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最突出的历史功绩有哪些（创造历史的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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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武帝的创造历史记录

汉武帝时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不断创新的时期，而汉武帝本人也是个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所以那个时期有许多创设。

1.汉武帝是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先是六年一个年号，后来四年一个年号。

2.汉武帝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定、颁布太初历的皇帝以正月为岁首这一点，一直用到现在。

3.汉武帝时期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史记》，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4.汉武帝时期出现了秦统一后我国见于史籍记载的《舆地图》，元狩四年四月丙申，“太仆臣公孙贺行御史大夫事…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六年秋“遗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注引臣瓒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與地图。“

据颜师古说，臣瓒生活的时代“在晋初”。这说明汉代的舆地图晋初臣瓒还见过。这也说明汉代已明确出现了关于国家的地域概念。这对后世自然地理研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5.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策，武帝亲自策问，选拔人材做官。后世科举之制始此。

6.汉武帝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始于此。

7.元朔五年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地方郡国可按一定条件选送一些人，可受业如弟子。经考试，能通一艺以上可用作官吏。从国立太学生中选拔官吏始于此。

8.汉武帝在尊儒术时，又“悉延(引)百端之学”，形成了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同时，又兼用百家的格局。这点对后世也影响巨大。

9.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亲临现场督察堵塞黄河瓠子决口。秦统一后，皇帝亲临现场治理黄河，这是第一次。

10.汉武帝时推广楼车(土法播种机)下种，此后这一方法在中国用了两千多年。

11.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在中国史上属首次。

12.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以宗世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和亲。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西域国家和亲。

13.在轮台、渠犁屯田，并置使者、校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今中国新疆地区屯田。

14.汉武帝时用井渠法作龙首渠，后传入今中国新疆地区，并进而入波斯等地。

15.从西域引进葡萄、苜蓿种植，从大宛引进了良种马——天马，西域的乐曲、魔术传至中国，中国的铸铁技术、丝织品、漆器传至大宛等地。

16.汉武帝外施仁义，实行德治；同时又重视法治，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这在历史上也是首次。

17.元封五年(前106)，为加强对地方官吏和豪强的监察，置十三州部刺史，令六百石级别的刺史督察二千石级别的郡国守相。

18.为加强皇权，改革丞相制度，设立中朝(内朝)，对后来的丞相制度演变发生了重大影响。

19.元鼎二年(前115)禁郡国铸钱，专令国家所属上林三官铸钱，非三官钱不得流通，郡国以前所铸钱皆废销。从此国家垄断了铸造钱币的权力，对后世影响重大。

20.汉武帝通过大量移民在西北边郡屯田，这对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经营西域起了重大作用。对后世也有重大影响，曹操在《置屯田令》中曾说“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21.汉武帝时任用官吏是多元化的。

二千石以上官吏可通过任子制度使子孙当官；有钱人可通过“费选”当官；先贤的后裔可以受照顾，如贾谊的两个儿子就被关照当了郡守。然而，尤为突出的是武帝用人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如皇后卫子夫是从奴婢中选拔出来的。

卫青、霍去病分别是从奴仆和奴产子中选拔出来的。而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是越人、匈奴人。而金日磾这样一位匈奴的俘虏在宫中养马的奴隶，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齐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

这些情况说明汉武帝选拔人才是不受阶级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然而，这不是说汉武帝用人没有标准，标准还是有的，标准就是“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就是说，只要愿为汉朝事业奋斗，有艺能、有才干的人，能为将相和可以出使遥远国度的人都可任用。一句话，用人的标准是唯才是举。

正因如此，汉武帝时人才济济。班固就惊叹地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22.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派大军深入匈奴腹地进行决战的皇帝。

23.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要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臣服于中原王朝的皇帝，为此又在今内蒙筑受降城。武帝生前虽未达此目的，但在宣、元时期，匈奴归服汉朝为藩臣。

24.李广利伐大宛后，西域南道诸国多臣服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匈奴不敢争西域，罢值仆都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督护，管理西域南、北道诸国，西域诸国臣服于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

25.汉武帝平定南越后，首次在今海南岛置儋耳郡、珠崖郡。

二、汉武帝的创举对历史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的创新，有的是武帝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而创设的，有的是根据当时的需要而创设的。这些创设有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在学术思想政策方面。

秦始皇尊法而焚毁“诗、书、百家语”；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为指导，各家并进，国家设立研究各家学问的博士官；汉武帝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国家在太学设儒家的五经博士，提高了儒学的地位；同时又“悉延(引)百端之学”。形成了尊儒术而又兼用百家。这一点奠定了中国以后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格局，即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而诸子百家兼用。不仅如此，汉武帝时西域胡乐、魔术的传入，说明在文化上也通过开放，发展、壮大自己。

2.在政治制度方面。

周代重视德治，儒家的仁义、仁政、王道政治伦理思想就是对周代德治思想的总结与发挥；秦始皇“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义)之官，专任刑法”，即割断历史传统，废先王之道，废除德治，只讲法治，靠严刑峻法治国。后来贾谊在《过秦论》指出秦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不施仁义。

汉武帝则是外施仁义，实行德治；同时又重视法治，以严刑峻法治国，二者兼用，恩威并举。《汉书·元帝纪》载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这就是说，汉代的根本政治体制是既用周代的德治，又重视法治，以严刑治国，二者兼施。这种体制汉武帝是主要的创始者和完成者。并且，此制对后世影响巨大，以后各个朝代一般均是二者兼用的。这里既有社会的需要，也有历史继承发展的逻辑规律在内。一下子割断历史、一切从头开始是不行的。秦始皇废先王之道，要割断历史传统，结果使秦朝短命而亡。汉武帝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既施仁义，又重法治、用刑罚，结果他成功了。

3.汉武帝时官吏来源的多元化，而又唯才是举，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奔走各国求官入仕现象的逻辑发展。

汉武帝时通过“举贤良对策”和在太学生中选拔官吏当官等途径把选拔知识分子和有才能的人当官制度化了。后来随着大统一局面的出现又从少数民族选拔人才当官。这种国家选拔官吏没有地区、家庭出身、民族区别的限制，后来就变成科举制度与历史传统。

这一点正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优点和特点。如果与印度古代的种姓制度、欧洲领主制下的世袭官吏制度相比，就不难看出。

中国古代从被统治阶级中大量吸收优秀人才加入封建统治阶级，不僵化、凝固化，从而使国家、社会保持生机，不断发展。这一点应当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优点、特点。

4.汉武帝时社会上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有地主经济、个体农民经济、工商业者的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

汉武帝虽非封建国有经济成分的创始者，然而汉武帝时期国有经济成分却大大扩大和增强了。各种类型的国有经济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作用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如国家垄断铸钱，铸的五铢钱质量好，对稳定物价和发展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再如边郡的养马业与屯田对反击匈奴、巩固边防有积极作用。有的如官营盐铁既有积极作用，也有不同程度的消极作用，有的则完全是消极作用，如武帝时“增海租三倍”使东莱地区“鱼不出”。

又官府垄断捕鱼，使“海鱼不出”，后又允许民众捕鱼，“鱼乃出”。汉武帝时按当时需要使国有经济比重大大增加，加重了对民众的盘剥和搜刮。所以武帝之后适当减少国有经济成分、降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需要的。然而如果对国有经济完全取消或取消过多也行不通，汉元帝时一度罢盐铁官，后因“用度不足”，又恢复“盐铁官”，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武帝以后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虽时大时小，然而始终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成分。

这个事实说明，汉武帝扩大封建国有经济成分的措施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同时也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多种经济成分是客观需要所决定的，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总的看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对经济发展有利。

5.汉武帝的统一“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在北方击败了强敌匈奴，在西方取得了三十六属国，在西南恢复庄蹻滇国的旧业，在南方消灭了南越赵氏的割据。“值得注意的是，在平定南越后，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立珠崖、儋耳两郡，在今越南境内设立了交趾郡(今越南北部)、九真郡(今越南中部)、日南郡(今越南南部的部分地区)。

从秦朝开始中国设置的南海郡的郡治在今广州市，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南海郡的郡治依旧设在今广州。南海郡不仅管辖着沿海陆地，也管辖南中国海的岛礁。”1975年在广州发掘一处秦汉之际的造船工场，……可以造长约30公尺、宽约8公尺、载重量可达60吨的大木船”。当时可经海路从广东、广西到达海南岛等沿海地区和南海一些岛屿。

6.实行“一国两制”。

汉武帝有宏大理想，他想着要“德润四海，泽臻(至)草木”，“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这也就是说，他想施德政，使恩泽洋溢流于四方，延及草木与群生。既然如此，他自然要使自己的恩泽达到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

这除了表现在尽量用招徕的办法让四夷臣服、优待归降的如匈奴浑邪王及其下属等之外，实行一国两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汉武帝平定南越、西南夷、羌人之后，采取“以其故俗治”的方针。他对匈奴浑邪王降汉的部众也采取了“因其故俗为属国”的方针。

对西域各国也是如此。如乌孙老的昆莫(国君)子、孙为昆莫，要妻其后母、后祖母。为此，细君公主曾上书请示，武帝指示令“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既然为达到与乌孙共灭匈奴的目的，连汉人看来是乱伦的习俗都可服从，其他与汉朝不同的习俗、制度自然也都可以共处了。宣帝时果然与乌孙联军大破匈奴。这些事实说明汉武帝实行一国两制，在汉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对中国后世的影响都是无法忽视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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