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汉武帝和他的时代（姜鹏品读帝王教科书）

2014年8月10日下午，《百家讲坛》主讲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新书《姜鹏品读<资治通鉴>：帝王教科书》（西苑出版社出版，2014年8月第1版）首发暨读者见面会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本书的电子版由中国移动和阅读独家首发。

梁启超称《资治通鉴》是一部皇帝教科书；曾国藩称《资治通鉴》是中国经世哲学巅峰之作。姜鹏从应用史学角度，讲述了《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全面总结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历史典籍，虽然它全面总结了宋代之前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和经验，是中国自宋代以后帝王们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法则、提高治理国家能力的首选教科书，但它的影响力在今天不仅超出了史学研究范畴，还在政治领域为当下的管理者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作者：姜鹏

开本：150毫米×225毫米 1/16

字数：260千字

插图：5幅

形式：平装、精装

页码：264页

形式：单色

书号：ISBN 978-7-5151-0457-7（平装）

ISBN 978-7-5151-0460-7（精装）

版次：2014年8月第1版

定价：39.80元（平装）、59.80元（精装）

序章 经典是怎样炼成的

一、《资治通鉴》的精髓

作为一名历史学教师，经常会有人向我问这样的问题：姜老师，我想知道一点中国历史，了解一点传统文化，读哪些书比较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却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非常发达，留存的典籍浩如烟海，要挑出其中最精粹、最值得读的内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史学又是特别发达的一支。流传到今天的史学典籍一共有多少，是几万种，还是十几万种，还是几十万种？恐怕没有一个学者能作出精确的统计。这么繁多的史籍，不可能有人把它们都读遍，也没有必要读遍。但对于喜欢钻研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感兴趣的人来说，有一部书不可不读，那就是被人们誉为“帝王教科书”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为什么被称为“帝王教科书”？“资治通鉴”的本意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治道”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借鉴以往的历史经验，帮助当前的人寻找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全面总结了以往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和经验。它在汇总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方面的成就，是无法超越的，也是无可替代的。对政治经验的总结，也是整部《资治通鉴》的精髓所在。在它编成之后，每位想好好治理国家的皇帝，都得认真读它。比如，清代的康熙皇帝，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之一，他就非常注重学习《资治通鉴》。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这一年里，他把《资治通鉴》仔仔细细读了一遍，并做了107条读书笔记。

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没有帝王，也没有士大夫了。那我们还有学习《资治通鉴》的必要吗？当然有。首先，从实用角度看，不管时代怎样变化，社会管理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资治通鉴》归纳出很多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般规律。抛开帝王和士大夫这类特殊的个人身份，今天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仍然能从《资治通鉴》中汲取丰富的管理智慧。其次，从文化角度看，《资治通鉴》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之大成，通过阅读《资治通鉴》，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

二、司马光的“史学童年”

历史上这些浩如烟海的典籍，历经大浪淘沙，能够“屹立不倒”，成为经典的，只有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少数著作。《资治通鉴》为什么能被后代帝王奉为治理国家的万能全书？这部经典是怎样炼成的？这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问题。

《资治通鉴》的“领衔作者”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这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大家从小就听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绝大多数人对司马光的了解是从“砸缸”开始的。这个故事说明司马光从小就很聪明，但小时候聪明的人多了去了，为什么只有司马光能编出《资治通鉴》这样伟大的著作？其实《宋史•司马光传》里面记载过司马光童年的两个故事，其中一个当然就是“司马光砸缸”。还有一个故事，一般读者不太注意，而这个故事恰恰和司马光后来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史学家有很直接的关系。

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什么呢？司马光六岁的时候，家长开始让他念书。七岁那年，司马光听到其他成年学者在讨论一部叫《左传》的书，听完大人们的讨论之后，司马光对这部书很有感觉，史传上说是“大爱之”（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回来之后就为家里人复述他所听到的内容，居然能把大概的意思讲得八九不离十，司马光从此就迷恋上了《左传》，开始认真研读。《左传》是怎样的一部书？这和司马光后来编写《资治通鉴》又有什么联系呢？《左传》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成熟的史书，记载了春秋时代的历史，尤其擅长描写战争。喜欢历史、喜欢战争，是很多小男孩的共性，司马光也不例外。自从司马光发现了《左传》这个宝库，史传上说他“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苏轼《司马温公行状》）。每天捧着书不肯放下，注意力完全被书本吸引，全然不顾饿了渴了，对天气冷热变化也没有察觉。偶尔到院子里散个步，正好碰见有小朋友掉水缸里，搬起石头砸了缸，救完小朋友后，大概又回去读书了。

有句俗话叫“三岁看老”，从司马光童年的这两个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什么？首先，司马光从小就有超乎常人的好学精神，这和他以后能成为大学者有直接联系。但“砸缸”的故事又告诉我们，司马光不是一个书呆子，懂得应变，而且善于打破常规思维解决问题。想成为一名大学者，学养深厚和善于用非常规思维思考，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司马光就具备这两个条件。

司马光为人比较低调，他自己后来不怎么讲“砸缸”这个故事，但从小喜欢史学这件事却时常提起。比如，晚年把《资治通鉴》编修完成之后，司马光给当时的皇帝宋神宗上了一道奏表，其中有这么一段：“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司马光说自己很笨，也没什么学问，什么都比不上别人。这当然是司马光的自谦之辞。但司马光接着说，唯独对于史学，还是下过点功夫的。从小到老，一直保持着钻研历史的嗜好。司马光这里说的“自幼至老”，就应该包括了童年时代读《左传》的这段经历。我们之前介绍过《左传》记载的是春秋时代的历史，而《资治通鉴》正是接着《左传》往下写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童年经历对司马光影响之深。

三、成熟而失败的政治家

从小喜欢历史，矢志成为史学家的学者很多，为什么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像司马光那样写出一部类似于《资治通鉴》的经典巨著呢？我们之前说，《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最大的特点是汇集了历史上政治智慧的精华，是一部“帝王教科书”。试想，一位根本没有参与过政治，不懂政治的历史学家，写得出这样一部书吗？即便写出来了，会让人信服吗？所以要写《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光有深厚的史学涵养是不够的。而司马光恰恰不是一位单纯的史学家。

司马光生长在官宦世家，二十岁就考中了进士，这使得他很早就开始进入了仕途。司马光入仕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甚至加入激烈的政治辩论。这样就使得他从一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逐渐成长为一颗众人瞩目的政治新星。很多政界前辈都看好他，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做宰相的大器，比如，比司马光年长的大学者，也是重要政治人物的欧阳修。欧阳修和司马光曾经因为政见不同，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但欧阳修后来向皇帝推荐司马光，说：“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而其识虑深远，性尤慎密。”（欧阳修《荐司马光札子》）欧阳修把“社稷之臣”这四个字用在司马光这样一个晚辈身上，评价是非常高的。“社稷之臣”往往指那些能为国家承担重任的人。欧阳修同时也称赞司马光，说他思考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时，能够深谋远虑，做事的时候细密谨慎。

这么看来，司马光应该仕途亨通，大展宏图。我们不禁又要问，如果司马光的仕途真这么一直亨通下去，每天公务缠身，他还有时间编《资治通鉴》吗？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当司马光进入思想成熟、精力旺盛的壮年时代，看上去就离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仅一步之遥，就在这关键时刻，一股突如其来的时代洪流把司马光从高处冲刷了下来。命运没有给他在政治舞台上一展抱负的机会，反而逼迫他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来到边缘地带。形势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司马光五十一岁。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司马光因为和王安石有巨大的政见分歧，迅速成为反对变法的骨干。司马光不停地给宋神宗写奏表，也写过好几封信给王安石，指出新法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扰乱社会秩序，劝宋神宗、王安石以谨慎稳健为宜。但年轻的宋神宗急于求治，最终将天平倾向王安石，支持变法。出于对司马光的尊重，也为了调和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宋神宗在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之后不久，打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在宋代，枢密使是负责国防、军政的最高长官，地位仅次于宰相。枢密副使就是主管国防、军政的次长。这个任命计划，体现出宋神宗也很想倚重司马光。但司马光非常坚定地拒绝了这个任命，他知道他和王安石之间的分歧是无法调和的。

熙宁三年（1070年），作为政争的失败者，司马光离开了首都开封，次年在洛阳定居。从此在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司马光虽然失去了施展政治抱负的最佳机会，却意外获得了很多安闲时光。《资治通鉴》绝大部分内容，是在定居洛阳的十五年里完成的。司马光把自己的很多政治愿景，寄托在《资治通鉴》里面，希望通过总结历史上兴衰成败的规律来证明自己的政治见解是正确的。只有这样一位深谙政治却又有机会赋闲的大学者，才有可能写得出这样一部凝聚着大量政治智慧的史学巨著。

四、皇帝的特殊“关系户”

学养深厚，精专史学，深谙政治，却又不得不暂时告别政治，是司马光能编写《资治通鉴》的内在条件。但如果司马光在政争失败后，不停地受政敌打击，或者隔三差五地奔波换岗，他还能安安静静地编《资治通鉴》吗？奇怪的是，作为反对变法的代表人物，司马光在政见上和当朝皇帝宋神宗以及朝廷上的当权派有着严重分歧，但在洛阳的十五年，司马光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政治迫害和打击，生活平静而安定，波澜不兴。不仅如此，《资治通鉴》的编修，还受到朝廷在人力、物力以及图书资料上的大力支持，使得《资治通鉴》的质量得到充分保证。这是为什么？这就不得不讲到，《资治通鉴》的编成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条件，那就是北宋有两位皇帝都对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倾力支持。

司马光是在北宋第四位皇帝宋仁宗时期进入仕途的。宋仁宗晚年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儿子。皇帝没有儿子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皇位没有继承人就有可能引起政治上的剧烈震荡。而宋仁宗的问题尤其复杂。复杂在哪儿呢？宋仁宗并不是没有生育能力。他有生育能力，但奇怪的是，凡是生下的男婴都早夭，养活的全都是女孩。如果宋仁宗没有生育能力，事情倒简单，在近亲中过继一个。问题是宋仁宗又能生，所以他不甘心，这么大的家当总是交给亲生儿子比较放心。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有大臣劝宋仁宗以大局为重，尽早从宗亲中挑选、领养一个。每次碰到这种情况，宋仁宗总是说，你们再等等，后宫某位妃子马上就要临盆了。但结果没有一次能让宋仁宗如愿。

直到嘉祐六年（1061年），宋仁宗已经五十二岁了，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再生育的希望也很渺茫。当时司马光正担任同知谏院的官职，主要责任是给皇帝提意见。司马光抓住机会，激切地要求宋仁宗尽快地从宗亲中挑选后备继承人。宋仁宗一开始还是很犹豫。司马光对宋仁宗说：“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此祸岂可胜言哉！”（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唐代自文宗皇帝以后，皇位继承被具有权势和野心的宦官左右，扶植新皇帝的宦官以元老自居，作威作福，皇帝反而成为宦官的门生弟子，造成政治上的混乱不堪。司马光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宋仁宗，万一哪天他驾崩在深宫大内，而外面的大臣们不知道，宫里也出现类似唐代宦官的野心家，控制皇位继承，宋室江山将走向何方，岂能预料？这番话打动了宋仁宗，使他觉得再不确定继承人，整个江山社稷的确面临很大风险。经过慎重考虑，宋仁宗在侄子辈中挑选了一名考察对象，并在次年将他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大家注意，司马光这番话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引用唐代历史上的成败经验来说服宋仁宗。借鉴历史经验来说明当前该怎么做，是司马光讨论政治时惯用的方法，也是他为什么要编《资治通鉴》的根本原因。

宋英宗能顺利继位，很多大臣都做过工作。但关键时刻，可以说是凭借司马光的努力一锤定音。所以宋英宗对司马光非常感激。司马光曾经向宋英宗表达过这样一个愿望，希望将复杂的历史删繁就简，提炼出对治理国家最有用的内容，编成一部书，供以后的皇帝们学习。首先，宋英宗觉得司马光想做的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其次，可能是出于对司马光的感恩心理，宋英宗决定以官方的名义支持司马光编这部书。用现在的话说，是给司马光立了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这就是正式编修《资治通鉴》的开始。宋英宗给司马光提供了三项具体的支持：第一，允许司马光在官员、文士中挑选“科研助手”，国家给与名分、职位。第二，凡是和修书有关的经费开支，都由国家财政承担。第三，所有宫廷藏书、秘府档案，都对司马光开放。这三项支持的力度非常大，尤其是宫廷藏书和档案的开放，大量的珍贵资料，是确保《资治通鉴》成为高质量史书的重要条件。

可惜宋英宗寿命不长，当《资治通鉴》第一部分编辑完成的时候，宋英宗已经去世了。继承皇位的是他的儿子宋神宗，也就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那位皇帝。宋神宗和司马光在政治上分歧非常大，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但这没有减少宋神宗对司马光的尊重和敬意。宋神宗对司马光的感激心理，丝毫不亚于他的父亲宋英宗。所以当司马光暂时告别政治舞台的中心，来到洛阳定居时，宋神宗依然大力支持他继续编修《资治通鉴》。

司马光离开朝廷后，他的很多政敌都在宋神宗面前说他坏话。有一次，宋神宗和宰相们谈话，感慨人才稀少。其中有位叫蒲宗孟的执政官就说，人才都被司马光那些反对变法的邪说带坏了。宋神宗听完后用很严肃的眼光盯着蒲宗孟，看了半天不说话，看得蒲宗孟心里发毛。最后宋神宗说：“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其辞枢密副使，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八）宋神宗说，司马光虽然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见，但他能坚持自己的看法，不为名利所动，连枢密副使这样的高官都打动不了他，这样的人我做皇帝以来只见过司马光一个。其他人一旦有机会赖上这个位置，撵都撵不走。宋神宗的意思是说，以你蒲宗孟的人品，凭什么诋毁司马光？不久之后，宋神宗就把蒲宗孟给罢免了。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上清楚地看到司马光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地位。也正因如此，司马光政坛失意之后，并没有受到更大的迫害和打击，能够在洛阳安安静静地编修《资治通鉴》。这样看来，宋英宗和宋神宗这两代皇帝对司马光的信任和支持，是《资治通鉴》得以问世不可或缺的条件。

五、一批优秀的助手

司马光既是一位精通史学的大学者，又是一位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大政治家。但在他的黄金年龄段没能去执政，而是闲居了十五年，埋头修史。期间无论政坛变化如何风云诡谲，司马光始终能得皇帝的信任与尊重，使得修史工作不致中断。可以说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条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资治通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些条件不可能同时出现在第二个人身上。

那么仅凭司马光一个人，就能修得出《资治通鉴》吗？《资治通鉴》上起春秋战国之交，往下写到宋代建立之前，包含了一千四百年左右的历史，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光读一遍就得花很多时间，何况是写！不管司马光怎么努力，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么一部既庞大又精细的作品。所以我们还必须提到，司马光能修成《资治通鉴》，得力于一批优秀的助手。繁重的史料搜集、甄别工作，由助手们完成，司马光在他们提供的高质量的半成品基础上再加工，修成《资治通鉴》定本。司马光的主要助手有三位——刘攽、刘恕、范祖禹。这三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都是超一流的学者。尤其是刘恕、范祖禹两位，是司马光亲自提拔、栽培的青年才俊，承担了很繁重的工作，付出了很多艰辛。

比如范祖禹，从三十岁开始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竣工的时候，他四十四岁。这十五年里，范祖禹基本上没做过其他事情。三十岁的年龄正值青春大好，是把握人生际遇的最佳时机。司马光虽然受到皇帝的信任和尊重，但毕竟是政治上的失败者，跟着他走，会有很大风险。范祖禹没有计较任何利弊轻重，而是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一干就是十五年，没有萌生过任何为自己另谋发展渠道的念头。不是总有人抱怨我们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出不了经典吗？与《资治通鉴》的编修者们作个比较，好好反思一下，我们这个时代不正是缺少这样一种人，这样一种精神吗？任何一部经典都是用生命浇灌成的。《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之作，正是倾注了这样一批优秀学者的全部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