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时期思想的变化（古希腊以及启蒙运动的观点）

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缘于必然性。这个观点在哲学史上首先出现于留基波（Leucippus，约前 460—？）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前 460—前 370 年）的理论中。他们的理论认为，所有事物都由运动的原子构成，这个理论是数百年来对自然本性沉思的巅峰，我们称之为“前苏格拉底传统”。这些原子因其自身本性和运动本性的必然性而不变地沿轨道运动。留基波唯一流传至今的作品残篇说到：“没有什么是可以无端发生的，万物都是有理由的，而且都是必然的。”

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在他所处的时代并未成为主流，这主要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科学史的终结而是其开端，他无法求助于科学权威的任何传统来支持其观点。这一传统建立起自身的权威性，尚需两千年。然而，一旦建立这一权威，德谟克利特的理论就会占据十足显赫的地位。启蒙学者在 18 世纪获知伊萨克·牛顿爵士的著名发现后，提出了德谟克利特古老论证的新版本。其中最早提出这类学说的是霍尔巴赫男爵（Baron Henri D’Holbach，1723—1789 年）和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 年）。

霍尔巴赫认为，适用于物理世界的原则，同样也必然适用于人的大脑，人的大脑就其本性而言与月亮和繁星的物质性相同。因此，每个大脑的所有思想都是先于这些思想的大脑状态的必然结果。拉普拉斯持类似观点，他甚至设想出一个知晓所有自然法则的天才，如果这个天才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对宇宙拥有完整的描述，那么他将能够预测所有未来的事情，并且逆推所有过去的事情。“天才”以“拉普拉斯的恶魔”（Laplace’s demon）之名为人熟知。

霍尔巴赫和拉普拉斯是理性时代的产物，因此，他们已然属于现代世界的成员。自 17 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对许多领域都形成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尤其体现在西方世界，但并不局限于西方世界。这种冲击要么是实践性的——就其结果而言，许多产品都是科学发现的直接结果，例如航空旅行、热兵器、电视、抗生素以及整容手术，要么是态度上的。科学的胜利当然也给现代哲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现代哲学要么极其崇拜它，要么坚定支持它，至少会努力与其保持一致。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分析哲学中，这种哲学在当今英语世界的学院中占据主流。

我认为，自 17 世纪以来，科学的主要原则是，我们根据因果理论才能最为精确地解释宇宙中的各种事件，虽然这种说法有过分简化的危险。在因果理论中，原因及其结果的关系被理解成一种类似法律的关系，这种理论可以通过我们在高中物理里学到的数学方程式加以表达，例如，f=ma（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今天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任何人都会相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太阳系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以及——一旦她通过高中物理课程——相信 f=ma。同样，普通人凭直觉也会相信存在着自由。如果她持有这种关于自由的普遍观念，她会相信她的决定和行为都“取决于她自己”。

无论她决定什么或做什么，她通常也“可以不这么做”，因此，她在很大程度上要为她的选择和行动负责。也就是说，这些普通人相信我们稍后将要定义的非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有些行为，即她自己的行为，可以与它实际上所是的不同，尽管这些不同的决定和行为有相同的过去。决定论可以暂且定义为“相同的过去，相同的未来”，这意味着如果在两件事情之前发生了相同的因果事件，那么这两件事情将是相同的。另一方面，非决定论可以被暂且定义为“相同的过去，不同的未来”，这意味着不论过去发生了什么，都不必然导致一个人选择 A 而不是 B。即便给定她的过去，当她实际上选择 A 的时候，她也有可能会选择 B。

让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更加确切地理解这些观念。我刚刚敲下了字母“A”。决定论者会认为，给定我敲下字母之前的特定时间——也就是说，给定构成我过去的因果环境——我在那一刻敲下字母“A”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必然结果。非决定论者则认为，即便给定我敲下字母之前的特定时间，我也并不必然就会在那一刻敲下字母“A”。

然而，也许很多普通人都持有非决定论的观点，但许多当代哲学家，尤其是许多分析传统中的哲学家，认为这种观点仍然浮于表面，并且实际上非常让人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