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一学校的师资力量（北京十一学校的红色基因）

作者：韩光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单位：航天科工集团三院某研究所

导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战争年代献出生命的一大批烈士、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部队干部、海防和边防领导干部等子女的上学问题，成为中革军委总干部部关心的问题。部长罗荣桓，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等亲自过问此事，将此事交与曾在哈尔滨创办过四野干部子弟学校的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和萧向荣的夫人余慎，让其组织筹办一所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这就是后来的北京十一学校。

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批准建校

林月琴与余慎向总干部部建议，应在北京选一适当地点，创建一所寄宿制干部子弟小学，招收志愿军干部、外交使节、烈士、海边防干部以及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干部的子女，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随即，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的名义，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兼任中南军区司令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去报告。周总理明确表示赞成创办军委子弟学校。

关于学校名称问题，学校筹建处上报总干部部，拟定校名为“军委子弟学校”。总干部部建议，为纪念新中国诞生，取名“十一小学”。因小学地处“新北京”，最后确定校名为“新北京十一小学”，副总参谋长张爱萍题写了校名。

所谓“新北京”，出自建筑大师梁思成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主张全部保存城区所有的房屋，不同意在北京内城、外城建设新楼房和新工厂，旧城完全按原貌保存，使它成为一个历史博物馆；二是建议北京新行政中心建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一带，以五棵松为中心建设一个新北京。

梁思成与陈占祥的建议因为种种原因被否定了，但月坛以西和公主坟以东的确建了许多军队和政府机关大院。于是和老北京四九城相对应，老北京人称这一带为“新北京”。

学校领导都是老革命

新北京十一小学建设筹备工作在1951年夏天正式开始，由林月琴、余慎、冯万秋、宋介、刘芷（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夫人）以及总干部部福利处处长李近生等人负责。后来，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发布“1952年9月12日于东四四条廿一号，部办字第008号文件”，任命了学校团以上领导干部职务，他们分别是：校长林月琴（安徽金寨人，红军长征女干部，罗荣桓夫人，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副校长余慎（山东单城人，萧向荣夫人。1937年11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历任中央军委编译处秘书、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第四野战军子弟学校教育主任等职）；教导主任、副校长宋介（山东人，早年参加革命，曾任延安保育院干部）。

林月琴校长

老师是穿军装的知识分子

林月琴校长邀请梁思成先生研究学校建设图纸，建成了仿莫斯科少年军校的校园。建校初期，从校长到教师到保育员，多是从部队转业的干部，或是经过部队特殊机构培训的专业人员。

在施工建造校舍的同时，学校着手从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已有的“工农速成学校”、总政治部及地方师范学院等单位选调一批年轻军官和青年知识分子来校当教员。由于学校实行寄宿制，又另外从山东军区等单位调来一批女青年做保育员（后改称生活老师）。这批教学骨干有200人左右。在校舍还未修建好的情况下，许多人就住在前门外廊坊头条打磨厂的总干部部招待所旁的小旅社里，分别到已有办学经验的八一、育英、育才等小学去实习教课。音乐老师从总政文工团挑选，部分体育老师来自八一体工大队。

建校初期，总干部部特意调来一个警卫排，负责学校安全保卫工作，1955年后撤销。

学校有一辆美国GMC军用卡车，是志愿军战士从侵略朝鲜的美军手中缴获的。学校的大型洗衣机也是缴获的美军装备，还有缴获的美军降落伞。降落伞伞布结实耐用，学校决定用其给每个女孩做一件连衣裙，给男孩做一件衬衣。宋介校长后来特批，给烈士子女和父母在国外的孩子每人多做一件。

新北京十一小学全体军人转业纪念

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

1952年夏天，学校已初步建成了一部分教室、宿舍、办公用房，建立了学校的组织机构，调集了300人左右的教职员工。在此基础上，确定第一期招生500人，只开办一至四年级。招生对象是志愿军干部、外交使节、烈士的子女以及海边防干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各大军区干部等的子女。

1952年9月20日，新北京十一小学正式开学。1952年，学校招收的第一批500名学生家长中，有174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中被授予元帅与将军军衔。据不完全统计，后来陆续招收的学生中约有1000人是元帅、将军及享受将军待遇的军队高级干部子弟。

面对这样一群学生，学校是如何上课的？自然是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起床铃响后，学生必须快速起床洗漱，集合出操，留下专人整理内务，还要打扫分配给个人的公共区域的卫生。晚上铃声响后必须上床睡觉。吃饭前要在餐厅前的广场集合列队、唱歌，依次接受值日生的卫生检查。进去后站立整齐，等听到“开动”后，才可以上餐桌动碗筷、分饭。吃饭不许说话，不许挑食，不许掉饭粒。直到今天，十一小学的老毕业生们，每逢聚餐，常常是大喊一声“开动”，才开始吃饭。

学生吃饭、出操前，要在广场集合列队

各个班级无论是出操、吃饭、上体育课，都要排成队列，由学生班长领队行进。学校专设“监督岗”，手持一个类似交通警的指挥棒，发现队列中有人违反纪律，当场将其揪出来进行教育。

在学校，连洗澡都是集体化的，采用流水线模式。学生一个接一个进入浴室，一个生活老师帮助孩子脱掉衣服后，负责把孩子身体淋湿；一个老师给孩子身体涂满肥皂；一个老师帮孩子搓洗；一个老师负责冲洗后，在孩子的屁股上拍一下，意味着洗澡完毕；一个老师负责擦干并给孩子穿衣服。

除了学习，学校还设立了不少带有军事色彩的游戏器械。

“转伞”，形状类似一把可以旋转的“伞骨”，在一根柱子顶部垂挂下6根粗麻绳，顶头上打成环状。玩的人只要将一条腿套进环中，两手抓住绳子，走几步向斜上方跃一下，人就荡起来了，重复这样的动作，就会越荡越高。

“荡木”是海军训练平衡能力的器械，晃起来的时候如果不得要领，人很容易从上面摔到地上。

“攀登架”与现在特种兵训练器材相仿，练习小孩子的攀爬能力。

正在做游戏的学生

许多学生回忆起孩童时代，无不感激十一小学当年的军事化管理奠定了自己人生的基础，锤炼了胆识与意志。

烈士子女与红色文化

十一小学有很多烈士子女。他们的父母有的是在战争年代牺牲在战场上，有的是积劳成疾，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学校历年吸收入学的烈士子女究竟有多少，没有精确的统计，但以某班为例，全班40名学生中，烈士子女就占了四分之一以上。这些学生很多享受供给制待遇，由国家按时发放衣服、被褥和生活用品。

当时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的口音。还有一些学生年龄明显比同班同学大，他们是解放后父母从抚养他们的老区百姓家里找回来的，因为耽误了上学时间，只好跟在低年级的班级读书。

为了对学生进行传统教育，学校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报告会，林月琴校长和宋介校长常结合战争年代的经历给学生作报告。并先后请罗洪标将军、潘振武将军、谢良将军等以及高玉宝、吴运铎等英模人物来学校讲述艰苦的革命历程，使孩子们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养成艰苦朴素、爱祖国、爱人民、爱党、爱集体的优良传统。

校内严禁谈论父辈的军衔和职务。很多同学是在离开学校多年后，才逐渐知道彼此的父辈是哪位将帅。学生们穿带补丁的衣服、手工布鞋。三年困难时期，学生和老师一起种菜，吃树叶充饥。

学校的教育有时也很有特色。某日，一学生顽劣，顶撞老师，气得老师拍着桌子嚷道：“你爸爸在工农速成中学是我的学生，因为常年打仗没有文化，在学校跟不上功课急得直哭！党和人民为你提供了这样好的学习条件，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老师哭了，学生们也跟着哭了。那位将军父亲连夜赶到学校负荆请罪，学生回家后自然是挨了一顿皮带。

每逢星期天、节假日，学校里的烈士子女及常驻国外、海边防军人的子女都会被老师们领回家。老师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与老师也密不可分。一些常年在外的父母来学校看望子女，经常出现孩子只认老师不认父母的情况。“妈妈”这个称呼在学校里有特殊的含义。孩子们喊林月琴校长“林妈妈”，喊宋介校长“宋妈妈”。学校的女老师们除了教学，还扮演着“妈妈”的角色。

十一小学的孩子们在学校接受了严格而系统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校长和老师们关心他人的大爱精神，深深地植入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成为其终身享有的财富。

十一小学是朴实的，朴实的校风，朴实的老师，朴实的学生。一代代“十一”人都是朴实无华而又有真才实干的人。这里走出了张又侠上将、金一南少将等几十位将军，走出了李少红、鞠萍等文艺工作者，而更多的是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普通人。

1960年，新北京十一小学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又增加了中学部，其名称经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改为北京十一学校，隶属关系归总政治部。1964年，学校与总后勤部五一小学、公安军六一小学、海军七一小学、北京军区八一小学、高等军事学院红山小学、政治学院玉泉小学等学校先后退出军队序列，交由北京市教育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