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统治中原了么（辽金同为北亚民族所建）

保大四年冬（1124年），大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率残军出夹山，南下武州（今山西神池）试图收复山西州县，被金军大败。后经天德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过沙漠，向西逃窜，路上水粮断绝，只能吞冰咽雪以解饥止渴。二月，天祚帝逃到应州附近被俘，辽国灭亡。

在辽国灭亡以后，作为辽国的后继者金国，虽然同样与辽国一样带有类似的性质，也继承了辽国包括东北、燕云、晋北的大部分领土，但却没能像辽国一样号令漠北诸部。要解释这个问题，那还要从辽国对于蒙古高原的治理优势说起。

渗透：契丹对草原的影响

游牧民族的草原影响力

辽国对于草原的统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从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初次征服到辽圣宗耶律隆绪的机构调整这样一个长期的阶段。

辽国是契丹族所建立的政权，契丹人在史学界对于族源一直以来争论不休，有鲜卑说，也有匈奴说，但无疑契丹建国之前长期是以游牧作为主要的生产形式，兼事农耕。契丹人早在十六国时期就扎根于辽水以西，曾因为率军南侵而受到北齐文宣帝高洋的打击，后又受到突厥的侵扰，因而“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

南北朝后期，契丹已经崭露头角

在隋朝统一南北以后，契丹人不断的游走于突厥和中原帝国之间，以辽水以西作为基本盘并借机发展壮大，契丹部族的影响力也开始渗透到大漠。在残唐五代时，中原离乱无暇顾及草原之事，耶律阿保机乘机建号立国，并开始了对于蒙古草原的征服。

阿保机建政与辽国蒙古攻略

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对于蒙古草原的实际控制地区其实大概是在今天的克鲁伦河以东，当时的漠东、漠南诸部由于接近耶律阿保机的基本盘，在契丹壮大以后迅速归附，而克鲁伦河以西的部族以震慑宣称为主。天赞三年（924年），耶律阿保机举兵西征震慑草原诸部，当年九月“次古回鹘城，勒石记功”，十月“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古浮图城，因突厥可汗曾在此建立浮图而得名。故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可见此次西征耶律阿保机出征的范围之大。

辽太祖西征的目的并非是要直接将克鲁伦河以西行政统治范围，而只是致力于保障漠北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的商旅交通，并与漠北蒙古的阻卜等部落建立起宗藩朝贡关系，故太祖西征回军时，只是“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而辽国一旦衰落，阻卜（蒙古）旋起而复叛。

对于克鲁伦河以西的统治问题在辽太祖时期的暂时搁置，一直拖到了辽圣宗耶律隆绪时期。

圣宗时期，由于与北宋在边境上偃旗息鼓，辽国逐渐将精力投入之前搁置下的广大蒙古高原地区。《辽史》卷十三《圣宗纪四》载:

“统和十二年(994年)八月庚辰朔,诏皇太妃领西北部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以萧挞凛督其军事。”

耶律隆绪的诏令下达以后，意味着辽国要对西面蒙古开始实际统治，这时候，就需要设置行政机构了。

克鲁伦河地区，以西存在山脉的天然阻隔

统治：西北路招讨司与辽代统御策略

辽圣宗耶律隆绪清楚，要真正实现对于漠南、漠西地区的控制，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设置军事机构，以一处为主，各要冲处为辅助筑城驻军，总揽草原事务，如果漠西出现变故可以迅速支援呼应。

二.恩威并济，以各族屯兵实地，并在重兵威慑的同时怀柔各部，利用蒙古高原地区各部落的松散形态，使其叛乱无所呼应，进而迅速扑灭。

西北路招讨司的西移

统合二十二年（1004年）之后，辽国正式在今天乌兰巴托以西乌鲁古河附近先后设置了维州、招州、防州、镇州，并以镇州作为节度州，西移西北路招讨司。（镇州即可敦城，由于看管漠西各部的需要，辽国严令无论何种情况只能驻守当地，这也在辽亡以后给了耶律大石西域建国的资本）

西北路招讨司的西移使得其管制范围大大扩大，统领突吕不、 奥衍、室韦、楮特等部族军及招州兵马。辽廷在西北路招讨司置招讨使、副使，都监等职。除此之外，辽廷迁移汉人、渤海、女真人进入招、维、防、镇四州，并以镇州为基础统管西北路招讨司的军事和民政。

《辽史》地理志中也评价这四州的设立是“因屯戍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其意思是说这四州不同于内地州县，以军事目的为主，占据形胜之地对蒙古人进行节制。这一策略在辽代存国期间得到了成功，基本维持了漠西蒙古的秩序。

辽国对蒙古草原的统治形式和成果

在辽兴宗年间，萧韩家奴曾经对于西北路招讨司设立以来的情况进行概括：

“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众。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长，岁修职贡。叛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

萧韩家奴很好的概述了对于蒙古草原的经略策略，这也是耶律隆绪想要落实在漠西地区的第二点，辽国陈兵镇戍狼居胥山以西，并与蒙古各部落酋长结好并保证世袭的权力，一旦遇到一部叛乱，守军可以和邻部协同扑灭，防止大片地区的失控。

蒙古高原诸部在被成吉思汗统一之前的社会形态其实也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对外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态度，而辽国皇帝和蒙古草原部落酋长的关系与其说是中原传统上的君臣，倒不如说是辽国皇帝作为草原部落联盟的盟主。

在西北路招讨司设立以后，部落酋长需要对其履行日常的进贡和战争时从征的义务，但并无需提供徭役，这是辽国区别于汉地和蒙古的两套不同的治理策略，对于草原的治理其实与契丹之前传统草原的部落关系其实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辽代阻卜（蒙古）各部虽然偶有叛乱，但常年的经略和怀柔政策的确成果喜人。到了天祚帝耶律延禧在金军的穷追猛打之下颠沛流离的时候，漠西、漠南蒙古部落甚至冒着得罪女真人的危险多次对耶律延禧伸出援手。

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于讹莎烈。时北部谟葛失赆马、驼、食羊。
上趋都统马哥军。金人来攻，弃营北遁，马哥被执。谟葛失来迎，赆马、驼、羊，又率部人防卫。……至乌古敌烈部，以都点检萧乙薛知北院枢密使事，封谟葛失为神于越王。（此记载又见于《辽史·部族表》）
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

而镇州（可敦城）以西的军事力量则在辽亡以后尽数归为耶律大石所有，成为西辽复国的根本军事力量。

金国经略的劣势：影响力薄弱的渔猎民族

《契丹国志》对女真人是这样记载的：

“东北至生女真国。西南至熟女真国界，东至新罗国，东北不知其极。居民屋宇、耕养、言语、衣装与熟女真国并同，亦无君长所管。精於骑射，前後屡与契丹为边患，契丹亦设防备。南北二千馀里，沿边创筑城堡，搬运粮草，差拨兵甲，屯守征讨，三十年来，深为患耳。南界西南至东京六百里。”

建立金国的女真完颜部在辽代属于生女真，辽代女真族分布范围较广：南起鸭绿江、长白山一带，北至黑龙江中游，东抵日本海。居于咸州（今辽宁开原）东北至束沫江（今松花江）之间，以辉发河流域为中心的称之为“回跋”（回霸）；居于松花江以北、宁江州（今吉林夫余石头城子）东北，直至黑龙江中下游的称之为“生女真”，金国的皇族完颜部就是出自于此；居乌苏里江以东而近东海 （日本海）的称之为“东海女真”。

辽代对于女真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把强宗大姓骗至辽东半岛，编入契丹国籍，称为“合苏馆”，是女真语“藩篱”的意思。这些编入辽代户籍的女真人就是所谓的“熟女真”。另一部分留居粟末水（松花江北流段）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县）之东，这些人就是“生女真”。黑水靺鞨后裔，是生女真的主体。

在辽代之前，女真人长期以以渔猎和放牧做为主要的生产模式，所谓“熟女真”本来居住地区位于今日的黑龙江地区，临近科尔沁草原，原本黑水靺鞨的强宗在草原上虽然并不闻名，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在辽代建国以后强宗大姓被迁移，留下了没什么名气的生女真，并抢夺了女真人的牧场占为己有。在此基础上，辽代一直对生女真还严格管控，到了金兴辽亡时，女真人对于草原的影响力几乎为零。

金灭辽路线图

绥靖政策：被搁置的蒙古草原

即便女真人在草原上的影响力几乎为零，增加了统治蒙古人的难度。但好歹靠着在灭辽攻宋之时的强悍武力打出来了赫赫威名，蒙古人对金国也并非完全不接受他们的统治。

在完颜阿骨打、完颜晟时期，蒙古陆续有部落向金国请求归附并请授印绶。

在耶律大石到达可敦城带走了辽国最后的遗产以后，漠西蒙古处于权力真空的状态，金国却对其采取了不闻不问。

《辽史·天祚纪》中记载了耶律大石于保大二年（1122年）纠结对于天祚帝失望的臣僚兵马到达可敦城西遁之事，已经证明了辽国对于蒙古高原长期经略的成功，但金国对此却有其他目标。金太宗完颜晟于天会二年（1124年）十月接到完颜斡鲁关于耶律大石势盛的奏告时曾下诏云：

“追袭辽主，必酌事宜。其讨大石，以俟报下。”

完颜晟此时以追击天祚帝为主，选择了放弃对于耶律大石部众的追击同时放弃插手蒙古高原的事务，而辽天祚帝的迅速败亡和北宋的不堪一战则让西部蒙古高原之事从暂时搁置变为彻底搁置。

当时的金国霎时间吞辽灭宋，加上自己的统治能力落后，急于消化新占领地区以及对宋作战，对于蒙古地区采取部分消化的策略。金国在辽国的基础上维持了居住于东部蒙古，由乌古、敌烈两部乌古敌烈统军司，后又改为招讨司。设立招讨司治所,为其捍边,以防北顾之忧。

对于金国来说，在短时间在竭力招徕辽宋旧臣和安抚遗民为第一要务，而其落后的统治方法和薄弱的统治基础只能让金国在河东河北中原地区的保留一定的军事力量，用来威压巩固其统治。

而终金太宗一朝，不论金通过哪一傀儡政权对中原汉地进行控制，始终都没有放弃对于南宋的攻略，与对于辽天祚帝的态度一样，金国高层在太宗一朝始终寄希望于用武力彻底消灭宋室的残余力量。

到了太宗末年，金军的战斗力急剧下滑，宋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均势，边境也逐步开始稳定下来，而此时空的出手对付蒙古的金国却已经没有了早年间秋风扫落叶的军事实力。

根本原因：中原和草原的不同治理逻辑

其实，管理中原地区和草原地区是两套截然不同的治理逻辑和方略。中原地区作为农耕文明，人口繁多，资源也比草原地区多得多，人口的移动性也不强，很多人世代居住于一个地方，属于定居文明，因此要依靠强有力的官僚体系来进行整合和管理。

而草原地区作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人口稀少，资源匮乏，中央对于地方并无什么太大的权威可言。加上人口移动性很大，草原的部落体制几乎决定了只能对其上层负责，所以要管理好草原，依靠的是各部落的酋长，也就是军事贵族。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辽以前，很少有人能将这套二元体制玩得转。把中原体制强搬硬套上草原部落的五前后两赵、慕容诸燕等，几乎命都不怎么长，而且因为中原体制下的皇权政治和草原体制下的分权政治的冲突，多次爆发宗室内乱。

辽代的二元性与十六国诸国的胡汉分治不同，胡汉分治是将草原体系纳入中原体系中，单纯以民族为划分进行治理，本质上仍然是推行皇权政治。而辽作为二元政权，则在制度设计上有两套系统，一套系统管草原人，一套系统管汉人。

辽是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政权，自然是理解并且是能运用草原的治理逻辑的。在辽取得了幽云十六州后，获得了农耕地区的稳定财政来源，有了足够充实和稳定的财政基础，以此为基础，辽建立了一套官僚体系，用于统治农耕地区的汉人。

同时也因为辽代获得了充足的财政来源，他还可以用中原部分地区聚拢来的财钱拉拢草原各部，避免其形成合力。因此，辽帝既能是中原人的皇帝，也能是草原人的可汗。

辽代能对蒙古地区进行统治，而金代不能，简而言之是从出身而言，契丹人相对女真人在草原上具有影响力和统治草原民族的经验，这也决定了如果女真人要征服并统治草原要比契丹人费力的多。再有金代与辽代不同的是，首先金代的建国者女真人是半游牧半渔猎的少数民族，机动性比草原游牧民族较弱，也不利于在蒙古草原上追逐清剿。

而从战略目标上来说，在军队战力尚强时，辽国与北宋的战事陷入僵局，迫使其战略目标西移；而金国在一连串的胜利以后将目光看向了南方，在南方战事进入均势以后，随着战斗力下降，金国只能将统御草原民族的想法搁置。

而到了中后期，除了军力不支持以外，经过金代海陵王的汉化改制，金历代皇帝力图瓦解贵族共治体制，集权于一身。而想要摆脱这种共治的局面，就只能依靠官僚体制，而官僚体制的统治逻辑完全与草原体制相悖，这也就注定了金代难以统御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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