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南京收尸队回忆（南京雨花台下挖出一堆白骨）

1951年5月底，一名原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在沪被上海市公安局捕获。经审讯，这名特务叫任宗炳，他交代了一起几个月前的谋杀事件：

1948年12月27日，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队长潘立新，召集任宗炳及其他队员，要求他们集中待命。人员到齐后，任宗炳、夏麟昆、卢仕尊三人为一组，要求处决一名从看守所提出的“政治犯”。当晚，他们按照指令将所谓的“政治犯”，生生活埋于雨花台后的一座小山上！

“政治犯”共有3人，三位被害人是谁，任宗炳也不清楚。

公安人员认为此案事关重大，立即派人前往南京雨花台旁的那座小山上，挖出了三口木箱拼凑而成、并排在一起的三口棺材。打开棺盖，里面的遗体烈士早已腐烂，只剩下一堆白骨。

经一旁的法医确认，骨架散乱，说明被害人在棺内均苏醒过来，由于挣扎不出，窒息而死。

经调查，一位妇女通过牙齿，认出了其中一位被害人的身份，他正是解放后便下落不明的传奇特工卢志英！至此，卢志英的牺牲之谜被揭开。

那么，卢志英作为功勋卓著的情报英雄，为何会在解放前夕惨遭国民党宪兵毒手，被生生活埋？又为何牺牲几个月后，才找到其遗体的下落？

卢志英

一切的一切，还要从卢志英年少时说起。

参与革命活动，小儿不幸牺牲

卢志英年少时家境贫寒，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工作经验十分丰富，还曾参加过北伐战争。1928年春，卢志英因为策动士兵起义不幸被捕，多亏当时的中共党员同志——一名蒲城县小学女教师张育民的机智营救，卢志英才得以出狱。

出狱后，卢志英就被派到了北平工作，张育民也来到了北平，两人于1928年8月结为了革命伴侣，相约一同进行伟大的革命事业，实现共同的革命理想。在二人结婚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还为这对革命伉俪，赠送了一对粉红色鸳鸯枕套。

在北平期间，卢志英深入群众工作，培养积极革命分子，发展地下党员，做出了一番不错的成绩。而妻子张育民则一边在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助产看护专修科读书，一边又兼职做着德国培慈医院的护士。

卢志英和妻子

1935年，卢志英被党组织派到贵州做特派员，担负起了支援红军的任务。与此同时，张育民也被安排在了南昌，在以行医为名头所开设的“张育民诊所”内工作，这里正是党的秘密联络站。

张育民诊所的牌子

1935年7月，张育民在南昌生下了双胞胎儿子，她立即写信告诉卢志英这个好消息。当接到妻子的来信时，中央红军已经顺利地进入四川地区，而卢志英仍被安排留在贵州，于是张育民关掉诊所，前往贵州与丈夫团聚。当时因赶路不便，张育民决定把大儿子容儿留下来交给奶妈照顾，她只带上了小儿子前往贵州看望卢志英。

一天，卢志英带领四个便衣侦查员前往毕节，准备将手中所携带的四支步枪交给地方党组织，以发展武装，支援红军。巧的是，途中卢志英遇见了前来看望他的张育民以及怀中的小儿子。

可正在一家人享受这团聚的一刻时突然有一个侦查员跑来报告: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来了！卢志英当机立断，说道:“走，马上向山里转移。枪是革命的本钱，一支也不能丢！”

随后，他们一行人便往深山中隐蔽。可因路途颠簸，才两个月大的爱子小容忽然惊哭，怎么也止不住。此时，尾追的敌人步兵已经逼近，情况十分危急。

情急之下，卢志英突然从妻子怀中将孩子夺出，脱掉自己的外衣将孩子包起来，然后沿山沟飞快地爬上对面一个山坡，将孩子挂在一堆酸枣树的枝丫上，用孩子的哭声引开了敌人。

敌人被孩子的哭声吸引，拿起枪支就是一通扫射，几声枪响后，空谷回荡着哀鸣声，战友们得救了，但是见面没多久的亲生骨肉却与卢志英永远分离了。

那一刻，卢志英心如刀绞，但他却依然坚定而有力地说：“为了千干万万个孩子，牺牲我们一个孩子，值得！”

话音刚落，他便擦干眼泪，默默告别长眠在西山的幼小生命，几经跋涉，在盘县小镇找到了驻扎在那里的红军部队。

卢志英和儿子

智取“铁桶计划”功不可没

1929年，卢志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做军事情报工作。1932年，卢志英在党组织的命令之下，前往江西德安国民党军的莫雄部担任参谋长，并开始从事兵运情报工作。

莫雄在参加完北伐战争之后，因为反蒋活动，被蒋介石剥夺了兵权，蒋介石对莫雄也少了许多的信任。在莫雄身边工作的卢志英知道，获取蒋介石的信任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于是，卢志英在暗地里制定了一项计划，计划的内容就是，让莫雄参与到一项“剿共”任务中，任务的最终目的，就是再次赢得蒋介石的信任。

当时莫雄所管辖的地区包括德安、九江、彭泽等7个县，而这7个县是蒋介石所认为的共产党人员最活跃的地区。

值此情况之下，卢志英与其他的同志做了一个精心的安排。每次当莫雄率兵开始“剿共”的时候，红军部队提前进行阵地转移，或者配合莫雄等人假装打几次仗，制造一个红军被一举击败的假象。

半年之后，一封封红军被打的“落败而逃”的捷报，被呈递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边，上面写满了莫雄“剿共得力，成为全省第一”的内容。再加上莫雄所管辖的那片区域也成为了“剿共的模范区”，蒋介石为此高兴不已，决定找寻机会缓和自己之前与莫雄所闹的不愉快局面。

莫雄

1934年的9月下旬，在基于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之上，蒋介石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制定了“铁桶计划”，旨在彻底“剿灭”中央红军。

详细制定情况主要是集结150万国民党军队，以瑞金为圆心，在半径150公里范围内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各参战部队在指定的某一天合拢包围苏区。沿着这个包围圈，军队每天向瑞金攻进五公里。

为了使包围圈更加坚固，国民党部队还在瑞金四周构建起了30道的铁网丝以及火力封锁线，准备修筑碉堡工事，与军队的火力系统进行严密配合。这样一来，就断绝了红军的交通路线，并封锁了中央红军内外的一切信息以及物资的往来。而包围圈内的红军主力，就不得不被压迫到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进行来回的决一死战。

国民党军队为了防止红军进一步的突围，还秘密实施了一个计划，他们配备了1000辆军用卡车，以极其快的速度进行移动，并运送部队前往实施机动拦截的工作。在他们的计划中，是准备在一个月之内，就将中央苏军给彻底地歼灭在包围圈中。

蒋介石为了迷惑红军，并且隐蔽他真正的作战企图，先是使用了几个师的先头部队，企图在大的包围圈还没有完成之前，就全力在苏区的四周进行抢占地盘任务。

蒋介石对这个严密部署的“铁桶计划”抱有极大的期望值，在有效的统领之下，各个部队都保持着严整以待的状态。军队的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时限安排以及各种作战图表，都被放进了一封绝密文件上。

蒋介石

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为了表示信任，本没有资格参加庐山军事会议的莫雄，也被蒋介石破格邀请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安排部署了“铁桶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与以前的几次围剿不同，若此计划得以实施，红军的处境或将不堪设想！会议结束后，莫雄连夜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赶回专署保安司令部，将这份绝密情报交给卢志英等地下党同志。

卢志英知晓此事之后，立即做了周密的安排，最终决定将这份情报交予项与年，让他亲自送到党组织的手中。

他们连夜用密写药水，将这些情报中最关键的敌军兵力部署、进攻计划等各种作战要点，都誊写在了字典上边，而敌军的作战图也被他们用一张透明纸给描摹了下来。直到天亮，卢志英几人才将这个“铁桶计划”给秘密誊写完成。

这份情报之后顺利到达了我党手中，也正式拉开了我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

而卢志英等同志在此次的“铁桶计划”中，挽救了大约8.6万名红军指挥员的生命，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红军部队突破国民党的“铁桶计划”，顺利到达陕北之后，毛主席说了这样一句话：“红军得以生存，卢志英同志功不可没啊！”

毛泽东

建立日军情报网、抗日游击部队

1936年初，卢志英与妻子张育民跟随红军部队开始了漫漫的长征之路。七七事变之后，卢志英因为卓越的表现，接受党组织委派给他的任务，开始组建上海地下抗日军事情报网的工作，负责搜集日军情报。

1927年，因为卢志英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当过旁听生的缘故，他精通日语，借此机会，卢志英经熟人相帮，结识了日军驻淞沪海军司令保岛。得知保岛酷爱琴弦，卢志英也投其所好，经常拉二胡，与保岛一起切磋琴艺。在你来我往之中，卢志英逐渐赢得了保岛的喜爱与信任。

1938年2月，卢志英在保岛的特别准予之下，在日军所划定的一个禁区里边，成立了一个沪丰面包厂。卢志英以面包厂厂长的身份，一方面组织面包厂给难民们生产口粮，另一方面则以厂长的身份打入特务机关，搜集各种情报。

依靠面包厂，卢志英还附设了“大中华咖啡馆”，也用来专门搜集日军情报。靠着这些情报，卢志英为新四军购买并运输了一大批的武器弹药以及医药物资。

1940年3月，党组织又委派卢志英前往苏北敌占区，准备筹建联合抗日游击队。当时，苏北地区有一批土匪部队接连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上为非作歹，在暗地里专门欺压老百姓。卢志英在知晓此事以后，进行了各方面的工作安排，一起联合当地组织了几支小的游击部队。

在这一年的八九月份，卢志英领导这几支游击队，在其他抗日组织的力量配合之下，与新四军一起为党在黄桥战役中的胜利，做了许多有效工作。1940年10月，卢志英化名为周至堃，来到苏北曲塘一带。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筹备，卢志英在泰县曲塘镇正式成立了“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

卢志英在“联抗”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并联合组织又下设了二个团，总共有两千余人。“联抗”就以围军的形式，绝对服从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联抗”担负起抗日救国和统战工作的任务，因为这个部队一经成立，就亮出了团队抗日的旗帜。一大批的爱国人士、进步青年都来踊跃参加，在当地很快就掀起了一股抗日热潮。

陈毅也对卢志英的军事特工才能，表示非常赞赏，并且还赞扬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家”。

陈毅

1942年，卢志英又重新回到了上海，继续经营他的面包厂。为了情报工作的继续发展，卢志英再次与在上海结识的好友保岛联系起来，他时不时地会去往保岛的官邸，进行亲切拜访。从保岛这里，卢志英也再次收获了许多的有利情报。

当时日军本来是要对中央苏军进行“清乡”的活动，当这个情报被卢志英知晓之后，他就立即通知了我军的粟裕同志，正是靠着卢志英的这个情报，我军才能提前做好相应的部署，避免承受了更大的损失。

卢志英为了进一步获取情报，依靠着与保岛的关系，在保岛的帮助之下，成功打入了日伪特务机关。而且在“山东同乡会”里，卢志英还结识一批在日伪军警界的一个上层人物，此后这些获得的情报就都被卢志英传给了新四军。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上海被日军彻底封锁，消息不通，所以卢志英就当机立断，迅速做出了相应措施，发布《告上海同胞书》。很快，日军投降的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上海，这时的保岛才知晓，原来自己多年的好友，竟是潜伏在自己身边的中共地下特工。

保岛感到非常惊讶，但同时也非常钦佩卢志英这些年来所表现出来的才华与能力，在经过思想斗争之后，保岛知道日军已经彻底失败了。于是，他决定在这最后一刻，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卢志英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就是海军司令部的剩余物资与武器。卢志英接到这份“礼物”之后，就将其全部秘密送往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卢志英

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卢志英依然进行着特工工作，战斗在隐蔽的战线。在上海期间，卢志英与中统特务一起“交朋友”、相互之间介绍更多的关系，进行大量的反间活动。

靠着这个关系，卢志英很快就搭上了美国在上海的一个情报关系网，他们相互之间交换彼此的情报。也是因此缘故，卢志英秘密获取了关于国民党的大量情报，他又及时地将这些情报送往了苏皖解放区。直到1946年底，卢志英在京沪杭地区建立了党的一个地下情报组织，为我党的情报工作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与此同时，卢志英还想方设法地在通往苏北以及山东解放区的沿海各县，建立好几个交通联络站。

1947年2月28日，我党在上海马斯南路107号的中共驻沪办事处，被国民党党特务给占领了，我党所面临的斗争环境更加险恶。

1947年3月2日下午，叛徒张莲舫得知卢志英将要出席一次秘密会议的消息，他将此情报告诉了中统局。在这一天，卢志英来到了河南路天后宫附近，准备前往一个同志的家里去开会，但是刚进门后，卢志英就发现了不对劲，因为家里竟没有一个人。

突然，卢志英被周围埋伏已久的特工给包围了起来，将其秘密关入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号中统魔窟。

被逮捕期间，这位传奇特工依然坚定着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之心，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动摇。面对了国民党中统局对他糖衣炮弹似的攻击，以及残酷的重刑折磨，他始终都沉默不言，让敌人最终一无所获。

1948年12月27日晚，对卢志英失去耐心的国民党反动派，将卢志英押出囚室。

还是那间血腥的行刑室，可卢志英刚走进去，一个特务便迎头一棒将其击昏，为了防止其突然醒来大叫，另一个特务立即把预先准备好的、浸过麻醉药的棉花塞入卢志英的口中，还有一个特务用毛巾狠狠勒住卢志英的脖子，将其活活装进麻袋后，再将抬至停靠在天井内的卡车上

当晚12时，汽车在夜幕的掩护下，直驶中华门外的雨花台。

汽车驶至雨花台宝林寺后山坡停下，歹徒将卢志英等人分别抬入棺材内，然后手忙脚乱地盖上棺盖、钉上钉子，将其活埋在阴森可怖的密林之中......那一年，卢志英年仅43岁！

与卢志英一同牺牲的还有另外两名革命烈士，分别是陈子涛和骆何民两位同志。这些同志们将他们伟大的一生奉献给了党的事业，在即将迎来胜利之际，他们却牺牲在了黎明的曙光中。

1949年4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尚不知道卢志英的下落。直到1951年初，上海市公安局在沪捕获原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任宗炳，经审讯，任宗炳交代了他曾犯下的罪行。

经指认，最终找到了卢志英被活埋的地点，并由家属前往确认。

至此，才终于弄清了卢志英壮烈牺牲的真相！

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将叛徒张莲舫及凶手任宗炳等处决，而卢志英的忠骸，也随即护送至南京中山南路的中国殡仪馆内，用白布裹成人形，穿上解放装，重新入殓。卢大容将一枚国际和平纪念章，别在爸爸胸前。

棺柩移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大炮山麓，墓冢为长方形水泥墓，后又迁至知名烈士墓区。

卢志英烈士之墓

1983年，华东军政委员会陈毅、粟裕、刘晓等专 门研究，追认卢志英为革命烈士。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第60号烈士证书，烈士证书上写着：卢志英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这样一张薄薄的纸，却承载了无数地下特工的辛酸付出，他们虽然不被世人所知晓，但是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所留下的功绩却是被人们所见证的。

从此，庄严朴素的卢志英烈士墓，静卧在雨花台畔。飒飒松涛，陪伴着一位没能看到祖国黎 明的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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