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是怎么起家的（娃哈哈的发迹史①母亲说）

宗庆后，娃哈哈集团创始人。有三个人（“三珍”）在他的生命和事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母亲王树珍，他的领导傅美珍，他的夫人施幼珍。

母亲：王树珍

王树珍那时候不单要管理一个小家，还因为自己的持家才能，被祖父、祖母赋予了管理整个大家庭的担子。她不知自己如何赢得了这艰难的使命。她曾说过：“到了南京之后，公公婆婆看上我了，一定要我管家，我很年轻哎。我妈妈在的时候，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做，厨房都没进过。我妈是格格出身嘛，小姐怎么能进厨房呢？我一样都不会。可是他们一定要让我管家，公公一定吃我烧的菜。大概是看上我能吃苦吧。当时我真的是不会做，但他们就说我烧的菜好吃。”

领导：傅美珍

宗庆后41岁那年获得了一个机会：杭州市上城区文教局要对下属的校办企业经销部采用承包经营的方式，并选拔经销部的负责人。这是傅美珍副局长的想法，得到了时任区委书记的支持。宗庆后作为“能人”被傅美珍副局长推荐为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的候选人。

妻子：施幼珍

施幼珍小宗庆后四岁。她与丈夫一样，是一个充满忍耐力的人。插队下乡的生活，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说，所受到的最大训练就是忍耐，忍耐命运的不公、岁月的易逝、生活的残酷，以及各式各样的艰难、寂寥和绝望。他们的婚姻生活也是如此，算是一个彼此接纳、相互忍耐的案例，尤其是她要忍耐丈夫刚强有余、欠缺温柔的大男人性格，以及有时候爱事业甚于爱家庭的野心。

宗庆后的父母：宗启和王树珍

宗庆后，1945年10月11日出生于江苏徐州。父亲叫宗启。宗启毕业于中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南京政府的邮局谋了份小职员的差事。

宗启拥有一个光辉的姓氏，宗，宗泽的宗。在宗庆后的整个少年时代，唯一值得骄傲的、整个家族带给他仅有的光荣，就只剩下这个姓氏了。

作为一种纪念，2012年3月，在北京参加两会的时候，他和另两位宗姓代表还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聚会。

父亲是名将之后，而宗庆后母亲的血统也很具有传奇色彩。

宗启在读中国大学时有一位要好的王姓同学，是满族镶黄旗人，王同学的母亲是一位格格，父亲在北京做邮政局局长。王同学的母亲去世得早，六年后父亲也过世了，家中还有一位小妹。王同学见宗启忠厚可靠，就做主将妹妹许配给了他。这位格格的女儿，后来就成了宗庆后的母亲，名叫王树珍。

宗启和王树珍缔结婚约的时候，宗启还在读大学，王树珍还在北京的志成中学读高中。

王树珍对这桩指定的婚约并不十分满意，她后来曾说：“如果我爸爸妈妈活着的话，我不会嫁给他。他是一个大家庭，我家就我这么一根独苗，哪会嫁到这样的大家庭？不是要吃亏、受欺负吗？可是也没办法，父母不在，只好听哥哥的。”说这话时的王树珍已九十多岁，她几乎已经把整个命运的坎坷都背负尽了。

宗启的确生于一个大家族，他属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启”字辈，兄弟姐妹有十几个。宗启对宗庆后说，祖父曾担任过张作霖的财政部长，还出任过河北省的代省长。

在宗庆后的整个生命中，母亲是对他影响最大也最为深刻的一个人，除了生下他之外，她还赋予了宗庆后性格并且最终形成了命运。

宗启、王树珍订婚之后，在苏州度过了些时日，与父母一起住在宗启的二哥那儿。

宗启的二哥在江苏宿迁县担任县政府秘书长，他后来托一位朋友帮宗启在宿迁的县政府里谋了个小职位，宗启就去宿迁上任了。

王树珍过了些时日才在二嫂的陪送下过去，算是一个完婚的旅程，对那桩婚约的最终兑现。

王树珍回忆说，他们刚到宿迁的时候，宿迁还处于日伪的占据之下，没过多久便光复了。

那时候的宿迁如同乡下，城中仅有一条繁华街道；又经多年的频仍战乱，满目疮痍。

王树珍没多久就怀孕了——那就是宗庆后。又过了没多久，日本投降了，宿迁光复了，南京也光复了，整个中国都光复了。宿迁光复之后，宗启滞留在了宿迁。宗启的兄长和县长一起开溜了，他们把宗启留在那里办理移交手续。

那时候重庆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都借机大肆掠夺，被时人讽为“五子登科”。前来接收宿迁的这位见宗启是宿迁县政府秘书长的弟弟，以为他一定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便想大敲一笔竹杠，要宗启供给几万套军装，或是私下给一笔买平安的钱。

县长和兄长一起开溜了，宗启没有钱，也没有弄钱的本领，就只好乖乖地走进接收大员为他设立的牢狱中。

王树珍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在穷乡僻壤的宿迁生孩子也不方便，况且宗启还被关押。无奈之下王树珍就去了徐州投奔宗启五哥一家。怀孕时通常会害喜，王树珍却没有，何况也没啥可吃的，整天吃烙饼、喝黄豆芽汤，吃饱算数。她很庆幸，“我就吃这个，宗庆后也长得蛮好的，生下来有九斤重嘞”。

宗启在监狱里待了不长时间，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就开溜了。这次赶跑他们的是新四军。他们打开牢门，把这些受压迫和受迫害的人全解放了出来。他们还给宗启发路费，建议他到延安去寻找光明生活。宗启说，我现在还不能去，我老婆快生孩子了。于是新四军就给他开路条、发路费和粮票，让他能够安全抵达徐州。

王树珍说，就在宗庆后出生前不久，宗启到了徐州；如果不是新四军的突然出现，他就要被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给枪毙了，宗庆后将从此成为无父的孤儿，自然也不会有宗庆后的弟弟妹妹们了。

在历史的记载当中，日军投降之后，活跃在宿迁附近的军事力量，既有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也有国民党桂系的武装，甚至还有原在的伪军们。新四军在8月18日攻克了宿迁县城，10月3日还在宿迁外围消灭了一支大约500人的伪军。

宗启到徐州的时候，徐州也刚刚光复。下午五点就开始宵禁。他担心妻子的生产，又因为是第一个孩子，岳父母双亡，父母又不在身边，没有可供咨询及依托之人，便寄望于医院。

他们在医院住了十几天，一直住到10月10日。那一天是民国国庆日。第二天晚上十点，王树珍就要生产了。在医院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后，十二点的钟声刚响过没多久，她完成了分娩，他们的长子降生了（12日）。

生下来不久，孩子一直在哭，母亲也一直哭；孩子哭是因为没得吃，王树珍哭是因为奶水涨得痛。那时这个婴儿太小了，没有力气把奶水吸出来。据说后来医生抱了一个六七个月的孩子来吸奶，才把乳管通开了，他才可以吃上奶。

10月11日是这个孩子的生日，与所有户籍记录上的10月12日不同。由于这个孩子排行“后”字辈，又是“双十节”后出生，他的名字便叫“宗庆后”。“庆”是母亲定下的。

母亲告诫：今后看到别人吃东西，必须马上走开！

在宗庆后出生之后不久，宗启去了南京，在南京政府邮局系统继续自己小职员的生涯。可是这政府依然没维持多久。1949年春夏之交，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插上总统府，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时代算是结束了。

王树珍说：“我公公婆婆因为听说是男孩儿嘛，就很高兴，叫我们回去，我们就回到了南京，也蛮危险的。到了南京火车站的时候，炸得一塌糊涂。我公公还说，你们还算运气好的，如果早一天回来，你们可能都没命了。”

在南京时，宗启是一位称职的父亲。在王树珍的记忆里，丈夫在邮电局工作，每个月拿了工资之后就把零花钱放好，给小庆后买点儿粽子糖，剩下的钱就交给王树珍，让她来打理一家人的生活。

父亲抱小庆后的次数并不多。王树珍曾说：“他这个人怎么说呢？小孩儿他喜欢的，但你让他抱，他怕的。小孩儿骨头软，他抱不来，不敢抱。”

王树珍还说，宗启晕血，所以宗家煲汤的时候都不煲鸡汤而是煲牛肉汤，因为处理过的牛肉没什么血，更不像活鸡需要宰杀。

“所以，自打我出生，到我弟妹的陆续诞生，哺乳期的母亲都是喝牛肉汤来增加营养的，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家的一个传统。不知是否是牛肉汤和母乳的效用，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体都很强壮，让我母亲安心和自豪。”宗庆后说。

王树珍那时候不单要管理一个小家，还因为自己的持家才能，被祖父、祖母赋予了管理整个大家庭的担子。她不知自己如何赢得了这艰难的使命。她曾说过：“到了南京之后，公公婆婆看上我了，一定要我管家，我很年轻哎。我妈妈在的时候，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做，厨房都没进过。我妈是格格出身嘛，小姐怎么能进厨房呢？我一样都不会。可是他们一定要让我管家，公公一定吃我烧的菜。大概是看上我能吃苦吧。当时我真的是不会做，但他们就说我烧的菜好吃。”

宗庆后的大弟宗端后还没满周岁，南京就变成了红色的南京，红旗就插到了总统府上，宗启就失业了，并且因为他的任职经历而开始了悲剧性的人生旅程。

宗启开始走向另一个对他及全家具有深刻意义的城市——杭州。

当时，宗庆后的祖父母住在苏州的二伯父家，王树珍独自带着庆后和端后在南京生活。

战火纷乱中，王树珍收不到丈夫寄来的家用，刚强的个性首次张扬，她走出家门，去寻找能养活一大两小三张囗的工作。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却是后半辈子挑起全家经济大梁的一种预演。她后来找到了在南京的宁波同乡会，自告奋勇当同乡们的老师。当时庆后已经会走路，母亲上课的时候，他就摇摇摆摆地待在课堂上，当一名最小的“旁听生”，开始了他的文化启蒙，而不足周岁的端后则睡在隔壁的办公室里。

在这样艰难的境况里，小兄弟俩依赖母亲的顽强生存了下来。母亲每月的工资是几斗米。

1949年秋天，宗启辞去了南京邮政局的职位，跟妻子一商量，先到杭州来探路。宗庆后的曾祖父辈均为杭州府钱塘县籍，曾祖父也葬在杭州，所以宗启一直把杭州当作祖籍之处。

宗启把杭州当作一个可以安身立命、平静生活的地方，之后王树珍带着宗庆后和端后来跟他会合。在杭州，一家人除了宗启的九弟之外，找不到任何可以投靠的人。九弟的处境跟他们差不多，所以用无亲无故、无依无靠来形容他们当时的状态毫不为过。

年少懵懂的宗庆后，就这样变成了一名杭州人。然而贯穿他的整个童年，这座陌生而新鲜的城市，始终没有真正地欢迎过他们。

邮政局是回不去了。虽然新政权的邮政系统会留用一些旧政权时的职员，但宗启已经从南京的邮政局辞了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那时他手中还有一笔的小小积蓄。

“他的九弟会开车，就打算大家拼一下，一起做物流。那时候也没多少钱，车也不太好。他不会开车，帮弟弟搞业务。刚解放的时候，物流还蛮紧张的，还可以维持。但到了后来，车不好，汽油也贵，烧木炭之类的，车就跑不起来了。他的工作垮了，就等于说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了。”王树珍说。

那时候他们租住在西湖边的韶华巷，就在柳浪闻莺边上。今天来看是湖滨豪宅，离南山路很近，可是在当时，南山路还是一片荒凉，几乎可以用破破烂烂来形容。跟他们一起住的除了宗庆后的九叔叔和九婶婶，还有十叔叔。两间房子住了三家人，有时候连米都买不起，饭都吃不上。

刚到杭州的时候，王树珍也没有工作，一直待在家里照顾孩子。有一天有个邻居告诉她，杭州师范学校在招师范生，是短期班，白天工作，晚上读书，只消两年就能毕业参加工作。她去试了一下，结果被录取了。

后来她在报纸上看到招聘消息，说是文教局向社会公开招聘老师。她又去尝试了一下，结果又考取了。母亲时常说：“我的工作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她是对的。她在两百多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幸运的四五十人中的一员。

当时女人考文凭、求职业，还真是非常具有超前意识。

王树珍说过，宗庆后的超前意识遗传自她，宗庆后十分认同。

王树珍的这一举动对他们整个家庭来说具有伟大的意义。这么说丝毫也不夸张，因为从那之后，她有了固定工作，他们家就有了稳定收入，再也不用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事情了，虽然生活依旧拮据，却可以萌生出微弱的希望来。

王树珍分配了工作以后，他们全家就搬到柳翠井巷小学里去住了。柳翠井巷小学所在地，在解放前是一个商会，类似于祠堂的一个建筑，改建成学校之后，大厅隔起来当成教室，两边的厢房就是教工宿舍。王树珍庆幸自己分配的学校还算好的，是浙江省工商联办的学校。一般的小学老师刚分配时，也就是28或32元的工资，她刚分配就是55元。

那是1950年，宗庆后5岁。

宗庆后跟学校和教育的缘分也就打那时开始萌生和滋长，并且纠缠了一辈子。

后来经常有记者问宗庆后，为什么这么热心地捐资教育，因为他就生长在校园中，他家的卧室就在教室边上，就像大树上的一片绿叶。宗庆后跟学习的关系也是如此近，几乎是贴肉的关系。这也是很多人赞叹的宗庆后强大的学习能力的一个外因—青少年时代，他24小时置身于一个学习的氛围中，耳朵听得最多的是琅琅书声。

有时候宗庆后回想自己的童年，回想自己所经历的这大半生，能够拥有今日的一切，如果说全赖他的母亲，肯定算不上夸张。他母亲临盆前，在徐州就是吃烙饼、喝豆芽汤；她坐月子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连鸡汤都没喝上，反而因为赶赴南京而冒了巨大的危险。王树珍时常说自己命中注定不该死。宗庆后相信这是上苍对她的照拂，可是对照后面她所承受的苦楚与艰难，宗庆后又难以说清这到底是照拂还是强迫的修行。

王树珍曾说，宗庆后刚出生的时候一直在哭，因他太小，吸不出奶水。她后来曾对一位访问者讲：“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吃奶水长大的，所以身体好，不大有毛病。就是苦，我苦了一辈子。所以宗庆后晓得，妈妈最苦，所以他结婚的时候就对媳妇说，妈妈把我们带大不容易。”

五个孩子全是王树珍母乳喂大的，没有吃过一袋奶粉，况且也吃不上。他们同样也没喝过鸡汤，因为父亲晕血。

宗庆后不确定到底是什么让自己养成了沉静内敛的性格，似乎他是天生的内向。在很小的时候，宗庆后已能够意识到，母亲才是这个家庭的核心与基石，她是最值得敬重和爱的那个人，而作为她最大的孩子，宗庆后唯一能做的就是替她去分担些压力，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压力。

那种生活强迫的训练，那些独立、坚强和承受，也许只是儿时的冷暖，但宗庆后相信，它们一定塑造了后来的自己，使他在面对社会、公司和人事的各种胶结时，学会了从容面对。

在宗庆后的记忆当中，他从来没有看到母亲焦虑、抱怨或者退却过。她总是一副处变不惊、从容不迫的样子。

他记得母亲几乎没有时间陪伴他们嬉戏玩耍，她白天上班，常常要工作十多个钟头；晚上读夜校，争取一个更好的文凭；其他时间她忙于家务。几年后，宗庆后的大弟端后慢慢大了起来，他比较调皮，受到的惩处大多是做家务。王树珍后来不用上夜校了，紧张的节奏才得以舒缓下来，而此时的宗庆后却已突然长大。

王树珍的家教严格而充满贵族气息。有一次，宗庆后年幼的弟弟看到别家的孩子在吃零食，在那个物质比较贫乏的年代，他的双腿就迈不开了，眼神中流露的对零食的渴望完全不加掩饰。正好王树珍路过看见这个情景，她立即把孩子们叫回家中召开“会议”，郑重地给孩子们定下了一条“家规”：今后看到别人吃东西，必须马上走开，决不允许再像今天这样站在那里看别人吃。同时，王树珍又赋予了宗庆后一个责任：除了必须保证自己能做到外，还要管好两个弟弟。因为，王树珍知道，几个小弟年纪实在太小，肯定是没有足够的自制力的。

从那以后，只要别人家的孩子在吃东西，宗庆后就得拉上弟弟们走开。

“转身”展示的是一种志气和傲骨，宗庆后真正的受益是：人生中总会面对很多诱惑，此时如何保持清醒，如何节制欲望、抵制诱惑，对人们就无比重要。

修身的“孩子王”

宗庆后是在1953年读的小学，没有在母亲执教的那所小学读书。母亲把他送到了杭师附小。这是母亲对他的教育所作出的战略选择。

杭师附小无论师资力量还是办学质量都堪称一流，而且它是公立学校。

母亲相信，杭师附小所提供的严格教育和严谨学风，会使长子得到“主流”的教育，而当时这是宗庆后无法理解的，因为杭师附小离家太远。

无论如何，上学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路虽然远一些，但对于宗庆后来说也算不上什么苦楚。他自小没什么爱好，喜欢安静的生活。甚至在弟妹的印象中，宗庆后小时候是被当成女孩子养的，因为他不淘气、文静，父母省心。弟妹们小时候打球、玩弹子，可是他这位大哥从来不玩，在家听爸妈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是标准的好孩子。生活的视野逐渐开阔，但生活的节奏却始终一成不变。上学、放学、写作业、睡觉、起床……

他们的生活依然拮据，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挤着6口人。所以当男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搭建了高低铺，来缓解住宿的拥挤。

当别的同学高高兴兴地去看学校组织的电影的时候，宗庆后和弟弟们很多次找借口不去，原因只是交不上钱。当然，宗庆后的班主任总是很好心，端后的班主任也总是很好心，他们为宗氏兄弟俩买单。但即使是这样的帮助，也渐渐地成了他们的心理负担。

在杭师附小，宗庆后做过学生干部，二年级的时候他转学回了新华小学，当上了少先队中队长。

有一次，学校打算邀请解放军叔叔给少先队员们做辅导报告，宗庆后被安排为队日活动主持。当时不仅需要主持现场，还要孩子自己去部队邀请解放军官兵来做报告。说心里话，得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宗庆后也很紧张，因为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把解放军叔叔请来，又是否能把队日活动主持好。。

他忙了整整一夜，设想了无数的场景，准备好了前往军营邀请解放军叔叔时的对话。

第二天宗庆后带着介绍信去了部队营地。

一名军官出现在宗庆后面前。宗庆后把介绍信给了他，把来意告诉了他。没有设想中的场景。军官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并且愿意配合宗庆后主持好队日活动。

队日活动很成功，解放军赢得了景仰，宗庆后赢得了尊重。那个年代里所深埋的英雄梦，也开始冲动和萌芽。

宗庆后自此开始相信，所有的英雄之路都不是始于想象，而是始于行动。很多时候人们的失败不是因为准备得太少，而是发现困难太多而主动放弃。其实有时候，只要行动了，就会得到比预期更好的结果。这是宗庆后在 12岁那年学到的东西，它使宗庆后变成了一个注重实际行动的人，并因此而终生受益。

宗庆后大约在那时候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弟弟们说，在此之前，他喜欢看小人书。这是那个年代所有孩子都喜欢干的事情。王树珍也说，宗庆后从小就爱自己看书。“他上二年级的时候，国家和苏联关系好嘛，《卓娅和舒拉》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这些书他都看，他看书很快的，本事真大。”

那时候学校的图书馆有不少书，他是教师子女，又住在学校里，所以就有了天然的便利。王树珍喜欢孩子们读书，她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她也相信，读好书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母亲知道榜样拥有一种力量。她说：“我就管牢宗庆后，宗庆后考第一，老二也得考第一，老三也要考第一。一个比一个，我就先抓大的。宗庆后从小读书就认真，我就管牢他，让他来管弟弟妹妹。他是老大，很有威信的。弟弟们都得听他的。你要去玩，要先把作业做好，如果作业做不好，他会批评他们。他很自觉。”

小学毕业之后，1958年夏天，宗庆后到杭州市第五中学读初中。

宗庆后不仅是班长，还因为普通话标准当上了学校的播音员。每个清晨，他自发地为班上的同学朗读当天的报纸新闻，有时还讲几个冷笑话。

后来“达娃之争”时，有位中学同学在网络上留言“顶”他：“宗庆后那时就是我们的班长，虽然自己从不打打闹闹，但看到有弱小的同学被欺负的时候，他都会挺身而出，我相信他一定是正义的一方！”

宗庆后记得他初中第一任班主任叫金秀芳，大队辅导员叫吴保成。

金秀芳是对其影响最深刻的人，她是一位工农兵出身的大学生，丈夫是驻外使节，那时候刚分配到学校。金秀芳喜欢宗庆后，觉得他独立而有头脑，让他当上了中队长。

大队辅导员吴保成也喜欢这个想象力比较丰富的孩子，时常让他组织些活动。他们两个的信任与关爱，毫无疑问也构筑了宗庆后的性格。

1959 年冬，宗庆后所在班级参观杭州萧山棉纺厂，第二排右数第二个为宗庆后

宗庆后的一位同学说：“那时候我们年纪小，相互之间经常开玩笑，我们给他起了两个外号，女同学叫他‘白面书生、白米粽子’，‘白面'是因为他小时候皮肤很白，‘书生'是因为他学习成绩比较好，是公认的尖子生。还有一个名字叫'大头'，他那个时候个子不太高，但是头比较大，所以我们叫他‘大头’；另外一层意思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中队长，又是班长，所以他是我们的头，我们就叫他‘大头'，这是男同学叫他的。”

宗庆后是个很有号召力的班长，他的身上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把同学们吸引到他身边，天然地被他折服。这不仅因为他自身的优秀，也得益于他的平等意识。放学的时候，他自发地组织学习小组，他说：“我们自由组合的时候，不要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成绩不好的在一起，大家要均匀一下。”差生由是感激，觉得“大头”果然有领袖的大量。学习小组一般到宗庆后家去活动，他总是先“抓牢”大家学习，做完作业再玩。玩也玩得很有创意，小桌乒乓球、打篮球等，大家玩得很快意。

班主任金老师看出了宗庆后的实力，“他在同学中有凝聚力，敢负责，敢担当，很多中队活动我只是指导一下，放手让他去干，他就能把全班带动起来，独立活动”。从初一到初三，每年的清明，宗庆后班长总是带领三班的同学们，从学校所在的南星桥步行两三小时到万松岭，然后扫墓、种树和开展纪念活动。杭州市教育局在西湖边一公园附近搞了一个实验园地，大队辅导员吴老师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宗庆后所在的三中队，宗庆后带着同学们种“浙大萝卜”；这种萝卜个头很大，跟人一样高。同学们看到一排排人一样高的浙大萝卜，别提多美了！

当然，最被传为美谈的是“大头”的头脑，会动脑筋，点子大王。有一次，一项“讲卫生、除四害”的宣传任务交到了宗庆后手上，老师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让宣传覆盖最大的面。宗庆后灵光一闪，自己写了一份宣传稿，到学校开了一份介绍信，然后叫上班上一个很会吹笛子的寿金海同学，一起赶到杭州市中心的官巷口食品商店。“当时这个食品商店是杭州最繁华的地方，人流量很大。他们进了商店，就直奔广播站，把介绍信给广播站的人看，然后说，我们要来这里宣传‘除四害’，这个稿子能否在这里念一念？结果广播站的人一看介绍信就同意了。”

老同学戴时超现在说起来还很佩服，“然后'大头'就把大话筒调好，他在上面念稿子，念完以后叫寿同学再吹支曲子。老师要求宣传覆盖面，这样一广播，受众不是很多了吗？他很聪明，这个比发传单效果好多了。”

“大头'的脑筋是灵光的，”戴同学印象深刻，“因为粉笔写到最后很短，老师也不要了，就浪费了。‘大头'带领我们把粉笔头收集起来，再把黑板上擦下来的灰也收集起来，用水拌匀，加上一点胶水，然后放在细竹管做成的模子里面，做出来的粉笔粗一点，但是效果还是可以的。”

脑子活络的宗庆后，到了暑假的时候就带同学们到杭州花圃附近去拔野草，也算是勤工俭学。一天的收入可能还没到2毛钱，但是大家都把这一分一厘的钱存起来，到开学买文具。那时候，中国家庭普遍收入不高，孩子们很懂事，知道赚点钱补贴家用，而宗班长总是出主意、想办法的那个“灵魂人物”。

那个时候班级出黑板报，一周更新一次。“我印象当中'大头‘很认真，一方面他自己写稿子，一方面组织大家写，再由他最后编辑润色，我们就叫他总编。”当时班上的宣传委员说，“而且他很认真、仔细和追求完美。他写完黑板报，由我最后画插图。有一次，他写好后走了，结果又回来了，说有几个字不准确，要改一改。”

还有一位同学在一次同学会上遇到了宗庆后，问他是否认识自己。宗庆后说：“我怎么会不认识你！”那时候宗庆后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他最大的优点就是组织能力。我们初中的时候，他组织了一个篮球队，他蛮热心地联系班与班之间比赛，放学的时候打一场球。他也是很要强的、荣誉感很强的人，打篮球我们一定都争第一的。输了就练。他就是这样学习好、品德好、身体好的三好学生。”

那时候，宗庆后也可以自由地、有意识地阅读，读学校图书馆里的藏书，可以想象自己是保尔？柯察金，可以对女英雄卓娅表示出深深的敬意。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姓氏的与众不同。历史教科书中提到了宗泽，他是岳飞的伯乐和导师，而岳飞则是一位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尤其在杭州，到处都弥漫着岳飞的气息，尽管充满了悲剧。

宗庆后：“时至今日，尽管我始终不相信‘血统论’，也不相信什么‘基因说’，但我依旧相信家族和宗法在中国的力量。祖先所拥有的光荣会激发你去奋斗，即或是为了一些虚幻的泡影。世界上成功的都是行动派，有时候你很幸运，看似虚无缥缈的理想，因为你的行动，就成功了。成功很艰难，有时候却又那么简单。”

稀缺的财商教育

宗庆后的父亲从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创业求生之路。

杭州成立运输公司的时候，一些好车并到运输公司了。宗启和九弟的那辆车实在太破，就只好拿去卖了点儿钱。正赶上那时候他们的父亲刚刚病逝，十弟说要拿这笔钱去安葬父亲，然后他就消失了。直到多年后，宗启因为他的缘故遭到审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老十被怀疑做了情报工作。

在卖掉了那辆破车之后，宗启开始寻找一条适合他的道路。事实上，毕业于中国大学化学系的他有着不错的学养，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至少在1949年前后，他的出身并不构成他探路的障碍。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还是两条腿走路，至少杭州是这样的。政府希望民间能够办学，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同时提供一种全新的形象。父亲就办了一个补习班性质的学校，取名叫“求是中学”。王树珍回忆：“他筹了点钱，自己买课桌椅、租房子，办得很好的。”宗启的确对求是中学充满了希望，教育也的确是一条适合他的学养、符合他的性格的道路，甚至称得上唯一完美的道路。

但是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中，个体命运因不受控制而支离破碎。那时候朝鲜战场上的硝烟已经弥漫，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地跨过了鸭绿江，给予对南京国民政府残存希望的人致命一击。他们以及一些黑心商人的行动的确使志愿军受到了伤害，而作为回复，他们得到了“五反”。阶级斗争成为一个时代词汇。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宗启背负的“包袱”颇多。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祖上都是旧官僚；解放前，他是供职旧政府邮局的小职员。更要命的是，他一度还被当成他的十弟而被怀疑为特务。

这些“定语”让宗启注定无法在一个新时代里获得新生，他已经被打上了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就像黥面的囚徒，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过去的痕迹。

至于对宗启十弟的怀疑，至今仍然停留在“据说”之上。但大历史有时就这样毁灭了小人物的命运，就是这个“据说”，几乎毁灭了宗启。他的求是中学很快被政府接管，他被当成十弟宗魁发配到杭州乔司农场，被隔离审查了一年多。

他反复地告诉审查他的人，自己叫宗启不叫宗魁，一定是他们搞错了。宗启在那段时间里写了很多材料，供清查者—一核对。

经过了一年的审查和观察，清查者终于相信，宗魁是宗启的十弟，对他的怀疑与宗启无关，他只是一个优柔且没能力制造伤害的小知识分子。他们把他放了，就像抓他时那样，没有任何解释，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的补偿。

对于这段经历，对于宗启所遭遇的厄运与失败，宗庆后的母亲曾多次唏嘘不已。“我先生是中国大学毕业的，还不错的，不过他的命运不好。”她说，“他当时如果接着办教育也很不错的，退休的话教师工资也蛮高的，结果工作又没了。他也闲不住，当时整个家就靠我一个人撑着。”

那时候的宗启一定很绝望，对过去、对未来以及对曾经所寄予希望的一切东西。

宗启后来又千方百计地去找事情做，也办过小厂子。他的自行车零件厂办得不错，可是他脾气“杠”（犟），而那条“旧时代尾巴”又如影随形。“因为他出身官宦人家，用他也在用，查他还是要查。”王树珍说，“我先生就是一心一意为共产党做事的，他也没别的想法，问心无愧。”

街道办事处主任对于宗启这样的人始终会多加关注，但他们后来对他也不错，说他办事认真，白手起家，分配给他的都是家庭妇女和犯过错误的这些人，很不容易等。然而在“白手起家一成功一被审查”这样一个诡异的轮回中，宗启始终没能逃脱身份的阴影。

宗启不像孩子们的母亲，是一个正面撞击，他总是淡远成一个背影，在他许许多多创业和被审查的日子里，哪怕是顺风顺水的时候，他也是内敛而淡然的。“我只是记得，全家的聚会总是在晚餐时，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中，在昏黄的灯光下，父亲给我们讲他的企业、做生意的法则、为人处世之道、时事趣闻，等等。”创办企业于宗氏兄弟来说，并不陌生得令人胆寒，因为宗启早在孩子们的童年时代，就开始了这样的启蒙。

在宗庆后的童年，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企业家，但是这样的谈话对于作为长子的宗庆后来说，是十分有营养的，也是父子间亲近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

为了生存的“告别”

家里的经济状况始终不见好转，宗启始终无法提供经济上的安全保障，儿女越来越多，逐渐构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王树珍所承受的苦难可想而知。

不幸的是，整个国家都开始面临着饥荒的威胁，饥饿变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就在宗庆后读中学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带来了它的恶果。

起初的时候只是因为挣钱的人少、花钱的人太多，宗庆后他们偶尔能吃上水果和糖果就可以得到满足；后来水果和糖果的味道消失了，饥饿的味道到来了。

王树珍有一次说：“后来到六O年还要苦嘞，买东西都要凭票。二十四斤定量，没票什么都买不来。青菜，一人二两，还要一大早排队去买，盐花拌饭吃还算好的，农村都饿死人的。包心菜都包不起来，长的绿叶子，你要不要买？有钱也没得买。”

“二十四斤定量，还不都是米，还要搭番薯干儿，杂粮。宗庆后当时在五六年级吧，按照定量称好了拿去学校食堂蒸。做爸爸妈妈的总想孩子们多吃点。他说，不行，一定要先保证爸爸妈妈的量，国家给你们这么多，你们就要吃这么多，爸爸妈妈吃饱了才能工作。他很懂事。”回想起来，王树珍很感慨。

每个人都饿得心慌慌的，宗庆后和弟弟们都在生长期，更是感觉饥饿像从胃里长出一只手来，不断地想抓点吃的。于宗庆后来说，儿时的称米分粮可能是一种管理的启蒙。面对弟弟们无辜而可怜巴巴的目光，他必须克制自己，让理性升腾。

宗庆后是家中的老大，自然要为母亲多承担一些。那时候在家里吃饭，母亲总想多拨些饭给我，她生怕正在长身体的长子被饿坏了。宗庆后所能做的就是把粮食称好，带到学校食堂去。

对王树珍来说，她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生养了五个懂事、听话和有出息的孩子。同样对于她来说，一生最大的伤痛，或许就是将女儿宗蕊送人，过继给了九叔叔家。

那时，宗蕊出生了，白天宗氏兄弟们要去上学，王树珍要去上课，没有人能够照顾她。王树珍的班上有个男生生活很困难，他的寡母没有工作，全靠给别人洗衣服维持生计。她给人洗一个月衣服收1块钱，同时要给15个人洗衣服，一个月挣15块钱，才够她和儿子两人吃饭。王树珍觉得他们母子太可怜，就想帮一下他们。

有一天，那个女人找到母亲说：“王老师，小妹没人带，我给你带孩子吧。”

王树珍同意了，答应每个月给她发15元钱工资。“每天的一二节课和三四节课之间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一听到打铃了，她就把孩子抱过来吃奶。吃中饭的时候，再抱过来吃奶，然后抱回去。我每个月给她15块，剩40块就是我们家的生活费。”王树珍说。

一开始他们还觉得宗蕊得到了照顾，王树珍又帮助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可是没多久居民区的干部们就找到王树珍，说：“王老师，你在教别人的孩子，你的孩子却在受虐待。”

王树珍跟他们一交流，再跟别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个女人拿了她给的15块钱之后，还是照样去给别人洗衣服。她洗衣服的时候，如果宗蕊在哭，她就用棉被盖住宗蕊，让她的哭声传不出去。有时候她嫌宗蕊老是哭，还偷偷地打她、拧她。王树珍知道了宗蕊被虐待的惨状，无法忍受，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

那些干部劝王树珍说：“王老师，你先不要着急，她不就是个国民党家属吗？我们盯着她。你放心好了，我们会看牢她，不会让她再打你的孩子。但是你现在不要把她辞掉，要不然她会恨你砸了她的饭碗的。”王树珍想了想，觉得干部们的话在理儿，又没有其他的办法，就只好继续雇着那个女人，继续每个月给她15块钱。

差不多这时候，宗启的九弟从外地回到了杭州。王树珍知道九弟媳不能生育，就跟九弟商量说：“宗蕊这孩子没人带，现在雇的这个帮忙女人老虐待她。我把15块钱给你，你来帮我带吧。”九弟说：“钱我不要，孩子我带走，不给你了。”

王树珍想了想说：“好吧。”

其实当时宗启九弟一家最喜欢端后，给宗庆后兄弟几个做鞋子的时候都要特意给端后做得好一些。他们曾提出领养端后的想法，端后因为已经大了，死活不肯；后来端后每次到九叔叔家里，他们要留他吃饭，他就赶紧溜走，生怕被留在那里。

宗庆后坚决反对送走妹妹，但他的反对没有生效。王树珍一想到宗蕊被虐待就全身发抖，坚决不想让这样的事再度发生。她后来自我开解说，自己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宗蕊不受虐待；最关键的是，都是一家人，一笔写不出两个“宗”字。

宗庆后兄弟几个已经开始懂事了，知道妹妹去了叔叔家，没法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但是他们毫无办法，只能把眼泪含在眼眶里，吞咽在心里。

那时候的学校食堂，菜都是自己烧的，一人二两青菜，拌点儿盐糊弄过去。王树珍一回忆起那段往事，就伤心不已：“五点就要排队去买菜。一人二两油，五个人就一斤油。反正蛮艰苦的，什么都凭票，就是有钱也买不来。粮票、油票、布票，什么都凭票。”幸好，这一切总算过去了，都已经过去了。

经商初体验之“爆炒米”

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也是对人们生存意志的最终考验。

那一年宗庆后初中毕业，听说在师范学校读书不仅吃饭不要钱，还能发生活津贴，于是他打算报考师师范学校。可是他去报名的时候，却突然被学校告知：你的家庭成分不好，报考师范必须是贫下中农出身。

对宗庆后来说，那是一桩激烈的打击。此前这样的打击已经有过一次，同样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他无法加入共青团。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他的姓氏，除了带给他杰出的祖先外，什么都带不来。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最起码自己的父母就无法自行选择，当然他们也无法自行选择未来的子女。因为出身，宗庆后无法去读师范学校；不让读师范，宗庆后就索性不读书了，早点工作赚钱。

那时候宗启无法帮助妻子担负起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只能由宗庆后挺身而出。就这样，1961年，宗庆后离开校园，踏上了社会，开始与自己的少年时代和校园生活做一次彻底的告别。

起先宗庆后跟人学修汽车。有一次，他去以越剧闻名的嵊县修车，给师傅打小工，拧螺丝、递扳手，到了饭点儿还要给师傅烧饭。那时候他们烧饭的面粉也不是精面粉，而是夹杂着红薯筋和各种杂粮的面粉，烧出来的就是面疙瘩。虽然学得很苦很用心，可是毕竟太小，又没有基础，师傅自然不满意，而且收入又很低。

后来宗庆后就开始四处打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有一个场景一直烙印在宗庆后的记忆最深处——他和端后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抬着一个比他们矮不了多少的铁家伙，在幽暗而逼仄的巷道中穿行，因为年轻和腼腆，几乎连“爆炒米嘞——”这样的吆喝声都羞于出口。

爆炒米机是宗启从一个朋友那里弄来的，一套东西花了八十多块钱，这在当时可算一笔巨款了，但是宗启因为腼腆而一直任它躺在墙角。宗庆后决定用它挣钱。

现在的孩子估计已经不知道这样的古董了，但是在他们小时候，这还是很流行的玩意—一个开水瓶大小的铁葫芦横卧在火炉上，要不断地翻滚它，用以均匀加热炉中的米等食料。开炉时，一手用麻袋罩牢铁葫芦，另一个手把拉钩“砰”地一拉，就成了。那一声让人又怕又期待的“砰”的巨响，让围在边上的孩子像过年一样喜庆。一开始拉钩，兄弟俩也有些发怵，后来慢慢就胆子大了起来。

爆炒米的大米都是买主自己带来的，宗庆后和弟弟只负责为他们加工，收加工费。他记得那时候爆一炉米，不加糖精是一毛钱，加糖精是一毛五。除了来爆炒米的，还有人来爆蚕豆、黄豆、玉米，甚至还有人爆年糕。他们是来者不拒，爆什么都是一个价钱。

那段走街串巷的日子回头想起来，还颇有成就感。通常情况下，如果赶上过年过节，生意还是蛮不错的，一天能赚七八十块钱，算是不得了的一笔收入了。

尤其是过年前的几天，生意好得不得了，从一大清早爆到天黑，还有好多人排队等在那里。主要是那时候人们办不到什么年货，只好拿点儿大米爆一下，权充打发年关的零食爆炒米大概挣了百十来块钱，后来兄弟俩就不干了。主要原因是离家太近，很容易碰到熟人。那时候又年轻，很要面子，觉得有些难为情；近的地方不太想去，远的地方又走不动。

这是宗庆后人生的第一笔生意。

后来他们见火车站有人卖红薯，就去菜场买了红薯回家煮熟。寒风呼啸的冬夜，他们把煮熟的热红薯拿到火车站去卖给外地人。那时候他们卖四毛钱一斤，算是很贵的，可是那些外地人刚下火车，没什么吃的，也会掏钱买。

那时候宗庆后已经会采购最低廉的原材料了。“记得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到良渚农家买番薯，回家时已经天黑了，看不清路，一下撞到桥头，摔倒在地，巨大的撞击力把自行车的前杠都撞弯了。那天我一直推着自行车，走了几十里路，把一堆番薯运回了家里。”

可是无论爆炒米还是卖红薯，对他来说都是不情愿的被迫。如果生活能够给他提供稍好的另一种选择，如果母亲并不那么心力交瘁地抚育他们，如果他的妹妹不必过继给九叔叔家，如果.…….他又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

1963年，宗庆后艰难的少年时代结束了，在命运之手的随意一挥下，他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随后漫长的15年即或不是造就宗庆后人生的关键，也在他的整个生命中烫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烙印。

“而我回望这段岁月，却深深地感受到，年轻时承受的苦难就是一笔财富。”宗庆后的声音中有一种沉思，“无论是否带给我正面的东西，我都要感恩那段岁月，就像我们必须感恩苦难一样。”

参考资料：

《宗庆后：万有引力原理》著者迟宇宙 红旗出版社 版次2015年11月北京第1版

《感恩党的政策、感恩伟大时代——记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文/何首乌《商业文化》202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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