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和家谱（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

社会给了我知识，我要用我的知识为社会服务，报答社会。

——魏建功

魏建功(1901～1980)，江苏海安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我国现代语言学早期开拓者，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奠基人。魏建功教授的音韵研究，在汉语学术与语言推广上具有开拓性影响。他主持台湾省国语推广运动，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使台湾地区文化回归中华文化，与祖国大陆相一致，从而为祖国统一奠定了文化基础。

魏建功

他主持编纂的《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一部纯正的现代汉语字典，是每个中国人的识字进阶。这本印数巨大的小字典伴随了中国人识字、成长的整个历程。他参与主持文字改革，开启了汉字的简化时代。他创办北大古典文献专业，使得古文献研究人才有续，开枝散叶，为文化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初版《新华字典》

立德，立言，立功，是魏建功一生的写照。魏建功以文人风骨担当社会责任，他积传统，启新知，传文明。他毕生致力于汉语研究与文化普及，为“书同文，语同声”身体力行，他不负苍天，严谨治学，堪称一代宗师。他独启后来,桃李天下，师友相知；他一生健行，建功立业，利在千秋。

海安之子，与北大结缘

1901年11月17日，魏建功出生于古滨海盐场，江苏海安西场。魏建功幼时聪慧异常，10岁，入如皋初级师范兼中学附属两等小学堂。1914年7月，魏建功考入省立南通第七中学（今江苏省南通中学），和缪金源、吴俊升等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共同组织课外研究会，成为好友。

1918年魏建功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俄文班，1921年转北京大学文本科中国语言文学系，经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诸名家指导，眼界益开，学识大进。1925年，魏建功以学科总分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被沈兼士师誉为“乙丑科状元”，留校任教。

1925年在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时的魏建功先生

魏建功就读北京大学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受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关心社会问题，经常在《猛进》《语丝》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他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提出退婚，得到师友的支持及社会上的声援，同时宣布经济独立，靠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临时书记的微薄薪金，半工半读维持学业。

1927年3月，魏建功应邀赴朝鲜汉城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任中国语讲师，以注音符号为工具，《老残游记》为教材讲授汉语。这是我国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一次早期实践。

1928年8月，魏建功回到北京。在老师钱玄同的举荐下，加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并任七名常委之一，负责编辑会刊《国语旬刊》，时年27岁。

魏建功先生与夫人王碧云及长子魏至、长女魏乃的合影

1929年，魏建功重返北大中文系，历任助教、副教授、教授至抗战开始。八年中他潜心于教学与科研，学术思想日趋成熟，很快成为一颗耀眼的学术新星。他讲授的《中国声韵学概要》，与胡适《中国文学史概要》、沈兼士《文字学概要》并称北大中文系“三大概要”。

1935年，魏建功出版《古音系研究》专著，此书大大超过了曾经作为古音韵学研究高峰的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古音韵学论著，成为融贯中西学术思想、充满崭新精神的宏通之作，确立了魏建功在音韵研究上的学术地位，此后曾被用作高校的音韵学教材。

《古音系研究》 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35年

沈兼士在该书序中这样评价：“建功此作，于古音之历史与对象，纵横搜讨、论列鲜明，能将前人贵古贱今重文轻语之积习一扫而空，诚快著也……余知此书一出，于音韵训诂之应用方面，必将推陈出新，更多发明，岂徒古音系本身问题得以解决而已哉？”柳亚子更是赞曰：“自章太炎、钱玄同之后，在音韵学方面独树一帜的，唯建功一人而已。”

魏建功还协助刘半农编写《十韵汇编》，并将其于1935年整理出版。《十韵汇编》为系统整理中古遣存《切韵》系韵书的资料总集，编辑体例精善，便利学术研究：其一，把十种韵书材料集中在一起，按韵对照编排，极便于对比研究；其二，附有《广韵》校勘记。《广韵》历代刻本极多，文字异同往往而有，校勘记汇集众本之异同，于韵书研究大有裨益；其三卷末有两种索引，一为分韵索引，一为部首索引，检寻极为方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魏建功随北京大学辗转南迁，历任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在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继续坚持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唐代行用的一种韵书的目次—干禄字书所据韵目考》《读天壤阁甲骨文存及考释》《“中国音韵学研究”(高本汉)——一部影响现代中国语言学的著作的译本读后记》等论文多篇。

1937年，魏建功先生（右二）

1940年，魏建功任四川白沙国立编译馆专任编辑，选编《大学国文教科书》，其间曾为陈独秀校订语言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古音阴阳入三声互用例表》等，并为《例表》作学术性长序。1941年，魏建功与黎锦熙、卢前、萧家林编辑《中华新韵》，作为“国家韵书”印行。《中华新韵》所有读音标准为北京音系，内有例说、注音符号、韵目、韵略表、新韵、国音简说等类，被定为国家韵书，对普通话的形成与普及产生了重大作用。

为在台湾省普及国语，从闽南语入手编写了一部纲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1936年，日海军大将小林跻造担任台湾总督，强行推行“皇民化”教育，禁止台湾民众使用母语。台湾民众只能说日语，读日文书。

1943年，中英美苏开罗会议之后，国民政府开始考虑战后台湾接收问题，1945年波茨坦会议后，决定抗战胜利后由魏建功率队赴台推行国语。

1946年1月，魏建功领衔赴台主持国语推行工作，组建“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任主任委员。他通过建组织、定原则、在各县市设立国语推行所、在电台开设国语讲座、办报刊、开展竞赛等措施，全面完成了台湾省国语推行工作。

1946年，魏建功（左四）与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同事们合影

魏建功针对当时台湾省民众用日本人学汉语的方法，把“国语”当作“外语”来学的问题，提出以台湾方言与“国语”对应的规律掌握“国语”，收到很好的效果。他安排专人在电台广播语文教科书帮助全省中小学教师用“国语”备课，受到全省中小学教师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为帮助台湾各族同胞学习掌握祖国语言，编写出版了《国音标准汇编》，在《新生报》上办《国语周刊》，在北投设“国语示范推行所”，并大力提倡举办各种“国语”演讲竞赛。他还亲自回大陆招聘“国语推行员”赴台，并在台湾大学创办了“国语专修科”,以充实“推行国语”的力量。经过他的努力开拓，以及后人的继续努力，实现了全省600万人普遍会讲“国语”的局面，从语言上有效地清除了日本人奴化教育的影响，对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8年10月，魏建功婉拒台大校长庄长恭让其担任台大文学院院长之邀，回北大任教，迎接北平解放。

魏建功于1948年10月25日创办了台湾第一份注音国语报纸《国语日报》。这份报纸从一开始的4版发展到后来的16版，并一直发行至今，坚持每天出刊，在每个字上标记注音符号，数十年来为台湾民众的国语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根源上铲除了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50年强制推行日语的恶劣影响。

魏建功先生手稿

对魏建功在台湾推行国语的至伟之功，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舒乙1994年曾这样评价：“到了台北，一下飞机，遍地的台湾‘国语’声，亲切得不得了，和在香港听到的口音大不一样，大有‘到家了’的感觉……全岛2000万人会说北京音的‘国语’，真是一大奇迹……原来有一批从大陆过去的语言学家，早在抗战胜利之后，就到了台湾，抱成一团，拼死拼活地干，硬是用‘国语’把台湾的语言彻底地人工地改造了，把日语的影响从根儿上加以铲除，实现了语言上的大统一。语言，在这儿，出人意料地，成了海峡两岸统一的坚强的纽带;而语言学则是祖国统一这一伟大实践的天然的先行者。”

担任新华辞书社社长，《新华字典》由此诞生

在台湾时，魏建功曾将《国音常用字汇》出版作为推广国语的工具书。魏建功认为以前的字典是“从字到字”，不是“从语言到字”，他萌发了全面修编中国传统字典的想法。

从台湾回到北大以后，魏建功马上邀请周祖谟、吴晓铃、张克强、金克木等人商讨，决定编制一本小字典，并将《编辑字典计划》寄给上海开明书店征求意见。叶圣陶总编看后认为计划很好，表示可以接受出版。

魏建功留下的《编辑字典计划》原件

1950年，叶圣陶在出版总署编审局建立新华辞书社，聘魏建功担任新华辞书社社长，主持《新华字典》的编纂工作。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工作，《新华字典》于1953年10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主编单位署名“新华辞书社”。此后《新华字典》再版17版，其中人教版2版，商务版15版，迄今总印数突破7亿册。

魏建功先生（前排右二）与新华辞书社编《新华字典》的工作人员合影

著名学者袁家骅赞为“小字典，大学问”。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在撰写魏建功挽联时，用“沧海历波涛，新字典长传百世”肯定了《新华字典》对后世的影响。1998年版《新华字典》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和第三届国家辞书奖特别奖。2016年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2019年国庆70周年大型成就展，新华字典为1953年重大成果。

1972年，欧洲“袖珍国”圣马力诺共和国政要曾送给中国一套三卷的大词典，周恩来总理回赠了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演绎了“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的时代佳话。

各种版本的《新华字典》

胡锦涛同志2006年在访问美国耶鲁大学时，把《新华字典》等图书赠送给耶鲁大学，并在介绍《新华字典》时称之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这些都是国家领导人对《新华字典》最大的关怀、认可和支持。

参与主持文字改革，开启了汉字的简化时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0日，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诞生，文字改革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部分，列入国家议事日程。魏建功等25人被推举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常务理事。1952年2月5日，根据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主管文字改革工作的国家研究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马叙伦，魏建功被聘任为委员。

面对沿用数千年，已经在中华文明中根深蒂固的汉字进行史无前例空前规模的彻底改革，舆论的前行导引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魏建功1952年在《新建设》杂志第2期发表论文《从汉字发展的情况看改革的条件》。他在文中回顾汉语言文字从商代甲骨文开始的漫长发展过程，总结了汉字表现方式中的三个主要条件：汉字表现方式以“象形”为基础；汉字的表现方式有“标音”的倾向；汉字的表现方式又用“表意”来调剂。“根据这三个条件，汉字的发展就是在“形”“音”“义”三个方面的矛盾中进行着的。跟汉语联系表现的情况有两个要求：“突破形式，密切表音。”

魏建功兼任汉字整理组副主任，他对传统文字非常熟悉，提出的意见特别受人尊重。他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每一个简化汉字都仔细斟酌，实际主持了《汉字简化方案》制定工作。他的负责精神，使人肃然起敬。

数年后，新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两大最终成果——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正是魏建功在这篇论文中所指出的文字改革“突破形式”与“密切表音”两个要求的体现。

创办古典文献专业，填补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空白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原北大中文系、清华大学中文系、燕京大学中文系、新闻系合并组建北京大学中文系，魏建功担任北大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主任。

1955年，魏建功受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曾提出从音出发，以《广韵》为基础，作中古词汇研究，被列为国家科研项目。他还提出把历代字书按字按时按序排列起来，可以从中较准确地勾勒出字音字义的演变轨迹，从理论上重新检验普通语言学关于音义无联系的结论。

1959年，魏建功教授（左二）任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主任，着手创办全国高校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此为1960年与教研室全体同事在北大校园合影。

1958年2月9日至11日，国务院学科规划委员会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和制定规划的会议。新成立的古籍整理小组由19人组成，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出任组长，魏建功是委员之一。为了培养古籍人才，会议决定在北京大学开设古典文献专业，由魏建功负责筹备。北京大学召集中文、历史、哲学三系领导和资深教授研究决定，古典文献专业设在中文系，学制5年。

1959年,专业正式成立，魏建功兼任教研室主任，主持制定了以现代科学体系为基础，吸收传统的文史研究治学方法，要求学生尽量接触原著，有选择地通读一些古书，学会使用工具书解决疑难问题的教学方案，以读古文、学专业，提高古籍阅读能力为主体，以文字、音韵、训诂和目录、版本、校勘为两翼，三者相辅相成。魏建功还先后调来学生吴竞存任教研室秘书、阴法鲁任教研室副主任。邀请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讲授专业报告，培养了一批国家急需的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其中不少人现已成为知名的专家和学者，为继承祖国的灿烂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

魏建功指导古典文献教研室青年教师

1959年暑假，古典文献专业首批招收本科生30名，研究生5名。魏建功亲自担任5名研究生的导师。授课的专任教师有魏建功、阴法鲁、裘锡圭、吴竞存、向仍旦等8人及校内外著名学者王力、游国恩、冯友兰、俞平伯、王重民、任继愈、顾颉刚等。古典文献专业第一届本科生于1964年毕业，当时分配到中华书局的有12人。此后每届都有毕业生分配到中华书局工作，更多的分配到高等学校和图书馆工作。

古典文献专业从1959年创办到1966年停办，魏建功始终担任教研室主任。他不负众望，以精湛的学术思想和广博的学识把古典文献真正办成了一个反映本学科规律，具有丰富学术内涵的专业，填补了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的一个空白。

1962年任北大副校长前摄于北大西燕东园寓所

1978年，魏建功抱病参加《辞源》审定工作。同年10月，出席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79年4月，魏建功被聘为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0年2月18日，魏建功病逝，享年79岁。

魏建功1919年入北大，亲身参加新文化运动，感受五四精神。1925年以北大“乙丑科状元”毕业，成为学术精英。他在北大60年，听课、著述、教课，他是北大的学生、教授，副校长。他常说“我对北大的感情是宗教式的”。北大是他的精神家园。

END

作者：董玉龙

简介：董玉龙，现任海安市人大常委会四级调研员，南通三角洲《江海和风》主编，江海文化志愿者，海安市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海安县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海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志工委主任，创文办常务副主任。2008年—2016年担任《海安年鉴》总编；《海安县志（1993—2008）》主编。

来源：南通市地方志办公室特约供稿

审核、发布：张一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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