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名段100首欣赏红灯记（永恒的经典）

上世纪70年代，八大样板戏之一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可谓是红透了半边天，更是一代中国人不可磨灭的记忆。作为排名首位的样板戏，《红灯记》讲述了地下党员李玉和一家三代，一心向党为革命的斗争事迹，铁梅和奶奶的形象更是家喻户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个红亮的心》《浑身是胆雄赳赳》更是几十年来传唱不衰的经典片段。那么，《红灯记》这部经典作品是怎样被搬上舞台，而后又被拍成电影的呢？

一、总导演阿甲不听江青的话，江青找到周总理那里大闹

《红灯记》一剧最早是从电影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改编而成的。电影《自有后来人》的素材来源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某山区铁路小站。铁路工人、共产党员李玉和接受了上级交给他传递密电码的任务。由于叛徒出卖，他与母亲、女儿先后被捕。李玉和一家为了掩护密电码，同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展开了勇敢机智、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敌人一无所获，竟丧心病狂地将李玉和、李奶奶杀害。李铁梅继承父亲、奶奶的遗志，在群众的掩护下，将密电码送到北山游击队，胜利完成了传递密电码的光荣任务。

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此故事摄制了故事片。电影公映后影响甚方，许多地方纷纷将它改编成戏曲搬上舞台。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凌大河、夏剑青根据电影将它改成沪剧，取名《红灯记》，并于1963年初在上海公演。

这年2月，身为文化部电影事业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在上海治病，观看了沪剧《红灯记》，认为这个剧不错。当时，全国正在提倡大演现代戏，她便把这出戏推荐给了文化部。

这年10月，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从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手中接过江青推荐的《红灯记》剧本。阿甲看了本子后认为也不错，便同中国京剧院几位领导商量，确定京剧《红灯记》应是一首悲壮的颂歌，其艺术手段应该表现出“壮美”二字。

阿甲先按照京剧的要求拟了一个《红灯记》改编提纲。翁偶虹根据提纲写了初稿，然后阿甲根据这个戏的导演构想，对翁偶虹的初稿作了修改，写出了第二稿。后交给刘吉典、周国兴等（担任该剧的音乐设计）。李金泉设计老旦唱腔；李玉和的唱腔由扮演者李少春设计；张建民负责乐队编配；之后在排演过程中，边排边改，前后有10余稿。

1963年底，中国京剧院组成了《红灯记》的演出阵容：李玉和由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扮演，鉴于他当时身体不好，另选了青年演员钱浩梁任这一角色的B角。李铁梅一角先由杜近芳扮演，她因年龄偏大，扮相不像17岁的少女，后改由21岁的青年演员刘长渝饰演。李奶奶一角全院公开选拔，最后选中高玉倩。鸠山一角由著名京剧演员袁世海扮演。

演员确定后，他们专程到东北山区的一个铁路车站体验生活。在其后长达半年的排演过程中，导演阿甲、骆洪年及音乐设计人员在唱腔、形体动作和舞台调度上精心设计、反复推敲。演员们对各自角色的唱、念、做、打也积极参与，细心琢磨。艺术家们精益求精和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获得了丰硕成果。

仅推荐了《红灯记》沪剧剧本的江青，在京剧《红灯记》排练过程中，从来没有露过面。但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之前，她从上海回到北京要求观看《红灯记》。演出也打动了江青，观看时她相当激动，当看到李玉和被捕，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时，她还流下了泪。演出结束时，她还亲自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一一握手。

然而过了没几天，江青突然把导演阿甲、李少春等找去，扳着面孔说她推荐的戏改坏了。他俩问江青哪里改坏了？江青说：“监狱那场戏哭哭啼啼的，情调不高。李玉和的形象还不够突出，李奶奶压了李玉和，应该红李玉和加戏加唱。比如‘粥棚’接关系一场很重要，你们怎么给删了？”阿甲说：“一出戏里容纳不了那么多情节。粥棚脱险通过李玉和同李奶奶对话就可以带出来，没必要保留。”李少春也插言说：“李玉和唱段已经不少了，再说他和李奶奶都是革命者，根本谈不上谁压谁？”

江青火了，说：“你们先听我的。”接着她又谈了一通李玉和该如何化妆，衣服补丁应该在哪里，铁梅的红头绳应该到哪儿去买等等鸡毛蒜皮的意见。最后她下令剧组马上修改，过几天再来审查。

阿甲、李少春他们回到京剧院后和院领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江青的意见经过认真研究，觉得可以把她那些抽象的、无关紧要的意见搞得具体、合理一些，使之更符合剧情需要。至于“粥棚”一场戏，以及剧场上铁梅与奶奶和父亲催人泪下的情感交流，不应修改。

数日后，江青第二次观看《红灯记》。剧中有几处没按她意见修改，她非常恼火。戏一结束，她走进休息室就喊道：“过来过来，都给我过来！”接着她当众责问：“阿甲，你们不听我的话，为什么没加上‘粥棚’那场戏？”阿甲说：“我们商量了，加上那场戏，戏就拖了……”江青说：“不对，捋关系很复杂，我是做过地下工作的，那可不简单。还有铁梅唱段‘咬住仇，咬住恨’，仇恨能咬住吗？”“古语里就有‘饮恨’一词。恨能饮，怎么不能咬呢？”阿甲又顶了江青一句。

江青更火了，当晚无中生有地横加指责一通后，第二天她把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叫去又批评了一通。徐平羽无奈，只得认错。随后，徐平羽又转告阿甲按江青的意见再修改一遍。

在观摩演出期间，江青见《红灯记》只在一些无关大局的地方做了修改，大处依然没动。一天晚上，江青突然跑到周总理那里，大发脾气说：“京剧院阿甲不听我的意见，把一出好戏改坏了……”她闹到天快亮还不肯罢休。

周总理无奈对她说：“这样吧，天气热，你先回去，《红灯记》我让林默涵去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这时，江青才消了消气。

次日，总理委托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抓好这个戏，并看了几次修改过的《红灯记》本子。周总理对剧本的修改十分尊重编导人员的意见，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这年9月，江青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仍对阿甲他们耿耿于怀。为了防止再和江青“顶牛”，影响《红灯记》的公演，文化部部长周扬和副部长林默涵特意把阿甲等人叫到办公室劝说了半天。为了大局，阿甲他们不得不违心地写了检讨。这下江青才给《红灯记》开了绿灯。

1964年11月6日晚，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红灯记》的演出。毛主席被剧中情节和演员的演艺吸引住了。当演到“痛说革命家史”和“刑场斗争”两场戏时，他老人家眼角里溢出了泪水。

剧场休息时，工作人员让毛主席去休息，他老人家和其他领导人上台与演职员亲切握手，合影留念。陪同观看演出的江青，也得意洋洋地上了台。江青当着主席的面，问在旁边的文化部长林默涵说：“这个戏是你发现的吗？”不敢掠美的林默涵说：“是江青同志发现的。”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

显然，主席已经默认了这是江青搞的戏。当江青在台上见到编导阿甲时，脸一沉说：“这出戏的成功是我们顶牛顶出来的！这个问题现在不跟你谈，以后你会知道的。”

阿甲当然知道江青的意思：他不听江青的意见，戏的成功是江青的功劳。谁知江青话中暗藏着秋后算账的意思，直到“十年特殊时期”阿甲被打成“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时，他才彻底明白了江青的险恶用心。江青终于把这出戏的功劳抢夺到手。不久她便踌躇满志，摇头晃脑地对中国京剧院的领导说：“《红灯记》主席通过了，你们到南方去一下，扩大一下影响。”

1965年2月春节过后，中国京剧院由副院长张东川带队，南下到广州、深圳、上海等地演出，反响相当强烈。

深圳当时是隶属广东省的边境小镇。在深圳演出时，许多香港居民都跑过罗湖桥前去观看。演出过程中掌声不断，每当李玉和唱到“新中国似朝阳光照人间……”时，观众们就激动地眼含热泪喊口号、鼓掌。

在演出结束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些香港人士感叹道：“说实话，对《红灯记》我们是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来的。这一看我们服了，它是现代戏，又是京剧……”在广州的演出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痛说家史”、“刑场斗争”，使无数观众热泪盈眶。

之后，《红灯记》在上海连演40天，场场爆满。粤、沪两地许多观众热情地给剧组去信，谈自己看戏后的感想，还有一些人常常等在剧组下榻的旅馆，为了寻机向演员表达一下看戏的体会。在上海，一个钢铁工人见到高玉倩说：“你是李奶奶吧？谢谢你！演得太好了，我们很受教育，回去后要多炼几炉钢啊！”

京剧《红灯记》也受到了戏剧界的普遍重视。从1964年5月到1965年6月，各地报刊发表的评论《红灯记》的文章就有200多篇，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剧本在运用新的戏曲语言和在表演上如何运用传统程式的基础上，创造适合人物性格的新程式及舞台布景的虚实处理等等，都为现代京剧提供了一些参考。中国戏剧家协会还从中选辑了41篇文章，编成了一本20余万字的《京剧<红灯记>评论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二. 江青插手文艺界，昔日创作人员成了“反革命”

“不同寻常的十年”开始后，江青插手文艺界，指使钱浩梁起来“造反”。中国京剧院导演阿甲、著名演员李少春及副院长张东川等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因昔日创作演出了《红灯记》，如今却成了反革命。

若说阿甲、李少春的倒霉，是出自江青处心积虑的预谋，那么一度受江青青睐的《红灯记》中的音乐设计刘吉典，则纯粹是由于仗义执言而“自投罗网”的。

最初设计“刑场就义”那场戏的音乐时，刘吉典曾考虑过用《国际歌》的旋律，这也是当时一些电影、戏剧配乐中的惯例，以示庄严肃穆。但他与导演阿甲商议后又取消了这一打算，因那时京剧现代戏中还未技术服务西洋管弦乐队，若用唢呐吹奏《国际歌》，京剧唢呐音律不准，容易走调，效果适得其反。对此，江青倒也提议过：“这里是不是用《国际歌》？”刘吉典和阿甲向她说明了理由，阿甲还表示：“我们想等乐队丰富了以后再用。”江青也欣欣然同意：“好吧，你们就先用一段雄壮的音乐得了。”

1966年，剧组在上海演出，江青旧事重提，刘吉典二话没说，两天内就写出配乐，交民乐队演奏。试排那天，江青有事没去，由林默涵替她去审听，效果果然不好。江青听了泄气后也同意先放一放。

然而，没想到在1967年一次轰动首都文艺界，由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出席的批判大会上，明知此事来龙去脉的钱浩梁在代表《红》剧组发言中，气势汹汹地说，搞这个戏始终充满了斗争。矛头直指林默涵、阿甲。

他特别说到：“江青同志主张在李玉和牺牲时，可以用《国际歌》，可他们就是不用，明目张胆地反对江青同志……”在台下参加大会的刘吉典一听就火了！说，钱浩梁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从会场上回来，他越想心中越不平。

不平则鸣，于是他提笔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国际歌》一事，我们曾经试用过，大家都觉得不太理想，暂且搁下了。今天钱浩梁在大会上的发言，不符合事实……”大概是同钱浩梁相比，刘吉典的利用价值已不大了，江青接信后，转手就将它交给了钱浩梁。

钱浩梁一下就给惹恼了，刘吉典这不仅是告自己的状，而且明目张胆地替阿甲他们翻案，干扰了江青授意的《红》剧组批林默涵、阿甲破坏《红灯记》的部署，那还得了？此时已同江青沆瀣一气的钱浩梁，当即发动造反派，一下子把刘吉典打入了“牛棚”。

从此，连同刘吉典在内的《红灯记》创作者，全都成了破坏者，直到“特殊的十年”结束，他们才翻身。演员高玉倩解放前为生活所迫，曾在南苑机场汽车修理所（美国人办的）当了不到10天的中英文打字工作。本来这段历史高玉倩参加工作后曾向组织上作过交代，组织上已有结论。但在特殊时期，她被造反派打成“特务嫌疑犯”，剥夺了她的演出资格，还进行大会批、小会斗。由于造反派没有拿到真凭实据，在周总理的过问下，才被释放出来，重新登上舞台。

三. 宣传部、文化部被“砸烂”，成立了国务院文化小组。《红灯记》由戏剧拍成电影。

1970年10月5日，江青又下达任务，京剧《红灯记》要尽快拍成电影。负责《红灯记》修改的是钱浩梁，因原编剧翁偶虹、阿甲都在“牛棚”，所以早在1969年初，就要骆洪年着手剧本的修改，并从广州军区借调了诗人张永枚对唱词进行润色加工。除了中国京剧院的李金泉、李广伯、丁家岐外，钱浩梁又从北京音乐界请来人，从事音乐上的修改。《红灯记》之前的唱腔就够完美无缺的了，如今所要做的，只是按江青再三强调的要突出一号英雄人物的指示，在第二场结尾和第六场开始，为李玉和增加两个小唱段。

1970年春，《红灯记》的修改进入了最后的彩排冲刺阶段。周总理、江青及康生多次审看，常常在彩排完以后，就在剧场召开现场会议，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他们走后，创作人员马不停蹄地照此作一番修补处理，不到凌晨两三点钟谁也别想回去睡觉。经此一番最后的努力，在1970年5月《红灯记》电影拍摄本子才最后确定。

上世纪60年代末，“样板戏”的电影拍摄成了各个“样板团”的头等大事。但“样板戏”的拍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当时全国的各大电影制片厂都陷入瘫痪，凡有点名气的导演、演员、摄影师、美工师都成了“牛鬼蛇神”被打倒，拍摄工作根本无法进行。没办法，江青只好向毛主席求救，并寻思着该成立一个协调的国家级机构。

“特殊的十年”开始，中宣部、文化部被“砸烂了”，那么成立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经过江青的一番苦思，她向毛主席递交了一个成立“国务院文化小组”的报告。主席很快批示了这个报告。这样，有江青坐镇挂帅，又有国务院文化组的保驾护航，样板戏电影的拍摄工作才加快了进度。京剧《红灯记》的拍摄被安排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从1970年5月《红灯记》剧组进入拍摄到1971年1月摄制完成，前后达半年多的时间。

京剧《红灯记》的成功演出和电影的放映，使各地剧团纷纷上门求教，移植到当地上演。使原来年轻人不大熟悉的京剧，也像当时革命歌曲大家唱的盛况一样，成了他们广泛传唱的段子。特别是剧中李玉和“提篮小卖拾煤渣”、“浑身是胆雄纠纠”和就义前的“狱警传似狼嗥”；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和“听奶奶讲红灯”等唱段，由于琅琅上口，好听好记，一时间脍炙人口，广为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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