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面散文（乡村版一碗炸酱面）

老家的农人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自家的地里不种什么或什么种得少，什么就珍贵无比；自己手工不会做什么物件，什么就稀罕。此想法和物品本身的价值无关，比如系头发的皮筋儿，买一捆也不值几个钱，只因为不会做，谁家的小子调皮玩丢了一根，立马换来一顿毒打，不听解释，不问究竟。可你要是拿了一块羊肉喂狗，反而只会得来训斥，转眼即忘，缘由是谁家都养羊，这玩意少吃一口没关系。

在乡亲们眼里，干黄酱是珍贵的。老家黄豆种植少，不是不想种，而是田地不给力，再怎么下辛苦，黄豆也长势恹恹，出产少不说，还个头不圆润，卖，没人收，给孩子当玩具枪子弹，不够格，只好留作发豆芽，算是一年四季都有的一道菜。

以会者而言，干黄酱制作并不复杂，村里排名前几位的巧妇也曾立志攻坚，非要做出来不可。哪曾料到，巧妇们纷纷折戟，酱是发出来了，但味道怪异，小心翼翼地炸了一回，差点毁了锅——异味经久不散。

公认的聪明人失败，乡亲们再无人尝试做酱。生活的艰辛早已使得他们习惯了向困难低头，臣服于命运和他们心中的强者。谁家媳妇要是想再做一遍干黄酱，立刻受到家人的斥责：“人家那么聪明都做不出来，就你能？别祸祸粮食了。”电视剧里反抗家庭和命运的桥段不会有，在农村过日子，随大流比特立独行重要，别人的口舌和自家的脸面更重要。

自己不会做就得买。乡亲们把买来的干黄酱放置到柜中，吃的时候炸一点，绝不舍得一次炸完，是的，就算放变质了也不舍得。由此，炸酱面成了上等吃食，其地位出人意料地排在炖羊肉和煮骨头之前。三十年前，你要是到我们村做客，谁家给你端碗炸酱面，不要怀疑，你是实打实的贵客。

90年我上一年级，我们的老师上课之余特别爱给我们讲看自各类杂志的故事，其中有一篇《一碗清汤荞麦面》感人至深。这篇日本作家栗良平的名篇，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甚至进入了教科书，不过名字更改成《一碗阳春面》。

回到村子后，我在众多人聚集的村口大队部复述了此篇故事，迎来了乡亲们的感慨连连：“你看看人家，能下饭馆吃面”、“荞麦面好吃？他们也太不会吃了”、“嗯，就是，那荞麦面有啥吃头，寡淡淡的”……

没人在意文中母子和店老板的事迹，在乡亲们看来，人吃苦是必然的，吃了苦能熬出头便是幸事。至于老板给母子三人多煮的一份面，乡亲们觉得理所应当，甚至认为老板不仁义，什么怕别人面子过不去，就是扣。

面对大家的评论，我惊得目瞪口呆。不一会，乡亲们的话头集中在了荞麦面上，一个劲儿地问我书里面说没说那玩意咋吃好吃。我自是不知，只好信口胡诌：“肯定是炸酱的荞麦面，要不能好吃的了？”乡亲们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话题再次转到炸酱面上。

好多时候，人的饥饿感是说出来的，话头一起，肚子不由自主地叫唤。我听着乡亲们的七嘴八舌实在受不了，急匆匆跑回家，没进门就喊奶奶：“奶奶，我要吃炸酱面。”奶奶一头雾水：“不过年不过节的，吃啥炸酱面？”

义正词严的说辞比不了隔辈儿亲的魅力，奶奶一边嘟囔着一边挪着变了形的腿走向矮柜，掏了一气，找出一袋干黄酱：“这是你爹从城里捎回来的，北京干黄酱，好东西。”奶奶年老手利索，一块菜板一张锅台是她的天地。大块的肉丁切好，葱姜蒜备好，起火炸酱。炸酱很简单，炸好了放到窗台上晾着，奶奶又开始擀面条。

家里没有我想吃的荞麦面，即使有，奶奶也不可能给我做。在她看来，有白面不吃吃杂面简直是不可理喻。对于做了一辈子饭的奶奶，面条乃是小道，不费工夫。

爷爷闻到酱香，颠颠的从院门口回来，端起窗台上的酱走进里屋，麻利地找出他的老酒壶，摆上炕桌，自斟自饮起来。炸酱里面有肉丁，味道也够咸，是乡下老人下酒的好东西。爷爷用筷子头蘸着酱抿一下，再滋溜溜地喝口酒，炕桌底下的收音机放着曲，我盯着爷爷，生怕他把肉丁吃完。

村里人做面条按盆子来，盛面条也不用普通碗，用的是海碗，那家伙比我脸都大。农人食量大，面条吃起来顺溜，海碗很好地解决了需要多次盛面的麻烦，一两碗下去，肚量大的人也能吃饱。

炸酱面不仅有酱，还有黄瓜丝和水萝卜丝当菜码。拌面也没那么多讲究，大勺子舀一勺酱倒进碗，胡乱拌两下，再夹几筷子黄瓜丝萝卜丝，开吃。什么酱要拌匀，不存在的，自家吃炸酱面，酱不够了再舀几勺子即可，老家人吃东西，要么不吃，要么吃饱，端得是豪气冲天。

炸酱面吃完，需来碗面汤“溜缝”，面汤可不是清汤寡水，里面也要放酱，有滋有味地喝下去，浑身熨帖。乡人不好的习惯是，做什么吃食咸盐放得太多，一顿炸酱面吃毕，一下午不喝两暖壶水都不算吃好。

现如今，炸酱面早已不是稀罕物，人们随意可吃，农村也不例外。我家吃炸酱面，爱人做得比较清淡，我吃着没味儿，放不开胃口。爱人劝我，说不要吃得太咸，对身体不好。我告诉她，我不是嫌弃炸酱面不够咸，而是觉得它不够有味，这味儿，是童年的无忧无虑，是被长辈们宠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