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讲的是什么（你知道什么是二十四史吗）

一、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二、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三、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四、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五、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六、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七、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现代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毛泽东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1997年谈到中华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时候指出：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编修过程

点校本二十四史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

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编辑工作还得追溯至20世纪中叶。除了大批专家学者的鞠躬尽瘁外，“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还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指示吴晗、范文澜同志组织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吴晗、范文澜随即于9月13日主持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研究“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并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10月6日，吴晗以吴晗、范文澜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汇报会议的情况。主席复信：“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随后，由中华书局牵头组织，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陈乃乾、章锡琛、王伯祥等先生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并列入国家《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按照“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商定的进度，“前四史”要在1959年10月之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但由于整理工作过于艰巨，按计划出版的仅有《史记》一种。“前四史”整理出版计划一直到1965年才得以完成。在落实“前四史”整理出版工作的同时，其余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亦随之全面展开，全国重点高校的一大批历史学者，如吴则虞、王仲荦、唐长孺、陈垣、聂崇岐、刘节、柴德赓、刘乃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升、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均参与到了整理工作之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陷于停顿。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也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并要求：“你们要合作，协商一下，不要重复，早一点完成。”同年5月3日，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写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对“二十四史校点情况”、“人员的组织和分工”、“整理校点工作的办法”、“《清史稿》的整理办法”及全部工作的大致进度，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同意。”“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工作再次展开，后“二十史”陆续出版。1977年11月，点校本《宋史》面世，标志着全部“二十四史”整理出版工作最终完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出版，突破了当时极“左”思潮所设置的文化禁锢，成为开放封存书、整理再版古籍的开端。

事实证明，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已经完全取代旧的本子，被公认为当前最好的整理本——“国史”标准本，享誉学术界、文化界，成为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标志性成果。从它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五史几乎全被淘汰，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通行的版本。谢玉杰等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中指出它有三个特点：“一、新式点校本，书前均有《出版说明》，对原书作者、内容结构等做了简要的评述，说明点校本所采用的版本，吸收哪些学术界的成果，对阅读该书具有指导意义；二、对分段、标点以及校勘成果作了精当的技术处理；三、广泛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达到了比较高的学术水平，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套精善的正史读本，也给专门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引证本。”吉川幸次郎在《访华余录——出版和书店》中评价它“可以肯定超过乾隆殿本，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标准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为学术上的旷古未有的事业，意义十分重大。”

同时为了方便使用，中华书局曾专门组织人力，编撰各史《人名索引》或《地名索引》，更有1980年张忱石、吴树平的《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和1996年何英芳的《清史稿纪传人名索引》。为一般家庭考虑，以免卷帙繁多之难，1997年推出缩印本系列：“二十四史”全20册，《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全2册，《清史稿：附人名索引》全4册，又有礼品装；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2000年推出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全63册。与研究相关的出版物《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1980年以来已出版了《史记探源》《元史本证》等十几种，今后还将继续出版，总数在百种左右。随着“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开展，将推出一个新的配套项目——“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计划出版30种左右。全部修订工程完成后，中华书局还将推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电子版及精编本。

作为看家书、品牌书，点校本“二十四史”高级别、高素质的整理队伍以及其国家重点文化项目的身份，其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有效的宣传。中华书局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进行的产品维护和多层次开发，不仅满足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也使得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始终受到学界重视、读者欢迎，常销不衰。根据近5年的销售统计，每年平均销售保持在6000套左右（其中《史记》累计印数已超过50万套，《三国志》累计印数近35万套，其他各史的累计印数从三五万套到十几万套不等），年销售码洋1500万元左右，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由于经历时间较长，加上政治形势的左右和参与点校人员变动等因素的影响，点校本各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先天不足。多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撰写了一批校订研究的专著和质疑、考证性的文章、札记，大量考古发现及学术研究的深入对一些史书中所述史实也有所厘正，中华书局二十余年来有意识地收集整理了不少关于点校整理本的意见和建议。本着对广大读者负责，促进学术进步的要求，以及维护一个良好图书品牌，更进一步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同时也考虑到一大批能够从事这项繁重的古籍整理出版任务的专家学者日益减少，为了抢救性地利用老专家、老学者的工作能力，培养学术梯队，中华书局已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作提上日程，并正式启动。通过全面系统的修订整理，基本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不足，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校勘全面、标点准确、阅读方便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全新升级版本，成为新世纪中国古籍整理事业一个新的里程碑和新的标志性出版物。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谈临终前将撰写史记的重任交给司马迁，司马迁含泪答应父亲请求，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同的是，《史记》并非官方修史，而是私人修史，秉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想法而著《史记》。

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武帝得知司马迁在撰写史书，便要求查阅，并要求司马迁对汉朝的历史按自己的意愿做修改，司马迁不从，武帝大怒，投其下狱，司马迁始终不改初心，不负先父和作为史官的操守，宁受宫刑也要保历史真实。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之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上古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详实，内容丰富。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跟。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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