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暴类型化与本土化的作用(类型化与本土化的抵牾之作)

作者:郝瀚

《除暴》是近年来银幕上少见的硬派犯罪片,表现出导演刘浩良对犯罪类动作类型片一以贯之的偏爱。影片有着香港经典犯罪片的种种特质,如双雄叙事、景观化的动作场面、漫画式人物等。但在艺术层面上,没能复制当年香港犯罪片黄金时代的神话,甚至在搬演港片经典元素的同时暴露出这一模式的孱弱。本质上,这是商议港片跨地制作的核心命题“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也是香港导演北上合拍成功与否的重要准则,即所谓的类型指标能否契合当前的电影文化与商业语境。

除暴类型化与本土化的作用(类型化与本土化的抵牾之作)(1)

严格讲,《除暴》是一部警匪片。作为犯罪片的一种亚类型,警匪片堪称最具香港本土化色彩的类型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成龙的《警察故事》系列、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系列为代表,犯罪片发展进入高峰期。吴宇森曾在影片《喋血双雄》中开创警匪片经典的“双雄叙事”模式,而在《除暴》中,导演采用了完全一致的机位、构图,以平行蒙太奇的形式将警察钟诚与悍匪张隼在同一录像厅分别观看《喋血双雄》的画面交叉剪辑。这种互文性处理,不但指认了《喋血双雄》的叙事模式,更指认了它所代表的香港犯罪片的辉煌。但可以发现,导演利用这一技巧意欲混同警匪间的边界,强调两者的共有特质,借以完成叙事意图,但似乎只起到了些许迷影功能。所谓的“双雄戏”,旨在塑造惺惺相惜、亦敌亦友、亦正亦邪的正反/警匪二元对立人物。但在当前语境下,对反派人物的刻画是无法上升到心理层面的,无论影像还是叙事,对反面人物的悲剧性刻画仍显得节制甚至拒斥。

影片中,张隼与他的情妇有着一段非常值得玩味的对话。张隼得知情妇怀孕后,为未来的孩子取名为“张枭”,寓意为一代枭雄。借张隼之口,导演似乎诉说了他对人物塑造的期许,也正是双雄模式所要求的,但这一细节成为撕裂影片的尴尬注脚。张隼永远无法被刻画成“枭雄”,观众只能通过对以张隼为代表的“老鹰帮”无原因、无节制的杀戮,感知到一种与生俱来的反社会人格。换言之,导演仅仅塑造了患有暴力犯罪癖的悍匪的外在形象,无法刻画或有意回避这一人物的内在形象,包括人格悲剧形成的心理或社会根源。这也直接导致观众难以对其产生共鸣与同情,即便片尾处,鲍起静饰演的悍匪母亲短暂出现,展示了原生家庭的样子。鲍起静固然奉献了全片最为动人的表演时刻,但无法拯救张隼塌陷的人物形象。含混不清的母子关系无法说明任何问题,而张隼父亲的缺席似乎指向人格悲剧的源头。但这种揣测无法被证实,即便被证实,也显得过于笼统、肤浅及幼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镜像的另一端,刑警钟诚。钟诚也没有按照所谓亦正亦邪的传统方式塑造,或者说我们只能看到他高大全的一面。无论大抓捕前钟诚作为战前动员,还是与因公负伤的小同事一起撕掉遮住警局宣传画的小广告的桥段,都昭示出香港导演的主旋律表达。但就像刚才所说,表达的不恰当在一定程度上撕裂了影片的整体风格,即导演的“橘生淮北为枳”。

此外,《除暴》的动作场面也带有香港犯罪片的经典特质,高度形式化、景观化。影片的动作场面以枪战为主,遵循典型港式动作片的烟火效果处理,各种夸大的重型武器,如自动步枪、冲锋枪、手榴弹等几乎无限量使用,直接将城市街头置换为小型战争现场。对于犯案环节,也进行了一系列戏剧化的处理,如事前事后对警察的挑衅。但这一切对一部有着现实底色的影片而言,无疑是对其风格致命的破坏。导演想要保留香港犯罪片所擅长的类型处理,也想以现实题材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

总的来说,无论动作场面、人物塑造还是叙事模式,向经典致敬、向先辈取经的想法固然没错,但经典所依托的社会文化背景已然是天壤之别。影片的美术、置景虽然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影像层面上所目及的,大多是一位刚刚“北上”、初来乍到的导演的促狭与违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选取特定的弥合方式是香港导演,尤其是商业片导演进行跨地制片的必经之路。此前,陈可辛、林超贤等人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做出了积极探索,相关作品可供借鉴。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2020级博士生)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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