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如何走上创新之路（深圳如何让创新引领发展）

有些中小企业的产出规模并不很大，但在全球细分化产业链上排在数一数二的位置。当期的创新能力、动态的创新能力能否具有国际竞争优势是创新发展的关键

文 | 《财经》记者 邹碧颖 王延春 张明丽

编辑 | 王延春

进入四十不惑之年，深圳肩头的担子愈发沉重。

9月7日，海关总署印发《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若干措施》的通知，出台18条举措支持深圳前海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是深圳对接香港发展的一项重任。

现在的深圳，既要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探索前路，还要作为社会主义先行先试示范区，为中国寻找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担子不可谓不重。然而，作为亚洲城市的佼佼者，当下，深圳自身也面临诸多挑战：全球化逆潮下，产业攀升的步伐能走多远？这座素以包容著称的城市，如何维持宝贵的城市品格？

按照深圳市“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深圳应该要成为全球标杆城市，“让世界刮目相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正在拷问深圳的治理智慧。

从2021年4月底，《财经》记者开始深圳调研，并专访了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彼时，深圳的困难和挑战还没有眼下如此复杂，但如果观察这座城市的变化逻辑，这篇对谈有相当的启发。

唐杰

进入政界之前，唐杰已经深耕经济学研究16年。1979年，他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学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而后从事教学研究，作为富布莱特项目教授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国际学者探讨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与中国空间经济均衡等话题。1995年，唐杰南下深圳，在综合开发研究院专注于应用经济研究，开始见证并参与深圳改革、变迁的路程。

1998年，唐杰调入深圳市政府从事政策与规划研究工作。2009年至2015年，他任深圳市副市长、党组成员，分管过发改、办公厅、国资、监察、外事、卫生、人事、统计等多个部门。此后，唐杰重回学界，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将近20年的政府治理经验与经济学术逻辑再次结合起来，观察深圳。

在2021年4月的采访中，唐杰对深圳的法治建设、制造链条、创新机制、深圳与周边城市的竞合关系、人才政策等话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些珍贵的碎片和拼图足够透彻、坦诚，充满对深圳的情谊。深圳未来何去何从？答案或许逐渐清晰。

深圳产业空心化是伪命题

《财经》：以前深圳可以大胆放手去试，现在深圳从经济特区变为先行示范区之后，创新模式似乎变成顶层设计与地方实验相结合的清单式改革。这是不是意味着深圳的创新空间变小了？

唐杰：我觉得这里有方法论的问题。当年我们启动改革的时候，就充分认识到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理论与现实的深刻矛盾，改革开放就是要冲破传统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国家统一、党的领导，采取渐进方式，先是实现市场机制对传统计划体制的替换，而后是建立起发达高效的市场经济机制。

40多年来，我们始终要破解一个本质问题，要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四梁八柱”，要从动态角度保持和不断提升我国特有的体制机制的国际竞争优势。要把制度规范化，还要清楚地看到，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差异显著，各地方的经济历史文化与空间区位传承各不相同，全国还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具有共性但又有鲜明特殊性的具体问题。

改革初期，所谓变通性做法是，见了红灯绕着走，见了黄灯抢着走，见了绿灯加快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探索更加有效的规范与灵活创新平衡，既要鼓励地方摸着石头过河，也要强化制度的规范性。

《财经》：深圳还能像以前那样特别大胆地创新一些制度，最后让中央去认可吗？

唐杰：我个人看中央这回强调最多的是法律。深圳今后有没有可能大量的事项以法律来保障呢？深圳立法，报到国务院或是全国人大，允许了就可以做。这个权按道理来讲就是授了，有法可依的授权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深圳既往的立法实践取得很大的进展，截至2020年7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件数达到约370部，覆盖了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立法的有效性不仅要看立法的件数，还要看立法修订的件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与时俱进修改法律，法治水平才会不断提高。可以统计到的深圳人大常委会修订了225件立法。

当然，深圳的立法水平还有不断提高的空间，重点是提高立法技术水平，对违法现象和违法处罚做出更加清晰的规定，有效减少执法过程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出现因立法技术水平不高造成的法律执行结果的不公平。

《财经》：困扰深圳创新的还有什么？

唐杰：我觉得还是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创新与承担的精神。深圳很成功，成功了就可能产生惰性。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中央集中的审批权多了，职权也还不够清晰。地方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获得审批，积极性可能受到影响。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其中要关注中央和地方的责任与权力的合理划分问题。

《财经》：顶层设计和下面地方的试验怎么结合？

唐杰：从一定意义说，不断地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合理划分职权。严格的立法、良好的执法，应当是简政放权是前提和基础。对深圳而言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你还有没有改革开放时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初心？二是你有没有如此专业化的能力？改革不是说推出一项政策就行了，制度是个演化的过程。演化就一定要有破有立，破除旧的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管理方式，建立起有利于转型发展的新机制。回顾40年改革开放历程，深圳寻常却奇绝的发展本质就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立规矩的过程。

《财经》：您怎么看过去大刀阔斧的改革逻辑？

唐杰：当年深圳率先改革开放，形成1000多项改革创新，核心是为全国走向市场经济探路。总体看，当年中央确定了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以双轨制方式，推进增量改革，放开部分中央审批事权，允许计划外产品以高于计划价格的市场价格销售。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自然人的生产积极性，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集中计划体制下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顽疾。大多数瓶颈行业，特别是居民的消费品行业，以市场价格激励更大的增量，快速实现了供求平衡。这为最终取消传统的价格扭曲、资源配置失衡的集中型计划经济奠定了运转有效的市场机制。产品供求均衡，价格机制有效，传统集中型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中自然而然地走向解体并消失，不是简单地“批”出来的，而是在渐进式改革中的制度演化过程。

2020年11月9日 ，大疆农业在深圳发布T30、T10两款新品植保无人机。图/新华

《财经》：深圳在改革开放40年中培育了华为、比亚迪、大疆、中兴这些大牛企业，现在可能更多需要有一个梯队式的进展，赋能中小企业，才能和以前成长起来的大企业勾连成产业链组。您觉得这是不是深圳的特点？

唐杰：是的。深圳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专业化分工构成了大中小企业相互关联的庞大的富有活力的产业集群。能够成为著名的优秀企业并不简单地依赖规模，而是能不能在分工产业链上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有些中小企业的产出规模并不很大，但在全球细分化产业链上排在数一数二的位置。当期的创新能力、动态的创新能力能否具有国际竞争优势是创新发展的关键。

从此意义上说，简单地追逐大企业并不是一个城市和地区甚至国家最优增长策略。我们应当注意防止出现以有为政府为口号实施大企业优先的地方性产业政策。现在是新能源汽车热，很多城市竞相发展新能源汽车，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从长期看，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可能是有害的。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曾经有2000多家汽车厂，有几百家空调、电视机生产厂，在资本密集程度和规模经济要求很高的化纤产业中也存在着几十家低水平达不到规模经济的化纤企业。目前，各地都做有为政府，一个省、一个市甚至一个县都要搞产业政策，结果可能将相互关联的产业联系用行政化的方式切断了。

《财经》：现在深圳产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大量制造业企业外迁到东莞、惠州，未来深圳需要填补制造业离开的空白，以防止产业空心化吗？

唐杰：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是，对中心城市产业变化套上产业空心化的标签恐怕是个伪命题。首先，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核心差别是单位土地产出和人口密度高。核心城市的竞争力来自种高产田，就是单位土地创造出更多的产出。客观上分析，制造业对土地依赖要远高于数字产业等创新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从种高产田的角度，制造业会逐步离开中心市场。其次，城市的规模结构与企业的规模结构很相似，不能只有核心大城市，没有中小城市，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布构成了相互分工合作的城市群。城市间如何分工呢？核心大城市经济活动和人口密度高，从趋势上看会聚集更多的依赖创新人才的创新产业，而不是需要较多土地的制造业。中小城市经济活动和人口密度低，会聚集更多的大规模制造业。当土地（经济）密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制造业企业就会因为土地价格上升，向周边中小城市迁移。

此时，核心大城市要留住制造业就会面临一个两难悖论，降低土地价格需要降低经济活动或人口密度，或者是对制造业企业进行土地价格补贴。但从长期看两者均是不可持续的，降低密度相当于从核心大城市降为中小城市；进行补贴会引来更多的土地需求量大的制造业企业，造成土地价格进一步上升。由此可以看出，核心大城市的制造业企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外迁，是经济发展过程不可逆转的趋势。合适的政策选择是，以城市群而不是单一城市，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进行产业配置。核心大城市引领创新，为中小城市的制造业提供创新与生产服务。中小城市对外迁产业的吸引力还在于要形成良好的公共服务和比核心城市更便捷的医疗环境与具有一致性教育条件。在实践中，一些地方重视用税收减免和低价土地政策吸引企业，但不注重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就很难吸引企业进入。

《财经》：一座城市具有产业与人口流动性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您如何看？

唐杰：我个人是赞同这个观点的。保持产业和人口的流动性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放任自流。硅谷是世界创新的标杆，标杆的含义是什么呢？是指过去一个甲子，硅谷经历了一波一波的衰落，又一波一波兴起。创新产业不断地在硅谷荟萃成长，传统产业如大浪淘沙似地流向其他地区。大量企业和人口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又退潮而去。其中的原因就是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引起低创新性产业外迁，经济衰退，成本下降，又会有新一批的创新人才集结，形成新一轮的创新产业的创业高潮。这就是熊彼特说的“破坏性创新”。

城市不应以行政边界为界

2021年12月25日至2022年1月3日，以“设计解决问题”为主题的2021深圳设计周在深圳市深业上城举办，活动邀请百余位各领域一线设计师和新锐设计师参与。图/新华

《财经》：深圳正在做区域的枢纽？比如深莞、深惠。

唐杰：十多年前的深圳城市规划就提出了向东、向西、向南、向北的发展城市策略。在广东珠三角规划纲要中提出了深莞惠都市圈的概念，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明确了深圳的核心引擎的枢纽地位。市、省、国家规划对深圳的定位逐步提高，未来需要做的是如同上海将规划定位扎实落地，这其中既需要深圳有责任担当，主动作为，也需要省与国家层面的支持。要从整体发展策略上加快解决交通等基础设施、城市发展规划、公共服务的衔接问题。

《财经》：按照清单授权改革的模式，需要向有关部门报批。

唐杰：轨道交通是一个大问题。未来应当按照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深莞惠都市圈包括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批复、统一实施。

我国第一条跨城地铁广佛线，建成以来在促进广佛同城化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深惠、深莞之间应该学习广州和佛山加快行动。这其中也涉及房价的统一调控的安排，作为统一的都市圈，若以深圳福田、南山为一级中心区域，以龙华、松山湖，龙岗、坪山、惠城和大亚湾为次级中心区域，城市发展一体化就会形成分层次住房价格的趋同。形成距中心区域房价递减及相互联动，更多地在次级甚至是三级中心区域居住，会遏制一级中心区域的房价上升。我看到佛山金融小镇直通广州天河，大量金融人才因此住在佛山，三口之家里一人通勤到广州天河上班。其中关键是佛山金融小镇房价远低于广州天河。没有轨道交通构成广佛之间的通勤模式，金融从业人员就会居住在广州，这当然会成为广州天河区房价上升的刚性需求压力。很显然，深莞、深惠间也存在这样的通勤趋势。人口向周边地区扩散，东莞和惠州能否获益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东莞、惠州可能会担心成为深圳人的睡城，大量人口在此居住，不创造国内生产总值（GDP）还需要大量公共服务，因此会采取排斥抵制态度。从现实考察中，我们可以让广州与佛山采取同城化模式，广州人口向佛山扩散并非简单的睡城而是带来2倍人口的增加，持续下去会产生指数化的增长，先是会形成对迁入地经济的需求，而后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供给，实现共赢。

从实地调查看，深规院吴晓莉团队对深莞惠一体化做过深入细致调查。以临近深莞惠行政边界地区的乡镇边界为单元，跨深圳与东莞、惠州边界地区面积2421.98平方公里，占深莞惠区域总面积15.4%，企业数量占深莞惠区域内总企业数的28%；居住人口数量（1849万人）、工作人口数量（654万人）分别占深莞惠总居住人口数的38%和总工作人口数的35%。当前边界地区的企业空间集聚状况，是深莞惠都市圈空间格局下的市场选择结果。头部企业在“松软”的行政板块间隙充分成长，也将供应链体系下的大中小企业一同带到这一地区，将深圳与东莞、惠州交界地区塑造为一个珍贵的产业“雨林”，是我国城市群化过程中，打破行政边界走向经济城市的重大实践，蕴育着勃勃生机和巨大的投资机遇。

深莞惠三城政府应该给予高度重视。这是由四大企业主导，相关配套企业，依照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系统建立起来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华为、vivo、OPPO、比亚迪等四家大企业的供应商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这里。这四大企业的员工有将近40万人。这里也已经成为深圳制造业外迁企业的聚集地。这一跨界城市区实质上已经深入东莞和惠州市10公里-20公里，深圳需要有更长远、更前瞻的谋划，主动做强做大这一打破行政边界的新型城市化区域。

《财经》：如果不及时重视，可能导致中国的产业加速转移至东南亚。

唐杰：深圳的外环线是切过东莞的，所以东莞的凤冈镇很繁荣。我们需要以新的视角来看待行政城市和经济城市的关系。城市是一个连绵的经济区域，城市群不以行政边界为界。深莞惠三城应该认真考虑现在以四大企业为主构成的这样一条经济带。把这条带的产业服务做好，这样深圳的制造业永远不会空心化。张五常说深圳是世界宇宙中心，就是说这是一个巨大创新区域和巨大制造区域的天然联动。

现在深圳大量的产业外迁到湖南，跑到河南去，原因就在于深圳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不够紧密。深圳和上海的差距是什么？上海是一个城市和三省的关系，可以出现一级核心城市、二级核心城市，然后是三级城市和多功能城市的关系，高快速路网和轨道交通密度高多了。大学的配比和城市间、产业园区衔接水平高得多。这其中既有城市化历史的差距，当然也有主观认识的差距。

深圳应当有这种胸怀，深圳已经不再是由分散的工业园区和开发区构成的工业城市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深圳应当有主动提升大湾区城市群凝聚力向心力一体化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财经》：中央不是给了深圳改革土地管理体制的政策吗？深圳以前的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的错配问题，能不能进行调整？

唐杰：深圳的工业用地开始缩减，但仍然处于大城市工业用地标准的高线，工业占地比例略高于工业增加值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未来应当进一步提高工业用地的产出效率，形成更加合理的土地利用格局。宜居城市需要有更多的土地用于公用基础和文化设施，用于教育、卫生医疗事业，要以人为本。深圳辖区面积小于2000平方公里，长期加短期人口接近2000万人，人口密度已经居世界前列，与深圳人口过密相对应的是周边城市人口与经济过疏。这与长三角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上海的人口密度是6000人/每平方公里，毗邻城市是4000人，再远是以3000人、2000人、1000人/每平方公里递减。深圳与长江三角洲的明显差距是，一出深圳骤降到2000，不存在中间层级，这是未来广东城市化要补课的内容。

深圳人口向东扩散应当是个方向。比如从大亚湾进到深圳中心城区一小时多点，一堵车就要两三个小时。采取广佛轨道同城化的方式，50公里-60公里的距离，40分钟-50分钟通勤是个理想的选择。这也涉及其他城市是不是愿意，凭什么我要当你的后花园呢？解决这个问题也与税收体制有关，假如按照居住地征收个人所得税会如何？靠近核心大城市，人口密度较低周边城市就会有吸引人口的积极性了。

《财经》：在长三角，市场的力量造就了既成事实，不管怎么有分歧。

唐杰：上海怎么能保持发展呢？核心大城市优势是多样化创新的优势，中小型城市专业化规模生产的优势。多样化的优势还表现为，上海剪吹染发要1000元，周边中小城市可能只要200元。这不是因为上海剪头师傅比周边城市的劳动生产率高，而是他分享了大城市高劳动生产率的福利，服务高收入人群。周边城市的服务价格为什么会低呢？因为整体收入水平低，所以分享的也就低。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扣除价格因素后，核心大城市和周边中小型成市的实际人均收入具有收敛一致的趋势。扣除价格因素后，核心大城市与周边城市人均实际收入的差距可以概括为创新的差异。

如何打造真正的“湾区制造”？

《财经》：从空间角度来讲，深圳有一个雁阵式的企业生态。

唐杰：日本有精益生产模式，将生产环节分出去，让小企业生产零部件等等。假设技术、产品不变，只要便宜我就买你的，你就供应我。深圳不是这样的，大多数是创新性产品，不是说我将生产环节分给你。首先你要具备一定创新能力，可以加入我的供应商。深圳的技术不断变化，华为一年几变，你要能供给我产品，你得跟着我变，要求创造这么一项技术，达到华为的标准。

当我们讨论华为模式时发现华为有一级供应商、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搞到五级的时候，华为在珠三角是有上万家供应商企业。这就是华为的产业链。三级供应商给二级，四级给三级。

日本的雁阵理论是我先进、你们跟着我飞，共同的福利可以提升15%。华为创新模型超越了日本精益生产模式的地方在于供应商之间背对背的创新过程，很多小企业就脱颖而出了，可能从五级供应商变成四级，从四级变成三级，从三级变成二级，再变自己独立，也许再给vivo和OPPO做，议价能力更强、获利更大。为什么在深莞惠边界上，四家企业在那儿做呢？一定有很多企业同时是华为、vivo、OPPO和比亚迪的供应商。

《财经》：这样效率也是最高的。

唐杰：深莞惠三城应该抓住这个地方。这真正叫市场创造出的跨城市合作。三个城市如何为边界地方生成的企业、生活的人民提供更好的创新环境，打造真正的深圳制造或者叫湾区制造。为什么制造业一定要在深圳？我觉得这是三市应该不断地细化，向东莞、惠州境内更多地蔓延。深圳已经把很多高速公路变成市级公路了，不就是把收费权取消了吗？

当收入差距很大的时候，意味着政府管制水平的差距很大的，这会成为产业转移的制度障碍。为什么很多深圳企业愿意外迁的距离远远大于深莞惠都市圈？要论便宜，去越南；要论方便，家乡最方便。为什么要跑江西、跑湖南、跑河南、跑四川？那是家、是血脉、是熟人社会，所以一定要跑过去。广东要真正反思下，周边城市可以承接的话，企业外迁就会就近布局。

有企业家曾说，我是东莞人，在广东投了一两个项目，但真的不想投了，太累了。今天村书记找你吃个饭，明天镇长找吃饭，什么事都没有，就喜欢吃饭。不吃饭行吗？不行。就想跟你聊天。深圳就不同，是个规则社会，不是熟人社会。熟人管不管用？管点用，但更多是规则。这些都需要研究，长三角和珠三角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文环境有关系。

《财经》：深圳或者广州现在应该很有危机感和压力，否则长三角在未来五年的超车发展会更明显。

唐杰：长三角的特征就是三个方面。首先，一体化程度很高，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城市分工能力强，基础设施发达，教育人才强，构成了一体化的基础。其次分别是创新高地和强大的制造基础。合肥是国家科技重镇。广东过去显得“活”，这个“活”到现在为止意味着中低端产业的象征，向产业高端攀升的难度很高。

深圳打造深港科技园区、南山光明科学城、西丽湖科教城，加上南沙，广东现在有四个创新中心。这四个意味着广东发生重大变革的标志。过去就是靠廉价，未来一定要靠创新。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的航天航空造船生物医药与信息产业综合实力都很强，既具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也具有综合科学技术优势。除上海外，合肥、南京、杭州的综合教育科技优势十分明显，人文素质也更高一些。陆铭教授的研究发现，历史上江南重视教育的传统到今天仍然对长三角的发展具有影响。明清进士及第以江南为盛显示出十年树木与百年树人的历史文化积淀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影响。

《财经》：从文化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唐杰：长三角以前虽然读四书五经，但是教育的传承、历史文化，包括忠诚度，都是极大的影响因素。陆铭也说研究结果提示人力资本可以传承的。现在看广东，人力资本真正发生重大变化的地方，是深圳。为什么深圳可以变化？移民城市是个重要因素。粗略地描述，20世纪80年代深圳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是小学五年级，90年代是初中二年级，2000年是初三到高一，现在大二。这个变化是美国1880年到1980年100年的变化。深圳大概用了十年完成了从初中到大学的跨越。所以我举双手、把脚都举起来赞同深圳办大学、办科学城。整个广东的孩子上211大学比率不仅远远低于京津沪，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前段时间东莞办大湾区大学引起网上一番嘲笑，说广东大学大跃进。但从长远看投资办大学造成的投资失误一定比较低。

如何做到十九大说的，打通从前瞻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过程。整个大湾区走向创新的前端一定要有扎实的基础研究能力，但从基础走向产业化中间的链条又是很长的，不可能短期见效，能不能、值不值得坚持做下去，还是继续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利用全国乃至世界的基础研究成果？我觉得广东和深圳在这一方面还是要立足长期发展，告别短平快，向上海学习，向长三角学习。

长三角已经有众多一流大学，对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苏州籍院士现在还有六十几位。提高一个民族、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科学水平、人文水平确实不是一两天能做到的。广东现在面临的问题，要充分看到自己的危机、自己的缺陷，我们现在要学华为什么？华为在顺风顺水的时候，保持着强烈的危机意义，天天讨论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尽可能做好准备。

《财经》：深圳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唐杰：一定要思考。深圳和硅谷很像，八到十年出现一轮转型升级的周期。深圳过去有周期，今后还会有周期。如果不能在衰退中推动创新产业的发展可能就会陷入持续的衰退不能自拔，这是我们在底特律看到的现象。现在很多人怕调整，调整是从淘汰落后的角度看问题，不要怕衰退，要敢于面对经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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