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与天下（一毛与天下）

全球的新冠疫情开始到现在已经三年。这三年与其说是抗疫的三年，不如说是社会实验的三年。实验的核心是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抗疫的成功与失败，均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这个实验对世界的未来有着重大的意义。

疫情初期中国的成功与西方的失败，是应对天灾时公权力运用成功的正反案例。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很多西方的有识之士都承认这一点。非常多的公共医学专家都认为，2020年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是非常恰当的，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些专家其实都向各自国家的执政者提出相关的建议。例如美国的福奇。但是他们也知道，这在西方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原因不是资源的限制，而是权力的限制。西方国家的公权力运用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一旦侵入到个人的领域，哪怕是涉及到生命的威胁时，也必须尊重个人的选择。抗疫就是如此，除非有可以引用的法律，否则隔离都难以实现，更不要说其他强制性的措施了。所以，我们看到的2020年疫情初期西方的乱像，本质上是两种权力博弈的结果。这让中国的一些专家也曾经很尴尬。一开始他们认为像美国这样医疗资源十分发达的国家应对疫情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哪知道应对灾难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力结构，而不仅仅是物质资源。

但是，中国的成功也绝不说明中国的模式是一种天下无敌式的模式。当奥密克戎成为疫情的主要致病因素的时候，权力结构的表现出现了不同的效果。这是近来在民众中不满的主要原因。因为奥密克戎大部分为无症状感染者，且确诊者通常症状也较轻，人们的判断也在变化，因此对个人权利的关注越来越明显。人们对层层加码的反感由此而生。

我们当然希望精准防控，以保证不过多地侵害个人的权利。但实际上那只是美好的愿望。一是技术的因素，根本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希望的精确，哪怕确定密接者这样的事情，都很难百分之百，确定一个流动的确诊者的密接者的过程，可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就不要说几百上千甚至上万个确诊者。二是像奥密克戎这样的病毒特性，如果以清零为目标，加码都难以做到，就不要说不加码了。所以，执行机构本身就有加码的动力。三是中国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国的抗疫必然是一个公权力不断探底的过程，所以层层加码除非碰到极力的反弹，否则不可能解决。这是因为公权力在中国可以发挥作用的途径太多了，甚至可以以私权利为表面样式出现。例如所谓的居委会自治。

中国的民众对公权力的配合度是全球最高的，所以说好管。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好管，就忽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之所以好管，根本还在于在中国很少谈个人权利，因为似乎这是一个见不得人的话题。也许，这一次疫情流行作为一种社会实验，最突出的是使民众开始理解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了，算是民众对这个问题反思的开始。

其实在中国，个人权利的思想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百家争鸣中的一派。只可惜，我们绝大多数人对此毫不了解，而2000多年的儒家传统几乎将其光辉彻底淹没。这个思想的提出者就是杨朱，也称为杨子。也许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提到“一毛不拔”的成语，却几乎人人知晓，只是对其来历和真实的含义却不甚了了。

一毛不拔的成语出自《孟子·尽心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一毛不拔并不是孟子自己的话，而是他对杨朱思想的总结。后人常常望文生义，把一毛不拔理解为小气，抠门，自私等。

这个成语的来历，起源于墨家和杨朱观点的争议。墨子和杨朱都是战国时期思想家，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有一点博爱的意思，而杨朱主张贵生重己，认为一切要以存我为贵。有一次，墨子的学生禽滑厘问杨朱:"如果拔掉你身上的一根汗毛，就可以让天下人受益。你愿意吗?" 杨朱说:"天下人的问题，岂是一根汗毛就能够解决的?"禽滑厘又说:"如果可以解决的话，你愿意吗?"杨朱不说话。

杨朱的学生孟孙阳替杨朱回答了这个问题。

孟孙阳说：你们是不懂先生的用心，还是让我来替先生说吧！请问，如果有人提出，痛打你一顿，给你一笔巨款，你干吗？

禽滑釐说：干！

孟孙阳又问：砍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吗？

禽滑釐不说话。

于是孟孙阳说：与肌肤相比，毫毛微不足道；与肢体相比，肌肤又微不足道。这道理谁都懂。但，没有毫毛就没有肌肤，没有肌肤就没有肢体。那么请问，难道因为毫毛微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禽滑釐表示无话可说。事实上，当孟孙阳问他拿一条腿换一个国家愿不愿意时，禽滑釐就已经清楚，后面等着他的问题必定是：砍掉你的脑袋，给你整个天下，干不干？

有人就此询问孟子的看法。孟子说了上述的话:"杨朱主张以己为重，即便是拔掉自己身上一根汗毛就可以有益于天下人，他也不愿意做。一毛不拔，确实很自私啊。”这就是一毛不拔的由来。因为孟子对此是持批评态度的，所以历来人们都这句话做负面理解的更多。

其实，杨朱的思想概括起来应该这样表达的： "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第一句话大约可以这样理解：要我牺牲自己来满足天下，我不干；要我尽取天下来满足自己，也不干。第二句话更好理解;每个人都保护好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不损天下，社会就大治了。这样的社会当然不存在，但这样的思想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提出来，却非常可贵的。

而中国2000多年扼杀最彻底的，大概就是个人权利的意识。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社会中，个人权利必须服从等级规则，所以就有“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理念，甚至在这2000多年中，这种现象被涂上一种悲壮的光环。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典籍中，抨击者少，赞扬者多。

尽管在战国时期，还不可能提出什么个人权利的概念，但杨朱的观点其实是在教平民百姓要保护好自身的权益。所谓“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的说法，只是一个逻辑思维的起点，而不是真正的一根毫毛的意思。他告诉百姓，如果你不懂得保护自己，统治者今天拔一根毛，明天就可能撕一层皮，直至无法生存。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一直在证明杨朱的逻辑。

后世多斥杨朱之说"自私"、"颓废"、"堕落"，其实杨朱之言，有其时代性质。而从中国的思想史来看，杨朱应该算是倡导个人权利的第一人。都说中国是一个“集体意识”为主的文化，过去我们几乎很少学到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朱是一个被忽略的思想家，甚至是被误解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与古希腊哲人的思想几乎同一个历史时期。由此我们可以说，其实东西方思想家的思考和观察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特别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很多思想，真正是百家争鸣，各有所长。如果让这样的百家争鸣能够延续，那今天中国的思想文化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是秦之后的皇权专制社会，扼杀了很多的思想成果，让中国在一两千年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

从根上讲，抗疫的成功与失败，都可以归结为公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平衡与否。过分倾向个人权利，面对疫情会出现社会混乱的局面，而过分运用公权力，则也会导致反弹。在现实中，这个平衡的度是什么呢？应当是法律。法律不适当的，可以修改法律，尽管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也应当忍受。但现有法律若不能遵守，则侵蚀的是未来发展基石。

就以当前反弹比较严重的封控来说，并不是没有法律。但是在现实中一方面大家已经有了不太关注法律依据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公权力也已经形成了一套逐步模糊运用的方法，所以在现实中这种平衡就看拔毛的程度了。但如果平衡破坏了，其后果的影响就比较深远了。因此，还是要回到法律的轨道上。否则即便眼前看来有利，这样的事情最终也得不偿失。

居委会本不具有封控社区的权力，这是在民法典中可以查到。其实，在《民法典》中，对社会各方的权力和权利已经规定得十分详细了，可惜的是除了专业法律人员之外，整个社会基本对此几乎无感。如果全社会都能理解自己的权力和权利，在这个基础上配合抗疫工作，而少用各种道德说教来绑架民众的思想，也许对立的情绪会少一些。

说到底，抗疫要依法，清零也要依法。而如果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都无法支撑强制性清零，那恐怕不是去突破法律，而是需要调整目标。这大概就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情况。

一毛与天下的关系，要靠法律来界定。这可能比简单地用所谓的的正能量来模糊它会有效得多。希望疫情结束后，全社会应该来一次普及《民法典》的大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