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我废弃的老家（我的老家已从地图上消失）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异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途径和措施，于2017年落地我的老家，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20年搬迁结束。从此，我的老家从地图上消失。

村庄搬迁后复垦植了树

我的老家建村在一百年前，也就是公元1910年先后，当时立村也就三户人家，一户姓闫，一户姓王，一户姓韩（也就是我的老祖太爷），从山西省天镇、洪源县迁徙过来。因当时山西天镇、洪源一带和周边地区连年遭受旱灾，农民衣不裹体、食不果腹，饥寒交迫，生活和生命受到威胁，一部分走了西口，沿着黄河流域奔向现在的内蒙古河套地区；一部分越过了古长城北上到了河北的坝上地区。坝上地区覆原辽阔，地广人稀，可开垦利用土地面积大，正是过去蒙古游牧民族的栖息地，也没走多远就上坝停了下来，来到现在的老家开荒种地，谋求生存之路。

生存是人和动物的本能，首先得有水，再看周边的草木生长是否旺盛，就判断出是否可以解决吃饭问题，考虑立村之本。我们老家村前有一个小湖，大小是一万平方米左右，东西长，南北窄，属于淡水湖，人牲口过来后，当下首先可以有水喝，周围长着野生的糜子、谷子、粟子等自然食材，能够暂且度过饥荒，维持活命，就这样落下了脚，建起了村，后来经过最山西亲亲互相介绍，过来的户越来越多，建起了村。当时没有村名，在民国时期据说是地方政府派出一个较小且靠南的办事机构起名南部办事局，后把村名定为南局子。

这就是我们村那口人畜饮水老井

让我记忆最深，最有感情的是我们村的这口吃水井，它就在村前那个小湖边，是用石头砌成的，深四米半左右，也就一丈五尺深，井口的口径是一米左右，最底下直径也是一米左右，井底用平板石头垫底压实（防止井底水土流失，水井结构变形，也好清理井底的沉淀泥砂）而后直径逐渐加大，上到一米后最宽达到1.8米，为的是多蓄水，再往上砌的口径越来越小，最后到井口缩到1.2左右，石匠用一旧的大磨盘（直径有两米多）把中间凿开一米的园孔压在最上边做成井台。这口井供应了全村几百口人的吃水和所有大小牲畜饮水，从来没有缺过水。后因水质变差被废弃。井里的水面离井口也就一米五左右，因为它前边紧挨着那个小湖，湖里一年四季都有水，井里一年不缺水，我的童年、少年就是吃这口井里水生活的，长大后多次回去还看了这口井。后来，因联产承包责任制，分产到户，自家院子里打了压水井，这口井又是厂口井不卫生，慢慢用的人少了，再加上村里的人口增多，需水量增加，那个小湖多年来被泥土沉积填满，蓄水量变少，井里的水也变少，再后来打了深层井，拉上了自来水，这眼井也就被废弃了。

还有我们那个老村子，东西长有一千多米，南北也就一百多米，七十年代也就六十来户，到了九十年代增加到一百八十多户，村子里盖的房子也就多了起来。七八十年代住的都是土坯房，一家住两到三间，每间房十五平方米左右，锅头在家里，烧着过火土炕，这间房既是厨房，也是卧室，还是餐厅，一房多用，堂地既是库房、也是过道，因为当时建筑材料比较紧缺（椽子、檩子买不到，坝上还没有树，想买还的去口里、也就是老老家买），当时是计划经济，国家也很困难，再加上手里也没有钱。住房没有顶棚，取暖和做饭主要用的是柴草和干的牲畜粪便，冬天男人们抽着土烟卷，把家里顶棚熏得黝黑黝黑的，数九寒天玻璃结冰，顶棚和后墙结雪，室内温度也就十来八度，有时可能在零上三四度，早晨出气好像冒烟，白天主要靠日照升温，黑夜全靠一条土炕取暖，为何说家暖一条炕。到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市场也放开了，人们的收入也增加了，生活相对好过了，手里有了钱，土坯房也吊上了纸顶棚，室内墙围子也画上了风景画，个别外出挣上大钱的，盖起了砖瓦房，村庄占地面积也变大了，整个村庄也显得生机勃勃，很有活力。

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外出务工经商的越来越多，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后在打工地落下了脚，有的也买了楼房，回来的时间越来越少。到二〇一〇年中后期，村里只剩下个别种地户和六七十岁的留守贫困人口了，平时全村也就五十来口人。2017年被列为易地扶贫搬迁村，2019年全部搬迁到所在镇大青沟，安置点落户，到2020年村庄拆迁复垦植了树，从此，地图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