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父母婚姻（肮脏现实主义作家理查德）

在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的小说中，青少年总是被他们父母的选择所吸引。在父母抢劫银行被捕后，一位15岁的男孩企图寻找他的孪生兄弟；一个年纪更小的男孩看到自己的母亲被家人暴打，离开了他的生活。

和他笔下的主角一样，福特自己也一直试着努力理解他的父母。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他们之间》（Between Them）不是以虚构方式探索家庭结构，而是两篇回忆录：一篇关于在他16岁时去世的父亲，一篇关于他的母亲。

“基本上每时每刻，我都想着我父亲，”他写道。他的父亲，帕克·福特（Parker Ford），一位工作努力、四处漂泊的销售员，在心脏病发作后，不得不卧床在家。关于他的母亲艾德娜·艾金（Edna Akin），他写道：“回忆我的母亲，就是我表达爱的方式。”

对于父母的关系，他写道：“父母让我们与自己无法成为的那类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我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假扮出一种有联系的疏离感和一种实用的神秘感。即使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也是孤独的。”

这种对于现实的观察正是福特最著名的手法，也让他成为了与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托拜厄斯·沃尔夫（Tobias Wolff）和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齐名的“肮脏现实主义”代表作家。肮脏现实主义常使用传记式写作手法，但对个人的分析常常会导致作品过于多愁善感。福特并不是这样，通过详细描述父母生活的细节以及他没能了解到的一面，他巧妙地献上了自己的谢意。

在下面这篇访谈中，福特讨论了他在传记写作中遇到的挑战，以及父母与家庭对于他写作的影响。

Q：这是你自己的故事，还是你父母的故事，或者是二者的结合？

这是他们的故事，完全不是我自己的故事。我之所以能够写出他们的故事，是因为我是唯一了解他们故事而且至今仍在世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讲述他们经历的那个人。我没有尽我所能把我自己排除在故事之外，但我从来没把这当作我自己的故事，也不觉得他们的重要性与我有任何关系。

Q：在创作小说和这些传记之中，写作的过程有什么不同？

确实有种明显的不同，在写父母时，我感觉更抽离。因为传记是关于他们生活中的事实，写起来也更具条理。而尽管我一辈子都在写小说，但写小说的过程总有些浮华的元素，就好像表面之下还隐藏着其他东西，而完全基于现实的非虚构写作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就算我是在评论我父母做过的事情，也仍然是在书中提到的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

Q：你曾经把写作和用词的选择比作一种发现方式，根据语调和语音的不同，整个句子的意思都可能有所改变。相较于虚构作品，在书写真实事件的时候，这个过程对你来说是怎样运作的？

这是个好问题。在写一个句子的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个动词或形容词。写小说时，你的用词不用考虑其内容，只用考虑其效果，或是它在句子中的作用。在写非虚构时，你仍然需要选词，但你必须要考虑这个词及其用法是否精确。精确性对于写作小说和非虚构作品而言有着两种不同的效果。

写小说时也需要某种精确性，比如当你要描绘蒙大拿州的大瀑布（Great Falls），你不能写密西西比河从这里往南流。地理上的精确性不是必要的，在写各种荒诞想法时，也有可能对现实做出改变。但我觉得，密西西比河从这往北流是无法被改变的。

我曾经给《纽约客》写过一篇故事，在文中我写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址位于西北第二大道613号。《纽约客》的事实核查编辑打电话告诉我，基督教青年会的实际地址是南第二大道132号。我告诉他们：“没关系，只是这个实际地址的音节不够长。”他们说：“不行，这就是青年会的实际地址。”我说：“不，别管这个了。”

Q：这两篇回忆录中既有稍显冗余的部分，也有互相矛盾的部分，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写？

我被两个人带大，他们有着各自的看法，他们对于我也有自己的看法，而我对他们的看法也不总是完全一致。我觉得如果我把所有事都写进去，这本书就会有一种真实的共鸣。书都是人写的，我知道有些地方我写得不是很连贯，我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希求做到精确。不过，我在1944年之后才见证了他们的生活，在这之前，我是不存在的。

Q：其中有整个段落由一系列没有答案的问题构成，你为什么决定这样写？

这与我的父亲有关。他的缺席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这样写是为了体现他的缺席，而不只是说“我不知道”，这样接写不出故事了。对于我这个叙述者来说，这种问题式的写作手法是很有意思的。

Q：你的父母常年在外，这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在书里，我称他们为“瞬间的存在”。在我出生之前，他们确实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所以我总是在寻找新的体验，让我能够去理解并运用。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这里是我的家，我必须待在这里”的感觉。

我父母当时都在逃离让他们不快乐的环境，他们没有痛苦，没有不满，因为他们很早就碰到了对方，一见面就让彼此非常愉悦。每当我思考要去哪居住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会住在我妻子住的地方。

Q：这种手法让我想到了你的几篇小说。

《加拿大》也用了这种写法，《石泉城》（Rock Springs）的结尾也是这样，叙述者写道：“你觉得他和你相似吗？”这是为了以一种近乎对话的方式把这个问题扔给读者。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写过的一些小说对我来说十分触动诱人。他使用的第一人称质问手法，代表了人类努力去理解那些无法被理解的事情的冲动。当你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时，你可以找到一种掌握生活支配权的方式，并将这种支配权表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使用这种手法的原因。

Q：你的南方背景是怎样影响到你的写作手法的？

我长大的地方离美国著名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的家就离一条街，我小时候就知道，成为一位作家具备可能性。如果你在我的家乡长大，你也可以成为一名作家，这是整个社区都支持的事业。

因为当时社会种族歧视明显，我们总是被告知，那些不真实的才是真实的。这导致我无论是在过去或现在，对自己接受到的信息一直秉持着一种天然的怀疑，我努力去为我不相信的事情寻找一个解释，这正是小说可以做到的。当事实和真相之间的距离太远，小说是一种具有想象力的解释。

Q：虽然你在南方长大，但你的小说背景总是发生在别处。

因为其他人已经写过这些地方了，而且比我写的更好。如果我变成一个南方作家，写作南方题材，写给南方读者，那我就无法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但我想做一名伟大的作家，我现在仍然想。如果我一定要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我不想成为关于南方的专家。首先，我自己不是太喜欢南方；第二，我一读就喜欢上了那些关于南方的文学作品，福克纳、韦尔蒂、弗兰纳里·奥康纳、沃尔克·珀西，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为什么我还需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将之作为唯一志业？

Q：以后你会写更多传记吗？还是会暂时回到小说的写作？

我觉得我目前没有什么可以写传记的内容了。我写过一些传记性质的文章。我的经纪人很希望我写一本关于我祖父的书，但我不知道从何下笔。他是那种遵循内心的人，他也确实做到了：花天酒地，追求各类女性。我更不会写任何自传了，这部传记已经很接近我的自传了。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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