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孤儿入内蒙观后感100字（三千孤儿入内蒙）

“三千孤儿入内蒙”。3月5日，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专门讲到了这段历史佳话。1997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曾刊发长篇通讯《三千孤儿和他们的草原母亲》。今天，我们再读这个故事，重温这段“超越地域、血缘、民族的人间佳话”。

母亲的丰碑

汉白玉的墓碑站立在茫茫的锡林郭勒草原上。

这是内蒙古草原上一方独特的墓碑。

“母亲，张凤仙之墓”。

儿女的名字依次是：巴特尔、黄志钢、党育宝、毛世勇、其木格、高娃。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母亲，又是一群怎样的儿女？墓碑的背后，祭文揭开了一段埋藏了30多年的历史：

“妈妈，您是比我们生身母亲还亲的妈妈，我们曾叫您为阿姨，但您这位‘阿姨’在我们的心中早已演化成了妈妈。据说，我们与您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血液中流淌着您的汗水。蒙古族对先人是不立碑的，但您早已是我们心目中一块高耸的石碑……”

30多年前，当锡林郭勒草原方圆几百里的牧民骑着马、赶着勒勒车到镶黄旗哈音哈尔瓦公社福利院一一抱走了从南方接来的孤儿们的时候，还剩下这六个讲得一口上海话的小可怜依偎在一起，期待着来接他们的家人。

六个孩子等来的是一位脸色红红的蒙古族阿姨。她拉着他们的小手，抚摸着他们瘦瘦的脸庞。他们彼此听不懂对方讲的话。可孩子们从阿姨善良而热情的目光里感到了母爱的温暖。母爱，是一种不用翻译的语言。他们拉着她的衣襟，像一窝待哺的小鸟，终于等回了妈妈。

当负责同志问张凤仙：“你领养哪一个？”

张凤仙望着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两个女孩和四个男孩子说：“全都要！”

“能养活得起吗？”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凭空添六张嘴吃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和力量。

“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饿不着孩子！”张凤仙说的很真诚，也很坚决。

勒勒车上坐着一位蒙古族母亲和六位从上海来的汉族孤儿。一个新的温暖的家是从勒勒车开始的。长长的车辙，辗开了此后长长的日月。

30多个春秋过去了，当年还不到30岁的年轻妇女张凤仙头发白了，背佝偻了，草原的风在她的脸上吹开了蛛网般的皱纹。可是，六只小鸟却长成了草原上的雄鹰。两个从大学毕业了，两个当了兵，两个成了国家的职工。这是张凤仙心中最大的安慰、最值得自豪的资本。当她在病榻前，悄悄松开儿女们的手，告别这个世界时，那一双善良的、充满慈爱的眼睛安然的闭阖了。

这是“草原母亲”张凤仙夫妇和她收养的6个孩子及家人的全家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母亲，人世上还有比这更伟大、更温馨的词汇吗？

六个从小就离开父母的孩子，多想对张凤仙喊一声“妈妈！”

当他们看着她在刺骨的冰水里给他们洗那一堆堆脏兮兮的衣服时，他们想喊她“妈妈”；夜里，当他们一觉睡醒，看见她就着小油灯纫着针线，然后，一针一线给他们缝制鞋袜的时候，他们想喊她“妈妈！”

而当张凤仙踏着齐膝深的积雪，到90里之外去为她南方来的六个孩子背回30公斤大米的时候，泥水打湿她的衣服，疲劳使她病倒，他们多想扑上去喊她一声“妈妈！”

张凤仙对孩子们说：“你们是国家的人，我只是草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国家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再苦再累，也要把你们养大成人。就叫我阿姨吧！”

阿姨！在六个孩子的心中，就是妈妈。当他们喊“阿姨”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心中是在喊“妈妈”，一个比“妈妈”还要伟大，还要亲热的“妈妈”！

汉白玉的墓碑上刻写的是“母亲”！是一个藏在孩子心目中30多年的最最宝贵的词汇！

“母亲！”对着这块丰碑喊出心声的，不只是巴特尔兄妹六个人，和他们同时来到内蒙古的3000名上海、安徽、常州等地的孤儿，30多年来，在草原母亲温暖的怀抱，都深深感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内蒙古人民养育他们的深情厚谊。

一切为了孩子

这实在是一次了不起的艰难的迁徙！

1960年从春天到夏秋，来自上海、安徽、常州各地保育院里的孤儿，前前后后，差不多有3000名。列车载着他们穿过江南水乡，穿过湿热的南方的炎夏，向北穿行在中华大地上；却也穿行在一些忙碌于革命、忙碌于国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的睡梦中。周恩来、乌兰夫、康克清等一批老革命家，就仔细地关注着这些孩子的迁徙。

1960年，它曾经给如今上了点年岁的中国人留下过铭心刻骨的记忆。

三年时间，自19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系列天灾袭击着整个中华大地。极少的粮食配额支撑着中国的城乡与饥饿作斗争。尽管中央在制订着一系列的政策，及时地调整着生产关系，营养缺乏已经不可掩饰地出现在人们的脸上。饥饿首先威胁着孩子。

上海等地的一些孤儿院不断发出呼救：孩子营养不足！

孩子，是中华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国家的掌上明珠啊！

当时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同志，被这件事搅得夜不能寐。问题的严重在于灾难还刚刚开始，如果不及时解决，就会出现难以意料的后果。

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康克清同志遇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她像遇见了救星，请他伸手救救上海和华东几个城市的孩子，支援些奶粉。

乌兰夫是痛快人，连声答应：“可以！”可转念一想，送奶粉能解决孩子多长时间的问题呢？

“这样吧！最好把困难的孩子送到内蒙古来。”乌兰夫对康大姐说，“你知道，牧民们都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把孤儿转送给牧民收养，岂不两全其美！”

康克清大姐也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不过，这么多孩子，这么远的迁徙，可不是件小事。他们立即把这个想法汇报给了周总理。

严重的自然灾害折磨着一国之相周恩来同志的日日夜夜。为了和自己的人民共同度过灾难，他和邓颖超同志已经大大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标准；鱼肉鸡蛋一类在他们的餐桌上已经是很生疏的食品了。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也日见消瘦。他的心里挂念着全国人民，更惦记着孩子。

康克清和乌兰夫的汇报，使周恩来同志十分高兴。他说：“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少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孩子，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燃眉之急。”

临了，周总理以他特有的细致，一再叮咛：“要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安排好！”

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任务！

因为整个世界那时都注视着中国！朋友，在为中国担心；而敌人则以谣言和幸灾乐祸，期待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饥饿中倒下。

朱德同志得知这件事后，说：敌人不是在骂我们践踏人权么，让他们看一看，为了孩子，为了这些孤儿，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做得到吗！

一个重大的决策就这样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上上下下变成了一次伟大的行动。

由自治区卫生厅牵头，组织力量，安排人力、财力，布置接运孩子。凡有接待孩子任务的盟、旗，立即成立保育院，要在孩子到来之前做好一切准备。

乌兰夫的指示简洁而果断：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自治区卫生厅在“1960年移入儿童设备购置费明细表”中列入的品名，使人感到这是一群细心的妈妈在为即将诞生的孩子精心的筹划：小木床、小毯子、小桌子、小椅子、便盆、澡盆、枕头、毛巾；而4500块尿布，不只让人会想象到洗刷的劳累，那些尿布将会铺垫起一些关于成长的喜剧，给困难的岁月平添一份愉悦。

一切为了孩子！

1960年，古老广袤的内蒙古草原，因一群江南孩子的到来春色变得更加浓郁！

“国家的孩子”

草原的节日来到了。

那些没有孩子，又十分喜欢孩子的牧民们骑着马，赶着勒勒车，一批一批来到保育院，他们申请，要国家给他们一个孩子！

3000名从南方来的孩子，是3000只从南方飞来的大雁。

牧民们带着早早给孩子准备的新衣、食品甚至玩具，他们要领一个自己心爱的孩子做儿女。

汉族、蒙古族、鄂温克族、朝鲜族，3000名孩子将走进不同的民族家庭，和他们融合在一起。这是一曲民族和睦的乐曲！那些日子，各个保育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往日，让人心焦的孩子们的哭声，此时也变成了欢乐的点缀。

锡林郭勒盟有个三姐妹，老大叫国秀梅，老二叫国秀琴，老三叫国秀霞。

当初，她们没有姓名，阿巴嘎旗民政局的叔叔阿姨们说：他们都是国家的孩子，就姓国吧！

因为战争，当年从韩国汉城逃难到中国，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芮顺姬大娘，收养了这三个女儿，成了她们的妈妈。

由于从小就得了小儿麻痹，三个女儿都腿脚不便。芮大娘扶着她们走路，背着她们上学，孩子们硬是在妈妈的背上长大的！

“国家的孩子！”这是3000孤儿，在内蒙古的土地上，特殊的称呼！

“国家的孩子”，妈妈们的心里更多了一份责任。

亲生的孩子有的，“国家的孩子”会有；亲生的孩子没有的，“国家的孩子”也会有！

这是内蒙古巴音策勒牧业社的保育员和幼儿们玩耍（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孟根其其格，从小就听说过草原上有一批牧民收养的“国家的孩子”。在她14岁那年，爸爸临去世之时，拿出一个写着汉字的布条，那上边写着孟根其其格的汉名和籍贯，爸爸说：“你是国家的孩子。”

她不相信这个事实，一把把布条撕碎了。多么亲的爸爸、妈妈！他们从小待她像掌上明珠，怎么会是收养的呢？她喜欢这无际的草原，喜欢骑马牧羊，喜欢依偎在爸爸妈妈的怀抱，怎么会不是亲生的呢？

可是她记得在最困难的那些年月，草原上的牧民们，都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大米送到家里来，蒙古族妈妈专门做大米饭给她吃，说是吃了白白净净的大米，女孩儿就会长得白净！喜欢吃大米，这是自己从南方带来的习惯么？

被亲生父母遗弃了的孩子啊，国家没有遗弃你，社会没有遗弃你，草原妈妈的怀抱照样温暖、幸福！

苏尼特右旗都仁乌力吉苏木的牧民哈斯巴特尔和妻子色仁杭拉夫妇当年来到旗的保育院时，看见一个大哭大闹的女孩，谁都哄不了，色仁杭拉把孩子一抱到怀里，女孩像见到了妈妈，立即不哭了。缘分！缘分！牧人夫妇高高兴兴地收养了这个女儿。起个名字，阿拉坦图雅！

搂着女儿睡，喂着女儿吃，逗着女儿笑，梦着女儿长。孩子长到5岁时，父母突然发现她双腿瘫痪了。这是对孩子沉重的打击，对牧民夫妇更是双倍的打击！这是“国家的孩子！”不能对不起孩子，更不能对不起国家啊！

从发现孩子生病那天起，色仁杭拉家的勒勒车就没有停止过转动，她唱着忧伤的歌，走遍整个草原！她背着女儿见医生就求药，见菩萨就磕头！她在心里默默祈祷，神明啊，就用我的腿换回女儿的腿吧！

终于碰见一个民间医生，用土方子给女儿治疗，用羊皮被子把孩子裹起来发汗，三天之内不能动弹！

三天三夜，妈妈没合一下眼，偎在女儿身边，给她喂水喂饭；看她悄然入睡！

奇迹出现了，女儿能和别的小孩一样蹦蹦跳跳上学了，后来上中学时，短跑、长跑在全旗的运动会上都得了第一。

这是妈妈给的双腿啊！

那位收养了六位上海儿女的张凤仙妈妈，不让孩子叫她额吉，却要他们记住党的恩情，毛主席的恩情，草原的恩情。

她给孩子起名黄志刚，要他记住自己是镶黄旗的儿子！

她给孩子起名党育宝，要他记住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养育！

她给孩子起名毛世勇，要他和毛主席一个姓！

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无私的母亲！

十年动乱年代，孩子从学校回来，讲有人说乌兰夫是坏人。张凤仙一把捂住孩子的嘴，说：“人不能没有良心，人不能忘了恩人！孩子，没有乌兰夫的关心，你们就到不了草原！”

张凤仙怕孩子在那“造反”的日子学坏，干脆把六个孩子关在屋子里，请一位教师到家里来上课。

她要给国家培养明天！不只是让他们吃饱穿暖，还要有一颗牧民善良、正直的心！

拳拳寸草心

难忘的1976年，周恩来总理终因积劳成疾卧在病榻之上。乌兰夫同志带着草原人民的祝福，怀着焦灼的心情去看望他老人家。看见乌兰夫，总理首先想到孤儿们，问起孩子们怎么样。

乌兰夫用最简短、最热烈的语言，向总理汇报了孩子们已经扎根草原，已经茁壮成长，已经和草原人民结成了血肉情谊。

乌兰夫曾经到每一个市、盟去看望孩子们，去调查他们的生活情况，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体现着民族团结亲如一家、体现着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新的人际关系、新的道德规范。他想细细地把这些故事讲给总理听，周总理准会高兴听！可是，乌兰夫终于选择了最简洁的语言，他不忍心看着总理遭受病痛的折磨，不忍心过多地占有他的时间！

虽是简短的汇报，总理却满意地点着头，嘴角流露出笑容。

一个自始至终关心着孩子们生活的好总理啊！

内蒙古人民以草原的宽厚养育着“国家的孩子”们！

“国家的孩子”们，在和暖的春晖里长成一片“寸草心”，从小，他们就懂得了这爱的分量，要以毕生的奉献，回报草原母亲。

收养了六个孩子的张凤仙大娘病了，刚刚懂事的孩子就想着该用什么办法给母亲增添些营养。老大巴特尔想到在湖水包围着的小岛上有许多水鸟，大人们总从那里拣回鸟蛋来给病人吃，我们也去拣鸟蛋吧！老二、老三立即响应，说是好主意！

没有船，孩子们弄来一个马槽，划过水面，驶向鸟岛。

妹妹把哥哥们的行动报告给了母亲。

张凤仙一听，拖着病体，跌跌撞撞，跑到湖边，跪在湖边呼喊着孩子们！这么宽的湖面，水又这样深，有个三差两错怎么办！

远远看见孩子出现在湖面，妹妹高娃刚要喊一声“哥哥”，张凤仙捂住女儿的嘴，生怕她的叫声惊吓了儿子们。就这样，她揪着心，一分钟一分钟等着孩子的安全归来。

巴特尔高兴地把一堆鸟蛋捧到母亲面前，这是他们献上的一片儿女们的心！可得到的是一顿训斥。母亲流着泪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37年过去了！

3000个人的37年啊！该有多少感人的故事，该写成多么厚的一部书！

他们之中许多人当了工程师、教师，许多人走上了领导岗位，也有的人成了地道的牧民在辽阔的草原上牧放自己的羊群。当年的“孤儿”如今已经儿女绕膝；那些为养育这些“孤儿”花过心血的老人，健在的也都安度着晚年，享受着天伦之乐。

只是，有许多人不愿再提起这段历史，他们的生命和事业，已天衣无缝地和内蒙古融为了一体。

如今已是二连浩特市粮食局干部的巴德玛说她最烦填写履历表。她在“民族”一栏里，写着“蒙古族”，在籍贯一栏里写着“上海”。喝锡林郭勒河水长大的孩子，根就在锡林郭勒草原啊！

有一位当年的上海孤儿已当上苏尼特左旗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他16次婉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他说：我是牧人之子，草原是我的母亲！

当同志们知道高娃是上海籍姑娘，就建议她改个汉族名字。她生气地说：“这是母亲给起的名字，怎么能随便改呢？”在她的心中，不管哪个民族，都是一家人，骨肉亲！

春花乌兰是一个组合起来的名字。她说：“春花是保育院给我起的名字，乌兰是蒙古族养父母给我起的名字。这个名字，让我记着党和政府对我的养育，记着我的蒙古族父母！”

春花乌兰为了记住这海一般的恩情，干脆给儿子取名“党恩”！

没有人能从敖德巴拉的身上看出她是一个上海人。这位有着一位达斡尔族丈夫的鄂温克族妇女，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劳动模范，不久前又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敖德巴拉，是“菊花”。

善良的鄂温克老人高力根、南吉勒玛夫妇是用血汗一点一点浇灌他们这朵菊花的。

当年为了保住敖德巴拉一条得了骨结核的腿，老人卖掉了牛羊、马匹，甚至自己最心爱的雕花的马鞍，给孩子治病。

高力根有了自己亲生儿女之后，并没有觉得敖德巴拉不是亲女儿。当年，当老人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招工名额后，一定要敖德巴拉去工作。

敖德巴拉没有辜负鄂温克的父母，没有辜负呼伦贝尔的土地。她骑着一匹枣红马，跑遍锡尼河东苏木的3500平方公里土地，为居住在那里的2500多口人民服务。她负责计划生育工作，肩负着提高全苏木人口素质的重任。

敖德巴拉是活地图，3500平方公里土地上各个牧点、营盘都牢牢印在脑海里；敖德巴拉又是活档案，全苏木560多户牧民的家庭状况她心中有一本账；敖德巴拉能讲汉语、蒙古语、鄂温克语、达斡尔语；她成了这一片土地上人民的朋友，谁有困难都喜欢找她讲。

这位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用她获得的一枚枚金光闪闪的奖章、一张张红彤彤的奖状，回报了养育她的土地和人民！成了一朵草原上凌霜傲雪的菊花！

在内蒙古采访的日子里，无论在车辆穿流的闹市，还是在骏马奔腾的草原，我都留心着37年前发生的故事，艰难地想从历史的织锦中识别那些来自祖国南方的丝线。可当我找到一些线索后，又怀疑自己的工作是否多余。因为，历史把这一切都融在了一起，如一幅完美的画，一首和谐的歌；我只想把这些故事当作传说，让人们和未来，记着一个逝去的年代，记着我们多民族的祖国有一个多么强健的肌体！

来源：《人民日报》1997年08月13日第11版，原标题：《三千孤儿和他们的草原母亲》，记者：马利

本期编辑：胡洪江、杨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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