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北宋到南宋转变的原因（你是官还是吏北宋）

“吏干”一词出自《世说新语·文学》：“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刘孝标注引《左思别传》说：“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吏干”指的是官吏处理大小政务的行政能力，包括其处理行政事务的魄力、胆气与干练程度，是官吏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素质。那么，擅长或专门拥有这种能力的官吏也就称之为吏干型官吏，身为宰相者则称之为吏干型宰相。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陈执中、刘沆、冯拯、贾昌朝、梁适五位宰相的传记之后论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为宰相”。一语道出这五位宰相的类属，即吏干型宰相。

“文吏”一词的含义自战国秦汉以来多有变化。在战国秦汉时期，“文吏”有两种含义，一是与“武吏”相对；一是与“儒士”相对而言。秦汉间也称之为“文史法律之吏”，这是一种受过严格文书法律训练的吏员。他们可以被定义为职业官僚。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进入统治思想领域，文吏与儒士经历了分立和对立之后，部分出现合流，形成了一个“一身二任”的士大夫阶层。没有合流的文吏仍称为文吏，而合流之后的文吏则逐渐具有文史知识以及儒家思想，儒士则亦开始学习吏事。唐代的文吏虽然也有汉代文吏的影子，但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在唐文化的背景下，唐代的文吏不仅具有吏干之才，更已有明显的文学才能。唐代的文臣在“文”与“吏”的结合上表现出不同的程度：或吏胜于文，或文胜于吏，或文吏兼善。其实这就是三种不同文臣类型，即吏胜于文者，乃吏干型；文胜于吏者，乃文士型；文吏兼善者，就是兼项型或全能型。这是文臣群体内部的分殊。

邓小南先生认为到了宋代，“文吏”一词的含义亦有所变化，不专指吏职出身者，还包括那些专门或擅长吏干的文职官员。笔者翻检《宋史》发现，“文吏“一词，在宋代仍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含义：广义是与武臣相对，一是指长于吏事，而输于文采的文臣。不过，广义比狭义用的范围要更广。狭义在《宋史》第二百八十五卷和三百零四卷中可以找到证据。第二百八十五卷记载了陈执中等五位宰相“皆以文吏为宰相”；第三百零四卷记载：“士抱一艺者，思奋励以功名自效，况其设施见于政事乎？方偕、曹颖叔、杨告、赵及、王彬之流皆文吏。”并说他们“能推恩行利，划烦去蠹，其治不下古人。”从他们的传记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长于吏事、但文采欠缺的官吏。因此，我们就可以断定，在宋代，“文吏”狭义上就是指那些专门具有或擅长吏事的文臣，也即吏干型官吏。吏干型宰相也即独具吏干或以吏干见长、擅长吏治的宰相。

古已有“天下未定，则专用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之说。因而，人才的处境则与社会治乱以及国家兴衰都有密切的关系。北宋处于一个由乱到治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吏干型宰相在这种环境下的处境自然也非同寻常。

从唐末到宋建国统一中原，再经宋朝三世四君的整饬，期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乱世需干才。所以，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是以“才”为标准加以擢用。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了社会需求的变化，于是文官群体出现了分野，即分为“文士”和“文吏”。“文吏”熟悉政府的文书运行、财赋管理、刑事鞫断等事务，所以深受统治者欢迎。于是，士大夫阶层为适应时代的需要，逐渐呈现出了“吏能化”特点。所以，吏干型人物在此时颇受青睐。当时还有许多文学之臣试图通过展现吏治才能以求进用，如窦仪，“自周朝以来，负文章识度，有望于时，缙绅许以廊庙之器。仪因以公台自许，急于大用，乃设方略以经营之。为端明殿学士判河南府时，括责民田，增其赋调，欲其恩宠，以致相位。当时洛人苦之。又尝奉诏按筠州狱，希世宗旨，锻錬成罪，枉陷数人。士君子以此少之。”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虽然结束了五代时期混乱的社会局面，国家和社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但是，国家刚刚建立，仍需要有干才的人来治理。如赵普、魏仁浦、吕余庆、沈伦等都可称之为吏干型宰相，是他们奠定了宋代三百年的宏规。太宗即位，继续推行太祖择人重吏的政策，又出现了陈恕、寇准等吏干型宰相。

但是，治世重德行。宋朝自建立始，统治者就开始大力提倡文治，推崇儒学。宋太祖还提倡宰相须用读书人，并且是富于才学的“文儒之臣”。这更激发了读书业儒的“文士”斗志。宋太宗更是扩大科考取士名额。到真宗、仁宗时，科举人才已遍布朝野。因科举以诗赋取仕，从而为文学之士进入仕途广开门路。北宋中叶就有人指出：“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陈植鄂先生说：“兼有文学，是宋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特点。”文学素质便成为士大夫评价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自宋初三朝之后，单纯的吏干型宰相已不多见。

仁宗时期，兼项型和全能型知识分子大量出现，经术型和节义型知识分子也同时出现。[5]当时评品人物的标准业已变成“四素质”标准。苏轼就将此原则运用于具体人物的评价上，如:“县官赵瞻，明于吏事，辅以经术，忠义之节，白首不衰。”在《乞擢用程遵彦状》中说：“吏事周敏，学问该洽，文词雅丽，三者皆有可观。”《宋史》中也大量运用此评价标准，如：薛居正“以材干闻于朝”，“好读书，为文落笔不能自休”；孙长卿“无文学，而长于政事，为能臣。性洁廉，不以一毫取诸人”；宋琪，“琪素有文学，颇谐捷。在使府前后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术。”向敏中“性端厚岂弟，多智，晓民政，善处繁剧，慎于采拔……时以重德目之”。所以，努力使自己在道德、文章、学术、政事诸方面都有所成就，成为了北宋士人对知识结构的自我设计和普遍追求。全能型知识结构已成为北宋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

在这种大趋势之下，作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具有处理政事的能力、较高的文学修养和高尚的德行，这才是社会的需要的人才。而单具吏干的吏干型宰相已脱离于此潮流，成为一个易被忽视、甚至被鄙视的群体。到宋朝中期，陈执中等五位吏干型宰相的处境已相当尴尬。

从北宋宰相看“吏干型”与“文士型”人才，你属于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