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村乡村振兴案例分析（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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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通过发展旅游实现转型的村庄不断增多，旅游型村庄的治理成为热点议题。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市场要素迅速向村庄渗透，吸引着商户、投资者、务工人员等大量外来人口不断地流入村庄，使村庄原本的经济结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发生显著改变。传统的乡村治理格局也被逐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市场运作逻辑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新格局。本文基于对陕西袁家村这一旅游型村庄的长期跟踪调查，深度剖析该村“市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引发的社区治理基础变化，并进一步尝试阐释其社区治理转型的实践过程与内在逻辑。

传统村庄研究将村落描绘为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即一种建立在人的本质（自然）意志基础上的群体结合类型，以人的本能、习惯和记忆为基础形成彼此之间亲密的有机联系和默认一致的共同生活，自然形成的联结纽带是传统共同体所强调的基本要素（斐迪南·滕尼斯，1999）。日本学者平野义太郎率（1994）先将“共同体”一词用于中国村庄的研究，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结构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从而提出村落共同体的假设。而以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确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确定，这意味着小农生活在一个囊括着多个村庄社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中（施坚雅，1998）。从这一观点来看，传统村庄被纳入到市场与社会的互动中，村民的社会交往也由道德秩序导向转向利益秩序导向，市场关系成为村庄中的核心关系，使传统农业村落共同体转变为村庄市场共同体。

村庄市场共同体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共同体基本形态并未完全脱离滕尼斯所谓的传统共同体，仍然是其众多类型之一；第二，市场的重要意义在村庄市场共同体中被凸显，即村庄市场共同体的核心在市场，是市场将群体结合成共同生活的有机团体。

（一）村庄市场共同体的要素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向乡村渗透，村庄被拉入到由劳动力、资本、土地三个要素编织起来的市场网络之中，村庄社会成为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卡尔•波兰尼，2007），村庄市场共同体既保留了传统共同体的特点，又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凸显出新的特征。

第一，从共同体的边界来看，村庄市场共同体的边界受到市场辐射力度的影响，呈现出非疆域性的特点。村庄的地理边界、交往边界、经济边界以及行政边界都伴随着市场的不断发育而发生不同程度的扩展（折晓叶，1996）；第二，市场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以商品交换和流通为核心的交易活动是村庄市场共同体的主要生产方式。市场将村庄发展成为一个商品交易中心，农产品都集中在那里销售，并以此为渠道完成向上或向下的流通。同时，农户逐渐适应了从市场上购买粮食、蔬菜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也接受通过购买专业服务来代替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第三，生产方式的改变将村民从农业生产者转变为商业从业者。各类从业者围绕市场交易中心，在经济交往中建立起竞争与合作关系，基于商业贸易往来所形成的业缘关系是村庄市场共同体内部的主要交往方式；第四，从村庄联结纽带来看，利益分配是将多元主体凝聚在一起的核心纽带。业缘关系使人员交往中处处渗透着利益、理性、竞争等元素，利益分配成为村民与外来者共同关注的议题，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所建立的“利益分配机制”成为将成员重新联结的重要纽带；第五，在村民认同方面，围绕获利而建构起的“共建共享”理念是重塑村庄内部合作与信任的突破点，也是重新激活主体认同感的关键点。

（二）不同经济结构下的村庄治理

中国的村庄正在经历着复杂且持续的变迁与转型，不同经济结构下，村庄将面临不同的治理格局。中国传统的农业型村庄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特色，构成简单的农业社会经济条件，尚未发展出复杂的治理形态，呈现的是一种建立在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的单一治理格局，长老权威掌握村庄的实际治理权力，成为各村落中的治理主体。随着现代化的推进，非农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关系网络与层级结构、权威焦点发生改变（折晓叶，1997），展现出另外一种村庄治理模式。比如，城乡人口流动的加速更新了村庄内部的治理对象和内容。在部分工业型村庄，企业组织成为村庄实际生产与经营的核心，村庄的治理需要配合公司管理的方式进行。因此，传统农业型村庄在经济结构变迁的同时，也伴随着鲜明的村庄治理模式转变。

袁家村位于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现有村民62户，共286人，村庄集体土地630亩。村庄现阶段以发展乡村旅游业为核心，形成包括作坊街、农家乐、小吃街、祠堂街、回民街、书院街、酒吧街、酒店住宿等特色，袁家村如今的发展成就与两次产业转型密不可分。

（一）产业转型奠定基础

1、第一次产业转型：从传统农业到村办企业。1970年以前的袁家村土地贫瘠、居住环境恶劣，是当地出名的贫困村。村民们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还为发展村办企业积累了原始资本。改革开放后，村两委带领村民以建材业为龙头，逐步建立起较为发达的村办工业体系，随后形成农工商并举，各行业相互连接、相互服务的良性产业结构，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到村集体工业的转型。

2、第二次产业转型：从村办企业到乡村旅游业。2005年，根据国家发展方针，袁家村依托大唐贞观文化和关中民俗文化特色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成功打造“关中印象体验地”，成立股份合作社、“前店后厂”实体子公司、“袁家村城市体验店”以及游乐场、滑雪场等多类别休闲娱乐场所，集原生态农业观光、关中农耕文化体验、农家休闲度假、生态娱乐为一体，成为一个综合性休闲旅游示范区。

从传统农业型村庄发展为旅游型村庄的历程中，袁家村政治精英带领村民开发利用原初村庄资源，坚持走集体经济的道路，依托村集体企业积累大量原始资本，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雄厚的经济支持。两次产业转型改变了袁家村内部的经济关系，村落共同体的基础面临解体。但与此同时，集体经济中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又将独立分散的农户联结成一个凝聚力较强的共同体，乡村旅游市场的发展更是强化了共同体的利益纽带，推动袁家村踏上了由传统村落共同体向村庄市场共同体的转型之路。

（二）袁家村的村庄市场共同体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改变了袁家村传统市场的结构功能、商品种类、交易方式和辐射范围，使其在较低行政级别中心地快速形成一个集生产、加工、交换、销售多面一体的高级市场，重构了村庄边界、社会交往关系、村庄产业模式、社会联系纽带以及村落价值认同。

1、村庄边界动态化外延。乡村旅游市场推动袁家村成为镇域内的中心地，强化对周边村庄的土地、人口以及文化等诸多要素的吸纳力度，村庄行政、经济、文化等边界在持续变化中扩充。乡村旅游市场的辐射性特质不断扩展着袁家村与外界的联系，土地流转、人口扩充以及社会关系网络重组直接导致村庄的行政边界向外延伸，经济往来则随着交易活动外拓而跨越村界，村庄文化也在多元交融中持续更迭。

2、社会交往以“商业往来”为特征。通过商业投资、劳动力买卖或个体经营等多种方式，外来人口围绕旅游市场结成不同类型的商业往来关系，这种密切的联系将本村村民之间的单一交往关系扩充至多元群体构成的业缘关系的，传统乡村社会中“人情往来”规则也逐渐被“商业往来”取代。

3、商业化互惠的产业合作。袁家村村民在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扮演起股东、老板、商人等角色，以新的身份参与到市场当中，并构建起明确的商业合作关系以维持旅游市场的规范运营，例如通过成立产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组织，建立互惠共生的产业经营模式，将不同群体纳入到同一个市场网络和经济链条之中，形成利益驱动下的合作关系。

4、以利益分配为核心的联结纽带。袁家村建立各类合作社，无论是本村村民还是外来从业者，都有机会在村中的产业合作社入股，合作社秉持“利益共享、道义互惠”的分配理念，并依照“限制大户，照顾小户”的分配原则，平衡和调节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将旅游市场中异质性明显的从业群体以合理的利益分配形式重新联结在一起。

5、共建共享的价值认同构建。袁家村市场共同体中的成员交往以市场为介质，围绕利益分配的纽带形成“共建共享”的新价值认同。一方面营造共建的思想氛围，村民、商户以及投资者参加专业技术人士和专家组成的指导交流会，总结反思从业经验与经营理念，彼此建言献策；另一方面形成共享的村庄文化，多元主体联合成立农家乐协会和小吃街协会，签订“食品安全协议书”，在维护袁家村“集体利益”或“集体口碑”的过程中达成信任互助、共建共享的价值认同。

袁家村市场内部的多元群体在经济交往中形成以市场为核心的新共同体，使村庄治理出现明显转型态势。

（一）从农业经营主体治理转向商业从业者治理

自发展旅游业以来，在袁家村内从业的外来商户、务工者等流动人口都成为村庄治理的重要对象，因此袁家村在治理方面进行多种制度创新，以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并使其最终达到相对平衡的共业状态。如在村西北角建设了6栋住宅单元楼，低价售卖或租赁给在市场中经营、务工的外来人口，并成立了专门的物业公司为住户提供生活服务，将流动的外来人口稳定下来推动村庄可持续发展。

（二）商业合作组织的加入与片区化管理

2007年，袁家村率先成立“陕西关中印象旅游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作为运作整个旅游产业的法人，接着通过建立合作社的形式整合村内同质旅游产品业态，逐步成立各种行业协会，甚至招商引进了二级代管公司从事具体的执行工作。商业组织的加入接续了村办企业“政企合一”的部分特征，将商业组织与代表村庄利益的“当家人”结合起来，实现旅游产业与乡村社会的有机融合。同时，采用片区划分、层级管理的方式，充分发挥专业性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专事专管。“村两委”与总公司统领村庄发展方向并主导村庄事务，下设街道协会或旅游公司对商户进行具体管理，呈现出结构稳定的管理模式。

（三）从日常村务管理转向旅游市场经营管理

旅游产业的兴起改变了袁家村的治理结构，推动治理内容发生新的侧重点，除了原本的村务管理之外，还包括村庄旅游项目企划、未来发展规划、对经营者及进驻企业的管理、平衡协调各方利益冲突以及村集体资产的投资与分配等复杂事务。总公司成立后，有关村庄旅游产业发展的种种事务成为纯粹的商业化市场决策，具体包括招商引资、市场宣传、企业融资等诸多方面。

（四）资源分配中的互惠道义理念

袁家村贯彻以市场运作逻辑为基础的复合式治理模式，其中既包括了村民自治法规、市场管理规则等正式制度，又包括乡村商业中的互惠道义逻辑。例如使用包括“交叉入股”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平衡不同经营主体的收益差距，这不仅仅是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手段，其中还保留着来自乡土社会的互惠道义原则。为了不断强化这种道义，袁家村还采取周期性商户教育的办法在村庄建立起了一套共享的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主要有政治理论学习、经营理念解读、模范商户经验分享等多种形式。

袁家村通过旅游产业的发展构建起村庄市场共同体，并进一步引发了乡村治理转型。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袁家村的治理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提供经验示范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理论思考。

第一，从传统村落共同体到村庄市场共同体的转变是一个有机衔接的连续过程，两类共同体的形态之间并没有发生彻底断裂。袁家村市场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是将传统村落共同体内在的优势充分激活（例如地缘、血缘的社会情感纽带等），同时巧妙地将市场体系中的现代性因素（商业合作组织与制度等）嵌入到乡村社会中，两者优势叠加，在短时间内造就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奇迹。这种村庄市场共同体兼具“乡土”和“现代”二重属性，实质上是对传统村落共同体的“改造”。

第二，村庄共同体属性变化引发治理基础之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社区治理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 市场秩序”兼顾的治理新格局。规模空前的旅游产业改变了袁家村的治理内容，使其从日常村务管理转向了市场秩序管理，尤其是对经营者和进驻企业的信誉管理、食品安全管理、游客生命财产管理、村集体资产的投资与分配以及超越村庄的产业整体发展布局等诸多方面。

第三，村庄的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庄的社会结构，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对社会关系格局的影响。最显著变化的村庄经济结构势必会减弱或解构原有的社会关系，对成员之间固有的各种交往互动行为产生冲击，使其依据新的经济结构做出相应调适。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