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打捞出作家王林与崔嵬的相交过往（日记中打捞出作家王林与崔嵬的相交过往）

1943年1月于温塘。前蹲左一刘燕瑾，后排右四崔嵬

王林、刘燕瑾结婚照

冀中抗战期间。左起：刘燕瑾、孙民、胡汐、崔嵬

崔嵬

王林

王林日记1959年10月18日

◎王端阳

文史学者王端阳近年来致力于整理其父、作家王林的历年日记。

王林早年积极要求抗日，是海鸥剧社的领导和组织者，与同为社员的崔嵬相交相知。后参加“一二九”运动，亲身经历西安事变，1937年任冀中文协主任、火线剧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著有长篇小说《腹地》《幽僻的陈庄》等。

今天本版刊发王端阳先生据其父日记所撰写的回忆文章，缅怀两位杰出的文艺界前辈。

父亲王林和崔嵬相知相交的半个世纪中，有三个历史节点：一是上世纪30年代初在青岛，一是40年代在冀中，再一个是50年代以后在京津两地。

崔嵬的《游击队》虽是“碎凑”却有能吸引群众的优点

1930年8月我父亲王林考入新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时21岁。次年4月，中共青岛大学党支部成立，父亲任支部书记。1932年春，党支部发动进步同学成立了海鸥剧社，演出了《工厂夜景》《月亮上升》等话剧。当时崔嵬因山东实验剧院停办而失学，住在青岛姑母家，常到青大打篮球，有时也旁听中文课。因听说他是实验剧院的学生，父亲就拉他参加了海鸥剧社。

1937年我父亲来到冀中，组建了火线剧社，并任社长，后离开剧社，到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联合会任副主任。而崔嵬于1938年到延安，后来到晋察冀边区。虽然分隔两地，但我父亲仍关注着崔嵬的动态。他在1939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

晚间演戏，我仔细想来，崔嵬的《游击队》虽然是“碎凑”，有思想的人看来不值一笑，然而却有其能吸引群众的优点。白胡子老头和疯子叫人看来好似临时凑的，然而却能活跃舞台空气，这是崔嵬的舞台技术和聪明。

1942年11月，崔嵬任整编后的火线剧社社长，并于1944年7月带着剧社回到冀中，这样他们又重逢了。有意思的是，我未来的母亲刘燕瑾正在火线剧社，我父亲为了追求我母亲，经常来往于剧社，崔嵬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当然，除了“找对象”，他们也进行艺术交流，比如在我父亲1946年8月8日的日记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载：

对我的感情大概稳定些了。她上次来同意照个合像给家里捎去，昨夜又谈她如何能对付公公婆婆，意思愿意回趟家。只是怕生小孩。

旧历十一的月亮，晴亮的星空，我俩走在公路上，庄稼道上，高粱地、谷子旁边。月亮，美人，田野，清风，说不完的情语，做梦似的对于婚后生活的憧憬！

老崔……昨下午找他，他谈对《白毛女》的排演改写计划，又打算改成梆子。对河间大戏营业与剧务分开做也赞成，提出《歌与剧》也愿早日出版。很有向上的决心。

8月24日，我父亲和母亲举行了婚礼。参加婚礼的除了金城、郭维、梁斌等人，自然少不了崔嵬。大概都是文人吧，“结婚闹房闹得不算太凶”，而且“五里铺有枪声”。

接着于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火线剧社演出了我父亲写的话剧《死蝎子活毒》。

10月15日在火线剧社举行的冀中文协成立大会上，父亲当选为主任，崔嵬当选为副主任，又走到了一起。

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笑话，我母亲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记下这么一段：

回想起昨天人们的一段谈笑，直到今天还非常让我暗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都愿意瞒岁数。”不知是谁这样说了，就引起了一个题材。

“嗯，真笑话，王林早先比我大两岁，可是这会儿又比我小了，哈……”老崔（嵬）一只手拿着帽子，一只手在搔着那已经快秃到脑顶的光亮亮的脑袋。

“你看啊，当着人家大刘（燕瑾）的面，你就这样说，多捅人虚荣心啊！”小胡善意的这样说。

“哎，那有什么呢，就是大，我现在也没意见，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肯定了，这种虚荣心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趁势这样说，好像也是个反攻。

“哼，你别看人家王林比你大，可看起来比你年青呢！”老李也这样打岔说。

“嗯，比我年青，我才不信呢。你看他那脖子全向前探了。王林我看快呛不了啦！哈哈……”老崔又这样打趣。

“哎！王林就是个受苦人啊，一下子就让你给拿着了！”老李在做着鬼脸。

“那哈个，情人眼里出西施啊！”我又笑着说，别人也全笑了。

“哼，你别看我外形老，我心里可年轻呢！我精神还满负有青春的朝气！”老崔得意的挺直了胸。

“崔社长是不老，人老心不老啊！”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全屋都笑了。

“嗯，以后到外边去拍电影，我还准备演银幕的小生呢！哈……”一边大笑着，一边顺手向上一抱肚子，就向门口走了。

“崔社长演小生，我看你演小生他爹吧！”于是屋里就又是一片哗笑。

谈笑算结束了，这是多么有趣呢！（选自《火线剧社女兵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从这段对话，就可以看出剧社内的气氛。可惜的是，这种和谐的关系被一件事打破了，这就是“崔嵬被打”事件。话还得从头说起。

剧社和谐的关系被一件事打破，那就是“崔嵬被打”事件

1946年8月，火线剧社在一次演出前，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警卫员在舞台上来回走动，非但不听剧社工作人员劝阻，还态度蛮横，引发双方冲突。演员赵森林一时冲动骂道：“打他个狗腿子！”导致双方动手。当时崔嵬在场，觉得他们太不像话，没有及时制止，反而说道：“有什么了不起，狗仗人势！”林铁那天没来，而他的夫人弓桐轩就坐在台下，觉得扫了面子，要求处理。数天后，崔嵬到村边地里拉“野屎”，被林铁的警卫员发现打了一顿。

我父亲8月8日的日记中，还有这么一段：

老崔在三天给他提意见后，确有转机，确有向上的决心。昨下午找他……很有向上的决心。但是夜间到城里帮助化妆，到厕所中去被首长警卫员们用皮带报复了十几下。上次起冲突，不论态度如何不好，基本上是为工作，是一时冲动。这事，是在十几天之前就有酝酿，是有计划的，是完全为报私忿的！上一次老亢还说打了也没有法，这次也着了急，要派李湘洲去慰劳。《前线报》曹也慨愤说我若是崔嵬我就不干了，回张家口。

这里提的首长指的是林铁，老亢既王亢之，冀中区党委副书记。

这件事引起剧社广大演员的不满，甚至想要罢演，再一次和林铁的警卫人员发生冲突，从此结下“梁子”。区党委要处分崔嵬，还要开除党籍，甚至还关过一段时间。副社长傅铎偷偷去看过他，还带着人去请愿。戏剧队长郭维正准备奉调到群众剧社当社长，还没走，他向区党委反映，崔嵬可是个“名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处理他要慎重。但最后还是给了崔嵬一个警告处分。

以上的述说，是数十年后火线剧社的老人陆续跟我讲的，他们包括郭维、王德厚、傅铎、宋珍以及我的父母。

当然，区党委处分崔嵬有其表面的原因，据说是生活特殊化，比如养了一只大狼狗，还有一匹马，像他这个级别是不应该配备马匹的。这也是在那些“老火线”中传说的。我想，既然是冀中区党委的正式决议，一定会有档案，但我们无法看到，我只能从我父母的日记中找到一些实录。

之后的结果是可以想到的，崔嵬离开了火线剧社，离开了冀中，又回到华北大学文艺学院任创作研究室主任。火线的人都说，崔嵬是被排挤走的，这对冀中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以后崔嵬的经历也证明了这点。

再来看看我父亲的反应，他在1947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旧历的一月十六，我们又起了一个五更，吃完了饺子即套车起程了，当天赶到秀珍家。因为要看联大文工团演出，所以又住了三天，到二十日才到达火线剧社。人们一见即乱寒暄，说什么的全有，真是革命队伍的家呀，它向我倾吐着非常真挚的热情，使我感动。

到家听说崔社长调工作，当时使我非常惊奇，因为在艺术领导上的确是我们后一辈的损失，可是提起他的人事关系与经济享受，则又使我对他毫无留恋。我相信他走了以后，下级干部会发挥更大力量，工作不见得搞不好，所以也就没什么。

他先是非常惊奇，看来事先完全没有料到，同时也预感到了这种损失，作为一个党员，又不能不相信区党委的决议。但作为一个老朋友，他还是忍着病痛，走了很多路，只为请老崔吃一顿饭。他在2月18日的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

昨天看电影《楚霸王》，这是九年来第一次看到的影片。当然哪一方面也不如过去。今天请崔社长吃饭，所以两天来倒走了不少的路，现在的确感到走路困难了，并有时肚内还痛，谁知道有毛病没有呢？

这件事到此似乎结束了，以后也很少有人再提。其实在人们的心里，对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1953年1月2日我父亲“夜访孙犁同志。他说来时地委正开紧急会议：扩兵。梁双璧同志传达工作在定县遇见孙犁说：过去冀中对文艺工作照顾不够，比如对崔嵬。孙说：崔既然不对，但对付他的办法也不见得对！很中肯。”梁双璧当时也是冀中区的领导，此时任地委书记。

两人处境的变化 让父亲对崔嵬避之唯恐不及

后来崔嵬随解放大军南下，进了武汉。再后来他拍了电影《宋景诗》《老兵新传》《红旗谱》，还导演了《青春之歌》，一下子成了“著名”人士。而我父亲的《腹地》成了新中国成立后被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59年还戴上了“右倾”的帽子，两人的处境可想而知。1959年10月18日崔嵬到天津，到处打听王林。我父亲听说后唯恐避之不及，他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窘态：

……下午带孩子到俱乐部玩，遇梁斌同志，他说崔嵬和凌子风同志在舞厅，并说崔嵬还打听过我，让我去舞厅去找他们。初闻之下，甚喜。但在途中又感到自己目下“家败人亡”，哪有面目再见老友，尤其是正在走红字的老友呢！甚踌躇，不愿去找。在旧楼门口又遇见鲁荻同志。他一见我甚吃惊地说崔嵬打听你，还以为你尚没有回津，就没有叫你。他满嘴酒气，想是在席间提起了我。我说我去见他们，去了几步又退出，眼中不觉泪已汪汪。往南走，又遇鲁荻同志，说是舞厅不许孩子进，所以没有进去找。划船到西河沟时，克平划着船说：“那不是那个叔叔！”我回头一看，正是鲁荻与崔嵬带一小女孩往南走，似找寻我状。我惭于见人，亦未打招呼。……

但他没能逃脱。10月20日我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午电影厂请崔嵬同志吃饭，约我陪客。晚上崔看曲艺，我也陪了。他在青年中可红了，电影院的观众们一围就围住他，跟着他不散。”至于谈了什么，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我估计不会有什么深谈，毕竟两人的处境和心态各不相同，而且崔嵬始终被“粉丝”围着不散，也没给他们留下“私谈”的空间。

“文革”开始后，他们受到各自单位的冲击，批斗、关押，已不可能再见，倒是有北影厂的人找我父亲调查崔嵬的历史情况，前后有十几次之多，当时的词叫“外调”。我父亲是受管制的“反动学术权威”，一切行动都要经过文联一个叫“红旗”的造反派组织同意，包括外调。外调之后还要向“红旗”报告。目前保存着4份这样的材料，现摘录几段：

去年三月间，有个中年人来调查崔嵬的材料。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个来调查崔嵬者，我估计他是北影的，他本人没有说，文联革命组织介绍接谈时也没有交代。此人约有五十岁上下，口音南腔北调，瘦型，但不是消瘦。表情沉着、老练、世故，对文艺界的历史情况很熟悉，提问题提的也很具体细微。第一次来他主要调查崔嵬的历史情况，也曾问过崔嵬是否跟××同志同学。我如实回答了。第一次他的态度还是调查材料者应有的态度。第二次来，在第一次来的一个多月以后，另外带着两个青年。

第一次来时我向他详细说和写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青岛大学（一九三二年秋改名为山东大学）海鸥剧社的情况，并且着重说明了这个海鸥剧社是中共青大党支部直接领导的，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还曾介绍了过去的文字资料做参考。但是第二次他来时，第一句话就说：“海鸥剧社是国民党搞的，你为什么不说？”斥责我“欺骗”了他。我乍听之下大吃一惊，列举了很多事实和证明，说明海鸥剧社是中共青大支部的赤色群众组织。但是他又不知从何处搜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材料，要证明海鸥剧社是国民党搞的。其中最令人莫名其妙的证明是：“你们海鸥剧社的演员有跟国民党有关系的！”我说当时是国民党在全国专政的时代，是国民党开办的大学，校长、教授、职员、学生，甚至工务人员，上上下下都有国民党的党员。是否我们海鸥剧社中的演员有跟某一国民党教职员是师生关系（他心中是有所指的），就可以断定这个一贯起革命作用的海鸥剧社就是国民党搞的呢？

他见我列举的证据有说服力，态度也极严肃，也就向那两个青年递眼色。两个青年装没有看见，不言语（这两个青年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中年人用诈唬材料不得逞之后，就转移了目标，询问其它问题，最后也没有叫我写材料就走了。这个中年人的第二次来调查材料，我认为不太好，因此给我印象最深。（1968年3月28日）

其实这些人调查崔嵬的真实目的是调查江青的历史情况。我父亲察觉到这一点，没有提供任何有关江青的材料。事后证明这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崔嵬。

崔嵬去世，父亲热泪奔涌

到了“文革”中期，他们先后从干校出来，虽还没有“解放”，但行动自由多了，这时他们互相看望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

1970年5月，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来，准备参军去昆明。临行前父亲说，崔嵬叔叔从干校回来了，你应该去看看。这样，父亲带我去了崔嵬家。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崔嵬叔叔。我父亲的日记是这样记述的：

到崔嵬同志处，他们过大星期，公休两日。他还是那股子劲头，老火线的石茵、吴丽两同志也来看他。

临别前我建议他要好好考虑怎样在电影上搞出新的水平来，搞出个能代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完全创新（创社会主义之新）能够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电影来。党的五十周年还有十三个月，我们对党要有一定的表示。这样也对得起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1970年5月17日）

我在日记中则写道：

上午九时全家都到崔嵬家。老崔看上去很壮，头发脱了很多，他干脆理了个光头，几个月的劳动，头、脸晒得发红，个子又很高，身体很壮，看上去就同“朱老忠”一样，只是戴了个眼镜。他现尚未解放，他谈了运动中的一些事，他说那时对运动是不大理解，和群众顶撞得厉害，他们有些真是无理取闹。之后，又一起回忆起冀中时的情况。这是老战友多年未见、现见面最喜欢谈的话题，一谈起来，真是得意忘形，谈笑风生。我也特别爱听。（1970年5月17日）

我父亲还把新写的剧本《草原风暴》拿给他看，征求意见：听了崔嵬、胡苏两老同志对《草原风暴》初稿的意见，最大问题是明显了。改，既没有生活基础可供改，又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通。……理由无非是生活是这样，艺术不能这样。这就使我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生活历史与艺术的典型的关系了！

我在思想上虽然还不能立刻通，但也没有勇气坚持己见。只好把它塞进抽屉里，沉淀多年，等我的思想有了新的开窍再说了。（1972年10月31日）

下面几篇日记，记述了我父亲在崔嵬去世前后几天的经历和心情。

下午到北京医院看崔嵬同志，内科主任张说是肝癌，而且是急性的。

听到这消息，心里像掉一块肉似的难过！

汪洋等同志也去看老崔，他上午刚参加了宣传口欢迎胡耀邦同志上任的会，胡在会上对今后宣传工作做了概述，其中谈到“双百”方针，他说要贯彻。（1978年12月31日）

大刘方才给何延同志通话，才知道崔嵬同志昨日上午十一时与世长辞！

我和大刘在上月三十一日下午看他时，他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那时他瞪着两大眼睛还能认出我们。

哎，永别了！永别了！（1979年2月8日）

《忆崔嵬同志二三事》誊清寄给《光明日报》文艺组。重读发稿时，不觉热泪涌下。

在《忆崔嵬同志二三事》中是这样记述的：“在他与世长辞的前七天，我到医院里看他，他已经在半昏迷状态中，仍然约我合作反映冀中军民粉碎日寇五一大扫荡的电影。我回到住处，流着眼泪在日记里写下这一行字：老崔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1979年2月16日）

1979年2月20日下午，崔嵬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很多火线剧社的老战友来参加，我父亲代表原火线剧社社员敬献挽联：深深悼念无产阶级艺术家、原冀中军区政治部火线剧社社长崔嵬同志：

敌后继现延河志，北岳驰骋跃平原。

呕心沥血创新艺，立马火线白洋淀。

战歌响彻青纱帐，率队飞旋燕赵间。

挥泪痛悼老社长，映红崔嵬太行山。

供图/王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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