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司马迁忍辱写史记）

司马迁（前145—前90），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仍发愤著书，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

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撰写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记载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当时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谈因病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心中愤懑，致病将死。临终前，嘱托儿子司马迁。正是这次父子对话，造就了伟大的历史篇章《史记》。

回顾家族显赫的历史，司马谈感到无比骄傲，他自豪地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司马氏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可是，到了司马谈这一代，祖祖辈辈所经营的事业渐渐衰落，眼看着今天就有可能断送在自己手里。带着极度遗憾和失落的心绪，司马谈语重心长地叮嘱司马迁：“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谈希望儿子继做太史，接续祖先的事业，同时不忘自己想要撰写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的理想。

司马迁能否承继祖业，并实现自己未竟的宏愿？司马谈殷切地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在司马谈看来，孝道不仅仅是奉养双亲，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后世，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司马迁从小就接受儒家思想熏陶，备受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影响，自然会对父亲的苦衷和期望心领神会。

为了鼓励司马迁，司马谈列举了周公、孔子的事迹，希望这些人能够成为儿子的典范，他谆谆教导：“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天下人为什么称道歌诵周公？只因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同样，为什么天下人崇敬膜拜孔子？那是因为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正是他们两人在中华文明史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司马谈以周公、孔子激励司马迁，可谓用心良苦。

面对自己的不幸和愧怍，司马谈再次提醒司马迁：“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孔子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春天，提到“西狩获麟”，并为此落泪而长叹“吾道穷矣”。孔子曾写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之后不久便去世了。司马谈提及获麟事件，无非是再次暗示司马迁，要有孔子一样的志向。孔子去世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没有人能够续写历史。如今正好汉朝兴起，海内统一，遇到了明主贤君，还有众多忠臣死义之士。可惜司马谈作为太史，未能尽职，没有把这些人物予以论评载录，从而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他甚感惶恐，而此刻，唯有寄希望于司马迁了。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再度回忆父亲的追问：“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父亲为何提及周公、孔子，为何要强调五百年这个时间节点？关键是，为何要提出“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秉承《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精神和宗旨？”意思不言自明，“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老父亲就是希望司马迁仿效周公和孔子。即使不能做到周公那样，也要向孔子学习，续写《春秋》。正是理解了父亲的意图，司马迁才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于是，“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把著述历史的责任从父亲的手中接过来。继任太史令后，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写作《史记》，实践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时年四十二岁。

依据什么作为创作《史记》的参照？曾经师从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孔子所著的《春秋》自然便成了司马迁的创作典范。

孔子为何作《春秋》？董仲舒告诉他：“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在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孔子只好退而著书，“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静下心来，收集各种资料，决定写《春秋》，以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使国家政事能够通达。

《春秋》是怎样的一本书籍？司马迁做出了高度的概括：“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这是由孔子所处的地位和高度所决定的，无疑，《春秋》的高度就是孔子的高度。因而，编写历史，就要站在这样的高度去落笔。

司马迁还进一步对《春秋》的意义做具体阐释。他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能够明辨是非，因而具有教化作用，是一部指导如何管理百姓的典籍；“《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阐明社会正义，因而，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春秋》的作用就更大。

继而，司马迁指出了阅读《春秋》的重要性。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首先要熟读《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一国之君，如果要明辨进谗者和盗国者，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其次，作为国家大臣，也要了解《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处理事情如何才叫合适，遇到不虞事件如何权变，身为国家大臣，只有明了《春秋》才能找到答案。再者，无论是为君为父，还是为臣为子，必须通晓《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如果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如果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有余辜的名声。

不仅如此，《春秋》还承担着宣传周礼和教化民众的作用。“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春秋》同时也是一部关于礼的宣传书。司马迁指出，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正是如此，更需要传播《春秋》，使人们通过了解《春秋》，得到教化，成为礼义的自觉践行者。

司马迁用巨大篇幅阐释《春秋》，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只有理解和坚守《春秋》的宗旨，才能把《史记》写好，甚至超越前人。正是秉持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精神，司马迁便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了《史记》的写作。

正当司马迁有条不紊地进行《史记》的创作之际，巨大的灾难横加于他。“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因为“李陵事件”而大祸临头，被关进了监狱。最后被判了腐刑，身心遭到了沉重打击。一死了之，还是忍辱偷生？司马迁面对着两难选择。他想起了父亲，自己非但没有给他带来荣光，反而是无尽的耻辱。他悲叹道：“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司马迁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灾祸比贪图私利更惨痛，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令人心悲，没有什么行为比使先人受辱这件事更丑恶，没有什么耻辱比遭受宫刑更严重。

每每念及这些，司马迁便追悔莫及：“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祸从口出，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玷污了祖宗，他觉得自己没有颜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这种耻辱感和羞愧感在肠子里每日多次回转，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像丢失了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一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直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

就在万般痛苦和彷徨之中，司马迁想起了文王、孔子等历史人物。“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古往今来，许多人尽管生前享尽荣华富贵，可死后却寂寂无闻。只有那些卓尔不凡、不为世俗所拘的人才能见称于后世。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写成了《周易》；仲尼一生困顿不得志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写成了《离骚》；左丘眼睛失明，就有《国语》传世；孙子受了膑刑，就编著了兵法书；吕不韦被流放到蜀地，《吕览》才流传于世；韩非被囚于秦，有《说难》《孤愤》传世。这些人物，没有一个不经历挫折，都是在困境中崛起，发奋著述。这正应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为什么困而著书呢？“《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什么有《诗》三百篇，司马迁认为，这都是因为圣人贤者借此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要么在思想上有解不开的苦闷，要么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追述往事，希望将来的人了解他们的抱负。至于左丘眼睛失明，孙子受膑刑，终归不被当权者重用，他们就不再抛头露面，而是退而论述自己的见解，著书立说，抒发他们的愤懑之情，想着让自己的著作传留后世，以显示自己的理想志趣。

直面所遭受的耻辱，司马迁又联想到历史上许多命运和遭遇相同的人，以此安慰自己。“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回想文王、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勃、窦婴、季布、灌夫等，这些人的身分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引决自裁。在社会上，古今都一样，哪里有不受辱的呢？

在生与死的问题，司马迁不断扣问自己：“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假如自己伏法被杀，那不过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而已，和蝼蚁没有什么区别。况且世人又不会拿自己的死与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自己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终于走向死路罢了。

司马迁终于战胜自己，发出了千古之浩叹：“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人本来就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只是各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不同而已。至此，司马迁全然明白生存的意义，“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司马迁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是遗憾自己内心的志愿有未达到，如果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这就是司马迁面对生死的初心。

正是在隐忍苟活的境况下，司马迁铸就了皇皇巨著《史记》，从而实现了续写《春秋》的伟大理想。正如南宋史学家郑樵所说的那样：“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一本轻生死、重道义，饱含血泪和耻辱写成的史书，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倘若没有一个正确的生死观和人生观，如同蝼蚁一般死去，那么，我们的文化史上就没有了司马迁，也就没有了灿若星辰的文史巨著—《史记》。

子曰：“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孔子所提倡的孝道，就是坚定不移继承前人的遗志，兢兢业业完成前人所未完成的事业。司马迁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志，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九泉之下有知的司马谈应该感到欣慰。

如果说《春秋》哺育、造就了《史记》，那么孝道就是推动司马迁前行的最大动力。每当翻阅《史记》的时候，一种孝子情怀便跃然纸上，令人掩卷喟叹，而自愧弗如。《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史书和文学巨著，更是一种伟大精神和高尚品格的丰碑。它比泰山还重，比泰山还高，傲然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