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号惨案真相（傅正大隧道惨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前几天，这样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

以我的理解，标题说的“炸不垮”“不服输”，是指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是指重庆人民、四川人民为全国大局着想的奉献精神，而不是重庆的城防。当年的重庆城防就是豆腐渣工程，否则怎么会出现“大隧道惨案”？

今年6月5号是重庆“大隧道惨案”八十周年纪念日，但网上看到的声音很少。这不是因为中国人民健忘，而是当年民国政府的下限太低——因为比起南京大屠杀、花园口惨案、河南大饥荒、长沙文夕大火……，大隧道惨案的死亡人数在民国历史中确实不那么起眼。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在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是1937年4月纳粹德国轰炸西班牙格尔尼卡（Guernica）之后，法西斯匪帮对无辜平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美术家毕加索（Pablo Picasso），为了控诉纳粹对西班牙平民的暴行，创作了名画《格尔尼卡》，使这座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闻名世界。

霸道的西方列强很善于慷他人之慨，不仅随手一挥就赦免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朝香宫鸠彦、重庆大轰炸的罪魁东久迩宫稔彦，还有其他一堆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比如这位美军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高级顾问石井四郎：

必须指出的是，2012年9月10日，当年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或其遗属正式起诉日本政府。历时两年半，2015年2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判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一审结果，188名原告败诉。

“五三”“五四”惨案

1937年10月下旬，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这座繁华的山城随即成为了日本陆军航空兵的目标。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前，日军的轰炸还以小规模试探为主。随着10月武汉会战尘埃落定，轰炸就迅速升级。

例如，1939年1月14日，日机轰炸万县，竟以广济小学为目标，炸死平民百余人，其中学生50多人。1月15日中午，日机轰炸重庆渝中区，炸死平民119人，炸伤166人，摧毁房屋92间。

此次日机轰炸，损失尤为惨重。当天，重庆市警察局就命令各机关公务员家属自动疏散，对无固定职业的市民，在必要时强制疏散，迁出市区。

当月2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了《重庆市疏建委员会组织规程》和《防空疏散区域房屋建筑规则》。其中明确规定将成立“疏建委员会”。

4月10日，重庆市疏建委员会正式成立，以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为主任委员，蒋志澄、李根固、洪友兰为副主任委员。他们很快制定出了一系列非常详尽合理的疏散群众方案和疏导地区建设规划。

……

政府为民着想，尽心尽力。然而，没有什么用。

5月3日，日机27架于中午1时许空袭重庆市区，投掷炸弹166枚，炸死平民673人，伤350人，摧毁房屋1068间。4日下午6时许，日机27架再次空袭重庆，投弹126枚，竟炸死平民3318人，伤1937人，摧毁房屋3803间。

这两天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所以，“五四”不仅是青年节，对重庆群众来讲是受难纪念日。

惨重的损失好歹刺激了国民党当局。就在5月4日当天，蒋介石手谕有关各方：“重庆附近之军队官兵，应速作救火与护伤及代民众搬运物品迁家，作整个有计划之行动，务限令今晚规定详报。”又面谕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拨发国币50万元，救护受灾市民，仰即转知刘总司令会同蒋市长，即晚拟定计划，径择适当地点，收容难民，切实救护。关于地方防护工作，应令驻军全部出动，认真办理。”

老实说，看国民政府官方记录，总能给人一种他们很有作为的感觉。这就好比看《中央日报》，国军总是大捷。

随手给大家欣赏一下4月10日疏建委员会成立当天的《中央日报》第2版（国内新闻版）：

看看这些标题：《向塘克复，敌退南昌；鄂中我军总攻大捷》《粤境各路挺进》《江南交通线被我大举破坏；犯溧阳之敌击退；苏北袭敌得手》《一九三八年度倭经济活动衰退，对美贸易一落千丈》《晋南我攻入万安，空军助战扫荡敌阵地，委员长嘉奖中条山守军》……总之，形势简直好得不得了。

顺带提一下疏建委员会主任刘峙总司令。此人在《大决战•淮海战役》中的形象颇深入人心：如果他只是“猪将”，那么最多在战场上无能，还不至于残民害政。可惜这人用于贪污的“才智”一点都不低。

我为写作此文查找资料时，看到有学者在论文中揭露刘峙总司令在重庆防空工作中的“作为”，转述一些供大家品评——

国府委任刘峙出任重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他正好借此要求成立专门的防空部队，这就需要国府给编给饷。看起来合情合理吧？然而不要忘了国军将领的传统艺能。

其实所谓防空部队大部分是由原卫戍部队兼任的。编制多了，人却没多，这不正好可以吃空饷吗？比如防空通讯队由卫戍总司令部通讯连顶替，按月由通讯连伪造名册，领双份军饷。大部分当然落进了刘峙本人的腰包。

当然刘峙很厚道地没有忘了要让手下兄弟们雨露均沾。他规定通讯连连长每月多得50元办公费，派在防空司令部工作的官兵每人每月多领4元钱的勤务津贴。

重庆防空部队的劳动总队以改造罪犯为名，大量雇用狱中的流氓扒手盗贼，其节省下来的工资开支自然大多为刘峙党羽瓜分。

有什么样的长官就有什么样的士兵。“五三”“五四”大轰炸之所以死伤无算，一部分原因是日军使用了燃烧弹，而重庆市区的房屋又大多木质结构。面对越来越旺的火势，各部队相互推诿，于灭火工作拖拖拉拉。刘峙不得已下令，谁挑一担水就奖励1元钱，这才调动起各路大军的积极性。起初火头只有20多处，此时已是满城大火。

消防车调动不是看哪里火势凶猛，而是先保卫达官显贵的府邸，以至分散使用，效果不佳。大火过后，大量居民被疏散到乡下，各部队又借机四处搜罗财物，甚至把烧剩的房屋稍加修缮就据为己有，以后让屋主高价赎回。

……

国民政府这些“体恤民情”“有所作为”的举动，不可避免地为下次更大规模的惨案埋下伏笔。

“102号作战”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尽快解决“支那事变”，以加紧“南进政策”，对重庆发动了新一轮的战略大轰炸，即“102号作战”。

为了保证作战计划的实施，日军还调来了驻扎在东北准备对付苏联的第12、第89重型轰炸机大队，与驻扎在太平洋海域严防美国的第11、第22航空部队，并使用了新式燃烧弹和重达800公斤的重型炸弹，以保证有条件对重庆进行不间断轰炸。

据说1956年2月，何应钦跟冈村宁次有过一场关于1941年重庆大轰炸的对话——

冈村宁次问何应钦：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厉害的轰炸吧？

何应钦答道：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什么？

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何：一连轰炸一整天，叫人无法工作。

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

何：多谢多谢！

冈村：可是那里的气候很坏，真使飞机师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蜀犬吠日”之说。

冈村：府上受过炸么？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

冈村：不是有防空洞么？

何：但若中了一个一千磅重的炸弹，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会晃动。这种情形前后有过三次。

我在李金荣、杨筱撰写的《烽火岁月》一书中看到了这则对话，没有查验过真伪。不过可以肯定，能让何应钦这种军政要员晃动几下的重型炸弹，对于普通群众而言，就是灭顶之灾。何应钦当然有条件跟冈村宁次谈笑风生，但其谈资却是无辜中国群众用血肉堆积起来的。

重庆是中国雾都，平均每年有将近三分之一时间笼罩在云雾之中，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一年之中适合大规模轰炸的时间并不算多。但即便如此，日本人也能战果累累，令人叹息！

我们看一下1941年5、6月间，日军飞机轰炸重庆的数量和频次。据原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重庆市档案馆的联合统计，5月份，日机总共出动四次，抵达时间段在上午10时至下午1时，分别是3日，63架，投弹147枚；9日，80架，投弹180枚；10日，54架，投弹179枚；16日，63架，投弹172枚。

6月份，日机空袭频率增高，共出动十次，抵达时间段扩大为上午11时至晚10时，分别是1日，27架，投弹169枚；2日，27架，投弹278枚；5日，24架，投弹82枚（这次会专门讨论）；7日，31架，投弹82枚；11日，72架，投弹154枚；14日，34架，投弹77枚；15日，27架，投弹59枚；28日，53架，投弹43枚；29日，63架，投弹152枚；30日，48架，投弹138枚。

比较一下同时期欧洲战场的轰炸规模。比如1940年8月13日，德军出动480多架轰炸机，攻击英国境内9个机场。又如8月25日，英军出动81架轰炸机空袭柏林。再如9月7日下午5时，德军出动372架轰炸机，其中247架突入伦敦市区，共投放高爆炸弹335吨、燃烧弹440吨。

相比之下，日军此期对于重庆的轰炸规模仍不算大，但杀伤效果却远大于德军对于伦敦的轰炸。

有人也许会说，当时中国还是个农业社会，防空措施和人员疏散条件当然远不如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英国。但日本作为半工业化国家，同样远不如纳粹德国。更何况真正造成重庆群众巨大伤亡的又岂是日本炸弹？

“防空奇耻污中华”

值得注意，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了24架飞机，投弹82枚。飞机数量和投弹数量在这个时期都不算多，但到达的时间却不同于以往——不是在上午10时到下午2时之间，而是在晚上7时至10时。

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日军出了什么状况，才导致这天姗姗来迟。毕竟当时的重庆没有满街霓虹灯，晚上轰炸很不划算。

从结果来看，轰炸烧毁房屋19栋。但是，国民政府在这一天为轰炸制造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日本人突然改为晚上轰炸，令重庆市民猝不及防。按照以往的习惯，他们总是白天躲到郊区，晚上返城购物聚集。谁也未料到，18时18分，防空警报突然响起，直到23时27分，足足长达5个小时。

街上顿时一片混乱，惊慌失措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入防空洞，原本可容纳5000人的较场口隧道一下子挤进了上万人。

防空隧道超负荷运作，通风设施又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根据原西南师范大学和重庆市档案馆联合编写的史料集《重庆大轰炸》所述，甚至“通风设备未启用”！

究其原因，据说是管理部门未及给军政部行贿，以致军政部迟迟不验收通风设备。反正何应钦又不会跟普通老百姓挤一个防空洞。

另据时任重庆隧道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的报告，行政院直到5月26日才核准防空部工程处当年度的工程款项，其时距离“6•5”大隧道惨案只有十天。上一年度的工程款大部分被挪用，导致因为缺钱，三分之一的通风机设备被退还厂方。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防空警报仅仅拉响一个多小时，隧道内就处于重度缺氧状态。

按照日军的疲劳战术，24架飞机以每3至5架为一组，分批次轮流进入重庆市区上空袭扰。按常理，防空部队应该在各批次日机轮替的间歇期解除警报，让人们出洞换换空气。然而，一线管理人员4次给防空司令部打电话反映空气不良，要求暂时解除警报，打开洞门换换气，均未被理睬。

晚上9时许，亦即拉响防空警报三个小时以后，洞内氧气已经消耗殆尽。濒死的人群出于求生本能，不顾一切地挤向洞口。他们扭曲成一团，惨叫声、哀嚎声、呻吟声，乃至踹气声此起彼伏，响彻洞外。

此时，防空司令部才勉强同意解除紧急空袭警报，改为一般空袭警报。但是按防空洞的设计，闸门是从里到外关闭，从外到里打开的，挤压在洞口人群使得管理人员根本没有办法打开洞门。

午夜11时，防空警报正式解除。管理人员卸开了木制闸门，洞口的幸存者由于长期缺氧，突然吸到新鲜空气竟晕厥过去，人叠人把洞口堵住了。窒息而死的人面目青紫，口鼻出血，你抓我扯，缩成一团，其状惨不忍睹。直到天亮时分，当局才开始派人清理大隧道里的尸体。因为遇难者太多，隧道口附近已无处堆放，当局一边派人清理，一边派车拉出城外草草掩埋。

辛亥革命元老、著名诗人杨沧白曾目睹了这一场景，愤笔作诗一首。其中一联为：“孰意修罗在尘境，万人一夕如秦坑。”另一联为：“生道杀民昏岂知，草菅人命安得辞？”该诗的最后一句只有上联：“防空奇耻污中华！”

幸存者回忆

田泽周老人回忆：

“我先回家，第二天才走岳母家。刚到不久，我铺子的一个面工就急匆匆赶来，说二哥头天晚上在洞子里闷死了！

我开初不相信，我二哥是空袭服务队的，可以自由进出洞子，怎么会闷死？

我赶回较场口，那个场面让我全身血都冷了！我二哥的尸体是我幺爸屋的一个哥哥找到的。我一看那个尸体，惊骇得一下跪倒在地。

他的头发全部被扯光，衣服撕烂，肚子破裂，人身抓得稀烂，人变了殂。二哥，他那口气是啷个落下去的哟？！

是我把他从乡下喊回来，他是替我去死的呀！

二哥那天进的是十八梯洞口（按，较场口大隧道的入口之一），门关死了，出不来。我爸从演武厅洞口进去，他把口一直贴在潮湿的石壁上，逃了一命。

但是他出来后看见二哥尸体，一下子就气疯了。我把他送到乡下，他疯疯癫癫到处乱跑，被一条疯狗咬伤，得了狂犬病。他一直断不了气，痛苦得啃床、啃碗，咬得满嘴是血。他死得也很惨。

二哥死时，二嫂同他结婚才三年，女儿才一岁多。二嫂在家闹，要离家出走，我妈急得颠颠倒倒。最后二嫂还是走了，女儿留给我妈。

几年后我妈带着我侄女去给人干活时，遇到风暴，房子倒下来，双双压死。

……”

大隧道惨案实景之一，摄于1941年6月6日

王昌禹老人回忆：

“6月5日我在南岸，第二天听说大隧道死了人，周海全（王昌禹的丈夫）也可能死了。

我赶忙过江到较场口，我一看，天哪，到处堆起死人，唯一电影院的坝子上小娃儿的尸体堆一堆，大人尸体堆一堆，没有一件衣服是好的，尸体被抓咬得血淋淋。

最让我伤心的是一个当妈妈的，一边躺着她娃儿，一边躺着她男人。她一会冲着她娃儿哭，一会又朝他男人哭。

我一下就哭起来，我男人也死了啷个办？我才19岁。

我边哭边找，没有找到我男人，下午才听说他没死，我的心放下来了。

但是，我决不愿丈夫再呆在城里。于是，我们搬到了江北茅溪乡下，从此当农民，直到现在。

多年来，我不想提那一天的事，太惨了，我一提就头痛。”

另有一位高健文老人当年是防护团队员，惨案发生时，他的左脚卡人堆里，因为一名遇难者在窒息的最后痛苦挣扎中死死抓住了他的左小腿，这导致其左腿终生残疾。根据访谈者转述：

“从洞内抬出的死尸先用各善堂常备的薄棺材装尸，后又用粗篾席包扎。

由于死尸太多，剩下的只好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河边，用50只船运到黑石子地区掩埋。

这项工作花了5天时间才告完成。而他自己所在的杂货店中有五人进了防空洞，可其他四人都再没回来。

从衣服街到木货街、草药街、百子巷、十八梯等五六条街到上，许多店面都再无人打开……”

当局用卡车将尸体运至朝天门码头，摄于1941年6月6日

以上访谈摘自李金荣、杨筱著《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类似的访谈记录在其他著作中还有很多。

我常想，梁启超批判廿四史不过“帝王将相谱牒”，倡导写“人群之历史”，我们也总是说写历史要有群众立场。这些平民百姓在动荡年代的遭遇不就是“人群史”中最朴素真实的一面吗？

没有人可以慷他人之慨，代替他们原谅日本帝国主义或国民党反动派！

国民政府的“统计”

大隧道惨案究竟死了多少人？

6月7日，防空司令部发布统计结果，“死亡461人，重伤291人。”13日，重庆市政府又公布死亡人数为“有户口可籍者644人”。上述统计数字跟现场观感差别实在太大，引发了群众强烈不满。于是7月3日，国民政府大隧道惨案特别审查委员会又发布《审查报告》，宣布死亡992人，重伤151人。

讽刺的是，惨案发生第二天，即6月6日，重庆卫戍司令部在给行政院的内部报告中却说：“截止本（六）日午后四时二十分止，三处洞口共计运出男女尸944具，童尸74具。至于洞内余存死亡数目，因隧道太深，一时无从清查。”两天后，卫戍司令部的内部报告又称，计有尸体1115具。

这算什么？“校正回归”吗？上述无论哪个统计数据，不管是公开发布的还是内部报告的，都没有人相信。

《生活》杂志推测死亡超过4000人。幸存者郭伟波在《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记》中则说，“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在自传《无鸟的夏天》中又称死者“约一万二千人”。

前引田泽周老人在访谈中哭诉道：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较场口周围十几条街阴风惨惨，幸存的人请道士招魂，白天夜晚叮叮当当，香烟袅袅。到底死了多少人？！

不止几千人，我记得清楚，我在新民报馆当记者的一个表弟告诉我，他们统计的是17300人！这些人是啷个落的气呀！

但是我怎么忘得了！几十年来我想说，没处说，一肚子苦水，憋在心里，憋得难受呀。

我已经82岁了，我爸爸、妈妈、侄女、二嫂都去世，四兄弟中只剩下我，我还活得了几天？

我一死，就再也没有来诉说这段冤屈，一切都完了……”

从国民政府最初统计的461人，到民间估算的17300人，中间居然相差37倍！大隧道惨案的死亡人数至今是个迷，也可能永远是个迷。

据时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办公室中将主任谢藻生的回忆：

“6月6日，蒋介石传见刘峙、吴国桢（按，时任重庆市长）、贺国光（宪兵总司令）三人。

蒋介石问：究竟死了多少人呢？

刘峙、贺国光茫然不知所对，独吴国桢很从容地，冲口而出，答以具体的数目字，说几千几百几十几。

蒋介石点头，似表示吴国桢比刘峙、贺国光强一些。

及出来后，贺国光问吴国桢说：‘你这个答复的数字，有根据吗？’

吴国桢说没有根据，‘我知道他（指蒋介石）的性情，如果不答复一个具体数字，他便不高兴，我所答复的数字，是真是假，他又从何得知呢？’

贺国光笑笑说：‘你真聪明，真会应付事情’。

这件事，是贺国光亲口对我讲的。”

出于好奇，我查了一下惨案次日的《中央日报》第二版，标题是《闽敌图犯三都未逞；绥西激战续有斩获》……

6月7日，即国民政府初次公布惨案死亡数据的那天，则是《浙东我军克复象山；太岳山区展开激战》《战事重点在华中，敌图肃清长江两岸我游击队，八路包围大墓山终被我击退》……

国军依旧“英勇无比”，形势依旧好得不得了！

换汤不换药

防空洞的通风设施存在严重缺陷，不是没有预兆，没有警报。

《大公报》6月7日发表社评就指出，“公共防空洞的空气问题，本已不是新问题，前年六月十一日中山公园下大隧道曾发生窒息之事，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左营街大隧道也曾发生了窒息惨剧，……去年左营街之事，本报曾有记载及评论，建议数点改善方法，希望主管当局注意；……即在最近，本报也曾于上月十一日发表‘读者投书’，讨论到公共防空洞的通风问题。可见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也不是意外问题，而完全是设备不周与管理欠妥的问题。”

工程款都落到当权者的腰包里头去了，设备怎么可能“周”，管理怎么可能“妥”呢？

行文至此，不禁令我想起不久前的台湾新闻，尽管民进党当道，但其所作所为较之于国民党，基本就是换汤不换药。岛内疫情持续延烧，民进党当局秉持“不普筛就没有确诊数”的做法，跟当年国民党的统计妙招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而为了疫苗一事，更是谎话连篇。

这番说辞同当年的《中央日报》有多大差别？八十年过去了，“民国”依旧是那个“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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