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萝卜头遇害（小萝卜头遇害仅8岁）

2002年夏天，在河南省延郾城县周庄村县主庄的村道上，一个近乎70岁的老人和一个年轻女子，一边走一边打听，问村里是不是住着一个叫做杨钦典的老人？他的家又在哪里？

村里人给他们指明了方向后，老人突然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力气，他挣脱年轻女人搀扶自己的手，说：“我自己走吧，你把东西拿好跟上。”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间相对破旧的屋子，老人也不客气，不打招呼就迈了进去。两人一进屋，女子就把提的东西往屋子里搬，这些东西是食用油和八宝粥等等礼物。

而屋子里这个名叫杨钦典的男人，已经八十多岁了，茫然又困惑地看着他们，缓了一会，老人打破了沉默，开口道：“我叫宋振华，是小萝卜头宋振中的二哥。”

这一开口，直接就把杨钦典吓得够呛，差点从凳子上蹦了起来，因为他知道，那个杀害小萝卜头的凶手就是自己。

“小萝卜头”宋振中——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

宋振华看着杨钦典低着头不说话，他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我这一次来啊，不是来找你寻仇的，我就想跟您问一问，当年我的父母和弟弟在你管理的监狱中，是怎么生活的，情况怎么样罢了！”

听到宋振华的来意之后，杨钦典才敢把头抬起来，之后他不停地跟宋振华一行人表达自己的忏悔和歉意，然后就诉说了当年他所知道的点点滴滴。

按道理来讲，这人生大恨之事有四：亡国之恨，灭门之恨，杀父之恨和夺妻之恨。

而宋振华作为小萝卜头宋振中的二哥，面对杀了自己父母和弟弟的杨钦典，为何能如此豁达？

杀害小萝卜头的凶手

1949年8月，国民党深知大势已去，开始准备后路，计划渡海去台。

当时作为军统特务领袖的毛人凤找到蒋介石，他的手里关押着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何处理这些人，成了毛人凤最为头痛的问题。

见到蒋介石后，毛人凤恭敬地小声询问：“委座，我们是否要将杨虎城一并转移到台湾关押？”

蒋介石看了看毛人凤，随即言中带恨地说道：“我们能有今日之失败，原由何起？皆因我们太过于心慈手软了，是由于我们下不了狠手，杀的人太少，结果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都留了下来，我们应该早就把他们都杀了，让监狱里的那些人活到现在，那是我们的仁慈，别留了，杀了吧！”

说罢蒋介石又停顿了一下，想了一想，接着说道：“杀是杀，但一定要干净利落，别留下把柄，我看贵州不安全，还是把杨虎城带回重庆再秘密处理掉吧。”

接到口谕的毛人凤心领神会，立马退了出去，悄悄地把事办了。

毛人凤

1949年8月27日，在毛人凤的授意下，白公馆特务头子陆景清被命令执行此事。他叫来自己的得力干将，特务头目杨进兴。而会意的杨进兴则叫来白公馆的特务安文芳，杨钦典，安排他们动手杀害杨虎城一家，同时也一并解决掉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一家。

杨钦典听闻命令也是吃了一惊，他开口再次确认：“全部吗？他们中还有两个小孩子呢！”而陆景清闻言十分不耐烦，说道：“对，全部！”

此时，尚有良知的杨钦典还想说什么，但陆景清立刻开口道：“把王少山和熊祥来叫过来，我怕你们搞不定。”听到这话，杨钦典也只能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打手，根本说不上话。

1949年9月6日早晨，杨虎城和秘书宋绮云一家一共6人坐上了汽车，他们从贵州出发赶往重庆。

对于这一次转移，杨虎城和宋绮云不疑有诈，因为早前，当时担任西南特区副区长的周养浩曾在9月初的时候，亲自跑去杨虎城被关押的贵州息烽县玄天洞跟他说：“蒋介石想要和你谈谈，谈你们是否愿意去台湾的事情，会面的地点在重庆。”

杨虎城——著名爱国将领

他们一行六人坐了一天的汽车后到达了重庆。休息了一会儿，大家就换乘车辆，然后被送往了位于歌乐山松林坡上的戴公祠里。杨虎城等人下车之后，杨进兴上来就跟他们说：“委员长还没到重庆，今晚就先安排你们在戴公祠内休息等候。”

杨虎城一行听完，转身就走进了戴公祠里，早早就埋伏在房子门后面的王少山，突然从杨虎城等人的背后冲出来，一刀捅进了杨虎城儿子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吃痛立马惨叫，随即栽倒在地。

杨虎城听到声音回头，躲在一边的熊祥跳出来，把刀子捅进了他的后背……等到杨虎城倒下，这些特务开始转头过来，扑向了宋绮云和他的妻子徐林侠。

徐林侠中刀后哀求，希望特务们放过自己的儿子“小萝卜头”和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贵，因为他们两个不过才是八岁的小孩。

但上命难违，杨钦典和安文芳不得已动手，杨钦典上前掐住小萝卜头宋振中的脖子，直到他没了动静为止，杨钦典松开手后，宋振中还有微弱的呼吸。

这个时候杀完人的杨进兴进来，他看了看地上还有呼吸的宋振中，说了一句：“你看，还没死透呢。”随即一刀捅到宋振中脊梁处，宋振中就此死去，时年8岁。

每每想起宋振中在自己眼前死去的那一幕，杨钦典都会心怀愧疚，但罪已酿成，又能怎么办呢？

宋绮云

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事实上，杨钦典并非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他之所以做特务，无非是想在乱世中，混口饭吃。杨钦典生于1918年，祖籍河南省郾城县大刘镇周庄村，一家世代为农。

由于家里实在太穷，家人就把希望寄托于杨钦典身上，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改变世代为农的窘境，即使全家倾其所有，也要让杨钦典读书认字。

而杨钦典也不负众望，经过他的努力，于1940年考入由胡宗南创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

经过了两年的培训之后，他被胡宗南安排进入了他的专属骑兵队，就此杨钦典成为了一名骑兵战士。提起当兵的感觉和初衷，杨钦典很直接地回答道：“就是为了混口饱饭的同时，还能有点钱寄回家里去，当时有‘当兵拿枪，钱粮不慌’的说法。”

一开始，杨钦典想上阵杀敌报效国家，但由于他身体条件很好，长得十分魁梧，还很英俊，所以最后他并没有如愿上前线杀敌，而是被安排到蒋介石的身边，当起了蒋介石警卫团里的警卫。由于表现良好，他还给宋子文和孔祥熙等等国民党的政要们做过一阵子的安全警卫员。

旧社会穷苦人家

1948年，30岁的杨钦典不再符合警卫员的标准，所以就被调到了歌乐山集中营任职，在这里，他被分配到内白公馆看守所，并在这里担任看守班的班长，主要职责是看管那些被关押于此的各类“犯人”，而且他还负责这些犯人的“放风时刻”。

也是到了这里后，他认识了很多很多人，比如《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还有之前担任东北军将领的黄显生，《挺进报》的特支书记陈然以，还有《青年生活》报刊的负责人许晓轩等等“在押犯人”。

他们在和杨钦典聊天的过程中，知道了杨钦典是个贫苦出身的农民，之所以跟着国民党当差，完全是生活所迫。杨钦典的本质不坏，一般不和那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们混在一起，也不曾刁难过被关押在监狱里的人们。

杨钦典的特殊，很快被监狱里的同志们捕捉到，加上杨钦典还常常跟他们聊天，喜欢听他们讲道理、说变局、谈故事。所以监狱里的同志认为，杨钦典是可以被感化和争取的。

经过大家两年时间的劝说和拉拢，杨钦典终于被感化，开始站到共产党的阵营上，给他们延长放风时间，甚至还帮他们把信件送到重庆市区里面的地下党手里。

罗广斌

1949年10月中旬，杨钦典怀着沉重的心情在白公馆里面巡逻，突然他被“老杨，老杨，这里”的呼唤给转移了注意力。

原来是关押在牢笼里的罗广斌在跟他说话，罗广斌看见杨钦典转过来，十分兴奋地和他说：“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了，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杨钦典闻言连忙打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示意罗广斌不要乱说话。

但罗广斌却当没看见一样，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道：“新中国真的成立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不多了，你听我一句劝，别再这么犯错下去了，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罗广斌这边刚说完，其他在押人员也都异口同声说道：“他没有骗你，他说的都是真的，你想好了，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杨钦典听完之后，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这些人讲得并没有错，但如何去争取这条后路，杨钦典也一直没底，毕竟他不过就是白公馆里的一个低层管理人员。

白公馆

一个月后的11月27日，身在歌乐山集中营的人们已经听到了解放军进攻时的隆隆炮声，面对如此境地，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决定屠杀集中营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让他们牺牲在黎明之前。

在毛人凤的命令之下，西南长官公署两处上校科长雷天元被任命为大屠杀的现场总指挥。而白公馆里关押的50多人则由白公馆所长杨进兴带领看守进行屠杀。当时由于雷天元坐镇，杨进兴带头，所以白公馆内在押人士前后被杀得只剩下19人。

后来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给雷天元打来电话，埋怨渣滓洞的人手太少，处理得很不顺畅，时间慢，所以请求雷天元带人去增援。

雷天元无奈就把这19人交给了杨进兴，让他等待雷天元去渣滓洞“办完事情”回来后，再一并处理。

将功赎罪为时未晚

雷天元带着武装人员一走，白公馆一下变得空空荡荡，杨进兴看着白公馆外面的人马集合，看着他们撤岗，自己心里就开始慌乱起来，各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冒了出来：“要是地下组织趁着机会打上来了，我怎么应对。”

这个想法还没下去呢，另一个想法又冒了出来：“要是解放军打进城了，我要怎么跑，这血案累累的......”面对这些时不时蹦出来的想法，杨进兴开始变得心慌意乱起来，他坐在桌子前，开始自言自语道：“这大官们啊，如今都跑得没影了，我就一个小人物，谁管过我……”

说罢他又呆呆地看着外面，脑补自己如果被解放军捉到了，那还不是千刀万剐的事，这事越想越心虚，越想越害怕，此时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心里直发虚，一心只想着要怎么逃离这个即将“陷落”的重庆。

杨进兴——国民党白公馆看守所所长，于1955年被捕，1958年5月16日于重庆被依法执行枪决，终年41岁

于是他立马拿过电话，一边拨号一边骂骂咧咧地说：“还等你（雷天元）回来，黄花菜都凉了！”很快他就打通了上司陆景清的电话，跟他报告说自己在白公馆这边已经完成了任务，请求准许他撤离。

陆景清坐镇后方，听闻十分高兴，连声说“做得好”，便同意了他的撤离请求。等到命令的杨进兴如获至宝，连忙下令：把二处分散羁押的16名男囚犯都集中押解到楼下的二室里面关押！

这个时候还有特务想上楼去把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押解下来，送到楼下另一个房间关押，杨进兴不知道是心虚还是怎么，他骂了手下一顿说：“押个屁，还不赶紧走人。”于是杨进兴慌慌张张地带人离开了白公馆。

而此时担任看守的杨钦典和杂工李育生两人却选择没有跟着杨进兴一块走，他们两个找到机会，来到楼下二室门边，把目前白公馆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了罗广斌他们听。

白公馆

此时的罗广斌等人就开始劝说杨钦典，让他做出抉择，说：“你不要再跟着杨进兴做傻事了，他们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你跟他们走会后悔的，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面对众人的劝解，一开始杨钦典默不作声，等了一会他开口道：“我……我要是把你们给放出去了，那杨进兴肯定不会放过我的，这点大家都清楚，但如果我放过你们，那我所犯下的那些罪过，估计新政府也不会放过我吧……”

罗广斌听言，知道杨钦典的顾虑，于是跟他说：“只要你把现在关押的人都救出去，这就是立功就是赎罪，而且重庆解放之后，我可以为你证明，还可以为你解决工作的问题。”

听到了罗广斌的回答，杨钦典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他用钥匙把锁给打开了。但却没有把锁拿下，他跟罗广斌说：“你们先别动，我和他（李育生）上楼去看看动静，确定了警卫部队是不是都已经撤走了，如果他们走光了，我就在楼上跺地板，跺三声为号，你们听到信号就赶紧跑吧。”

于是杨钦典就和李育生上了楼，而在牢房里的人，个个屏住呼吸，等待杨钦典发来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他们期待已久的三声皮鞋跺地的声音：“咚，咚，咚”。在经过几秒沉寂之后，大家开始紧紧拥抱，庆祝劫后余生。

在罗广斌的组织之下，到了28日早晨，大多数人都已经逃出了歌乐山“特区”所属的警戒范围，然后各自隐藏起来。剩下的人则躲进了深山老林，一直等到重庆解放后才走了出来。

重庆歌乐山

重庆解放之后，罗广斌亲自前去找到了杨钦典，让他出来和自己去公安局自首，杨钦典也欣然接受。

在公安局里，被他释放出来的人纷纷站出来给他作证，说他虽然参与了屠杀活动，但都是按命令办事，加上后来救人有功，因此可以判定将功抵过。

新的人民政府在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之后，选择宽恕了杨钦典，而且还给了他一份重庆公安局的工作。杨钦典拒绝了，他觉得自己能被原谅已经足够了，现在只想回家务农。

杨钦典回了老家，娶妻并生育了儿子，不过毕竟当过特务，所以日子还是有点难过，后来随着大家对他深入了解之后，觉得他不是什么坏人，才慢慢接纳了他。

虽然杨钦典救了19个人，但罪孽到底还是犯下了。在建国后的特殊时期，杨钦典被批判入狱，而且一关就是20年。

杨瀚（左，杨虎城嫡孙）、杨钦典（右）

虽然杨钦典被关押了，但这20年里，他过得最是安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罪孽深重的心里，终于得到了一点安慰”。

1982年，在他的亲戚朋友，以及当年被他救出的人员帮助之下，杨钦典终于重获自由。此时他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妻子因病去世，家中穷苦一贫如洗。如此一算，这罪孽也是赎到头了。

结束语

杨钦典算来也是有良知的人，他的所做所为都是按照命令做事，内心是非常不情愿的，在那个年代，身不由己的人太多了。

杨钦典出狱之后，曾多次到歌乐山拜祭，现身说法诉说罪恶。杨钦典是刽子手没错，但他同样救下了19个人，这也是宋家，杨家后人都选择原谅他的原因。

2007年，杨钦典去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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