六人的经筵讲官团队中挑选合适的人员。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礼部”条(卷二十五)明文规定:“经筵之礼，以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侍郎、学士、詹事充经筵讲官。”“翰林院”(卷八十四)部分更详细规定:“凡经筵讲官，满汉各八人，满讲官以由阁、院升任之三品以上官，汉讲官以由院升任之三品以上官，疏请简用，以原官兼充。”

另外别小看那些不直接参与讲学的大臣，能够加入经筵讲官团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在清朝律例中也有着严格的挑选门槛，只有符合条件的才能够给皇帝安排“上什么课，怎么上课”。

在古代帝王事务是非常繁杂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勤政务实的，平时各地的奏折都要一个个去批阅，还要担心自己的位置被子孙给占了，那可能有人要问了，既然皇帝那么忙为啥还要给皇帝“开小灶”，讲经筵呢？

其实啊，任何事情存在即合理，既然历经那么多朝代经筵都存在，说明学习这些伦理知识确实对皇帝治国安邦有帮助，而且我觉得能够很好的推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 其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自古以来，一代代王朝的兴替都是有着根本的原因的，不是刑法严苛，百姓生活困苦，就是遭受外来势力的强势融合，所以古代的帝王为了了解有效的治国安邦之道就必须要去学习历史上其它王朝遗留下来的知识，毕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是一句空话，这是经过历朝历代统治者总结出来的经验。

而且作为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就曾对历史文献做出过积极的评价，一个优秀的帝王看重的不是失败的案例，注重的应该是优秀的国策和失败的原因，并从自身去寻找不足，积极改正。

顺治御制《资政要览》时，亲自作序。序中说:“联惟帝王为政，贤哲修身，莫不本于德而成于学。如大匠以规矩而定方圆，乐师以六律而正五音。凡古人嘉言善行载于典籍者，皆修已治人之方，可施于今者也。”

• 其二：对儒学的一种“赞同”

自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实施以后，虽然没有全方面的尊崇儒术，但是儒家思想确实是占有着主导地位，它的存在为君王安天下提供着必要的条件，三纲五常是百姓赖以生存下去的法则，只有忠君爱国之臣才是国家之栋梁，谋逆之臣只能是百姓共同的敌人，所以统治者只有让儒家文化深入到百姓、臣子、君王的心中，这个国家的统治权才算是完整，其实他们对儒学的赞同更是一种政治把控的需要，所以这也是经筵讲学的存在原因，代表着皇帝都非常尊崇儒家的仁义道德。

• 其三：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

古代的皇子作为继承人，他们是需要良好的教育方式的，虽然在古时候有专门的老师为他们讲学，但毕竟会因为早期年纪小不适合去攻读有助于统治国家的文献书籍，所以在继任皇帝以后需要通过博学多才的大臣来为其讲经论道，学习好的文化，了解历史上优秀的治国安邦之道。而且有些幼年继位的皇上或者因某种不可逆原因而继位的皇帝会通过经筵了解历史，学习优秀的古人治国安邦之道，所以经筵制度的本意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项教育方式一直未改变。

经筵讲学由来已久，虽然在清朝后期处于闲置的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清统治者对于教育方式的改革和尝试，而且经筵制度对于帝王反思历史，了解历史也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